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垄断的形成与帝国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产力飞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指出：自由竞争产生了生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导致垄断。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时期都在生产领域出现了垄断的趋势。特别是在德国，工业界通过条约性协商，即卡特尔的形式，实现了较之其他国家的工业更高程度的垄断。1
大企业的迅速发展和扩张使工业领域竞争日益加剧。为了降低竞争造成的损失和风险，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各大企业逐渐趋向于通过协议来达成有关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妥协，以取得双赢局面。金融资本也逐渐确立了统治地位，德国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主义2阶段转变。
德国的垄断资本家为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想要重新瓜分世界，夺取世界霸权，他们大肆扩充军备，扩展势力范围，积极准备战争。在对工人运动的处理上，统治阶级摒弃了俾斯麦的恐怖政策而企图通过让步与诺言使工人阶级赞同帝国主义的政策，因垄断产生的超额利润也支持资产阶级拿出一部分垄断利润去收买工人。这可以体现在德国劳动法的订立上：在1900年以后劳资协议日益普遍；1910年1月20日帝国法院明确规定，劳资协议对缔约者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这种处理劳资关系的方式。到了1912年，通过工会与雇主之间达成劳工关系的就业人口已达到200万之众。3平均工作日也从19世纪70年代的12小时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9.5小时。4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和措施使德国率先走上了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社会关系出现了一种相对和谐的局面。到20世纪初，某些学者对德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德国是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宁的典范“德国所有阶级的人们似乎都表现出普遍的满足感”。5 暗潮涌动——党内机会主义的发展
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右派势力逐渐壮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以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著称的。他们在社会民主党内公开出现并加强活动，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表现得特别显著。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这样描述这种趋势：“十九世纪末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6机会主义宣扬阶级调和，主张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形式，放弃无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的准备。他们是工人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竭力抽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视图将社会民主党变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党。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修正主义的代表人是伯恩施坦。1896年，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审查（修正）和校正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否认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企图使工人阶级相信阶级斗争正在减弱。他们试图修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学说，并尽可能地依靠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从改良的途径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们还强调，工人阶级还不够成熟，不能夺取政权，所以与统治阶级合作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因此也把普选权与议会制度当做实现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加以鼓吹。
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在自己的杂志，即自1897年起出版的《社会主义月报》上宣传他们的观点。除伯恩施坦外，福尔马尔与奥埃尔都在机会主义者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福尔马尔认为社会的变革应该通过“渐渐地社会主义化”来实现，此外他还认为国家是在一切阶级之上，为一切阶级同等服务的一个机构，而并不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
在1899年，伯恩施坦发表了“大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与他在1901年写就的《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论文一同被视为修正主义者的基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一切重要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价值学说、危机学说、崩溃学说、贫困化学说等等都展开攻击。伯恩施坦又把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包装成是策略问题，。 党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特别是在1899年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攻击的行为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巨大愤激。1899年在汉诺威的党代表大会上爆发了同修正主义者第一次尖锐的争论。汉诺威党代表大会把“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方针的攻击”列为议程中的第五项。倍倍尔做了一次时长近5小时的观点鲜明的演讲。他逐一反驳了伯恩施坦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伯恩施坦的观点不仅在科学上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也是危险的、有害的。倍倍尔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一次修正。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无产者的人数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因此，阶级矛盾不是减轻，而是尖锐化了。同样，倍倍尔也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关于收入增加和工人们物质状况已有改善的主张。他指出，应在实际工资和额定工资间加以区别，还应把工资和资本家的收入对比起来衡量。倍倍尔说“现在没有人因为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而被绞死或火焚了，工人们也不再毁坏使用新机器的工厂了。如果说，阶级斗争的形式在今天要变得合乎人情些，那么这并不是说阶级矛盾变得缓和些了。情况恰恰相反。我认为显然的是工会、以及整个阶级运动都不得不在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进行生与死的斗争。”
在同修正主义者的争论中，罗莎·卢森堡、考茨基、克拉拉·蔡特金都站在了倍倍尔一边，批判伯恩施坦的错误思想。经过三天的讨论后，以216票赞成，21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倍倍尔的决议案，重新明确了党站在阶级斗争上的立场7。伯恩施坦的拥护者们也同意了这个决议。 右派得势
虽然1899年党代表大会明确了党的立场，但并没有将理论澄清工作进行到底，修正主义者也未被驱逐出党。他们只是迫于党内大多数的反对而暂时性地退缩，可是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主张与停止他们的行动。奥埃尔写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就很清楚地体现了这批修正主义分子的态度：“爱德：你是一只蠢驴——这些事情不要讲出来呀，这些事情我们做就完了。”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坚决地与修正主义分子分手，而长期持一种调和态度，修正主义的影响逐渐在党内部扩散，修正主义分子也越来越多地占有党和工会中极有影响的职位，越来越强烈地决定着党和工会的政策，甚至将党内左派从重要岗位上挤下去，如1913年卢森堡就被解除了《莱比锡人民报》的编辑职务，梅林的编辑职务也被解除了。特别在倍倍尔去世后（1913年8月13日），修正主义分子加紧了活动，将党的领导权抓到了自己手里，如谢德曼8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主席之一，艾伯特9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在右派得势后，以卡尔·考茨基为首的党内中派也越来越向右派靠拢，因此整个社会民主党也逐渐向机会主义滑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党，它向机会主义的发展也对国际工人组织的政策起了极坏的作用。 机会主义导致的严重后果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组织得最好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在第二国际中有着强烈的影响力，从第二国际的表现中也能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潮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战争便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早在1900年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上，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和反对殖民制度的国际斗争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卢森堡在《人类和平、军国主义和常备军的报告》中指出，“军国主义是一切文化的死敌，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准备以经常的国际活动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在1912年以讨论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为主要议程的巴塞尔会议上，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指出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战争，号召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积极进行反战帝国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用各种形式，在各地表明你们的意志，竭尽全力在国会提出你们的抗议，和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巨大的群众示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强大所给予你们的力量！”10
