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梁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孟子见梁惠王》“
“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
1656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厅落成的《颂歌》
荷兰“莎士比亚”的伟大诗人冯德尔Joost Vanden Vondel(1587-1679)作
目录
上篇
一、序言：投石问路
远方客人，为利而来
西方的近代，中国的近代前夕
近代化机遇擦肩而过
二、使团之行暗藏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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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投石问路
1、远方客人，为利而来
1792年，距今230年前，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了一个精心谋划多年、由马戛尔尼勋爵全权大使（Earl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率领的庞大、豪华、威武的访华使团，专程来华访问，因此英国举国对之充满了期待。此行，堪称当时欧洲外交界空前的壮举，所以引起举世瞩目，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这个历史事件当然也成为中西方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论题。例如2021年5月，台湾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举办了一次《启蒙、商业、帝国、文明与殖民—从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讲起》的学术讨论会，以探讨18世纪末英国使团的中国之行、反映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程度。
众所周知，使团名义上是打着祝贺乾隆八十华诞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来的，但乾隆的80岁大寿，早已过去两年，现在已经是82岁了（中国岁83）。乾隆很快在英国的国书上发现，“原来他们不是来贺寿的？”，远客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受命专程来华商谈英商在中国做生意的事。但既然客人自己说是专程来为他祝寿的，乾隆面子上不好不领情，也就顺其所愿，热情款待；但里子上，当然多留了戒备之心。
实际上，使团此行主要是为了在东方这个“遍地是黄金”的中华农耕大帝国，为英国工业化的商品，打开庞大市场的大门；并受命顺道访问中国周边各国，例如日本、安南、朝鲜、马尼拉，以利开拓在华的商机。简言之，此行就是为利而来。
这个使命也意在向世人宣告，大英帝国从此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一个与东方陆上霸主并肩、甚至超而上之的全球性的海洋强国。此行还暗藏着一个雄心勃勃的长远规划，就是在为今后数十年甚至在更长远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谋求商业利益而铺平道路。
2、西方的近代，中国的近代前夕
本文标题所谓的「近代」，是指西欧的海洋国家，葡、西、荷、英、法、德，自1500年以来至18世纪末叶，在「依海兴国」中所形成的一个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准确地说，一个人类历史从数千年来以欧亚大陆板块为历史舞台，走向一个以海洋板块为历史舞台的海洋时代或海权时代。其标志性的特征是：海洋全球化、依海兴国、自由贸易、殖民扩张、工业化、崇尚科技、重利轻义、商人当道和民族国家崛起、封建贵族没落民权代兴等。
凡是一个国家、社会或文明，具有这些特征的社会，就是西方基于实力地位所界定的“近代社会”；否则就被视为停滞落后，仍然处于落后的中世纪时代或前近代，而应予打倒淘汰。从此，西方拥有了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定义权、话语权，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欧洲中心史观、西方中心史观。数千年来一直享有东亚文明话语权、定义权的中国，从此逐渐沦为西方文明的跟班，丧失了文明的主动权。
中国一向是按朝代而非按时间划分历史阶段的，现在在欧风美雨盛吹的时代，西规中随。史学界主流已经按西历纪元，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的开端。英国访华使团之行，发生于鸦片战争前40多年的1792年，故名之曰，“中国近代前夕”。
于此可见，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进入世界的近代历史轨道，已经晚了约三个半世纪（1500-1840），从而注定了中国此后各个世代，在人类文明的马拉松竞赛中，必须与时间竞赛，不断追赶，甚至绕道赶超。这是历史为中国人晓示的世道，设定的标杆，此后中国不论是风流人物或政治党派，不理解这个世道的或无法达成这个标杆的，必将为历史淘汰。
