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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要从鸦片战争说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结束。
当然，我不会长篇大论的说历史，毕竟那段历史已经世人皆知，而是捋清楚历史脉络走向，用大历史视角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年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出远征军队侵华，准备教训一下中国，顺便打开中国庞大的市场。
战争进行了2年，英国的总兵力不足两万，却让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吃了大亏，朝廷怎么都想不到，雄踞天下的中国，怎么就被英国蛮夷打败了。
不过有些人已经发现问题了，英国人的厉害之处在于船坚炮利，而中国军队基本是大刀长矛，即便有些热兵器，也是鸟铳、红衣大炮之类的落后装备，远远不如英国的武器历害。
于是魏源等知识分子觉悟了，要想以后不挨打，就得学习外国的厉害之处，等中国都学到手，再反过来洗刷耻辱。
他在《海国图志》里说的很明白：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那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觉得只要有了外国的船坚炮利，那就一切OK。
这种思潮经过多年酝酿，影响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时代精英，等他们走上朝廷高位的时候，便开启了洋务运动。
简单来说就是派人到外国买机器、聘工程师，然后让他们在中国安家落户，让中国也有了一些兵工厂、造船厂、机器局等工业设备。
后来，饱读诗书的探花郎张之洞，还给洋务运动提出一套理论思想，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是三纲五常、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东西，高举“儒家孔夫子”的大旗，坚持“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不动摇。
西学就简单了，军工、铁路、开矿、发电等等，凡是外国的技术项目，都属于西学的范围。
中国第一代追求进步的精英，能想到的救国方法只有学技术，他们发自内心的认为，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同治、光绪年间的朝廷，也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星光大道上，充满了自信。
但是洋务运动30年的成果，被1895年的“甲午战争”摧毁，掌权多年的李鸿章走下历史舞台，他们这些老派人物怎么都想不明白，堂堂天朝上国，为什么败给隔壁的日本小兄弟？
老派人物不明白，更年轻的精英想清楚了：
日本能打赢中国，是因为日本除了办工厂造武器以外，还用了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甭管君宪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日本和欧洲国家都在用，效果非常明显。
于是，中国准备抄作业，让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
从戊戌变法到清末维新，中国一直在做这件事，比如设立内阁总理大臣、改组六部、各省成立民意机构咨议局，代表们可以举手表决国家大事了。
支持君宪的中国精英，可以称为改良派，他们不赞成推翻现有制度，也不想损害自己的利益，只希望在旧秩序里修修补补，逐渐改变中国的命运。
但是孙中山等革命派不同意。
孙中山觉得，中国最大的制度问题是皇权，必须推翻皇权，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制度，如果皇帝继续坐在紫禁城，依然是权力最大的人，内阁和咨议局根本没什么用。
中国第二代追求进步的精英，最大的追求是改变中国制度。
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杨度、孙中山，都是走的这条路。
到了1911年，朝廷废除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度，大家以为改革运动要出成果了，都在翘首以盼，谁知道内阁总理+大臣共12人，皇族宗室就有7人，再加2个八旗子弟，在内阁里占了9个大臣席位。
这届内阁里汉人只有3个：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学部大臣唐景崇、邮传大臣盛宣怀。
“皇族内阁”刚出来，结果可想而知，朝野之间大失所望。
各省改良派才想起来，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是对的。
原本朝廷是中国的最右翼，主张革命的孙中山是最左翼，改良派则是中间力量，现在朝廷不能满足天下人心，把改良派组成的中间力量，彻底推向主张革命的左翼。
力量对比就这样失衡，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各省纷纷独立，对朝廷再也没有半点留恋。
孙中山以前做过无数次武装起义，没有掀起半点水花，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中国就改朝换代，孙中山回国成为临时大总统，原因就在于，革命派得到中间力量的合作。
那些中间力量就是地主、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化人物等等，他们才是数量最庞大的人群。
1912年以后，中国进入新时代。
延续几千年的朝廷国号，改成中华民国，皇帝成了大总统，六部尚书成了内阁总长，而且皇帝一声令下全国奉行的行政方式，也变成议会协商。
仿佛在一夜之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变成共和国了，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没什么区别，应该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了吧？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追求的现代化、工业化，也可以慢慢的搞起来了，毕竟所有拦路虎已经搬走了嘛。
但是此后几年发生的两件事，再次打破中国人的自信。
第一件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做了一次，1917年张勋和溥仪又做了一次，短短6年时间，共和国里两次复辟帝制，让那代精英人物感觉非常魔幻，总有人想当皇帝，说明三权分立没什么用，效仿美国的共和制度也靠不住啊。
于是，追求多年的共和制度，很快就面临道路危机。
第二件就是巴黎和会了。
中国人以为剪了辫子，把帝制国家改造成共和国，便和世界发达国家一样了，他们一定会尊重中国人，并且帮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而且中国做为“一战”的战胜国，理所应当和发达国家并肩站在一起，收回过去几十年丢失的尊严和国土。
谁知道“巴黎和会”的大耳刮子扇过来，明明白白告诉中国人：
虽然你们改变了制度，但奴隶就是奴隶，奴隶的命运应该由主人说了算。
是的，欧美列强并不尊重走向共和的中国，甚至不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而是要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手送给日本。
这两件事接连爆发，和甲午战争毁掉洋务运动一样，基本浇灭中国人改变国家制度的热情。
