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手书一篇南京疫情的官僚主义错乱，结果我今天发现：我写早了！
从29日晚间开始，南京政府接二连三的让人难以理解的动作仍然在继续…
先是昨晚九时左右，南京方面宣布城内各景区恢复开放……全国为之哗然，南京市民更是纷纷表达愤怒；
然后是南京发布官方公告《关于做好湖南省张家界市来宁人员信息核查和健康管理的通知》，这则通告是否有“甩锅”张家界之嫌，网友们仁者见智，但公告竟然将“湖南”写成“湖北”，我实在有点错愕……；
紧接着，今天南京发布官方给出了就此事的道歉信，然而！红头文件的标头竟然又出现低级错误！弄得南京发布官微只能当着全国人民的面二次编辑，不敢删也没法删…；
你以为这就完了？南京发布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随即也跟着捅娄子：
这是阴阳人吗？到底是某人的妻子还是某人的叔叔？
目前，该条公众号文章，南京发布已进行二次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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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很多南京市民怒诘：咱家政府是停摆了吗？
又如许多网友精准的评价：南京政府，从气质到水平，“蒋里蒋气”。
民国风，民国范儿，民国味儿，这是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给予外界最深的印象。
就在几年前，南京政府甚至曾有过将解放电影院更名为“首都电影院”的逆天之举……
不禁想问：这南京的教科书，是不是哪天也准备把淮海战役改成“徐蚌会战”？
对旧时民国和所谓“首都”的追忆，本质是其区域内权贵阶层对新中国、对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服和挑衅。
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南京的城市地位看似“下降”，实际不论是作为中国城市一员的城市尊严，还是百万千万的南京人民，地位都远远超凡于生不如死、人不如畜的恶臭民国。
可悲的是，时间来到21世纪后，南京的城市气质、特别是宣传面貌似乎依旧未变。
去年夏季的七夕，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人佳节，确应众势酿情、对冲早就商业化的西方冬季情人节。
但是不知为何，一帮南京官媒竟又跳出来恶心人：
“江山为聘”？我吐了…
这风雨飘摇的民国江山，看来还真是蒋光头的私家财产啊。
为了获取江浙士绅的支持而迎娶宋美龄、从而把已成婚六年、还没自己岁数一半大的第三任娇妻陈洁如给打发到国外去，是这样的“江山为聘”吗？
美龄宫，一座奢华官邸下，万千饿殍流民泪。
1931年破土，正是国土沦丧之时。
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的记载，早在1930年秋天，蒋光头就向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提出：“拟借陵园小红山建筑别墅。”1930年10月24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在第24次会议上对蒋的提案进行了讨论，最后决议“照办”。
据载，该邸最早的建筑预算为26万银元，但最后实际花费超出32万银元。这笔钱先是由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垫付，后由南京市财政局也出资垫付了一部分。
当时这个官邸项目给两个部门留下了抹不掉的财政大坑，最后还是由蒋光头动用国家财政总预备费报销才填补上。
难以想象，21世纪20年代了，竟然还有人称颂这座蒋记法西斯建筑、还在传那些早在历史堆里发霉生蛆的恶臭谣言。
什么“蒋公种法国梧桐”、“打造梧桐项链”………
只能说，敌特果粉不仅在体制外。
鄙人此话非乱语：1931年动工时，该邸本名为“国民政府主席官邸”，又叫“小红山别墅”或“小红山国民政府主席官邸”，主要功能是为蒋光头到中山陵时休息、礼拜使用，并非送给宋美龄的别墅。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改叫“中山陵9号”。
总之，和她宋美龄都没有半毛钱关系，何来那么多烂俗的“爱情传说”？
2013年，时任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的刘东华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龄宫的历史档案都是从官方记录里能查询到的，但不管是蒋介石“授意”还是宋美龄“要求”，都没有任何记载。
2015年，时任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闻慧斌处长也曾表示，“民间确实有这个说法，说蒋介石为了给宋美龄送34岁生日礼物，所以建了这个美龄宫，不过，从史料记载上看，找不到证据支持”、“网友们看到的项链其实是美龄宫的车道，车道两侧栽种着梧桐树，到了秋天就成了这个样子。确实有传言说这条车道是由宋美龄设计的，但目前来看，没有任何历史证据。”
那么是啥时候改叫“美龄宫”的呢？不好意思，80年代！
1981年，东郊宾馆在此设立“梅岭宫”服务部；1984年，南京市旅游局正式将其更名为“美龄宫”……
在七夕节这天吹捧蒋光头的“爱情故事”，我看南京宣传口的某些官媒是真的屁股痒。
就说这蒋光头的爱情，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称颂的，充满了浓郁的恶臭：
蒋光头一生共有四次婚姻，分别为毛福梅、姚治诚、陈洁如、宋美龄。