站在大历史的高度来看，这个年代，也即1800年前后的乾嘉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分水岭，像750年的唐代的安史之乱一样，前后判然有别；此后清朝的命运、中华大帝国的国运、华族的族运、中华文明的命运，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战下，被肢解撕裂，江河日下、无所底止，先是沦为所谓的次殖民地，终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陷于谷底。
3、近代化机遇擦肩而过
“谈生意”这个论题，已被学术界充分论述过，无需本文赘述；所以本文的主旨是在论述使团此行为中国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具有上述标志性的「近代」特征的信息，及其潜在的后续发展；换言之，使团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序幕后的四十年前，已经为中国传达了世界近代世界的信息或天机；只是由于种种人为的或客观的原因，致使乾隆和清廷没有读懂而已，从而让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大大迟滞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本文在两百多年之后重温往事，丝毫没有究责的意思，而是站在
大历史的高度，公正、客观、严肃地探讨使团究竟为中国带来了那些「近代」的信息，从而让国人从中汲取教训，策励将来。
二、使团之行暗藏玄机
之所以说，使团之行暗藏玄机，这可从使团的规格、规模、贺礼上看出端倪。在规格和规模上，担任全权正使的乔治·马嘎尔尼伯爵和全权副使的乔治·斯汤顿爵士（George Staunton，1737-1801），都是英国当时资深的、足迹遍全球的、活跃在第一线的职业外交家，正使出任过驻俄罗斯公使、加勒比海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等要职，副使一直是他的助手，亲密战友。与此可见，此行规格之高。
马戛尔尼率领的这个使团约95人，其中包括50名士兵，和随行的两名翻译，以及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和军官等45人，还有人数不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加上操作船舰的水手则多达700多人。
使团的成员里，居然还包括了与做生意毫无关系的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和军官等人。于此可见，这哪里是专程来谈生意的，而是别有所图，例如借此炫耀英国工业化强国的先进成果，甚至居心叵测，暗中负有使命，刺探中国沿海的海道、海流等海况，这些该是画家、制图家和航海家军官才能干的专业活了。
这一行人乘坐的三艘船舰，其中包括一艘装备了当时世界火力强
大的64门火炮的「狮子号」旗舰，一艘为富丽堂皇的三桅船「印度
斯坦号」运输舰，和一艘快捷灵巧的小型护卫舰「豺狼号」。这根本就是一支小型的近代战备舰队，与使团受命贺寿和谈生意的友好互利的气氛，极不相称。所以，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是英国海霸存心要向东方陆霸秀肌肉，炫耀军力以示威；要向世上最古老、最辽阔、人口最多的中华帝国证明，乔治三世是“海上的君主”，“英国才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
当然，可以想象，这600箱的寿礼中一定装载了大量供玩赏的雅致的欧洲时髦的工艺品，但这些东西，在清宫里、圆明园里多的是，乾隆根本看不上眼；引起乾隆和文武大臣注目的倒是礼品中的尖端军工武器的模型，和先进的科学工艺制品。前者是代表英国和西方尖端武器的坚船利炮，例如英国舰队中火力最强的、装备110门大炮的战列舰「君主号」的缩小模型（由于不熟悉中国北方海域的水文情况，怕进不了港，所以没有派来，只是展示模型）；还有展现英国热兵器优势的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车辆等。
当然，这些也可以成为与生意有关的军火商品，但纵然如此，如果中国真的要买，英国恐怕也不会出售给像中国这样潜在的对手的国家。所以将之视为是向中国展示肌肉，将中国军，更为靠谱。
礼物中的「天体运行仪」，体现当时欧洲先进的科技成就，该仪器可以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移动；可以看到太阳的轨道，可以模拟各天体的蚀、合和冲等。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明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各国的国土、首都、自然的地形地貌，以及英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远征的航线等。这些先进的科学工艺品，军工制品出外，传教士虽然早已经传到中国并收藏在圆明园里，但使团展示的更为先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尖端武器和先进的科技工艺品，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其背后支撑的是西方自1500年的近代时期开始以来截至1800年，西方一些大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等人经天纬地的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革命、思想革命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远非一日一人之力，一蹴而就。
