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与长沙小组的特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已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日本也由在国内入党的同志建立起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没有统一的名称，上海组叫“共产党”，北京组称“共产党支部”，长沙组根本未发现有何称呼。后来便于表述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有的组办了刊物，发了宣言，有的组还有文字报告，然而，长沙组尚未见到。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否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观点、论著。本文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进一步认识长沙小组的客观存在；又从长沙小组活动的环境和特色进一步阐述长沙小组为什么没有正式名称、宣言、报刊等文献存在。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都与“南陈北李”有联系。李大钊欢送陈独秀南下，相约建党开始，他们就与各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联系。上海小组成立后，陈独秀的通讯活动更是频繁，他与北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湖南毛泽东，山东王烬美，都有书信往来。甚至一师附小学生张文亮向他写信请教，他也每信有复。他还派遣了刘伯垂前往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联系。郑凯卿是陈独秀在武昌文华大学讲学时结识的一位工人，受陈独秀的的委托，对武汉工人生活状况进行过调查。在1920年5至7月初，毛泽东第二次寄居上海时，曾与陈独秀多次商讨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自此后，毛泽东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与陈独秀建立了密切联系。陈独秀致信毛泽东，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党、团，毛泽东曾赞扬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曾应毛泽东邀请，拟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赴粤未果。陈独秀到广州后，同米涅尔、别斯林、谭平山等联系，在1921年1月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二）各地小组成员都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李大钊是五四运动正确方向的旗手；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邓中夏是五四期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典范；董必武是老同盟会会员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活动他是亲身经历者；陈潭秋是五四运动中武汉地区的杰出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则是五四运动在山东济南的积极组织者；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杰出鼓动者、组织者。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高举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他们把湖南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发展为驱逐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斗争，并获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这是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结合得最好的典型。

（三）各地小组成员大多是五四时期革命进步团体的骨干。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等都是“中国少年学会”会员，李大钊还是学会的组织者、会刊《少年中国》杂志编辑部主任。邓中夏是《少年世界》的编辑。彭璜是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毛泽东是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新民学会最初宗旨是“研究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与风俗”；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主张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山东的王烬美、邓恩铭在1920年夏秋之交先后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和“励新学会”。“康米尼斯学会”是秘密的，专门收集和研究共产主义书籍和理论。“励新学会”则是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王烬美担任了《励新》杂志编辑部主任，邓恩铭担负学会庶务。

（四）小组成员多数经历了艰难探索、研究阶段才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都是目睹辛亥革命失败，北洋军阀混战，寻求革命出路的先进人物。他们倡导过教育救国、“改造国民性”皈依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实践中觉得这些路都走不通。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0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经过国内外革命成败的比较，找到马克思主义。1919年9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介绍马克思主义。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由民生主义转到激进民主主义。经过五四运动又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在《谈政治》这篇名著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建者董必武是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成员，他带着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反复探讨各种思潮。他总结孙中山领导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孙中山依靠军阀搞革命“行不通”，而“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中国革命“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上海小组成员林伯渠原是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忠实信徒。1918年3、4月间，他连续接阅李大钊寄的信和介绍十月革命情况的小册子，受到很大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五四运动“更使我认识群众力量伟大”。1920年12月，在上海会见陈独秀，遂由陈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曾相信过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崇拜过康梁；他追求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敬仰孙中山；他还探讨过蒲鲁东、包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工读主义等等。他在1919年的思想还是五光十色的大杂烩，诚如他在1920年3月致周世信所言，他正站在十字路口，“寻找出路”。1920年5月至7月初，他在上海与陈独秀多次讨论后，才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贺民范是老同盟会会员，是陈独秀在日本的学友，是追求“时髦”的“老少年”。他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混战、官场厮杀中逐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1920年前后，他与陈独秀有书信往来，他曾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卜士奇、彭述之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五）各地小组纷纷创办了报刊、书社、工人补习学校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1920年春始，着手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这年元月，陈独秀撰文，要求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同志要“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4月2日他与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作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称赞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做工的是台柱子”。5月，出版《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以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资料，译载苏俄劳动法典。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将《新青年》月刊从8卷1号起改为上海小组机关刊，向群众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又创办《劳动界》，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向共产主义者进行教育的半公开理论刊。在陈独秀和李中（原名李声解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生、新民学会会员）的倡导下，上海机器工会于1920年10月份成立。这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稍后，上海小组为推动工人运动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得较好的小组。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首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随后，又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奔赴芦沟桥、丰台、长辛店、海淀等处向工人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等在北京组织了中国工人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参加者达500余人。北大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等8人分乘两辆汽车，高举“劳工神圣”旗帜，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邓中夏领导“平民教育讲演团”，50余人沿街讲演五一的意义。北京小组成立后，“结合”工作做得更出色。他们相继创办《劳动音》周刊、《工人周刊》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长辛店成为北京劳动界的明星。

