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在辽宁抚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这座汉白玉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两国文字写道：
“我们在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昔日的罪犯为自己的罪行立碑忏悔，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主席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从东京审判到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
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败国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要求，最早是前苏联提出来的。1941年12月4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五个多月后，苏联政府就发表了由斯大林签署的宣言，宣布，战争获胜后，应给予希特勒等战争罪犯以应得的惩罚。1942年1月，波兰、挪威等国也签署了一个宣言，确定要惩办战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10月12日的演说中表达了同样的要求。1943年夏天，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这种惩治战犯的决心其后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得以完全体现。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这年年底，根据麦克阿瑟发布的逮捕令，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东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审的被告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嫌疑犯。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历时两年又七个月，开庭818次，出示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人，判决书长达1213页。1948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分别判处其他18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开始被审的28名嫌犯中，在审理期间，有两名因病死亡，一名因严重的精神病免于起诉，因此只有25名受到审判。被判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外务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他于1950年即被释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务大臣。
东京审判尽管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终仅仅只对日本极少数甲级战犯进行了极不彻底的审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1946年底起，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之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充当美国反苏堡垒的能力，美国便把过去的“惩日方针”改变为“扶日方针，使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最典型例子的是对日本天皇的免于起诉和对日本七三一部队战犯的免于起诉。英国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肯尼斯.G.韩歇尔，在其作为大学入门书的《日本小史》中指出：尽管“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但是，“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见该书第188页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见该书第187页)。1948年底，麦克阿干脆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场。因此，被关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驻日盟军总部全部免于起诉并释放。其他被判刑的战犯，其中一些陆续得到了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战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右翼的骨干力量。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不但为亚洲和平，也为世界和平留下了诸多隐患。
历史表明，这种隐患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有了展现。日本的现行宪法，即著名的“和平宪法”，实行于1947年。岸信介被释放后，立即就开始为“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而奔走呼号。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继续推行修宪，提出“为了自卫，即使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无须讳言，日本政府的这股邪气是与美国当年一味只顾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在美国的影响下，除了东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国家(包括当时南京政府的中国)设置的各种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最后也大都草草收场。尽管约有5700名日本战犯被判刑，但只有920人被判死刑，在狱中的大多数后来也都被麦克阿瑟赦免了。实际上，虽然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来自于11个战胜国，但决定权却在麦克阿瑟一人手中。当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就说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国际法庭，那是麦克阿瑟个人的法庭。”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日本东京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无一认罪;被中国南京法庭判处死刑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等人，在刑场上仍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几乎就在美国陆续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滞留中国的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其二，苏联于1950年7月将在中国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共969人移交给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这些日本战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1956年，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在关押期间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日本战犯。
这次判决对日本战犯是十分宽大的，一个不杀，但是做出这些判决是十分郑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认罪服法，无一提出上诉。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头痛哭，跪倒在地，请求法庭严惩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处死自己。这后来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从苏联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于1950年7月15日从苏联出发，18日进入中国，然后换乘中国方面准备的火车，于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自从进入中国后，他们立即感受到了和在苏联完全不同的待遇：他们乘坐的火车由闷罐车变成了绿色的客车，医务人员在车厢主动巡诊，吃的都是细粮。原来，抚顺管理所事先便根据中共中央“三个保障”的指示，及时完成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三个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但是，这批战犯到达管理所的第二天，就引发了一次风波。
