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会址。本报记者姜克红摄
福建省长汀县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本报记者姜克红摄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协成店。上杭县委宣传部供图
走进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毛泽东诗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赫然在目。“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豪放词句定格了这样一幅画面：1931年5月，红军“七百里驱十五日”，从赣江边打到闽西，自西而东横扫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反“围剿”取得大胜。
“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如是说。
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红军的故乡、长征出发地、将军的摇篮，福建在党史上留下极为鲜明的印记。
为了一个可爱的新中国，10万八闽儿女走进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的行列，其中近3万人参加长征；全省为革命牺牲的烈士6万多人，被杀害和被摧残致死的革命群众约达47万人。
百年党史是一部浩如烟海的大书，其中有无数鲜活的细节值得触摸。让我们走进“红旗不倒”革命老区福建，寻找八闽大地的红色地标，从地理看历史，守望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奋斗和牺牲立起的精神丰碑。
古田会议：红军浴火重生
初夏的闽西上杭古田镇，漫山青翠，溪水潺潺。穿着红军服的“红色文化研学之旅”成员，唱着革命歌曲，走进古田会议会址瞻仰。会址背后的山上，“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庄严夺目。
古田会议会址，原为“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这让古田镇溪背村村民廖永忠十分自豪。
1917年，古田第一所小学“和声小学”在万源祠成立。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把“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至今，古田会议会址外墙上，还保留着红军留下的标语“保护学校”。
彼时，中国共产党诞生不到10年，建军刚刚2年，红军成分日益复杂，矛盾涌现，出现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现了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古田会议指明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解决了‘为谁而战’的根本性问题。”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说。
作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1961年，国务院将古田会议会址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为廖氏宗祠大厅的三合土地面，至今犹见斑斑痕迹。92年前那个冬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围坐在这里，为了御寒他们生起炭火盆。那是炭火，也是革命的火苗、胜利的火苗。
小屋里的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群山环绕的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因一座名叫协成店的旧式民居，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而当离开时，人们已经牢牢记下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没错，这里正是毛泽东写下指引中国革命道路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地方。
“协成店”，原是一位商人的商号。一楼的厢房有间小屋：一张半米高、一米来宽的木板床，与临窗摆的简单桌椅，几乎占满整个房间，床下一双旧草鞋，墙上一顶斗笠，桌上一盏煤油灯。
寒冷的冬夜，毛泽东正是在这间“陋室”里，借着案头油灯的“星星之火”，奋笔疾书，预言红色革命必将迎来燎原之势。
那是1930年1月初，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古田会议刚刚开完，党内却仍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把“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等问题丢给毛泽东。
“朱毛红军因国民党军围剿，从井冈山一路转移，直到闽西根据地才立稳脚跟，后又因建党建军理念分歧，连打了几个败仗。”曾汉辉说，这种疑惑在当时的党和军队中有一定代表性。
1月5日，毛泽东在完成阻敌战斗任务后住进协成店，当晚，写下一封六七千字的回信，希望帮助部分人员提高认识，转变思想，并教育全军。
