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改变了从此地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为了改变进军方向，在这之前，在通道境召开过一次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临时紧急会议，通过激烈争论，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获得了与会同志的赞同，这就是后党史界所说的“通道会议”。
关于通道会议会址问题，由于会议是在长征路上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小范围、时间不长的临时紧急会议，李德称“飞行会议”。据考证出席会议的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李德等7人，这些人现都已先后去世，而他们在世时，又没有谁就通道会议问题采访过他们；又由于会议的核心资料至今仍没有重大发现和重大突破，比如会议的原始记录有没有，目前还没有发现；又比如当事人有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回忆和谈话，目前也发现不多。这样一来就给调研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通道会议会址也就成了一个迷。
因而就会址的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流行的说法有二：一说在县溪（通道老县城），二说在芙蓉。笔者根据自已多年的调查，就会址的两种说法谈一点看法，作一些考证，以求教于革命老前辈和党史界的同行。
一、关于会址在不在县溪的问题县溪，是通道的老县城，位于县境的最北面，紧靠通道、靖州两县边界。笔者通过多年的调查考证，认为会址在县溪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主要理由是中央领导人所在的中央一、二纵没有进通道城。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两个情况：
一是中央领导人进入通道后的行军位置；
二是中央红军进入通道的行军序列和中央一、二纵队在通道行军路线及宿营地。搞清了这些情况，也就是中央一、二纵队没有进通道城的理由所在。
1、关于中央领导人进入通道后的行军位置问题：据长征前担任中央组织局长并负责和参加红军长征编队工作的李维汉回忆说：“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及电台、干部团也在这个纵队。”“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一万多人。行军时，中央两个纵队在队伍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在后。”①但在行军途中，由于情况的变化中央领导人的行军位置也是经常变化的。
据长征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过了湘江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第二纵队，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在中央第一纵队，进入通道晨也是这样。”②还据长征时担任张闻天秘书、原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黄经深回忆说：“过湘江至黎平这段，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是一伙单位，在一起行军。”③黄老的回忆印证了伍老的回忆是正确的。搞清了中央领导人进入通道后的行军位置，那么，中央一、二纵队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就是中央领导人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
2、关于中央红军进入通道的行军序列和中央一、二纵队过通道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问题：1984年1985年，笔者两进中央档案馆，共征集到中央红军长征进出通道前后的36份行军电令，电令指示各部队在通道的行军序列和路线是：中央红军从湘、桂边是按左、中、右三路进入通道的，右路为一军团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经木脚、临口、下乡、菁芙州到达县溪，再由县溪向靖县的新厂和贵州进军。左路为三军团，经传素、马龙、陇城、坪坦、黄土、双江、牙屯堡、团头、独坡、地阳坪等地行至播阳所，然后从播阳所直取贵州黎平。
中路为中央一、二纵队及一军团的一师和军团部，后卫军五、八军团。根据1934年12月10日至13日的行军电令，中央一、二纵队是12月11日分别从广西龙胜的龙坪、广南城进入通道的，12月14日离开通道进入贵州，一共在通道行军三天时间和宿营三个地点，具体时间和宿营地是：十日二十三时署名“朱”发出的关于各军团纵队十一日西进部署的电令，指示“军委一纵队进至流源，二纵队进至辰口。”十一日十八时半署名“朱”发出的令一、九军团十二日集结通道的电令，指示“军委一、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则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继续西移。”
十二日十九时半署名军委发出的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及占领黎平部署的（万万火急）电令，指示“军委一二纵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在上述的三天电令中，有这样一个问题，除十一、十三日电令指明了西进的具体地点外，十二日只说中央一、二纵分别从流源、辰口两地继续西进，没有说明西移到那里，但指示的大方向是西移不是北上，从地理位置上看，县溪在流源和辰口的北面，因而支县溪的可能性则完全可以排除。