巴塞尔宣言正确估计了形势并且包含了正确的方针，但这并不能阻止战争局势的发展。因为决定性的事物并不是提出很好的口号，而是将口号变为实际行动。机会主义已严重渗透进了第二国际的各党，机会主义者占据了领导岗位，政党内部被沙文主义的狂潮所淹没，因此各个党派并没有去履行他们的诺言。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里愤怒地指责受机会主义侵蚀的各党在巴塞尔会议后的表现：“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丝毫“幻想”，它所谈的也正是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即唤起人民，“激励”人民，“利用”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效法公社和1905年10月-12月的榜样。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
在战争即将到来时，以往机会主义的影响终于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在1914年8月2日的工会理事会会议上做出了两点决议：1. 使工会为战争服务；2. 停止一切目前正在进行的罢工和劳工斗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军事拨款案的会议上，以多数胜过少数赞同批准了军事拨款案。由于党团的强制性，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国会党团（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都投票同意德国的军事拨款案。赞成投票并不是政治上取得回旋余地的策略，而是社会民主党上层的社会沙文主义与贪生怕死的思想集中作用的结果。例如，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前进报》把德皇说成是人类和平的忠诚倡导者，党中央委员达维在会议上赞成投票给军事拨款案时列的理由是“如果拒绝此案，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有受到德国当局威胁的危险。”普通的群众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这种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是很反感的。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据说，有一位8月4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柏林的一次工人集会上说：不然我们就会被逮捕起来。而当时工人们大声回答他：‘啊，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1914年12月2日进行第二次国会军事拨款案表决时，。李卜克内西的行为也象征着众多左派无法继续同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苟同，逐渐从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出去，并开始实际的反战工作。李卜克内西将它拒绝军事拨款案的声明印成许多份，秘密散发到工人中去，并和他的战友展开广泛的宣传，特别着重在工人和兵士中间宣传。在战争开始后，李卜克内西于1915年组织了一些公开反对战争的群众活动，威廉·皮克在柏林的国会大厦前组织了一次反对战争的妇女抗议示威。甚至由于频繁的反战活动，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都于1916年被逮捕。左派的革命行为与日益增强的影响虽然无法扭转德国社会民主党积累已久的机会主义倾向，但为社民党内部中派、左派与右派的决裂提供了基础。1917年1月7日举行了一次全党反对派全国代表大会，也因这次大会，反对派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于1917年4月建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同盟作为一派参加了这个党。然而，中派的思想与左派也不尽相同，李卜克内西就曾这样评价过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在考茨基的祝福下形成的12月21日的少数派，在这一天就已是果敢和坚定程度很不相同的一支队伍，它从一开始便没有共同贯彻合理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能力。这种结合体，当它束缚和妨碍最进步的分子的自由主动的时候，就会成为非常有害的东西。”李卜克内西一语成谶，中派和左派在思想上有较大的分歧的联合为后续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机会主义产生原因辨析
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分也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运用经济手段去瓦解工人运动，用优惠待遇吸引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即所谓“工人贵族”。这批“工人贵族”比工人群众生活得好，竟堕落到相信资产阶级会渐渐满足工人阶级一切正当的要求。他们脱离了革命的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把与资产阶级调和的理论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列宁这样评价这种现象：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11
机会主义的第二个根源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时候，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农民都破产并且无产阶级化。贫困驱使他们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列。然而他们在思想上并不要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想恢复他们的经济地位，同时还能在面对大工业和大地主的竞争时保证他们的生存。因此，他们屡屡放弃革命斗争的目标和要求，同资产阶级妥协，希望依靠这种妥协来改善他们的经济情况。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格外强调了这点原因：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12
在非常法实行时期加入党的知识分子情况也是如此。这批人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受过教育，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用他们的口才获得了普通工人的信赖，他们的才能也使他们在党内（特别是报刊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们大多数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组织纪律性很差。此外，他们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实践上，他们也很倾向资产阶级。
德国社会民主党松弛的组织架构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的第一条写道“凡是承认党纲原则并以其力量支持党的人都可以入党。”在组织架构中，虽然各个地方分会彼此还有经常联系，但更高级的党分会和邦理事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容易各自为政。由于组织的松散性，社会民主党也未能彻底驱除机会主义者，为其后来右派夺取领导权埋下了伏笔。以伯恩施坦为例，伯恩施坦在1880年党的代表会议上就因“苏黎世三人团”的投降主义而遭到了谴责，但并没有被驱逐出党，因此他得以继续编辑党的理论刊物《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回国后也能长期担任重要的职务——德国帝国议会的议员并在党内施加重要影响。
列宁在其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的结尾曾这样强调组织性的重要：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13
遗憾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未采取这样的组织原则，长久以来埋下的种子十余年后终会结成苦果。
图1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架构
党官僚和工会官僚的出现是机会主义发展壮大的第三个根源。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组织、工会组织以及党的其他群众组织的迅速壮大，从前的兼职无法处理繁多的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专门薪金的专职干部产生了。这批人旱涝保收，收入一般都比普通工人高。他们的生活和收入和社会形势息息相关，一旦发生了诸如罢工斗争等群众运动，这批干部的物质生活就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因此，这些人员乐意与剥削阶级和平相处，推崇“稳定压倒一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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