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并不为人所注意的宋辽关系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热捧。先是2016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历史文学《大道兮低回———澶渊之盟在宋辽之间》的文章，肯定并歌颂澶渊之盟以及由此所塑定的宋辽关系，称“澶渊之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华民族搁置争议，着眼大局，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为宋、辽两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发展机会，使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度和平岁月。”接着2019年初，美国著名学者，“修昔底德陷阱”之父格雷厄姆•艾利森又提出，“中美应当建立起类似宋朝与辽、金之间形成的一种‘竞争性合作关系’”。这个提法被称之为中美“竞争伙伴”理论，并且据说是因为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提示与介绍，所以才启发与丰富了这位美国战略家的历史灵感。2019年7月，格雷厄姆•艾利森又再次发出呼吁，说中美应仿照中国历史上的宋辽那样，彼此之间建立类似宋辽关系的“竞争伙伴”关系。观察者网发表了格雷厄姆•艾利森题为《我想结合宋辽“竞争伙伴”关系探索当下中美出路》的文章，文中说，“竞争伙伴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的词汇，但这是宋辽关系的史实。在澶渊之盟后，宋和辽同意在某些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展开热烈合作。这是一个独特的朝贡关系版本。维持这种竞争伙伴关系需要管理反复出现的危机，并不断适应新的时空条件。然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和平时代持续了近120年。”(见《观察者》网2019年7月17日刊文《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关系——“竞争伙伴”理论》)。
在上述理论阐述的烘托下，中美宋辽式“竞争伙伴”关系俨然成了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命题，成了中美关系未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出路。因此，怎样看待澶渊之盟，怎样看待历史上的宋辽(以及后来的宋金)关系，这对当代的中美关系有何启示借鉴意义，需要认真、深入地加以讨论。
一、“澶渊之盟”并非什么“大道”，而是长期军事较量之后的妥协交易
澶渊之盟发生公元1004年，发生这一事件，是宋辽两国之间长期战争、彼此攻防转换易势的结果。
国家统一历来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历史上任何一个正统的王朝政权，无不将国家统一当做最高战略目标。肇始在天下大乱基础上大宋政权也是这样。早在赵匡胤夺取政权以前的后周柴氏时期，柴氏当局就把收复燕云十六州当做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目标而付诸努力，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柴世宗率军攻辽，目的就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后周军出兵的一个月内，先后收复许多失地，正准备攻打幽州的时候，柴世宗病重垂危，因而不得不主动班师。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政权以后，继续坚持统一中国的大政方针，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先主要对南方各个割据政权用兵，然后掉头解决依附契丹辽国的北汉和收复燕云十六州。从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开始，直到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赵氏王朝先后发动四次北伐战争，费劲艰辛终于灭掉了契丹直接出兵援助下的北汉政权。当此之时，举目四望，传统华夏汉地，只剩燕云十六州这块被石敬瑭儿皇帝出卖的土地还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赵匡胤曾经说过说，“燕(指燕云十六州)、晋(指北汉政权)，未复，可谓一统太平乎?”可见，在赵氏政权的心目中，收复燕云十六州无疑是国家统一的标志性问题。
受第四次北伐胜利的鼓舞，宋太宗赵光义在灭掉北汉后，亟想一鼓作气一并从契丹手里夺回燕云十六州，他此时有点轻举妄动了，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动了对契丹辽国的战争。公元979年进兵围攻幽州，辽国大举出兵，双方主力在北京附近的高粱河地区发生战斗，结果宋军被打得大败，连宋太宗赵光义本人都遭伤受创，落荒而逃。
高粱河一战之后，辽国连年发动对宋的侵略战争：
979年9月，辽进兵镇州;
980年3月，进兵雁门。
980年10月，再次攻入宋境内，大败宋军;
981年5月，派兵三路进攻宋边境;
. . . . . .
