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树发：论十月革命发生的合理性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发生在俄历1917年10月25日（公元1917年11月7日），故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以及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是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下简称十月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人否定列宁的贡献和列宁主义的意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从对十月革命的否定入手。因此，本文主旨是通过对十月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分析来为列宁主义辩护。本文坚定地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现实的，列宁主义是现实的，列宁永远活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心里。

　　应该承认，在对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合理性的认识与评价上，无论是肯定性的意见还是否定性的意见，都已谈论得很多。持对立观点的双方用以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都十分鲜明，肯定者诉诸历史辩证法，强调革命发生的特殊机遇、直接的客观条件和革命能动性的发挥。在革命刚刚胜利时，葛兰西就用一种不寻常的语言和方式表达了他对这场革命的认同与支持。否定者的根据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俄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具有使革命发生的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革命发生的思想相抵触；二是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按照预期发生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可能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发生革命时，曾经强调这种支援。在俄国革命发生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也预计欧洲可能会发生革命，并把希望寄托于欧洲革命。这两点都涉及革命发生的客观条件问题，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却是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使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和理论家作出“十月革命是‘人为制造的’革命”，是“意外获得胜利的革命”的结论，并对它的前途做了十分黯淡的预测。俄国的孟什维克和一些“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也出来反对这场革命。要把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否合理这个问题讲清楚，除了要对俄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客观形势作出符合实际的考察外，理论上还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革命发生问题的思想，要充分理解列宁关于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条件下“一国和多国革命首先胜利”的思想，消除在革命发生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革命发生需要物质技术基础，但生产力发展不是唯一条件

根据唯物史观，任何称得上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现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对这个规律做过精确的表述。他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这一思想的产生同唯物史观的形成是同步的。早在1844—1845年，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影响的观察得出如下思想：“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晰、明确。他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由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构成的生产力革命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引起全面的社会关系的革命，这就是历史进步的规律。革命在这个规律中得到解释。同历史上发生的任何革命一样，十月革命也是受这个规律制约的。这个规律对于革命来说，其基本意义在于，革命必须有其能够发生的物质基础，即生产力的发展。有人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没有这个基础，或者说这个基础不充分，所以这个革命不是合规律的，而是人为“制造的”，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从革命发生之日起，包括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问题是，俄国的这场革命确实没有它的物质的或经济的基础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情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在其革命活动早期，为了同自由主义民粹派进行斗争，通过深入调查和大量数据，论证和阐述了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系统分析了俄国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情况，详尽描述了地主经济演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现实，论证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唯物史观坚持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说明社会发展，把生产力发展看作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把经济发展水平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但是，唯物史观并不把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看作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条件，特别是不把它看作决定社会进步和革命发生的直接的决定力量。直接的决定性的力量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形成的实际社会矛盾状况、阶级斗争和政治形势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实际组织状况、群众动员起来的规模等客观因素。就俄国革命的发生来说，正是有俄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统治阶级的残暴、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所激起的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人民群众的反抗等其他的客观因素，才有比同一时期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更成熟的革命形势。对于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列宁在革命发生前就已经在理论上做了说明，这就是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所表达的思想。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后来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可以说，俄国革命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

十月革命一经发生，无论是俄国的孟什维克理论家，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都起来反对这场革命，这使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和《论我国革命》等文章中不得不在理论上为这场革命进行辩护，阐述它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列宁在病中口述了《论我国革命》一文。此前，病重在床的列宁在翻阅了孟什维克著作家苏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的札记后，发现这些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实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死抱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不放，而不能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并反对这场革命。列宁对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合理性的说明，强调了这场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系，强调是战争使得俄国革命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矛盾。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针对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借口否定俄国革命的合理性的论调，列宁反驳说，当特殊的环境把俄国拖入不革命就毫无出路的境地时，俄国怎么办？那就只有革命。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它是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他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从列宁的以上论述我们不能得出革命不需要一定的客观前提、可以仅凭热情和主观愿望而发生的结论。因为从列宁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连续用的三个“既然”所表达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列宁是强调革命发生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特殊的环境”的“两个”作用：一是“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二是“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生革命的条件获得发展。第二个条件是“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第三个条件是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亦即革命所需要的“一定的文化水平”。这里的“文化水平”是列宁借用的别人的一个提法。列宁说，“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索性把这个概念理解为一个关于作为革命的条件和基础的综合性概念，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的统一。但从列宁关于革命的这个条件的论述中我们却得不出列宁一般地不重视革命发生的“文化”条件的结论，列宁只是在反驳一些人以此非难革命的发生时，才退一步讲“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之所以退一步讲，是因为俄国并不是完全不具备实现革命的这个“文化”条件，更不是说，列宁不重视这个条件。但是，从葛兰西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的提法中却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按照葛兰西的说法，似乎革命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张的发达国家的道路，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革命；一条是列宁主张的、以十月革命为标本的在生产力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发生的革命。在我们对实际发生的革命的观察中，虽然可能发现有一个沿着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那样一条典型的理想的道路而发生的革命，对这样一场革命的理解可以得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不同的思路，但不能反过来一般性地认为革命具有东西方的、《资本论》的和反《资本论》的这样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革命有它的一定的客观基础，但在这个基础、条件成熟情况下是否实际发生革命，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革命这种事情，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可能发生。但你不能从中得出革命不需要客观必然因素的结论。但是客观因素又不仅仅是经济因素，革命形势也是客观因素，而且是更直接的客观因素。革命可能就是在既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前提又不够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发生。正是这个“不充分发展”造成革命发生的条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代替革命发生学的规律。