那么究竟西移到哪里呢？长征时在中央军委和政府机关工作的陆定一、伍云甫、张南生十二日的长征大事记和长征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陆定一（长征上时任军委宣传部长）长征大事记：“十二日，晴，军委二纵队到芙蓉附近，野战司令部到芙蓉。”伍云甫（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掌握电台、负责军委与军团纵队的通讯联络，随一纵队行军），长征日记：“十二月十一日，晴，大队伍六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63”、“5413”、“5458”等电台报，下午到达芙蓉宿营。”张南生（长征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随二纵队行军）长征日记：“十二月十二日到金殿。”④（此地在芙蓉附近，两地相距约两华里，笔者注）无独有偶，这三位跟随中央一、二纵队行军的历史见证人，所记载十二日一、二纵队的宿营地点完全是一致的，这不仅他们互相之间作了印证，而且完全证实了十二月十二日中央一、二纵队继续西进的宿营地是芙蓉金殿。
由此可见，中央一、二纵队没有进到通道城。为了印证这一结论，例举以下材料：1977年10月，湖南省、怀化地区、通道县长征调查办的同志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调查时，该院战史部二处李绍群处长曾两次拿着卡片介绍说：“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中三路行军，两侧掩护中央，右侧进通道城的先是二师，十一日到达，十二日仍在通道，九军团在二师后跟进，十二日也在通道，十五师也到通道城，晚一点可能是十三日下午湘军占领通道城。三军团是左侧，五、八军团后卫，中央纵队是从通道以南地区过（的），所以说，通道会议没看到原始资料，这个会议可能是在通道以前或以后通道地区召开，在通道县城召开会议不可能，因为中央军委纵队没有进通道城，会址不要在城里找”。⑤长征时担任红一军团十五师政委，并从县溪路过的肖华将军，1976年2月26日，在关于中央红军进军贵州及黎平会议等问题给中共黎平县委宣传部的回信中说：“据我所知，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通道县城的只第一军团的第二师、第十五师和九军团主力，其它部队都没有进通道城。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第三、第五、第八军团大部分经播阳、洪州、中朝等地至黎平的。”⑥长征时担任毛主席警卫员的陈昌奉同志回忆说：“毛主席长征没有进通道城，离城还有四五十里路。”⑦
综上所述：中央一、二纵长征过通道时，没有进通道城，而是从流源、辰口、芙蓉、金甸、播阳等地进入贵州的，进通道城的部队是一军团的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
因此，通道会议是不可能在县溪召开的。至于说到近年来不少史书在记述通道会议时，都把会址说是在老县城县溪，根据笔者的多年调查和走访有关党史专家学者，都认为这并不是这些史书的编者掌握了好多的真凭实据，而主要有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把“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这样两个既区别又是联系的两个不同概念混为一谈，比如有人把“通道会议会址”说成“通道转兵会址”，而过来一些史书，在论述通道会议时，大都是以刘伯承元帅《回顾长征》一文为依据的，刘帅回忆文章的原文是这样的：“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很清楚，刘帅说的通道转兵，并没有说通道会议。而由于有的作者，把“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当成一回事，所以就把通道会议会址说成是通道城了。
二是误传，在通道会议的核心资料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有关著作在论述通道会议会址时，大都是这本书参考那本书，大同小异，没在实质性的突破。由此看来，史书上写的有的只能参考，而做不了依据，当然不能说书本的都不能做依据，关键的问题要看资料的来源和其本身的真实程度。
二、关于会议会址在不在芙蓉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央领导人进入通道的行军位置是：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在中央第一纵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第二纵队，而中央一、 二纵队从通道路过时，共宿营三个晚上，其中有两个晚上在一起，即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十二月十三日的播阳。应该说在两个地方都具备了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开会的基本条件，但比较起来，在芙蓉开会的可能性是最大最大的，主要依据有：
1、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时半，中革军委在芙蓉发出了西进贵州的“万万火急”转兵电令。电令指出因为“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继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为此，“我军明十三日继续西进”，“一军团二师与九军团前进至新厂、崖鹰坡和容洞地域”，“一军团一师如今日已抵洪州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三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为目的。应以主力进到牙屯堡、团头所地域。”这份电令是到目前为止直接反映通道会议精神的历史文献，实质上是通道会议的决议。我们目前所称并以定论的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就是依据原标题为《战略方针决定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这份电文的内容而确定的。上述军委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时半“万万火急”的电令有理由定为通道会议决议，这是因为：