信中，毛泽东指出，“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提出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并以诗意的语言形容那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果然，不到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长汀罗汉岭：瞿秋白高唱《国际歌》，留下人生最后影像
在古城长汀，背靠罗汉岭，高大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着。
1935年2月，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奉命从瑞金转移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在向闽西突围时不幸在长汀梅迳村被捕。
6月18日，瞿秋白用俄语一路高唱《国际歌》，在罗汉岭一处草地英勇就义，年仅36岁。
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瞿秋白留下人生最后的影像。照片中的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为白布过膝短裤和黑线袜，足蹬黑布鞋，背着双手，昂首直立，神态自若。
在罗汉岭，瞿秋白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脱口而出“此地甚好”，便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
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1952年，长汀在瞿秋白烈士就义地，兴建了“瞿秋白烈士纪念塔”；1965年修缮后改称“瞿秋白革命烈士纪念碑”；2006年又兴建了瞿秋白烈士纪念馆。
距此不远的长汀县博物馆，曾为汀州试院所在地，又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博物馆一角，有处逼仄的房间，曾是关押瞿秋白的地方。瞿秋白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就在这里度过，共被关押了41天。
在这间临时囚室里，瞿秋白面对敌人各种利诱、劝降、威逼，始终不为所动。他在这看书、写诗、刻图章，留下《多余的话》和《卜算子·咏梅》等作品。
囚室外的石榴树，见证了瞿秋白的最后岁月。“这棵石榴树年年开花，依然鲜艳，正如瞿秋白坚守的革命信仰那样，生生不息。”博物馆讲解员李艳斌说。
宁化：“千担纸、万担粮”，这里有个“中央苏区乌克兰”
三明市宁化县河龙乡，村民伊宏声和妻子正冒雨犁地、插秧。宁化是全国产粮大县，河龙乡种贡米已有1000多年历史。
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长征出发地之一，宁化为红军筹粮筹物，赢得“中央苏区乌克兰”美誉。“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做主人，哪能不支持红军呢？”伊宏声说。
“千担纸、万担粮”，1931年至1934年，宁化累计为红军捐献粮食二十余万担，仅1934年就捐献十万余担。
“别看捐粮这么多，那可都是‘一粒米、一口饭’省出来的。”宁化县党史与地方志委员会党史股股长谢丽梅说。
为支援前线，宁化苏区妇女连经常赶制布草鞋，共捐献了20万余万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宁化群众自发将家中门板拆下来送到前线做担架、病床。
当时，宁化还建立了红军兵工厂和被服厂，建设中央苏区造纸业生产基地，办起了硝盐、樟油、铁业等生产合作社。
宁化群众参加红军十分踊跃，出现了兄弟同参军、父子齐上阵、夫妻一条心等动人场景。
“那时整个县城几乎找不到二三十岁的男丁，大家都去参加红军了。”96岁的邹绍良说。
在淮土镇凤凰山，红四军驻地暨“扩红”指挥部旧址，一棵400多年的老槐树见证了张恩铜和他新婚一个多星期的妻子苏琴英成为“第1001名”和“第1002名”红军的故事。
史料记载，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宁化县16000多人参加红军。当时全县总人口13万多人，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参加革命，是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县之一。
漳州芝山红楼：毛泽东军事思想崭露头角
在福建漳州中心城区，有座三层小红楼——芝山红楼。当年，它与红军只有短短一个多月的交集，如今，作为“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芝山红楼地位独特。
红楼外墙上一行大字“组织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将人们的思绪带回1932年——那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翻过武夷山，跨过汀江，一路攻下漳州。
攻克漳州后，毛泽东曾在芝山红楼居住、工作20多天。这期间他主持召开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并亲自指导地方党组织，为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如今，红楼内毛泽东工作过的房间，依然陈列着煤油灯、单人床以及一对马口铁做的箱子等物件，岁月仿佛在此凝固。
漳州战役的胜利在当时是一场“及时雨”。“由于‘左’倾路线，红军在赣州战役中失利，在此背景下，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在漳州战役中大获全胜，不仅一扫阴霾，也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地位。”纪念馆馆长郑爱清说。