第三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突然明白了，除了技术和制度以外，中国要换脑袋，也就是改变脑袋里的思想。
如果旧时代的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继续存在，中国便只能在帝王、忠君和纲常礼教的圈子里转悠，走到穷途末路，就是北洋政府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
所以借助巴黎和会的时机，五四运动从学生的爱国游行，迅速转变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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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发起的，而不是更有资源的官僚、资本家或者军阀？
可能有人说，学生精力旺盛啊、愣头青不知道轻重、五四运动本来是小事，无非是几十年后赋予深刻意义等等。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还记得中国第一代追求进步的是谁吗？
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都是晚清的科举知识分子，属于中国最高级的读书人。
相比掌权的八旗贵族，这批知识分子是进步的，他们的眼界也比较长远，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并且引导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第二代追求进步的是康有为、梁启超、杨度、孙中山和宋教仁，这批人受传统经典的熏陶很深，人到中年才转向西方学问，属于中西合璧型。
相比老派的科举进士，他们又是进步的，主导了清末民初的时代走向。
到了民国初年，中国需要彻底换脑袋，他们已经更不上时代了，毕竟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旧知识分子。
真正受科举经典影响较小、读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就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那年只有40岁，已经是年纪最大的人了，属于领导人物。然后是20岁出头的邓中夏、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层人物，最年轻的就是17、8岁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这代知识分子的年纪相当小，没有旧时代的包袱，所以才能横下一条心来，彻底砸烂旧中国，然后用新思想再造新中国。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目的就是普及新文化开启民智。而那些青年学生们，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最深，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读过《新青年》。
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让读新式学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重新塑造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从这个层面来讲，五四运动的起点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巅峰高潮。
所以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那批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的主力，此后几十年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也是这批青年学生。
现在是不是明白“五四运动”多么重要了。
他们打倒孔家店之后，各种思潮在中国激荡，比如无政府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倒不是说这些思想是突然涌进来的，而是之前已经在中国了，只是除了个别知识分子以外，其他人都不怎么重视，更偏向于建设美好的北洋民国政府。
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决定换脑袋了，这些思想理论才被重视起来，有的信这个，有的信那个，中国各地都在思考争论，琢磨用哪种思想来改造中国。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早。
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大同学》里，就介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俩是百工著名领袖，主要学术成就是聊资本。
辛亥革命爆发前十年，留学生们也翻译了20多种社会主义著作，称社会主义是光明奇伟的新主义，尽善尽美万世不易之道。
之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和其他的思想理论一样，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推理论述，到底能不能用于国家和社会，谁都不知道。
你要是说可以，那么请问，证据呢？有人用这套理论建立起国家，并且让国家繁荣富强吗？
既然没有，你还坚持个毛？
但是1917年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大家都知道，那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导致世界上的气氛突然苏维埃起来。
简称，气突苏。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感觉很惊喜，既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经成功了，那么在中国也能成功。
如此完美的理论，再加上俄国的成功经验，简直就是梦想照进现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开始超越其他思想理论，成为最有可行性的一种救国方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中国知识分子要换脑袋，马克思主义也是第一选项。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高级知识分子，开始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处搜刮马恩著作来阅读，蔡和森也表示，现在要猛看猛译。
从五四运动到1923年底，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300多篇，远远超过之前几十年的数量，其中40多篇翻译自俄文。
青年学生们不太懂理论，更看重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邓颖超在1957年回忆过：
“我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只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我们很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苦群众，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