986年(北宋雍熙三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北宋朝廷再次兴兵北伐，分兵三路北攻燕云十六州，主力以攻取幽州为目标。大宋军队的此次出击可谓声势浩大、气势惊人，但遗憾的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结果主力在岐沟关被辽军打败，进而导致全线溃败，败得一塌糊涂。大宋军事与战略水平的低能，至此暴露无遗。
击败进攻的宋军之后，辽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开始大举南下，在988年和997年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入侵，横扫宋都城开封以北的地方。以此为基础，辽军终于在公元1004年逼近了大宋的心脏，即进军到离大宋国都开封不远的澶渊城下。大宋王朝不得不皇帝御驾亲征，倾尽全力进行保家卫国的战斗。
宋辽双方在澶渊城下先后发生几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然后开始媾和，主要原因是大宋的决策者抗战的意志很薄弱，急于求和。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概括起来有三点：
其一，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即两国在政治上平等，用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就是两国“互相尊重”，维持一种必要的政治面子;
其二，大宋每年向辽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今天对此释读，有人可能要将其说成是共享发展成果吧;
其三，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用今天的外交语言概括可能就是“深化互信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直到今天还为一些中国人所歌颂并拿来说事的“澶渊之盟”。
从上述基本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澶渊之盟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道”，而是大宋王朝在军事上无能为力、难以抗衡契丹辽国的战略进攻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大宋王朝本来对契丹辽国贯彻进攻路线，指望通过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收复国土，实现统一，但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大宋看起来像庞然大物，其实难堪，军事战略能力实际上很低劣，因而不但这样的目标未能达成，反在辽国的军事进攻下张皇失措、被动挨打。据历史所载，闻听辽国大军横扫黄河以北的消息，宋真宗本来准备弃开封城而逃跑，要迁都西安躲避契丹兵峰，只是在宰相寇准的强力劝谏下，才勉强来到澶渊，而且即便他来了，也并未下定战场较量的决心，只不过露露脸、鼓舞一番士气而已，其实就是装装样子。真正让入侵辽军感到畏惧难办的是河北、山东地区广大人民的反抗反击，弄得辽军十分被动，难以在宋朝境内持久立足，以至于澶渊城下的对峙出现一种滑稽的战场平衡——宋军无力反击，辽军无力攻城。于是大宋王朝积极“议和”，朝廷的谈判代表在前往辽军大营前询问宋真宗赵恒谈判底线，赵恒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万亦可。”也就是说，赵家王朝原本准备不惜出大血本求和，只是由于谈判代表力争，最后以“三十万”了账，由此可见，澶渊之盟哪里有什么“大道”?还什么“低回”，简直都窝囊废到家了。
二、大宋王朝遭遇政治与战略双重失败
上述宋辽之间所缔结的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并非什么宋辽两国的“共赢”，更不是什么给大宋发展提供了百年“和平机遇”，它是大宋王朝遭遇政治与战略双重失败的标志，以此为标志，开启了两宋“积贫积弱”的历史进程。
第一，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下之盟，是民族与历史的双重屈辱
在北宋澶渊之盟以前，中国历史上民族间带有屈辱色彩的求和妥协一般是“和亲”(笔者这里所指的战败求和之后被迫的“和亲”，不是民族间平等交流的“和亲”，譬如白登之围后的“和亲”等)，当然，“和亲”也往往与“互市”相伴生。“和亲”的办法比较单纯，基本上不涉及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不连带经济利益的输送，而且历史上的“和亲”一般也只能暂时解除战争威胁，短时间平静之后，往往还要爆发更大规模乃至更加残酷的战争。说得直白一点，被迫“和亲”虽然难堪，但毕竟只是“一个女人”的事情，牵涉面不大，波及到的问题不深。
但“澶渊之盟”所开启的经济输贡模式则相当屈辱、非常有害。
从屈辱的意义上说，辽国之所以答应以这种“岁币”的方式中止对宋的攻伐，基本原因是由此所得甚至大于战争所得，即辽国军队通过入侵掳掠而来的东西也不会比这样得到的更多。其实，契丹并没有多少人口，每年固定的“银十万，绢二十万”足以提供这个游牧朝廷的大部分消耗;
从有害的角度看，这一巨大的经济负担无疑要转嫁到大宋普通百姓的头上，成为大宋财政无法止血的伤口。
“澶渊之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城下之盟，对民心士气都是沉重的打击。即便是当时，这样屈辱的协议也并不为子民所认可认同，有人曾直接干脆地对宋真宗说“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则写诗辛辣讽刺，“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宋神宗更是对其先人的此等做法不以为然，他说，“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在北宋以后的历史朝代中，人们对这样的协议同样也不认可、不认同，比如明朝，即严格规定国家在任何情况都“不和亲，不纳贡”。这种规定，既惩戒于前朝的历史教训，同时也等于是对大宋王朝纳贡政策的历史否定。
第二，澶渊之盟彻底中止了国家统一进程，大宋王朝的历史上地位因此一落千丈
宋辽两国缔结“澶渊之盟”，事实上等于大宋王朝放弃燕云十六州的主权，承认了大辽的对这个重要地区的占领与统治。自此以后，大宋王朝基本失去了统一中国的雄心，急速堕落脱变为偏安苟且的政权，这给后来的中国历史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失去燕云十六州，从当时的战略格局来说，其影响在于：