第一任毛福梅是父母之命，成婚时蒋才14岁、毛才19岁…我懒得评价。
第二任姚治诚，父母早亡，沦落风尘之地，从而结识了跟着“大哥”陈其美一起出入风月场所的蒋光头——一段果粉都“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是“爱情”？
第三任陈洁如，1919年32岁的蒋认识了13岁的陈洁如，然后疯狂迷恋上了她……这特么……
两人于1921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当时蒋34岁，陈15岁……我也懒得评价。
和陈洁如婚后不到几个月，蒋光头在宋子文举办的宴会上认识了宋美龄，才娶了一个15岁娇妻没多久的蒋光头再次荷尔蒙激素急速剧增，口水从南京流到了上海，对宋美龄展开疯狂追求，并连哄带骗将陈洁如送到美国读书——1927年，实现了和宋美龄的“政治联姻”。
对于老蒋的性事，你以为众所周知的“恋童癖”、“梅毒”都完了？NO NO NO，我们蒋公比果粉想象的还要“会玩”：
1943年11月12日，戴季陶在重庆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当着多名国民党大佬的面说了一段秘闻：“我和校长（蒋介石）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年轻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
好家伙，蒋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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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借南京疫情的政治失位和南京政府层面一贯让人深惑的作风，引出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全歼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去年，央视主持人李红的“求和说”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峡论坛风波突然发酵，两岸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关系似乎又陷入所谓的“低谷”。
然而，包括国台办发言人和著名骑墙派胡主编在内的诸多舆论人士，貌似都从根本上忽略了一点：国共两党的关系本就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
不论是出于任何角度、乃至所谓的“拉蓝灭绿”构想，都无法改变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国家法统和人民立场：即消灭一切反动、反革命势力。
这其中，在大陆迫害中国人民达三十余年的国民党，自是首要匪首。
全歼中国国民党、彻底覆灭其旗帜、完全抹去其政治存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之一。
从历史上的今天我们被杀得人头滚滚的那天开始，就不得动摇。
回想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严格来讲并不是一个由志同道合人士组成的政党，而是一个由各式各样政客为了共同利益而组成的政治联盟。
在这些人中既有像林觉民这样真心信服三民主义、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也有像黎元洪、陈炯明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
改组前的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
正是由于鱼龙混杂，孙中山才决定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并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打算用共产党的生命力与革命斗志去改造国民党。
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上海党部执行委员）等的影响下，国民党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基层队伍，很多有为的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的基层队伍，成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基石。
从1926年-1929年，国民党党员的人数从15万增至63万，这些党员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且大部分都持左派或者同情左派的政治立场。
但是这对于极其厌恶共产党与左派观点的蒋介石来说，是决不能容忍的。
老蒋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基本盘，就必须清除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左派，而4.12就是清除异己的血腥手段。
伴随着大量共产党员被屠杀，当时很多国民党左派也惨遭清洗。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掌权后，立即命令全体党员重新进行登记，凡是有左派倾向的党员一律清除出党。
在蒋的默许下，地方旧官僚与地主立即开始报复这些曾经与共产党一起执行土地改革的国民党左派。