理论结合实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显学。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我党，顺理成章的成立了，所以说五四运动催生了我党，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其他思想学说，始终是纸上的理论，除了资本主义以外，没有任何理论在任何国家成功过，更不用说让落后国家繁荣富强了。
当然，那些思潮并没有消失，只是彻底小众化，永远失去成为主流的机会。
于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国出现两种主流的思想理论，都想给中国人换脑袋，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国。
这两种理论大家都知道：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他们背后的果党和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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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历代精英购买机器、改变制度、更换思想，唯一目的是救中国。
而救中国的根本途径是现代化，也就是技术、机器、制度、思想结合在一起，让中国成为和欧美国家并列的发达国家。
再向下推，现代化又分为两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
五四运动以后，两条路都很明朗了，一般来说，大家选择一条顺着走就是了，只要努力奋斗，总能完成目标的，对吧。
那百年前的中国人怎么选呢？
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显学，但大部分人的身体很诚实，用自己的屁股选择了资本主义。
我们在文章第一段里说，清末有一个改良派组成的中间力量，他们普遍有自己的产业，不太喜欢暴力革命，因为暴力会产生动荡，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往往会影响赚钱的速度，严重的可能会家破人亡。
所以改良派组成的中间力量，一直和朝廷合作，准备把中国弄成君主立宪国家，这样可以安稳过度，慢慢进步。
直到发现朝廷吃独食，不给中间力量分配利益，这才一怒之下支持革命党，推翻皇权和朝廷，两派力量组成中华民国。
其实这个中间力量一直存在，从来没有消失过。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道路已经选定，他们必须选择一个站队。于是中国的政治倾向有点类似于1912年：
主张暴力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党，成为中国的最左翼，新文化运动里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这一边。
主张用现有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进行一定程度国家改造的果党，站在中国的最右翼。
而延续下来的中间力量，更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毕竟谁会和自己过不去呢，新文化运动里的胡适和蔡元培，站在这一边。
这样的政治力量分布，在两党合作的时候威力非常大，因为两党走在一起，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中间派，也必然和两党站在一起。
1920年代的北洋政府，由于连年打仗失去政治信用，已经没人再相信一帮军阀了，而且没钱没道路的北洋政府，也不能带着大家发财致富啊，谁吃饱了撑的站北洋政府？
接受苏联援助的北伐，基本上势如破竹。
不管打到哪里，都有地主和商人组成的中间力量欢迎，颇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意思。
北洋政府迅速垮台，走上清廷的老路。
但是北伐成功之后，怎么办？所有人都面临“二选一”的抉择。
毫无疑问，以蒋介石为首的果党一派，选择了资本，于是1927年4月12日举起屠刀清党，给欧美和江浙财团送上投名状。
胡适、蔡元培、商人地主等中间力量，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他们对蒋介石充满希望，觉得蒋介石能带他们走通资本主义道路。
我党变成孤零零的一极，牺牲非常惨烈。
而1：2的政治力量分布，进一步导致红军在此后10年的惨淡经营，因为那时候的红军和我党，在中国政治上属于被抛弃的一方。
但是中间力量很快就失望了。
不管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想现代化就要完成两个历史任务：驱逐列强摆脱殖民、土地改革释放劳动力。
这两个任务是改造中国的前提，否则就谈不上现代化和工业化。
欧美列强不会允许落后国家发展，他们想要的中国，是有一点工业基础，维持最基本的消费水平，能够消化他们过剩的工业产品。
换句话说，做个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倾销市场，一切OK，再想往上走，他们就要用卡脖子或者战争的手段，来打断落后国家的发展进程。
土地改革释放劳动力，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不改变土地关系，农民永远被困在一亩三分地上，即便办起工厂，也没有足够的工人，更不会有消化工业品的国内市场。
不管哪条道路，都要完成这两项历史任务。
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以后，根本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的要求，不是围剿红军，就是在和其他军阀打仗，导致中国没有一天安稳日子。
土地改革释放劳动力，以及驱逐列强摆脱殖民，更是没影的事。
这样的民国，资本家极其不满意。
而且蒋介石在1943年写了《中国之命运》的书，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表示中国的两条路都不走，也就是说，他不准备用这两种理论来换脑袋。
那他走什么路呢？
只能是开历史倒车，回到已经被打倒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旧世界去。
他经常用曾国藩语录教育部下，其实就是在不自觉的回到晚清，自己做一个果党的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换取外国支持自己的地位，挺好。
历史给了蒋介石20年时间，他都没有完成五四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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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果党掉链子，那我党就要辛苦一下，先给果党擦屁股，再来干自己的活。
正如列宁说的，俄国工人不是苦于资本主义，而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
百年前的中国也是这样，在国家大事面前，革命主体的农民和工人，更喜欢吃饱肚子、有稳定的收入。
即便想给我换脑袋，也得等我吃饱饭再说。
而且土地改革释放劳动力，是为工业化服务的，中国都没经过资本主义现代化，你释放劳动力有什么用？那不是闲得慌么。
苏联派到广州的鲍罗廷曾说：
共产党要给国民党做苦力，通过大革命让资产阶级掌权，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你们再来革命夺权。