引发风波出自于监房墙上张贴的“监房规则”，其落款是“战犯管制所”。当时，这批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是战俘。因为战犯面临的是审判，而战俘不过是遣返而已。他们骚动起来，狂怒起来，有的干脆就把告示撕下来，扯碎。一位官阶最高的中将则发出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
这位中将叫藤田茂。这批战犯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陆军中将，最后的职务是日军第59师团师团长。在这批战犯中，他们两个分别是文官武职最高者，而且这批战犯中有300多人曾经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到抚顺管理所，他俩一直是战犯公认的领袖级人物。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在所长办公室，所长孙明斋早已成竹在胸。他说，藤田，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战犯?藤田茂顿时语塞。他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国干过什么他最清楚。他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俘虏以便使其见见鲜血壮壮胆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仅仅是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这次对阵，打掉了藤田的威风，“正名”风波自然也就偃旗息鼓。
管理所的干部们个个是经过精挑细选才上岗的，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深知打铁先得身板硬的道理，在学习上早就下足了功夫。党的政策、二战历史、国际时事、法律知识、法治常识还有罪犯心理学等等，都是他们的学习内容。他们后来回忆，当初他们是自觉地把毛主席的下面这段话作为对各人自己的要求的：
“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针对如何做好具体工作，这些管教干部还认真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寻找答案。例如，为了了解战犯的“病症”，确诊病因，对症下药，他们就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在《论持久战》中的精辟论述：
“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
“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
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于是，管理所从组织战犯学习入手。他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同时还有《社会发展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等。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为了彻底打破战犯们对美国的幻想，还组织学习了《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等材料。
这些学习为打开战犯们的思想突破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学习了《帝国主义论》，使不少战犯们开始能够从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上来认识自己的罪行。藤田茂后来悔过道：“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这就是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提高士兵的素质，强化他们的侵略行动。这是由于我头脑中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作怪而形成的重大罪恶的典型事例。我要求手下的各级指挥官都要把刺杀俘虏当作新兵教育的必修科目。我在担任第59师师长的时候，在济南利用屠杀600名以上的俘虏来教育新兵。这是我犯下的重大罪行。这种作法，对于刚刚入伍的新兵说来，只能进一步麻痹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忠实的鹰犬。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极为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
在这969名战犯中，有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他们之中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管理所借鉴当年对国民党下级官兵俘虏进行教育，使之迅速“调转枪口”的经验，从阶级教育入手，适时召开了诉苦会。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越来越多的下级官兵参与到悔罪的行列中来。这也影响到了那些将校级战犯。藤田茂有300多名部下，最先“反水”的是五十四旅团的战犯。他们对每一桩战争罪行的交代，几乎都牵扯到藤田茂。这经常使得藤田茂坐卧不宁，有时汗流浃背，甚至浑身颤抖。他推测被交付审判后必死无疑，因此有段时间天天失眠，茶饭不思。有一次在户外活动时突然昏倒，醒来时发现躺在条件良好的医疗室里。他也终于开始悔罪了。作为战犯中武士道精神的代表——藤田茂终于逐步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许多战犯的防线也就跟着开始瓦解。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了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后来的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由350多人组成的“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具有高级法律素养的人才，深知用证据说话的极端重要性。他们重温了毛主席在1934年、1938年、1940年、1943年、1948年关于严禁刑讯逼供、严禁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的指示，决心坚持文明办案、科学办案、力争办成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他们针对战犯中悔悟类、动摇类和仍坚持顽固立场类的不同人群，启动预定方案，把认罪检举与对重点对象的审讯结合起来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侦讯人员分别对原拟定的100多名重点对象进行有选择的提审，一方面安排管教人员加强对在押罪犯的监管与谈话，同时开展“认罪从宽”的思想教育。
根据战犯们交代的犯罪线索和提供的证词、口供，工作团一方面继续抓紧侦讯，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取证。依据犯罪线索和分布区域，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等12个省、市寻找人证物证。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堆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例如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
经过两年的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工作，终于使得1956年6月至7月在沈阳和太原举行的审判进展非常顺利。每个受审的战犯无一不心服口服，除了认罪服法还是认罪服法，有的要求律师不要为自己作辩护，有的甚至当场下跪，自行要求从严惩处、以死抵罪。
关于“文学武部”的武部六藏， 他于1952年在管理所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当武部六藏把这一切告诉来中国探视他的妻子时，他的妻子感动得流下热泪。1956年武部假释回国前，他的妻子向管理所三度鞠躬，边哭边说：“感谢中国人民!”