在浙江，多名左派领袖被暗杀打伤，在蒋介石支持者张人杰的主持下，大批国民党左派被秘密逮捕、杀害，左派党报《民国日报》也被强制停刊。
在各地右派势力的打击下，国民党左派逐渐式微，他们要么心灰意冷、不再议论政事，要么干脆投靠了共产党、彻底抛却了被蒋介石自己扔掉了的三民主义。
据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估计，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员有多达80%的党员属左派，其中青年党员更是大部分都同情左派（1929年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员在25岁以下）。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但凡是来参加革命的年轻人或是有理想的人大都是左派人士或是同情左派。
「左」，俨然成为了革命的一个标志。
左派人士不仅在国民党中为数众多，更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据何应钦回忆，在和共产党合作之前大部分的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使得党与基层的农工互相分离。
但在和共产党合作后，由于共产党的号召与生命力，大批的青年国民党员投入到基层工作中，并成为了国民党与基层民众联结的纽带。
据当时的统计，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4是共产党员，其余3/4全是国民党左派。
四一二政变就像是一张用来过滤的大网，自动将那些贴近群众、为国奉献的革命青年全部一一筛掉。
而那些自私自利的旧官僚、地主与政治投机分子，却安然的留在了网内，并成为了政变之后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孙中山的重组是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那么蒋介石的清党就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
对国民党左派的驱逐，直接导致了今后国民党对于基层控制的无力以及组织的低效。
三十年后，当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官面对中共的百万后勤民夫感到艳羡和无奈时，不知会不会后悔自毁长城之举。
于今日局面而言，台湾省不得解放、为地主与买办背书的国民党不被剿尽，那么统一中国、解放全民族的大任实际上就永远不算完成。
希望有些人不要忘了自己来时的路，解放战争从来就没有结束过。
1980年代初，根据“一国两制”方针，我们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与英府谈判——并意图为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提供参照。
这就打开了一扇大门：重新评议与解构两岸关系，尤其涉及到国共两党历史话题讨论方向的重新设定。
这其中重中之重的历史核心，就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因而，消解长期以来两党间深郁的政治隔阂和历史恩怨，同时还谋求给予对方体面的政治名分，以换来台商和台商所能带动的日资美资企业对大陆的投资，这成了一份执念。
如此方针落实到文化领域，就包括了对国民党历史地位的赎回。
1979年，电影《吉鸿昌》正式首秀；一年后，《西安事变》登上大荧幕；四年后，《喋血黑谷》宣告献映。
这些打头阵的影视片里，国民党军队的形象不再是还原真实历史的骄横野淫，而是被美化了的“民族大义之师”。
连青天白日旗，都可以第一次以正面元素飘飘然呈现在大陆观众面前。
时间来到1985年，更是“刹不住车”。
抗日胜利四十周年，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节点，秉持着那段时期特殊的家国观、两岸观、历史观、政治观，广西电影制片厂适时地打造了一部《血战台儿庄》。
影片结尾处，大陆的艺术家们特别加入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镜头语言：在王铭章师长的追悼会现场，蒋某人风采夺目亲自主持，且面对日本战机的空袭，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继续发表悼文，以示激励全国军民。
其被强行刻画的领袖风范，较之事实上反动派、投降派的丑陋定型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部堪称开天辟地的《学校台儿庄》，也为后来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如《雄魂》（1990）、《兵临绝境》（1990）、《血誓》（1990）、《铁血昆仑关》（1994）、《七七事变》（1995）、《大捷》（1995）；电视连续剧《张自忠将军》（6集，1991）、《血战雪峰山》（6集，1994）等抗日神剧的出炉，开了个“好头”。
在这些新时期的抗日神剧里，国军每每在画面中祭出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宏大场景，更不乏感人的“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就来填！”——这样的实为堆砌壮丁送人头的“尬吹”。
我有理由认为，今天的《八佰》、《金刚川》等强调煽情殒命的自杀式战争片，其源头恐怕正是来源于此。
蒋经国在看完《血战台儿庄》后就更是喜出望外：“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