也就是说，先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培养起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再动员起工人阶级，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27年蒋介石不是清党了嘛，不和我党玩了，毛泽东和同志们没地方去，便转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并且在可能的时候，逐渐完成驱逐列强的任务。
相比掌握政权的中间力量和果党，他们换了一种玩法，就是先释放劳动力和驱逐列强，等完成两项历史任务之后，再来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
就像前文说的，在果党和中间力量的挤压下，10年红军时期是惨淡经营，而且王明和博古的领导能力很幼稚，完全没有争取中间力量的想法，就知道猛打猛冲。
直到长征之后，毛泽东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明白团结大多数，到底意味着什么。
于是他在党内团结了多数同志，到陕北以后，制定了合理的统战政策。
从那以后，基本上没有太激烈的土改行为，逐渐团结了一批开明绅士、民族资本家等中间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真正让我党迎来浴火重生。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抗日已经成为全民共识，谁举起抗日大旗就占到道德制高点，谁不抗日就是民族败类。
于是积极抗日的八路军和我党，很自然的积累了声望，并且在抗日的大旗下，和中国政治的中间力量，展开一系列亲密合作。比如在舆论上互相声援、民族资本家给八路军捐赠物资、开明绅士给地方政府建言献策、青年学生到延安参加革命等等。
经过八年抗战的亲密合作，再加上对蒋介石的失望，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党已经争取到相当大的中间力量，能和果党大决战了。
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
如果和10年前一样孤零零的，蒋介石会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恐怕是直接调兵“围剿”了，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了，蒋介石不久后还是主动开战了，但至少在1945年重庆谈判前，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的声望和实力。
这些声望和实力的背后，便是在抗战期间积累的，以及中间力量的合作支持。
中间力量倾向于我党，根本原因就是，放眼中国，只有我党能完成驱逐列强、释放劳动力的任务，而完成这两项任务，对他们是有利的。
有利的地方在于两点。
第一是可以保证安全的国内环境，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能够安稳生产，努力赚钱养家。
我们也可以说，我党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
第二是我党的开明政策，可以吸收他们进入政府里，参政议政，发表自己对国家大事的意见。
其实不论是驱逐列强、释放劳动力、适度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吸收中间力量，都是必须要走的，想直接跨过去，基本没可能。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做《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得可怜虫。”
9年后的山河大变，就证明了他的论断。
到了1945年，毛泽东的思想更加成熟，在《论联合政府》里再次说明：
“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而且毛泽东也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有自己的条件：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任务，正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证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毛泽东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结束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
其实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五四运动的延续。
到了1949年，解放军在“三大战役”后推翻国府，废除一切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再加上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我党基本完成两大历史任务。
同年和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开了政协会议，举办了开国大典，真正实现了左翼和中间力量的大联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此时就算成功了。
再过几年，走完革命进程第一步的新中国，开始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从此以后，中国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有了苏联援助的工业技术，中国人民也有了社会主义的脑袋。
那些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运动，此时才算落下帷幕，中国开启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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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回顾五四运动，最直观的记忆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热血沸腾，愿意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
承上启下救中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那代青年知识分子也很牛逼，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这种历史机遇，不是每一代人都能遇到。
但他们在百年前的爱国热血，给后代青年留下一份最大的精神遗产：
位卑未敢忘忧国。
全文完。
参考资料：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彭明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唐宝林
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张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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