红楼里有张照片记录了战果，照片上是两架飞机——这是中央红军首次缴获飞机，一群年轻人满是好奇地围观着。
照片背后还有个故事：当时11师政委刘亚楼也在围观者中，22岁的他满脑子都是“飞行梦”。17年后的开国大典上，他如愿成了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
作为港口城市，漳州在数百年海外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漳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陈子铭说，红军进漳后，原本在族叔钱庄做出纳的当地青年高捷成毅然加入红军，并在随后一个多月里，协助红军奔走筹得100多万元银元和大量物资。那时候，在有着“红色小上海”之称的长汀，这一数字也不过是5万元。
当时，漳州有1500多名青年加入红军。报名参军的除了贫困百姓，还有南山寺7名和尚，以及在闽南求学的30多名台湾学生。“红军给这座城市带来生生不息的火种。”漳州市党史办副主任曾一石说。
“囊萤之光”：掀起东南革命风暴
由厦大西门进入，步行数十米，就来到一幢石木结构、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囊萤楼”。这座小楼，在八闽大地党史上写下传奇一笔：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厦门大学支部在这里成立。
上世纪初，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家乡厦门集美创办集美学校，培养了诸多进步学生。罗扬才与李觉民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两位。
1924年，罗扬才考进厦大预科。次年12月，他升入厦大教育系学习，住在囊萤楼111室宿舍。
厦大由陈嘉庚先生1921年独资设立，是中国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囊萤”的典故，出自《晋书·车胤传》：“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以照书”。
1925年11月和第二年1月，罗扬才和李觉民先后到广州参加会议，两人被会上的共产党临时支部吸收入党。为加快厦门地区建立党组织，中共广东区委调派广东大学学生党员罗秋天转学厦大。
1926年2月，罗扬才、李觉民和罗秋天三位共产党员，在囊萤楼111室宿舍内举行秘密会议，宣告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
从此，代表真理与革命的“囊萤之光”，以燎原之势，推动闽南、闽西地区革命迅猛发展。到1927年厦门“四·九”政变、罗扬才英勇就义前夕，厦大党支部已在闽西南地区建起28个党支部，发展了近300个党员。
厦大党支部成为闽西南地区建党的发祥地和播种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被誉为“八闽大地的革命摇篮”。
时光荏苒，“囊萤之光”永续向前。1986年，厦大校园内建起罗扬才烈士塑像。罗扬才烈士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成为厦大“四种精神”之一。2019年7月，厦大发起“扬才计划”，成立了“扬才先锋党支部”。
“我们要让囊萤之光历久弥新、永不衰朽。”厦大党建办主任廖志丹说。
福州“雨花台”：一场感人至深的“刑场婚礼”
鸡角弄被称为福州“雨花台”。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福州的监狱、刑场。经历百年沧桑的荔枝树见证，180多位烈士在这里为革命献出一腔热血。
作为鸡角弄烈士、首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的后人，方正一直在为这处红色地标奔走呼号。他掏出一本纸页泛黄、手工整理装订的“书”说：“这是我们烈士后人联谊会多年搜集的鸡角弄烈士事迹传记。但还不完整，有很多烈士没留下姓名和记录。”
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先进青年翁良毓、方尔灏等先后成立了福州首个共青团和党组织，这也是福建最早的地方党组织之一。他们领导工、农、学、妇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把福州地区的革命活动推向高潮。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中，“刑场婚礼”的故事感人至深。
一个是中共福州地委书记，一个是福州妇女部部长，革命伴侣徐琛和余哲贞在就义前的最后一刻，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当做结婚的礼炮。
徐琛后人陈小佳说，“刑场上，国民党要先枪决徐琛，余哲贞说：‘慢着，我们一同革命一同入党，死也要死在一起’，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子弹穿透他们的胸膛。”
百年荔枝树开花结果又一年。烈士后人立下一块“福州鸡角弄革命先烈就义处”纪念碑和铜牌。2014年9月30日，国家首个烈士纪念日，福州市委市政府竖起一块旗帜型纪念碑。“这段历史不只属于我们烈士后人，更属于社会大众。”方正说。
张山头1343座无名红军墓：漫山红飘带
在武夷山张山头自然村，红军先烈的故事在当地村民口中代代相传。这里，有无名红军墓1343座，一处连着一处，每处都垒三块青砖，立一截竹板。
上世纪30年代，张山头是闽北红军中医院、中共闽北分区委和闽北红军独立团驻地，曾多次发生惨烈战斗。
武夷山市文管所专家赵建平说，战事最激烈时，送往张山头红军中医院的伤病员多达三四百人，村民自发组织担架队、洗衣队，家家户户都是住院部。
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罗永胜介绍，当时国民党进行封锁“围剿”，红军伤员死亡率较高。从1928年至1935年，张山头千余亩山林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红军墓群，“墓群遗址面积之大、人数之多为国内所仅见。”