这些辉煌的科技成就，使近代的欧洲人和英国人，形成了欧洲中心观，孕育了一种自傲自信的优越感。这就是英国派马戛尔尼同中国打交道的深厚底气。清朝在他们的眼里，越来越不再是十八世纪启蒙时代那些思想家伏尔泰、莱布尼兹等心目中的理想国，而是一个古老腐朽、停滞不进的落后的老大帝国。
事实也的确如此，君不见乾嘉时代，中国的精英或将时间和精力耗于八股词章，或耗于考订辨伪、或耗于心性空谈，热衷于无关国计民生、自然宇宙探索的死学问之中，活在厚古薄今的过去的时间里，对人类文明没有做出一点足以称述的贡献。当地球的西半边满天星斗、群星灿烂时，东半边却黯然无光，黑夜漫漫，看不见一点耀眼的星光。
常言道，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人必自弱而人弱之，人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此之谓也。
但是，对于这个东方的神秘陆霸，这时的英国多少还是有点敬畏之心的，目前对这个大帝国所能想到的最好事情，也就是打入它的广大市场，同它做生意，至于侵略和吞并，这时的英国，纵令已是威震全球的海霸，还是不敢存有这种妄想，何况光是一个老大帝国印度，就已经消令它化不良，疲于应付了。
综上而论，使团此行，固然是谈生意的，但更可视为是来展现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成就和炫耀英国作为全球海霸的军事实力之旅。但是历史地看，此行更有一层意义，即使团无意或有意地、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中国带来了下文将论述的近代世界的时代信息。
下篇
目录
三、使团直接间接带来的大时代的信息
全球化时代、海洋时代、文化思想革命、科技领风骚、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当道、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兴起
四、旁观者清
五、结语：执两用中、对立统一
三、使团直接间接带来的大时代的信息
使团直接、间接带来的信息不少，这里仅举其荦荦大端者如后。首先是使团间接晓示，人类历史进入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承续1500年近代以来哥伦布、迪亚斯、麦哲伦等航海家开启的大航海代，将海洋从畏途变为通途，从此亘古以来世界独立自主的各个地区板块、各个文明被联系起来，结为一体，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在此大潮下，使团来华之行，意欲通过商贸硬将中华帝国推入这个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的大时代，和海洋大时代。
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转移的历史伟力，本可通过英国使团的「和平」访华之行，将中国「和平地」引入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但遭大清断然严词拒绝；历史伟力，剩下的唯有暴力一途了。这就是40年后以鸦片战争的暴力形式，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客观的深层原因。
从大历史的高度来看，这个通过海洋而进行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将彻底改变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轨迹和进程，从而带来中国亘古未有的全面彻底的大变化。这是使团为中国传达的最深层的时代信息！
其次是，使团所乘的是战舰而非商船，竟然可以从万里之外的地球西端的英国，穿越浩瀚的太平洋，来到地球东端的中国；清晰地表明，人类积累的生产力和知识、智慧，正在驱动人类由大河时代（各大古文明均发源于欧亚非的大河流域）、中经内海时代（西方之地中海、北海、中国之黄海、南海），进入大洋时代（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
依此类推，可以预期，人类今后必将进入太空时代、星际时代（目前人类只是初步跨入这个时代门槛的前夕，远远没有登堂入室）。国人应当及早做好准备，迎接这个新的大时代的到来；否则，在人类文明的马拉松竞赛中必将又再次落后而挨打受辱。
由此充分表明，欧洲的海权国家已经掌握、具备了足以战胜波涛汹涌的大洋的科技和坚强的意志，也即量态历史学所谓的物力和心力；从此欧洲或西方（加上美国），可以将工业化的武力，任意地投射到世界各地，中经西亚的鄂圖曼帝國，以至太平洋西端的中华大帝国。
结果是，漫长的中国东南沿海从此将丧失数千年来以海洋为天然屏障的传统国防线，完全暴露在西方海权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范围之内，从而使中国的国防重心从三北（东北、正北、西北）转移到东南沿海，可谓之为国防革命；东南沿海从此将无宁日。