　　长沙产业工人不多，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也有相当成效。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同月底与彭璜、易礼容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8月，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组织有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与此同时，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易礼容又发动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是长沙的工人、学生、教师、新闻记者和市民在毛泽东为首、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发动下，寻求湖南人民自治的运动。10月10日，万余工人、学生、市民向省议会示威。11月，又组织了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游行示威。这次示威的矛头指向省长赵恒惕。不幸，遭到军警镇压。事后，毛泽东受到长沙县警察局的传讯、诬控。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这年10月3日，北京《晨报》刊载记者湛伊勋的《二十四小时长沙见闻录》写道：“有一位老先生六十七岁了……．他说：‘我听说有些人提倡共产主义，将来一定要实现，天下才得太平。’后来我又听他们知识界的人说：‘这种东西在湖南反对的少’。就是我同许多老先生谈话，中间觉得他们的思想也都很相同，可以证明他们的话是真的了。学生界的思想，更不用说是很普遍的。”这位记者引用杨度的名言：“若使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后感叹说：“我嫌他这句话说得太消极，并且不合时。我现在将它改为‘改造中国者，其为湖南人乎’！”此记载生动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宣传的广度与深度；也可见这位记者的远见卓识。

（六）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陈独秀派上海小组成员俞秀松担任上海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1月，北京小组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小组成员高君宇任书记。同月，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秘密组织起来，成立的那一天，董必武、包惠僧、郑凯卿等小组成员也参加了。

　　长沙小组在酝酿期间，毛泽东就着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据一师学生张文亮日记记载：“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在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11月21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注意研究与实行。并嘱我多找同志。”“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又据1922年《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记载：1920年10月，彭平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至1921年7月，计有团员36名，多系从事学生运动、劳动运动的学生、教员，也有少量工人。据毛泽东给彭璜信记载，正式成立时间为1921年元月13日。毛泽东为长沙地方团首任书记。

（七）各小组都开展了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斗争。各小组初建时，多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密切往来。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同点，都承认阶级斗争，实行公有制。根本区别在于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绝对自由。由于有共同点北京、广州小组初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了。随着小组生活的开展，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不可避免。经过组内辩论，广州小组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退出后，谭平山等在陈独秀指导下“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

　　1920年8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讲演，北京小组曾组织公开辩论会，批判他散布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的信徒张东苏打着“振兴实业”的旗号，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李大钊、陈独秀、何孟雄奋笔撰文应战。长沙小组的毛泽东、彭璜、何叔衡、陈子博都以多种形式，参与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辩论。1920年12月1日，次年元月31日毛泽东致蔡和森信记载了他对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张文亮的日记也有这方面的记载：“10月26日罗素在湘第五次讲演布尔什维克失败的原因和共产主义成功的希望，失败原因工业不发达，粮食缺乏、激怒外国。”张文亮反对罗素的观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杜威的学说“偏于实用，偏于现象，换言之，偏于变化。罗素的学说偏于理想，偏于本体，便是偏于固定。”实质上是善于欺骗宣传的保守主义。

　　新民学会内也有此类斗争。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首任会长萧子升在1921年春节后从法国经北京回到长沙，7月初离长再次去法国。在长逗留期间，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活动。萧子升所著《毛泽东青年时代》记载：“1920年，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进行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他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希望我也能参加。”这个“新组织”是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而不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团员不限于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会员也并非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二、长沙小组的特色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除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性外，尚有独特的个性。一是潜在、切实，不尚空谈，踏实做事；二是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注意思想认识的统一，注重小组的纯洁性。

　　五四前后，湖南是南北军阀混战的战场，不论哪系军阀统治湖南，对革命均采取严厉镇压。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都被皖系军阀张敬尧封闭。何叔衡任馆长、谢觉哉任主编的《湖南通俗报》也被湘系军阀赵恒惕改组、撤职。1920年10月与11月，毛泽东先后组织长沙市民“双十节游行示威”、“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均遭到了长沙县警察局的传讯、诬告。毛泽东等小组成员从实践中深知：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不宜再公开创办报、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再有在湖湘文化和杨昌济影响下，他们自创办新民学会以来就养成了潜在、切实、不务虚荣的作风。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也督促毛泽东组党必须秘密，毛泽东接受了蔡的意见，认为：有些组织，货还未办好，就把招牌挂起来了，这不是办大事的作风。长沙小组通过新民学会新年会议，《新民学会通信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向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化书社向社会宣传新思潮；向长沙《大公报》推荐俄华通讯社文稿，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策，通过《湖南通俗报》披露长沙小组在洞庭湖、湘阴、岳阳等地的考察调查资料。毛泽东很注重调查研究，1920年3月，他致信周世钊，解释他未出国勤工俭学原因就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1920年11月和1921年春，他先后赴醴陵、萍乡、岳阳、洞庭湖考察。同时小组成员都有公开的社会职业。毛泽东是一师附小主事，何叔衡是长沙通俗教育馆馆长，贺民范是船山学社社长，易礼容、陈子博是长沙文化书社经理和营业员，他们在文化书社、一师附小、通俗教育馆、船山学社聚会，也不引人注目。许多新民会员如“宁乡四髯”何叔衡好友《湖南通俗报》主编谢觉哉，也不知道何叔衡是小组成员，毛泽东的好友周世钊更无察闻。

　　长沙小组还注重批评和自我批评。小组成员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想借用文化书社的公积金出国留学未允，迁怒于经理易礼容。为此毛泽东致信彭璜（1921年1月28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写道：“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度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评，一以主观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少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觉得一个人总是有缺点，君子只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的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兄于礼容，我觉得未免过当，立意不十分诚，泄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这种坦率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建党时期难能可贵。尔后，毛泽东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阐明共产党人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基础是共同的信仰。他说“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可以相让的。”“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阐述和实际运用，在各共产主义小组中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