一是电令明确了战略方针的改变，如文中所述：“……敌企图阻我北进”。这里召示，红军原是准备北进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师这一历史事实。现在为敌所阻，只好进入贵州。这就是战略的方针的改变，而且明文规定：“相机占领黎平”，这就再清楚不过了是进军贵州。
二是这份电令署名军委，根据我们征集到红军进军进出通道前后的36份电令，除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时半这份电令是署名军委外，其余35份电令均署名“朱”或“朱周”。因此，从这份电令的内容和署名这两个因素分析判断。这份电令是经中央主要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也就是说在通道会议上集体研究决定以军委的名义下发的。
对于转兵电令在芙蓉发出的根据主要有两条：一、是中央一、二纵队在宿营为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开会和行军电令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芙蓉住过有电台的通讯部队，长征时担任过中央军委三局（该局装备有电台，担任军委司令部同红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主力师之间的通讯联络，同时负责同红二、六方面军的联络）。
中央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长征日记写到：“十二月十二日，晴，队伍七时自平等出发，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十七时左右到流源宿营。十二月十二日，大队伍六时出发，大队伍六时出发，余守候一分队发“5363”、5413、“5458”等电台，下午到达芙蓉宿营。”
1978年县长调办深入芙蓉实地调查，证明芙蓉当年确实驻过有电台的通讯部队，其中有一部电台被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吴才念偷走，当红军发现后，才把被盗电台找了回来。从上述伍云甫的长征日记和实地调查都清楚地表明，当年备有电台并和中央纵队一起行军的红军通讯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宿营，因此可以肯定，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时半的转兵电报是从芙蓉开会后发出的。
2、199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二处李绍群处长在回答通道县长征调查办同志的有关询问时说：“中央纵队是从通道以南路过的，有一警卫部队，从平等、芙蓉、播阳、洪州司过，十一日到平等，十二日到芙蓉，十三日到播阳，十四日到洪州，十五日到地青，十六日到中朝，十七日到黎平。”他还说：“这一警卫部队十二日从平等赶到到芙蓉（两地相距九十华里），是否为到芙蓉执行与会议有关的特别警卫任务呢？”⑧他在介绍情况时，曾几次问到芙蓉的情况。
3、解放后，在芙蓉金殿发现有落款红政写的八条标语，这说明中央纵队确实路过这里。另外，芙蓉由紧密相连的三村八寨组成，有四百多户人家，在离村不远处有一“独立”房子，叫木林庵，可容纳二百人，说明这里有开会的场所。根据实地调查，有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说，当年红军从芙蓉路过时，各村都住了红军，木林庵也住了红军，在庵堂处还拴有马，这说明了在这里有开会的迹象和可能性。【中央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长征日记写到：十三日晴、自芙蓉出发，经芦[炉]溪进入播阳所 (关键在这里，证明中央军委司令部电台没有去其它地方停留，直接从芙蓉去了播阳) 】。以上三条为会议在芙蓉召开会议的依据，但必须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当年芙蓉归属绥宁县，并非通道所辖，这与“通道会议”的称谓和相符。
那么，怎么认识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 "通道会议" 是后人命名的，正如长征路上召开黎平、猴场、遵义等会议，当时的决议记载并非以地名命名一样，通道会议是由通道转兵而相应提出来的，其发端于刘帅的文章，刘帅在发表于1959年八一杂志《回顾长征》一文，中讲了红军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边境的通道城后，立即改向贵州前进的通道转兵，面没讲会议，但是主席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必然有个会议讨论研究，这样就提出了通道会议，而这时的芙蓉，已早于1951年年就划管了通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版图上，就标明了芙蓉在通道县的区划图内，在人们形成的概念中，自然认为芙蓉就是通道了，但确切说来，会议名称最好称“通道转兵会议”为好，或因地名而称“芙蓉会议”。
注译：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344页。②伍修权谈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1983.12.19）吴传仪、田自保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采访伍老谈话记录，经本有审阅；（资料存通道县党史办）。
③1984年5月3日，刘毅辉、田自保在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访黄老谈话记录，经本人审阅；（资料存通道县党史办）。④陆定一《长征大事记》伍云甫、张南生《长征日记》由中央档案馆提供；
⑤⑧李仲凡、王琏、张建明、刘毅辉访军科李绍群处长谈话记录；（资料存通道县党史办）。
⑥黎平县委宣传部提供；
⑦1984年5月4日刘毅辉、田自保在武汉小洪山将军楼18栋访陈老谈话记录，已经本人审阅；
（资料存通道县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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