革命是一个总体过程，不排除各国革命的发生在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

革命，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表示事物发展的质变的概念。但是，在社会领域，则不能离开人的活动理解革命这个概念。革命是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是“历史化了的”事物的质的变化。革命也是人的活动的特殊形式。这是革命的第一种含义。

革命作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活动和事业，具有特定的价值意义。就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发展而言，革命是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是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环境的发展与根本改变，它特别是人自身的发展，即人的发展的自由全面性。因此，革命总是与人的解放相联系。人的解放特别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条件的根本改变，特别是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因此，革命就是社会革命。它以社会形态的更替为标志。这是革命的第二种含义。

革命的第三种含义是政治革命，并且往往是以暴力为其基本形式的革命。它是社会革命总体过程和总体结构中的更为显著的革命，是对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根本利益发生重大冲击的历史事变。它以人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为内容，以剧烈的阶级斗争，甚至以战争的形式出现。它又以政权的转移，即政权从旧的阶级转到新的进步阶级为标志。俄国十月革命是哪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呢？它是政治革命。否定者认为这个革命不够格，理由是它没有生产力革命、经济方面的革命作为前提与基础。在直接性上否定了作为政治革命的十月革命，也就间接地否定了俄国的整个社会革命。甚至可以说，否定作为政治革命的十月革命，就是否定了作为总体的社会革命的俄国革命。

　　问题在于政治革命的发生一定要在生产关系的革命之后吗？甚至是一定要在完整的生产力革命之后吗？历史并未为这个结论提供经验证明。历史上倒是发生过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的革命，即生产关系的革命发生在政治关系的革命之后，政治革命成为完整的社会革命的前导。这个例子就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1640年的政治革命才为它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完成的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奠定了基础。俄国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完成了生产关系革命即社会革命的。当然，任何政治革命的基础不是新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的新的发展与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了对新的生产关系的需要，革命也实际促成了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这样看来，作为总体过程的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做了生产力革命与生产关系革命的中介。当然这个政治革命不是完整的政治革命，而是直接夺取政权的行动。政治革命的彻底完成是在社会关系的革命发生之后。考察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特别是英国革命过程，我们发现它的产业革命是在1640年政治革命之后。英国资产阶级在完成了被称为“天鹅绒式的革命”后，才在18世纪产生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和应用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所以，俄国革命发生时，生产力革命表现得不那么完整、典型，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俄国革命前以电的大量生产和供应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在世界上已经发生，电在俄国也已得到应用，但是以电工技术为基础和标志的产业革命在俄国还没有实现，所以才有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综上所述，生产关系性质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层建筑的性质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所表现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决定了各国发展的一般方向和道路，决定了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但是，各个国家具体发展过程由于特殊条件可能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虽然看似同世界历史的总进程相矛盾，其实并没有离开这个进程。

两种社会形态在同一技术基础上的重叠是一个规律，但重叠不能成为否定后一（新）社会形态产生的根据

　　两种不同社会形态在同一技术基础上的并存、重叠，造成后一进步社会形态的技术基础不足的外观，这种外观被某些人拿来作为否定新社会形态形成的合理性的根据。两种不同社会形态在同一技术基础上的重叠，其实是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常态，是一个事实、一个规律。

　　马克思曾经谈到“经济社会形态”在形成中的重叠，指出：“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在个别过程中，已经采用机器了。后面这一点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更是如此，工场手工业在个别过程中采用了水力和风力 (或者还采用了只是作为水力和风力的代替者的人力和畜力)。但是，这种情况是个别的，不说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的性质，不形成像傅立叶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枢纽’。最伟大的发明——火药 、指南针和印刷术——属于手工业时期，如同钟表(一种最奇异的自动机)也属于这个时期一样。哥白尼和开普勒在天文学方面最天才的和最革命的发现，同样也属于所有机械观测工具都还处于幼年阶段的时代。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马克思接着说：“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 不论是工艺技术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要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经济社会形态”概念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指作为其基础的“[生产]形式”（马克思有时也称其为生产方式，如“机器劳动”）。相对于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形态”，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技术社会形态”（包含作为“生产形式”的基础的“工艺技术”）。马克思的这段关于“经济社会形态”产生中的重叠现象的阐述，对于我们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经济社会形态适应技术社会形态的规律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往我们对“两个规律”的理解是非历史的，即不能在发展中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在认识上就把作为二者关系演变、发展中的暂时的并且典型的“适应”关系固化了，把它当作二者之间关系演变、发展的常态。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在发展中总是表现为三个具体的阶段，即基本适应、适应和基本不适应。这个基本不适应阶段也是二者冲突发生的阶段，是孕育革命的阶段。假若我们在认识上把暂时的典型状态的适应阶段当作二者的总的关系状态来看，其结果就不仅把前后相继的两种经济社会形态看作截然对立的，而且也把它们的共同的物质技术基础即同一的技术社会形态看作截然对立的，而看不到实际过程中一定时期两种不同经济社会形态是以同一性质的技术社会形态为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的，也就是不能理解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一定时期在同一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的并存、重叠现象，从而有可能进一步产生高一级的经济社会形态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低于其应有的技术基础的误解，并从中得出高一级经济社会形态由于其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不足而缺乏合理性的结论。