第三是，像英国「狮子号」和「君主号」那样坚船利炮的近代兵器，对中国农耕文明传统的水师构成碾压式、注定挨打的优势。从此西方的炮舰，势将取代标志内亚游牧文明的、称雄东亚上千年的满蒙的铁骑强弓，而成为东亚地缘政治新的决定性力量。由此西方将可以迫使中国放弃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基于排外思想的夷夏之防的朝贡体制，放弃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进入它们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威斯特发利亚」国际秩序，一个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
第四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海权国家，利用先进的尖端武器坚船利炮，迫使中国敞开大门，让其大量的工业化商品，涌入庞大的中国市场，从而带来了人类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
这里间接涉及支撑市场经济的思想，即英国作为海洋国家所推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依据的是亚当斯密「看不见手」的、唯利是图的放任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而中国，作为农耕大国，历来奉行的是重义轻利的、「看得见手」的官营的农耕经济。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异质文明，一个逐利，一个崇义，尖端对立，势难和平共处。
所以，马戛尔尼使团的任务，不仅涉及中英商贸利益的冲突，还引发更深的中英文明价值层面的激烈碰撞，从而将为中国农耕文明造成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又一次中西文明的碰撞交融，但其深度广度，却远非佛教可比。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当道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积极贡献是释放依靠科技产生的强大的生产力，大幅提升人类的物质文明，改善人类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品质；但也因此衍生了严重的负面的甚至罪恶性、吃人的后果，例如灭族（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黑人等），其他的负面后果有贩卖人口、种族歧视和奴役、阶级剥削压迫、性别歧视，压榨、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资源、资本主义国家惨烈的内斗等，从而为恢复人性尊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第五是，马戛尔尼所代表的英国，是一个以商立国、由商人阶级或资本家当道的商贸国家，而中国却是一个以农立国，由地主阶级或绅商当道的农耕国家；两者为水火不容的异质文明，一个依海为生，一个依陆为生；虽然满人清朝以少数民族整合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于一体，但却基本上继承了汉人农耕文明的治道治术，甚至进而以马背民族的彪悍的尚武精神，补充深深人文化的汉民族文弱之弊，使之更为完美。
所以，使团来华代表的不仅是中英两大帝国的接触碰撞，更是文明间的接触碰撞，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双方见面的礼仪之争的僵局：中国，作为东亚陆霸天朝，坚决要求英使马戛尔尼必须按照中国传统朝贡制度行藩属国贡使的三跪九叩之大礼；但代表日不落帝国海霸的英使，坚决要求按西方民族国家平等交往国际礼节行礼。结果，由于双方互不相让，但又都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所以互相退让一步，中方退让一步，破天荒地首次破格允许英方这个外国使节，按其本国君臣相见之礼，即对英王行单膝跪地之礼，作为觐见乾隆时所行之礼。由于乾隆，看在远客祝寿的善意、丰厚的祝寿礼，允许从宽处理，才使英方没有打道回国，结束此行。
王霸双方见面的礼仪之争的僵局总算是打破了，没有撕破脸皮，但却显示这个西方的远客是个难缠的、令人头痛的恶客；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葡、西、法等国，远难对付，也为未来艰难坎坷的中英关系，新的国际险恶世道，露出了冰山一角。
所以，表面上是个面子问题，实质上却是个深层的文明激烈碰撞的问题。这才是中英首次文明对话，成了各说各话、聋子对话的根本原因；也是使团向中国传达的最深层的世道、新时代的信息，而大清帝国却依然我行我素，不知天下已变。这才是中国近代化迟滞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六是，在海洋时代，国家强弱贫富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是可以开发自然资源、释放生产力的科技和求存、提升生活质量的强烈意志力和渴望。海洋时代的西欧先驱国家，葡、西、荷，以及继之而起的英、法、德、日，相对于中华大帝国而言，也都是地狭民稠、资源匮乏的国家；但在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伟力，即求存、提升生活水平的强烈欲望的驱动下，甘冒危险，涉险重洋，才发现了兴国裕民的海洋新航道，开启了人类的海洋时代，从而如上所述，使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古老文明和大帝国，中华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等，相继成为腐朽的老古董，时代的弃儿，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先后淹没覆灭。
