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变局：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二）

　　当今世界处于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回首百余年前的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其国内情况各异，导致了不同的资本发展的需要，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本文系《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第二部分。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研究

　　如果我们以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年份来划分阶段的话，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应当作为世界上各资本主义强国向帝国主义转变的元年。1873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批的中小企业破产，而实力相对较强的大企业则趁机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对小企业进行收购，许多企业为了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也相继签订协议，形成暂时的同盟关系。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势就是在这样的现象中逐渐向前发展。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资本主义的垄断逐渐发展，但离成熟还远得很。因此，马克思受时代的制约并不能对垄断这一现象做系统的研究并创建出科学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丝毫不妨碍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依然精确地抓住了这个时代的脉搏，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发展做出了天才的研究和预测。马克思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看法主要集中于《资本论》中，他不仅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独有的特征，如信用和股份公司的发展，更是在1867年出版的第一卷中就科学地分析了垄断产生的现实基础：生产的集中——这也成为列宁分析帝国主义的理论起点。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七篇“资本的蓄积过程”详细讲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在资本主义的所谓的“永恒规律”：自由竞争的支配下，各资本主义企业为不至于遭受排挤而破产，纷纷机关算尽来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从竞争中孕育垄断趋向的逻辑如下：

　　（1）一般来说，自由竞争时期的商品售卖价格高低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2）降低商品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手段即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

　　（3）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种：1.增加新机器设备的使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水平；2.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效应；

　　（4）大企业的雄厚资本可以更便于企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扩大生产规模，对小企业形成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5）大企业凭借竞争优势排挤小企业，逐渐垄断市场，获得垄断地位。

　　因此，完全可以说是竞争本身酝酿了垄断。垄断来源于竞争，而又成为竞争的对立物。这也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

　　支配竞争这一所谓“永恒规律”的动力则是“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

“资本积累”本身反映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进行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增殖，并形成对其他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然而“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缓慢的，资本家不得不遵守资本周转周期这一硬性条件，藉此获取资本的增大。这一非常基础的资本增大的行径日益不能满足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资本集中”便逐渐走向历史舞台。

“资本集中”本身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关系，也即大鱼吃小鱼的关系。大资本或者通过竞争的方式吞并小资本，或者通过信用的方式在多个资本之间进行联合，直接扩大了单个企业的资本总额。“资本集中”本身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存量资本，仅仅是改变了社会总资本的内部对各个部分的资本的组合形式[1]，从而实现对社会中或本部门中各个分散资本的集中。

　　毫无疑问，“资本积累”是第一位的，是基础的因素，它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也直接体现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资本集中”则是第二位的，是发展的因素，也是资本主义逐渐成熟的标志。它以“资本积累”为基础，又在扩大基础上为“资本积累”服务。“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体现了资本增殖这一社会运动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一个庞大到足以对整个市场形成决定性影响的超级企业必然形成，这就是垄断组织。这也将成为未来（马克思之时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当时已经出现并不断引起人们信用的扩张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生息资本做了分析，发现在信用制度不断成熟和应用不断扩大的时候，资本之间的集中往往只需要很小的代价便能够完成，这大大促进了资本集中的速度。同时，信用的无限发展也使得投机事业逐渐引人注目。信用本身也在社会中创造出大规模的虚假的需求：一个企业通过赊销赊购和囤货居奇，往往将大量的商品囤积在流通领域，这刺激了生产无政府状态，使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更加深重，扩大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股份公司的发展是马克思注意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迅速发展，在自由竞争阶段的那些往往需要政府的权力运作才能组织起来的大型企业，如铁路、造船等，现在单个的巨型私人企业也可以做到。这些巨型股份公司容纳了社会范围的资本，从一个私人企业越来越具有社会的公共形式。资本的私人性质也逐渐的转变为它的对立物，公共的性质，也即社会的性质。但是这个具有社会性质的资本聚合起来依然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巨型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只凭借少量的资本便能实际使用远远超过他所有的资本额来谋取个人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的寄生性也愈加明显。资本家实际上仅仅成为了货币的所有者，股份公司的运营实际上交由了职业经理人来操劳，资本家则完全变为坐享其成的、无所事事的社会蛀虫。毫无疑问，股份公司中形成的垄断资本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这是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私有制向社会的公有制的过渡。然而这个过渡依靠纯粹的经济因素永远无法完成——事实上，资本家在阻挠这个过渡性质的时候也从来不依靠纯粹的经济因素，而是政治的暴力的因素——因此，唯有政治的因素才能实现社会化的生产联合。

最后，资本过剩的现象也得到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发现，由于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使得同样投资在工业资本中的资本量只能获得同以往相比更少的回报。资本家的主力的本性使得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停止继续在国内市场上追加投资，而将资本抽离出来用于利润率更高的地方；另一方面，在竞争白热化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中小资本被排挤出市场领域，而市场中创办和维持那些能够保持稳定营收的企业的门槛也在逐步提高。大量的资本不能直接投入到生产领域中来而成为过剩的、游离的资本。因此，列强中的过剩资本只能输往国外，在殖民地等地区寻找优渥的报酬。资本输出也将成为一种趋势。

二、恩格斯的研究

　　应当指明的是，上述马克思的研究本身离不开其同恩格斯的交流。然而，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余年间，垄断的力量毕竟大大加强了，这是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所不能见到的。如何对当前如火如荼的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研究，这一任务历史的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因此，将恩格斯的贡献单独列出更能够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脉络。

　　由于恩格斯逝世于1895年，此时距离帝国主义的真正成型，也即1900-1903年危机，不过数年。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间又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表现在《反杜林论》以及此后的一些文章中。在恩格斯的年代，垄断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生产社会化的现象十分突出，整个社会的大分工已经十分明显。一个产品的最终成型必须要经过上游、中游、下游的多方参与，每一个独立的资本或企业都成为整个社会以及社会总资本的一个部分。对劳动成果的私人占有和劳动成果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对立更加明确。而生产的社会化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联系的紧密，这就为垄断创造了绝妙的、自发的前提，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形式已经出现，并得到恩格斯的重视。恩格斯认为，垄断的出现不是一个行业的特殊现象，不是一个国家的特殊现象，相反，它是全方位的。从工业到流通再到银行，一切社会部门都毫无例外的出现了垄断的趋势。否定这一趋势则无疑是在欺瞒世人。恩格斯不仅分析了新阶段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而且着重分析了“国家垄断”这一特殊现象，使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又向前发展一步。恩格斯写道：“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已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2]”恩格斯对国家在垄断发展中的看法为列宁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参见蔡中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2] 《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