“庚子退款”有功于中国人民？这才是真相！

　　“庚子退款”所退款项乃是列强勒索中国取得的，实质上是用从中国勒索的钱款谋求利益之举，是其侵华战略的需要，并非对中国的“恩惠”，绝非出于“真实睦谊”。

　　“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数额最多的赔款，给中国带来了沉重负担。《辛丑条约》签订后，部分列强基于利益考量“退还”庚款，有些人将此誉为“仁声义向”，系西方国家“友谊的行为”，是其“仁慈善意”的表现，“有功”于中国人民。这些“感恩”西方的论调，掩盖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真相。

贪婪本性昭然若揭

　　1900年，英、美、法、俄、德、意、奥、日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随后于1901年通过集体强权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中一项条款便是中国向列强赔款，1900年为农历庚子年，故此项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付海关银（关平银）4.5亿两，按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9.8亿两。赔款以中国的海关税、盐税、常关税为担保，这相当于控制了中国的主要财政收入。赔款主要分配给11个签字国，其中俄、德占一半。除签字国外，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也获得少数赔款。

　　“庚子赔款”还衍生了包括所谓镑亏、金法郎赔款在内的额外赔款。1902 年开始，清政府以约载银数为标准，按期将海关银以市价折合成各国货币交付赔款。但银价下跌，列强要求弥补此前差额。在列强的集体强权下，清政府被迫同意弥补800万两海关银的差额。

　　金法郎赔款是法、比、意串通进行的又一次勒索。原本三国均同意中国以海关银购买法郎折算支付赔款，中国按此赔款十余年。但一战后法郎严重贬值，三国不甘利益受损，于1922年向中国提出以法国金币、金锭或含金量相等的外国金币折算赔款。在集体强权下，中国被迫于1925年同意改用美元支付三国赔款。为此，中国又多付给三国3050万美元，约合海关银4110万两。

　　除以上款项外，中国各地方政府还赔付外国教会损失费约2270万两海关银，其中大部分未纳入大赔款范畴。若将它们计算在内，中国的赔款总额将超过11亿两。

　　关于“庚子赔款”性质，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个赔款确实带有惩罚的性质”。然而事实上，“惩罚中国”只是列强勒索的借口。在讨论赔款过程中，俄国、德国等主要索赔国趁火打劫，勒索的赔款远超其所谓的“损失数额”。如德国一度提出4亿马克的赔偿要求，远超其实际开支和“损失”。俄国获得最多赔款份额，自认为是“最够本”的一次出兵。美国也索要了3293万余两海关银的超额赔款，合2444万余美元。正如学者指出的，“巨额赔款，把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财富，几乎洗劫一空；实际上夺走了中国正常的国计民生周转资金，使中国完全丧失了经济独立能力”。

退款是为了“精神和商业上的最大收获”

　　“庚子赔款”对中国的严重压榨，重创了中国本就饱受摧残的经济，也不利于列强攫取长远利益，列强希望通过扶植代理人的方式谋求更多利益。“庚子退款”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它根本不是列强良心发现的“主动”使然，而是出于列强索取更大利益的考量和中国自身的争取，绝非美国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宣称的纯属“真实之睦谊”。

　　“庚子退款”是列强维护自身利益的选择。一方面，“庚子退款”与列强勒索过多有关。在磋商赔款问题时，美国担心勒索过多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不利于其在华的长远利益，因此主张将赔款总额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认为这样既能“惩罚”中国的“罪行”，又能避免中国经济崩溃。但列强均不甘于落后他国而竞相勒索，最终共同炮制了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另一方面，“庚子退款”是列强开拓中国市场的工具。美国排华法案引发了中国大规模抵制美货的运动，不利于美国对华贸易。美国希望通过“退还”行动展现对华“友谊”，博取中国人民的好感，以向中国倾销更多商品。

　　列强企图将中国变成原料掠夺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图为1912—1915年美国美孚行“洋油”运销中国的照片 施塔福（Frabcis Eugene Stafford）/供图

部分退款而非完全退款

有条件退款而非无条件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