“极为深刻的无言教育”
1956年5月3日，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在一次国务院司、局长会议上关于改造战犯的问题的讲话：
“我们对战犯问题有个宽大的处理：准备一个不杀。现在先放他们到各处参观，不管是康泽、王耀武或者是宣统皇帝，都让参加。前天晚上天安门放焰火，让战犯们都去看了。既要教育他们，就要他们看看群众嘛，这样才会影响他们。完全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影响他们呢?这个办法，对于一些外国朋友来说，觉得很别致很奇怪了，但实行的效果是好的。日本战犯，也要他们参观。”
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毛主席、周总理和公安部的指示，分三批组织全体日本战犯到抚顺、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武汉、沈阳、哈尔滨、长春、鞍山、杭州等11个大中城市参观。与外界隔绝了5年多的日本战犯，个个身着一身蓝色新装，走出了高墙深院。管理所配备了专车接送，没有武装押送人员，给予国民待遇，让每一个战犯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去体味新中国的变化。他们先后参观了农村、企业，厂矿，学校和部队，还走访了侵华战争遗址和战争受害人，使战犯进一步认清自己的罪恶。
多年后，一位管理所的干部在访谈中非常感概地回忆道：“我记得那年我们领他们到南京参观了水利学院，大学，可能在那附近吧，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地点啊，他们好多人哪，就是以藤田茂为主的，跪下谢罪，自己干啥玩意。所以说通过这个学习呀，从上到下改造都是发自于，从内心，发自于内心的。”
几乎是每参观一个地方，每接触一次群众，都使得每一位战犯的心灵产生了震撼。
参观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新村时，楼屋高耸，街道井然，绿树成行的景象让战犯们耳目一新。曾担任伪满锦州警察局警务科长的鹿毛繁太不无感叹：“过去的沈阳，我很熟悉。像今天这样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奇。这一切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在沈阳郊区的大青农业合作社，曾任满洲国牡丹江省次长，东安省次长，间岛省省长的歧部与平，同十几名将校级战犯走进了一家姓徐的老大娘家中。
大娘家里宽敞整洁，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箱子上摆着座钟、热水瓶和花瓶，炕上折叠着色彩鲜艳的被褥，婆媳俩穿戴朴素干净。在交谈中，徐大娘谈到了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还扫了盲，“能写短信了”。歧部与平有意问道：“那，您在伪满那时候呢?”
“提起那个年头，苦劲儿就没法说了。”徐大娘一口气讲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使得歧部与平不断回想起他任职期间那些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罪行，深感惭愧不安。后来他实在忍不住，坦白了他当年的恶行，并向老人鞠躬谢罪，流泪跪在老人面前。其他几位也受到感染，一再向徐大娘表示要好好接受中国政府的教育改造。其中有一位后来还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大青村啊，中国的村庄。你在红旗下，又巍然地站起来。我看见，老婆婆在幸福的微笑。”
“我看见自己的过去，是多麽罪恶，多麽可鄙。”
“伟大的中国人民啊，请处决我吧。虽在九泉之下，我仍然感激你。”
日本人曾在鞍山建有“昭和制钢所”，并认为是旧中国工业的“中轴”。1945年“八.一五”溃败前，日本关东军运走、烧毁了所有技术资料，破坏了生产设备。他们发狠地说，让中国人去种高粱吧!要想恢复钢铁生产，至少也要二十年。当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现代化企业时，没有一个不惊叹。当年曾经亲手制定“全满(洲国)钢产计划”，又多次视察过鞍山的伪满洲国二号人物古海忠之说：“今天我亲眼看到，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就把它恢复了，而且远远超过了伪满洲国时期年产量的最高纪录。”他连呼：“惊人!”“伟大!”
