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O世纪60年代中期起，有一部黑白故事片经常被全国各地电影院、电视台放映播出，它就是曾经风靡神州、家喻户晓、鼓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红色经典电影《英雄儿女》。那么，它在由小说到电影的过程中，以及电影公映之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呢?
巴金赴朝采风写出小说《团圆》
1952年初，受时任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丁玲的委托，时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编辑部负责人曹禺以老朋友的身份致信上海作家巴金，动员他参加由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创作组”。巴金很快复信表示同意。春节过后，当巴金赴北京报到时，有人出于好意，说朝鲜战火连天太危险，劝他就在国内的一些工厂体验生活，但他执意要去。他在给爱妻萧珊的信中说：“……我想还是去朝鲜好，可以锻炼一下，对自我改造也有帮助。丁玲也赞成我去朝鲜，所以决定去了……”
以巴金为组长的17名创作人员换上军装，乘火车倒汽车，于3月20日辗转抵达朝鲜，开始了为期9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有一次，因敌机狂轰滥炸，他同白朗、逯斐、菡子、伊明只能乘汽车在夜间去战地采访。过了仁川之后，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汽车便熄着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盘山公路上爬行。与对方来车交会时，因避让不及，车翻入了路旁的小沟里。车虽然摔坏了，所幸大家都没伤着。他们只得冒雨跋涉赶去目的地。
每次外出，巴金都是一路走，一路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笔认真地记录下来。这天，由于下了一场大雨，当他～觉醒来时，所住的防空洞已灌进了齐腰深的水。在随部队首长前往159高地视察前沿阵地的途中，他因眼镜被雨打湿，看不清路，在跳下交通沟时脚一滑，人重重地摔进了沟里，但他忍着剧痛继续赶路，到高地时已成了“泥人”。
当得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后，巴金遂于1953年8月上旬再次赴朝体验生活。这时他已经有了创作中、长篇小说的初步设想，因此他在信中告诉萧珊：“……至于别人的毁誉我是不在乎的。但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忙对我创作没有妨碍……我要回国后才能考虑创作计划，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二次赴朝的5个月里，巴金几乎走遍了北部的所有地区。
在朝期间，巴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记叙1952年3月22日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接见的散文。《会见彭司令员》一文朴实无华地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形，以简短的白描展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精神世界。彭德怀见稿后，致信巴金，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巴金即照此意见作了修改。后来他将在朝鲜的见闻和感受写成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先后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和《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书公开出版，另外他还以朝鲜战争为题材写了许多短篇小说，相继编为《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两个集子，分别由平明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采访志愿军第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二团六连的英雄壮举令巴金特别感动。他在该连队一待就是近一个月。在1952年10月5日，守卫在板门店前线67高地的六连，在打退了敌人的17次疯狂进攻，坚守达75小时之后，全连战士大都壮烈牺牲，阵地上只剩下身负重伤、双目失明的副指导员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了。赵遂用步话机向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张振川报告了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的危急情况，要求派炮兵直接向自己所在阵地射击。当时，团指挥所内气氛异常紧张，赵先有、刘顺武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让团长张振川和其他首长的内心都受到了极大震撼。正当团长犹豫不决时，报话机里又传来赵先有嘶哑却坚定的声音：“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团长命令他俩注意隐蔽，后从望远镜中看到两位英雄在防空洞口处与敌人拼杀，
不久，在6连隐蔽部方向一阵急促手榴弹、冲锋枪响声后，阵地沉静了。赵先有实现了上阵地前的誓言：“我们坚决守住阵地，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一步！”
团长张振川激动不已，便向炮兵下达了向六连阵地开炮的命令。最终，阵地虽被志愿军的反击小分队夺回，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光荣献身了。战后，荣立了特等功的六连被授予“英雄坚强守如泰山的钢铁连”光荣称号，赵先友烈士被追认为特等功臣。在对六连所在团进行采访时，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