不久之后，台伪当局就欣然决定同意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不但开启了海峡两岸公开交往的序幕，还为台伪政权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世界的媒体上搏得了一丝印象分（或许我方某些人士也沾沾自喜吧）。
至80年代后期，周梅森创作的《国殇》和《大捷》、以及以这两部作品翻拍的《兵临绝境》和《大捷》，其叙述主体就已然不是抗日本身了，而是明晃晃的、反向的政治讽刺。
内涵“政治官场黑暗”、甚至包含了一些“拼死抗战是否有必要”的汪精卫式卫国观的味道，是从80年代后期许多抗战影视剧的侧面。
其真正的艺术矛头指向，不言自明。
我依然有理由认为，21世纪的诸如《集结号》、《芳华》等作品，其思想源头或许是来源于此。
2005年9月3日，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大会演讲如此说道：“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提并论，且在排序上把正面战场放在了前面。
2006年12月，《蒋介石日记》在大陆高调上架出版，以南方系为首的新闻集团大肆鼓吹站台。
一时间，关于蒋某人的书籍再次成为大陆热门，一股“蒋热”的风气席卷全国。
2011年10月，北京隆重地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
同一阶段，包括《亮剑》在内的一大批“肯定国民党抗战贡献”的“民族主义新史观作品”，作为新时期抗战题材剧粉墨登场。
包括2003年的《新四军》，竟然大篇幅描述两党共建新四军的同时，却对震惊中外、蒋府洗刷不清罪责的皖南事变，做了淡化得不能再淡化的处理。
弃阶级而抬民族，这样的思维，事实上同蒋某人欺骗壮丁为他当炮灰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已是别无二致。
在抗日神剧里，还有一个因放弃阶级战争立论而导致的现象：众多豪绅、乡贤、地主、买办，都被导演打造成了抗日主力军，而真正的抗日主力、也是建国前三十年影视剧中的主角——工农子弟兵，逐渐地被主创团队排挤得靠边站。
这不仅抹杀了真实的战争史实，也对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塑、劳资关系重建、阶层矛盾梳理，提供了极为反动的舆论杀器。
2016年12月，吴敦义在出席一次集会时，听到有民众高呼“和平统一”，当时曾大慌手脚，连忙说：“你不要提这个事……”
吴敦义的表现让人有点奇怪，你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吗？为什么不能让民众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难道你被民进党策反了？
过往，国民党从来是没有丢弃“国家统一”这个口号的，虽然他喊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好歹还是在讲统一的。
可自从李登辉上台抛弃了“国统纲领”，统一这件事在国民党内就再也没有人讲过了。
虽然洪秀柱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表达过“一中同表”（有蕴含着国家统一的含义），但后来接任洪秀柱任国民党主席的吴敦义仍然坚持所谓“一中各表”。
严格说来，所谓“一中各表”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怪物，这是变相的“两国论”，或者是变相的“两个中国”，这已经反映了国民党主流派的心理状态。
就历史事实与政治意识的双重层面来看，国共两党之间是有不共戴天、不可调和的阶级层面的血海深仇的，这永远不以时间和外部形势为转移。
八九十年前，这个烂党宁愿放任日本人烧杀抢掠、宁愿向美国人贱卖主权，也要疯了一样地“剿gong”以维系其买办资本的压迫统治；
七十多年前，这个烂党的军队用足以对标德国纳粹和日本鬼子的虐俘、奸民、抓丁等手段，同我党我军反人道地血战三年，后溃逃孤岛后，几十年来于东南沿海袭扰抢杀我渔民无数；
七十年前，这个烂党派特务前往朝鲜配合美军策反并虐待我志愿军被俘战士，消防水龙头插肛门、凉水灌肚、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强微波刺激、后背刺青等残酷折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而到了今天，这个烂党的旧人旧官，竟然屡屡登上我党我军的舞台殿堂，张灵甫、孙立人、孙元良、陈砥中、刘建章统统成为了光辉人物！
《八佰》大行其道，蒋公被唤千古！
“若为统战故，一切皆可抛”，如按这种思维去“统战”，那么统回来的绝不可能是什么“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骑到中国人民头上的地主大爷还乡团！
请不要背叛当初打下江山时的初心，一味地惠台舔台跪台，这样的“统战”是对自己的阉割。
2019年的国庆七十周年大阅兵，装备方队中紧跟在两个坦克方队之后的，就是两栖突击车方队和空降兵战车方队。
信号，越来越强烈。
在这里，许一个小愿望吧：
希望早日可以看见我党我国我军的三面旗帜，飘扬在台北伪府上空，东部战区司令员就地于台北市中心举行胜利大阅兵。
同时，台伪军队各师部旗帜与蓝绿两党旗帜，应旗头朝下、紧随我军参与阅兵仪式，并在阅兵最后当众丢弃焚毁——参考1945年6月24日苏联胜利大阅兵时，纳粹军旗在莫斯科红场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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