在天津，战犯们参观了刚刚公私合营的中天电机厂和仁立毛织厂。毛织厂的私方经理介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并一一回答了提问，尔后说：“你们这些问题，我认为基本是人生观问题。我的人生观变了。我希望实现一个永无剥削压迫，人人都过美满生活的社会。国家繁荣富强，大家幸福，对我自己也有好处，谁能不为给子孙造福而高兴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资本家指出了光明道路，符合我自己成为光荣劳动者的愿望。”
这种现身说法立刻激起了战犯们的热烈掌声，他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曾经作为剥削者的人讲出如此动人的肺腑之言。有位叫做渡边一雄的日本宪兵准尉说：“中国共产党真伟大，把旧社会改造成了新社会，把剥削者改造成了劳动者……还把他选为全国人民代表……我们这些人，只要听从改造，前途也是光明的。”
在武汉，当年盘踞湖北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战犯，联名写信向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悔罪;
在济南，当年在山东捕杀中国军民4900多人，烧房1800多间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战犯，分别给山东城乡人民写请罪书;
在河北，制造震惊中外的潘家戴庄大惨案的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遥向1200多名中国受难者的英灵三鞠躬;
在杭州，参观了在日寇杀人场上建立起来的麻纺厂后，当年参与作恶的战犯纷纷忏悔，有十四人请求当场处决;
……
事实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铃木启久感概万千：“原来被嘲骂为‘小偷的国家’、病夫子的国家’、‘只有消费，没有生产的国家’、‘讲虚礼的民众’，现在是‘路不拾遗的国家’、‘生产的国家’，是‘身心健康，文明礼貌的民众’了，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改变了。”
藤田茂则一言以蔽之：“社会参观，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无言教育。”
藤田茂于1956年6月被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法庭宣判后，审判长问他“对审判有什么话要说”时，藤田痛哭说：“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我在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1963年2月，他被提前释放回到日本。回国以后，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1975年他率团并携妻女最后一次访华。其间再一次痛哭流涕地说道：“我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我们从前的罪孽是多麽深重啊!”
余绪：两种不同的“以德报怨”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实行改造，进而“宽释”政策，可以说是一种“以德报怨”的政策。当时有不少人对此举的深远意义还不大了解。在沈阳和太原审判过去近50年后，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一位当年抚顺管理所的干部，问道：“你们曾经离他们那么近，对他们的罪行应该了解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该判死刑的没有判死刑，该判重刑的无罪释放了，你能理解吗?”
那位干部回答：“这个我们太能理解了，毛主席好像在哪说过这句话，就是说敌人哪，就是说放下武器啊，是可以改造的，是不是。就是说人哪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是说他就是不是顽固不化的，所以我们只要方法政策对头，也是可以改造好的。”
那位干部还说：“在东京开的军事法庭啊，像东条英机他们，都判死刑、判绞刑，我们总共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审判，他们用2年半的时间，至死没有一个人认罪。所以我们真正把这种罪大恶极的犯人改造过来了，个个认罪服法，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除了管教干部，当年的一些直接受害者也有自己的理解。在沈阳法庭作证年龄最大(65岁)的证人农民李作芹。在宣判后的当天下午，见到了前来法庭采访的记者于木。他对于木说：“说真的，今天宣判了我真高兴。那会儿，东西被抢了，房子被烧了，人被杀死了......要说伸冤麽，向哪儿去伸冤啊!能凑合着活下来就不容易了。现在，您瞧，敌人都低了头，认了罪。这都是过去办不到的!我们国家有力量了，有地位了。好，敌人既然认了罪，我们就宽大。”(见《日本战犯是怎样认罪的》 《世界知识》 1956年第13期)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国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日本投降后，他曾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派，代表中国出任东京法庭的法官。为了将东条英机等罪犯处以极刑，面对极其复杂的科刑局面，他“把头发都急得花白了”。他使尽浑身解数，讲尽千言万语，才促成了法庭对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的判决(后据专家分析，只赢得了一票之微弱多数)。东京法庭解散后，梅汝璈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的高位，毅然投向共产党。沈阳审判的判决公布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梅汝璈，这位曾经在东京力主将东条英机等判处死刑的法学家，此时发表了谈话，他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严正的，同时也是非常宽大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为了和平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着重看到未来，而不要只看到过去。”“我们这种处理表示着对对日本人民的极端旷达的胸怀和意愿同他们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新华月报》1956年第14期 第150页)
历史总是留下太多的遗憾。就整个日本战犯而言，在新中国接受改造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数，都受到了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的“以德报怨”政策的恩惠。这种“以德报怨”政策的背景，是蒋介石是为了准备发动内战，美国为了扶日反苏。简言之，随着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变化，美、蒋、日很快就不计较彼此间的前嫌，迅速走到一起联手反共。