结束了第二次朝鲜之行，巴金回国后即开始实施他那庞大的小说创作计划。转眼到了1961年，当时正在杭州休养的他，应《上海文学》杂志社约稿，经过一番缜密的构思，很快写出了《团圆》这篇2万多字的小说。在小说中，巴金用“我”的耳闻目睹，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政治部主任王东，上世纪3O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其爱人惨死在美军水兵脚下，留下一个年仅2岁的女儿王芳。一年后，因王东被捕入狱，孤苦伶仃的王芳被一个名叫王复标的老工人收养。王东获救出狱后，先是参加了游击队，后又转战大江南北，并来到抗美援朝前线。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东发现本部队一名女文工团员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但他强忍着痛苦没有认亲。直至王芳的养父王复标随祖国慰问团到朝鲜同他见面后，他才与女儿团圆。
夏衍责成长影厂拍《英雄儿女》
《团圆》发表后，引起了茅盾、夏衍、荒煤的关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读了小说后，即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厂)将它改编成电影。长影厂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经研究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著名导演武兆堤。
武兆堤看完小说后，被它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住了，但他又感到，要把这个好作品改编成电影，就必须再找一个人来合作。于是，他想起了抗大时期的同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的秘书毛烽。毛早在14岁时就投身于革命工作，又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武兆堤带着小说《团圆》风尘仆仆地赶往北京，在一家旅馆里与毛烽见了面。看了小说之后，毛烽深受感动，决定和武兆堤一道将它改编成电影。
紧接着，武兆堤通过夏衍向傅钟将军说明情况，傅将军准了毛烽的假。这样，武、毛二人便来到北戴河，在宾馆中开始了剧本的改编工作。经反复推敲、斟酌，他们决定将人物感情戏作为整个剧中的灵魂，并从《团圆》中着墨不多的王成这一人物身上打开突破口，为其设置了相应的情节和对话。为了着力塑造“王成”的英雄形象，武、毛二人绞尽脑汁，一连琢磨了几天。前后历时20多天，《英雄儿女》剧本终于问世了。它很快得到长影厂领导的首肯，继之又经巴金同意，并被文化部通过。夏衍还指示有关方面：“重点拍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播映后，极为轰动。时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兼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金携妻子在上海观看了该片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看‘长影’故事片《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观看了这部影片后，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的刘白羽说：“……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了新的作品吗?这事，你跟总政商量一下……请巴金带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了《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当然，不可勉强，要征求他同意，还要保护他的安全。”
历经风雨半个世纪余音不绝
不料1959年彭德怀元帅被打倒之后，巴金的《会见彭司令员》一文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中，它又被造反派诬指为“彭德怀和巴金的反革命勾结”的“罪证”，使巴金遭批挨斗，被关进了“牛棚”，妻子也受尽折磨，含冤病逝。《英雄儿女》虽然还在全国各地不断地上映，但原著者巴金的名字却被从银幕上抹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雄儿女》仍在播映，不过，报纸、杂志上频频出现了寻找现实中的“王芳”和“王成”的消息。如关于寻找“王成”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就有篇题为《寻找英雄儿女》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
1993年8月12日《中国青年报》——王成的原型就是一级人民英雄、原某团副参谋长秦建彬。“
1994年2月26日《解放军报》——王成这一艺术形象是根据南京军区某师名叫王万成的志愿军烈士塑造的。“
1991年6月《人民政协报》——反映王成这个主人公的背景人物叫王英，曾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北京军区某团竖立着一座塑像，塑像底座上刻着巴金的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
每当别人就有无“王芳”、“王成”这对“英雄兄妹”的生活原型而询问巴金时，他总是笑着回答说：“没有什么生活原型。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我在朝鲜共生活了一年多，访问过许多战斗英雄，也访问过许多文工团员，没有听说过兄妹在朝鲜战场上相见的事，更没有访问过兄妹俩。”
至于巴金给特等功臣赵先友烈士的塑像题字，则是真有其事的。1991年夏，赵先友烈士原所在部队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65集团军党委决定在营区为赵先友烈士立一座塑像，并想请巴金在碑石上题个词。曾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振川受托给巴老修书一封，并派人送到正在上海住院治病的巴金手上。巴金阅信后，很快就用颤抖不已的手写下了“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巴金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这样一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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