除了无名红军墓群，这里还有1931年立的刻有“红军墓”字样和五角星图案的墓碑一方，以及战壕、炮台、练兵坪等遗址和遗迹。
2019年10月，张山头红军墓群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村民把无名墓中掩埋的烈士视为亲人，每逢清明和中元节，都奉上一掬米、一把盐、一炷香。近些年来，当地老乡还依清明风俗，劈开竹子取“生”竹片为“碑”立于墓前，竹片上用红漆标出编号，并系上红飘带。
一位游客在瞻仰红军墓群时说，看到漫山遍野的红飘带，就像看到当年的红军先辈一样。“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知道他们为了谁。”
百丈岩：九位红军从这里纵身跳下
在闽东宁德，有座百丈绝壁巍然耸立。谷底石壁上，叶飞将军书写的“百丈英风”苍劲有力，无声诉说着80多年前的壮烈故事。
早在1931年初，闽东地区就建立了工农武装。在叶飞领导下，1934年9月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宁德霍童镇桃花溪村成立。
1936年10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新的“清剿”和封锁，时任闽东特委组织部长的阮英平率领闽东独立师第三纵队120多人，从连江罗源山区转战宁德，驻扎在虎贝东源村。
某天中午，一阵枪响打破山村宁静。国民党省保安团以三个连的兵力，从正面、左面和右面向东源村包抄过来。
红军且战且退，向石崖“百丈岩”方向撤退。为了掩护大部队，第二支队长、23岁的阮吴润带领战士奉命迎着弹雨冲向岩顶。包括他在内的9名战士，在敌人的包围下毅然跳崖，壮烈牺牲。这个故事被人们称为“闽东版狼牙山五壮士”。
纵队其他人突围后，辗转闽东各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闽东红军独立师和游击队在桃花溪集结，1938年1月移驻屏南，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
宁德市蕉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苏晓静介绍，六团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多次战斗中屡立奇功，被誉为“百旅之杰”。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多方查证百丈岩九位红军，能确定身份的烈士有6位，他们是阮吴润、冯廷育、余深德、高细瑶、谢兆量、何帮灿，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也才34岁。如今，仍有3位壮士的姓名和年龄无法查清，也不知他们来自何方。
“百丈岩战斗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英勇牺牲的精神，更在于九位红军用宝贵生命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他们值得后人永远铭记。”苏晓静说。
莆田大洋乡：闽中支队迎解放大军南下
革命史诗碑园、纪念亭、陈列馆……白墙琉璃间，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的每一场景都仿佛在述说当年的革命故事。
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的一部分——闽中支队司令部成立，地点就在今天的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大洋乡。
“大洋的土地是红色的，大洋的人心是向着红色的。”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旧址革命陈列馆讲解员陈锦秀说。从上世纪20年代到解放前夕，游击队一直活跃在大洋乡。
解放前夕，大洋这片红色土地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
1949年7月27日，国民党当局获悉闽中司令部与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在大洋会师的消息后，立即以省保安6团为主力，纠集3000多人，从四个方向扑向大洋，妄图一口吃掉闽中支队和解放军先遣部队。
当时的先遣部队侦察连加上司令部游击队员，总兵力不足500人。司令部广泛发动群众。经过三天三夜大战，进犯大洋的敌人终于在8月1日早晨匆匆撤往福清。大洋军民用反“清剿”斗争的胜利，迎来南下的人民解放军。
莆田是福建最早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三个地区之一，是中共闽中地方组织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地，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史持续24年，赢得了闽中“红旗不倒”的赞誉。
“艰难革命时期，老百姓与红军始终站在一起。没有担架抬伤员，他们就把自家门板拆下来做担架。门板不够用，他们就用竹子和稻草编担架……”每次有研学团队来到陈列馆，陈锦秀都会讲起“草编担架”的故事。“应该把闽中红色故事讲给下一代听，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记者邹声文、顾钱江、许雪毅 参与采写记者：陈弘毅、秦宏、董建国、林超、吴剑锋、付敏、邓倩倩、张华迎、张逸之、赵雪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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