从1946年2月起，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党政府陆续在南京、上海、北京和台北等地成立了审判日本战犯法庭。这些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处死刑案110件，其中南京军事法庭专案审理了南京大屠杀一案，判处了从日本引渡回中国的主犯谷寿夫及杀人比赛的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人死刑。但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致使不少战犯逃脱了应受的惩处，特别是引起举国哗然的罪大恶极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等一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军事顾问。1946年8月和10月，东京法庭曾两次发传票，要求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受审，但是蒋介石不但不交，而且于1946年11月正式聘用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本人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好……根本原因则是蒋委员长8月15日的‘以德报怨’的伟大广播演说。”(张承鈞主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第271页)特别令冈村宁次印象深刻的是，国民党方面“对投降后的日本军人不以‘俘虏’称呼，而称为‘徒手官兵’。”“这点给予我们精神上的好感。”(同前书 第272页)事实上，冈村宁次对蒋介石的想法一清二楚，是他从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看出来的：“蒋介石则以其直系最精锐的胡宗南军驻扎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附近的西安一带。该军除在河南作战时曾派出一、两师兵力之外，基本上未曾与日本军作战过，一直用于监视延安。”(同前书 第273页)因此，冈村宁次在其《停战后对华事务处理纲要》中毫不含糊地指出：“延安方面仍坚持抗日辱日态度，我方应采取断然措施对付之。”(同前书 278页)在南京签订日本投降书的时候，冈村宁次是这样描述他的心情的：“当小林总参谋长捧呈投降书向何总司令敬礼时，何总司令出乎意料地起立答礼，由此可见何应钦将军的温厚人品。我对这次前所未有的投降仪式，当然心境不佳，但也尽量保持沉着。后来在会场上看到何应钦将军的态度后，认为是向中国最亲近的人投降，亦感谢然。”(同前书 第281页)
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9月10日上午，何总司令要求会面。我(指冈村宁次—引者注)率今井副总参谋长、小笠原参谋前往总司令公馆。落座后，何总司令指出：‘日本卸除了武装，今后可以真正做到中日和平提携。彼此都要努力。’”(同前书 第282页)拥有丰富的“剿共经验”冈村宁次，就是通过昔日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应钦、汤恩伯，向蒋介石提出提供“剿共经验”以“立功赎罪”的。1946年4月，冈村宁次写出了《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蒋介石阅后大为欣赏，马上命令以《剿共指南》的形式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各级军官。冈村宁次就这样在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下逃避了审判。冈村宁次对蒋介石一直竭力相助。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冈村宁次为了“报恩”，除了自己亲力亲为外，还先后介绍和组织过他所熟识的百余位老部下，不遗余力地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据说蒋纬国和郝伯村等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都接受过这些战犯的“精英课程”的培训。
至于美国，当初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是为了对付苏联。日本后来一直充当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桥头堡的角色。日本的右翼势力在美国的默许下不断壮大，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右倾化竟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流。
不可忽视的是，蒋介石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对后来的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可以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否认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其主要“论据”中有一条：如果日军象你们大陆中国人所说的那样野蛮残暴，当年你们的蒋总统为什么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反而对他们那么友善?由此可见，当年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并没有犯什么罪。现在你们大陆上中国人所宣传的日军罪行，只不过是捏造的不实之词而已。这种“论据”在日本相当流行，以至于今天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日本人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对照美蒋的“以德报怨”，当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指导下创造的对日本战犯改造的奇迹，更能彰显其世界性的积极意义。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充分反映出人类正义的感召力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本质，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专程赶来的一位日本记者意味深长地说：“综观世界史，像中国这样的战犯改造是绝无仅有的。战犯们是真正地觉悟，成为新人，这不仅是中日两国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由此可见，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的政策，是建立在改造人，促使坏人改恶从善的目的之上的;而美国和蒋介石政权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的政策，则是建立在利用人，不辨是非，只要能帮助打击异己就扶持的目的之上的。冈村宁次回国后除了努力帮助蒋介石备战“反攻大陆”外，还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该组织至今还是日本右翼的骨干组织)，积极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一直到死。对照藤田茂等人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两种“以德报怨”产生的后果真可谓有天壤之别。两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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