第七是，与此密切相关是对国际事务、文明高低的话语权，定义权。新兴的海洋强国，由于掌握了驱动历史伟力的科技和全球的经济商贸，从而垄断了世界事务、历史走向、文明价值对错的国家定位的话语权、定义权；从此，欧美的海洋国家取代大陆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的老大；在此历史的大潮下，中国从此丧失了在东亚的话语权和老大的地位，蕞尔邻邦日本，脱亚入欧，后来居上，成为东亚的海霸，在东亚大地上，取代传统的老大，中华帝国，一跃而成为东亚新兴的霸主。
最后是，自1500年以来，欧洲一直处于列国争夺海权霸主的战国时代。这种国际格局，促使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殖民扩张，掠夺资源，鼓倡剥削性的自由贸易，力求提升国力，克敌制胜，以致科技，日新月异，人才涌现，人类的物质文明造极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
反观清代之中国，则如一潭死水；文化思想上定于理学一宗，文字狱防民之口，窒息了思想的自由和创造力；制度上厉行中央集权，君权神圣不可侵犯，扼杀了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社会上动辄有违纲常名教，不敢稍越礼教藩篱罗网一步，成为历史传统的奴隶。
中西文明两相对照，前者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后者固步自封，作茧自闭，无法突破、革新、创新，以致日趋衰微，终至陷于挨打挨饿挨骂的境地。
在上述的世道和历史大潮下，英国作为在欧洲众海权国中脱颖而出的霸主，其使团来华，必然启动将欧洲群雄纷争的、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战国国际架构、国际秩序的进程，带到东方，逐渐形成由欧美主导的兵连祸结的战国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孤处东亚大陆的中华帝国，在此历史大潮的涡旋运动中下，被迫卷入其中，而成为欧美列强角逐下待宰的羔羊。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共崛起前，近代中国遭受挨打挨饿挨骂悲惨的国运和族运。
四、旁观者清
最后是，作为一个访客，旁观者清，具有丰富外交和游历经验的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中国途径沿海和内陆的五个月里，看到了大清繁荣昌盛的一面；当时正值清初文治和「十全武功」盛世的末期，但外表仍然富丽光鲜，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藩属拱卫，所以让「日不落」的大英海霸，尚存敬畏之心，倒也不敢小瞧这个陆霸；所以尽管受了不少中方施加的与其自诩的海霸身份不相符的委屈，还是委曲求全，尽量使此行成为一次和平友谊之旅。
但马戛尔尼私底下，在他的《访华纪实》中指出，清帝国衰相毕露，官场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秉政的文武大臣目光短浅、自满自大、人口膨胀、贫富悬殊、民乱纷起，八旗兵士气不振、战斗力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特别是水师落后于西方，不堪一击，等。来华前对中华帝国怀有的敬慕之心，已淡去不少。
然而，昧于世道世情的乾隆清廷，却似乎依然沉醉于马放南山，天下太平的梦幻之中，依然认为洋人来华只是为贪图商业利益，别无他图。一个有力的插曲就是，当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一名英国士兵竟然在一座秘密的地下仓库里发现调装完成、擦拭一新并装好子弹的英国双筒枪和两架十二磅榴弹炮，整整齐齐被当做展览品那样供奉着。
这令洋人大为震惊，难道乾嘉二帝及其文武股肱大臣，还认为这些足以屠城灭国的兵器是玩物丧志、雕虫小技的玩物，不屑仿照它们来改进自己落后的兵器吗？或者认为，纵令英国如此强大，但遥隔万里重洋，又能奈我何？果真如此短见，真是应了那句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的古训！
马戛尔尼并且预言，由于清帝国海防的落后，水师战力同英国已不在一个档次，一旦中英兵戎相见，他乐观地预言，英国强大的近代化舰队，就可以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摧毁清朝沿海的水师，从而引起民乱和藩属的众叛亲离，使帝国陷于崩溃。这也可以视为向中国发出的最严厉的时代信息。
不幸的是，四十多年后1840年中英关系破裂，爆发鸦片战争，及其后大兵压境的历史发展，成为事实；他的预言，道破天机，一语成谶。
历史地看，马戛尔尼看到的清帝国衰败的现象，完全符合中国历史上盛极必衰、新旧更替的朝代循环的规律，汉、唐、明这三个大朝代的历史，就是最好例证。现在轮到清朝了，1800年乾嘉之交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大风水岭，大清帝国正在开始沿着这个规律演变，盛极而衰，内外交困，此后东亚和世界的格局，中国国运族运和中华文明的前途，都将面临数千年来来未有之挑战！
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端者，以概其余。