　　那么，上述前后相继的两种经济社会形态在同一技术社会形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并存、重叠这一现象是否真实呢？它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结合近代以来从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和应用为标志的产业革命到以电的大量生产和供应为主要标志的电气化产业革命，再到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主要标志的电子产业革命，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的演变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为表达方便，根据它们对于相应的经济社会形态的作用或意义，我们把技术社会形态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提性技术社会形态、基础性技术社会形态、冲突性技术社会形态。例如，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现与结合为标志的技术社会形态，就是它的前提性技术社会形态；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同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则又是冲突性技术社会形态，因为正是它所代表的生产力和由它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摧毁封建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以电力的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是冲突性技术社会形态，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它则是前提性技术社会形态。电工技术和电气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造成资本主义危机的强大物质力量，也是推动十月革命发生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可见，无论在哪一次产业革命或哪一类型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形成时期，都发生着在同一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的两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形成的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有封建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区别只在于在这种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封建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处于危机和瓦解的过程中，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则处于形成和发展时期。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形成的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前者处于危机和瓦解过程中，后者则在形成和初步发展过程中。从以上事实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所谓不同经济社会形态在相同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的重叠，总是发生在技术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一和第三阶段，即前提性技术社会形态阶段和冲突性技术社会形态阶段，而与发生在同一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的两次重叠相关联的，则是前后相继的三种经济社会形态。比如，就第一次产业革命或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蒸汽机和纺纱机为标志的技术社会形态而言，它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手工业，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工场手工业，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大机器工业。在手工业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与封建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在大机器工业阶段，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并存、重叠。在今天，这种并存与重叠延续到了电工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阶段。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种以并存、重叠形式表现的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而在具体意义上，它是一个同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在其不同阶段上“支撑”三种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事实。而如果我们对这种事实不能够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就极易把这个事实看作一种脱离常规的偶然的现象，甚至将其当作一种假象。因为按照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关系的非历史的理解，所谓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技术社会形态对经济社会形态的决定关系，就是一种排除了基本适应和基本不适应状态的完全“适应”的关系状态，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承认和理解同一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有三种经济社会形态并存、重叠的事实，相对于第一种经济社会形态，误解在于，以为对它的革命是不必要的，似乎它还有其存在的根据；相对于第三种经济社会形态，误解在于，以为对它的革命是无根据的，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两种误解的认识论根源都是把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正常关系理解为一一对应的关系，把暂时的可变动的“适应”阶段或状态理解为僵死不变的并且是一以贯之的阶段或关系状态。总之，这些误解都在于不能历史地和具体地理解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把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重叠看作“起作用的普遍规律”。由此，我们才说，尽管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还不具有这种经济社会形态所要求的一般水平，还处于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上，但这是社会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暂时过程。

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前进

十月革命是在俄国发生的、反映俄国历史发展方向与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所以，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对世界历史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光荣属于俄国无产阶级。

十月革命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是世界性的伟大历史事件。十月革命是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革命。十月革命的发生既是俄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世界矛盾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是由于在一般意义上，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那样“变成了世界历史”，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都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而且在于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的结果，它先天地就是世界性的，并且它还不仅仅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存在形式，而且由于它把各个落后国家、民族和地区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从而也把落后国家、民族和地区世界化了。列宁发现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绝对规律，并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者数国首先胜利”的论断。而首先发生革命的国家，列宁认为可能正是处于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国家，即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列宁的这一思想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的革命的认识，都必须投以世界性的眼光，从世界历史进程、从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从世界被压迫国家和民族斗争的角度来观察。这是从革命发生学角度来看的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十月革命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一些在十月革命影响和带动下发生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割断同十月革命的联系。它们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发生的革命。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决定了围绕它所发生的争论也是世界性的，是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一斗争的核心始终是社会主义产生与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资产阶级明白，要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就必须从现实社会主义的起点入手，颠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其实，关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问题的争论，根本上并不是十月革命发生的条件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是否具有发生的历史机遇的问题，而是它该不该产生与存在的问题，是它的出生权问题。所以，关于十月革命问题的争论，拘泥于它的发生学的问题，在革命发生的条件和具体表现上做过多纠缠，是不明智的。

　　可以说，列宁关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出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者多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是认识、承认十月革命发生的合理性的基本理论根据。列宁的这个结论正是从对世界历史形势的分析中得出的。把十月革命看作一种世界历史现象，就是要把关于十月革命的肯定或否定的意见的是与非，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认识和检验，而不能仅仅从十月革命或社会主义在俄国、在苏联的命运来判断。无论如何，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是由十月革命开辟的。

作者梁树发，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