那么，为什么使团传达的这些历史性的时代信息，在鸦片战争前四五十年就已经如此明显地经摆在乾隆及其股肱文武大臣如首辅和珅、大将军福康安等眼前，但他们却视而不见，没有引起应有的高度警惕，从而早早对治国理念、大政方针，及时采取必要的应对良策和应变的措施呢？
五、结论：执两用中·对立统一
这些人们常问的一些老旧的、争论不休的问题，众说纷纭，这里仅举一例一概其余。那就是政治历史学者主观上倾向于归罪满清颟顸无能，吏治腐败，乾隆晚年老迈昏庸。这的确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如上所述，绝非根本的原因，因为乾隆的父亲康熙，一个史家许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开明、惠民的君主，壮年时痴迷西方的科学技术，师从耶稣会士，精通物理、天文、数学。即使这样一位君主，却敏锐地理解到要想避免蒙古人拒绝汉化的重大失误，必须充分汉化，汉规满随，遵循中国儒家重农轻商、贬抑科技的传统农耕治国理念，不敢稍有违背；于此可见，乾隆拒斥英国商贸要求，是应有之义。
说大清蔽塞反外，但1750年（乾隆15年）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里的「西洋花园」，却完全是乾隆特命当时的宫廷画师、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负责全程的设计、施工，另聘法国传教士马致诚、蒋友仁为其助手，花了近10年的时间，仿照西方建筑的水法，并从欧洲购入大量的建筑材料才完成的；说明乾隆在园林建筑这方面，是完全开放的，没有排外。只是，对于圆明园，这个夏宫，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不过视为是避暑的休闲娱乐设施，与大政方针、国计民生无关；对于后者，康雍乾隆祖孙三代，仍然严格遵循汉人圣贤的治道、治法。
农耕文明依赖的神州大地上辽阔的宜农自然环境，蒙古人曾经试图将之变为牧场，但遭当时的汉人抗拒，使它成为中国短命的朝代之一。这就是中国农耕文明拒斥西方工商文明的根本原因，这才是明清两代压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茁壮，从而迟滞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其他的原因都是次要的，或者老生常谈的老调，例如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外患等。
依据量态历史学的生灭力论，凡物衰极必盛，物极必反，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也即中国化的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力挽族运国运之狂澜，充分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广泛采纳中外治国之智慧、经验，站在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肩膀上，彻底解决了农耕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深刻的对立矛盾，成功地将农耕文明转型为以科技生产力为历史驱动力的农工商并重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历史为中国人提出的上述天案、天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给予了明确答案；而且，近年来，在习近平强势主政期间，继续这一强劲的势头，领导中国在各个领域，文化思想、科技工艺、经济、商贸、政治、军事、外交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展现了中国速度，飞速崛起；从而用理论和事实，走和平发展而非暴力扩张的道路，创造出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品牌，使中国和中华文明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尊严。
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下，尚待解决的台湾问题，只不过是中国崛起的大潮流中的一抹泡沫，中国大历史里的一个作为后人谈资的小插曲而已！
总结而言，人类文明的发展，好比是一场由历史老人主办的马拉松文明接力赛，在漫长的赛程中，时而超前，时而比肩，时而落后，没有永驻风骚、永远领跑的文明。自1840年以来，中华文明全面落后，但经过几个世代仁人志士的知耻忍辱、发愤图强、全力追赶，现在终于在生气蓬勃的中共的领导下，已经全面地赶上比肩西方文明的领头羊美国了，甚至弯道超车，领先美国了。
目前的态势是，已经完成转型的中华文明，正处于迅猛的上升势头，欧美的西方文明，正处于直线下坠的势头；一上一下，势将拉大彼此的差距。今后是否会超越西方文明，独领人类文明风骚，姑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国人应抱有这样美好的愿景和雄心壮志，群策群力，促其实现！
最后，对上述问题，作者的浅见认为，仍然有深入进一步讨论探索的余地，特别是在理论历史学的领域，还是可以提出有异于政治历史学的另类答案。本文是篇短文，没有进入这样论证的篇幅，还是留待将来，另在本文的姐妹篇《历史驱动力之分析》一文中，再作详细的论证，以供方家雅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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