一是在国家民族最重要战略方向上失去战略屏障与高地，任何占据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都可以由此长驱直下、直捣中原;
二是构成了大宋王朝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的转折点，直接后果表现为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遭遇彻底的失败。从此以后，大宋王朝上下完全失去了对国家安全的塑造能力，转而专心致志地搞对内专制。
赵宋王朝本就以诈道取得天下，对外张力萎缩，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就顺理成章地把精力与资源都用在“内守”上了。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宋政权长期奉行军事上“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那一套，将国家武装力量的“训练”、“调动”、“使用”三者人为地隔离起来。在布局上实行“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其结果就是，这个王朝豢养了一支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武装力量，其人数甚至比西夏乃至契丹、女真的总人口还多，但实际的战争能力却破烂不堪，空前地虚弱无力。其实，就宋王朝的内心而言，未尝不想找机会收复燕云十六州实现国家统一，宋神宗时期就涌现出这个想法，同金朝搞“海上会盟”议定夹击辽国的时候也有这方面的打算，而且还表现得很强烈，提到了议事日程。可惜这个窝囊的朝廷历来都是有想法没办法，因为它自己的实力太孱弱了。
一个不能实现国家统一的王朝，不管在别的方面如何突出，也难以挽救其历史地位的低下，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规律。古今中外，地理活动空间的大小与自然资源占有程度从来都是民族与国家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要素。如果俄罗斯人只占有莫斯科周围，今天的俄罗斯同历史上的莫斯科大公国幅员版图基本一致，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充其量也是相当于奥地利，距离全球战略大国的地位将天差地远;美国也是这样，如果北美十三州独立之后在领土空间上就此止步，那么就绝没有今天的世界霸权。宋朝在这方面就出现了严重退步落后，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疆域最为蹙狭的半统一王朝，因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历来评价很低，人们惯常以“弱宋”称之，究其根源，“澶渊之盟”就是一个很坏的开启。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大宋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举措具有完全的政治与历史正当性，在历史的这个时候，切不要把今天的中国同当时的宋辽混为一谈。今天，契丹族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宋辽对峙之时，他们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别，彼此之间的战争不属于民族内部的纷争，而是货真价实的国际战争。评价当时状态的历史，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就应该站在大宋王朝的历史这面看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推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举措，就是正义的，就是选择了历史的正确方向。遗憾的是，大宋王朝没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没有承担起这份应尽的历史责任。所以，总体而言，大宋王朝是一个很失败的王朝，在政治上、战略上都很失败。
第三，由此开启了屈辱事敌的恶劣先例，并引起连锁反应，后患无穷
澶渊议和开启宋王朝苟且偷安、投降绥靖的历史祸端，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要愈演愈烈。
其实，澶渊之盟维系的和平时间并不长，根本不是一些专家学者所说的120年。宋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对大宋进行要挟，无奈之下，赵宋朝廷只得同契丹再定盟约，加岁币银绢各十万匹两，差不多长了一倍，这才破财免灾、渡过危机。
不仅如此，为了笼络辽国上层，赵宋朝廷还使用经济手段极力讨好辽国的当权者，突出的事例是对辽国出使大宋的使臣大肆“馈赠”。据史载，一般为大使金200两，银2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澶渊定盟之后，宋辽两国间使臣来往不断，一岁之中多起，辽国的许多人因此发财，其中有位大臣公心甚大，居然把接受宋朝的馈赠捐献出来，以助辽国军饷之不足。一个辽国大臣从宋朝所得财物居然可助国家军饷以一臂之力，可见大宋朝廷是多么慷慨大方!
既然对辽国奉行这样的办法，对后来接踵而起的西夏、金自然也不例外。
西夏崛起以后，为了应对西夏的扩张与进攻，大宋朝廷照样玩起破财免灾的勾当，对西夏也纳款议和，每年向西夏缴纳“岁币”银绢茶綵二十五万五千两。
再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迅猛崛起，对辽国展开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在金国的军事打击下，辽国朝不保夕、面临灭顶之灾。这时，鼠目寸光而又想入非非的大宋朝廷以为机会来了，联合金国对辽国下手，同女真人签订了“海上同盟”，不但要一洗百年之仇耻，还想借机收复燕云十六州，以圆百年之梦。宋朝与金国商定，金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攻取辽之南京(即过去的幽州，亦称析津府)，灭辽后，宋将原给辽之岁币转纳于金国，金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归宋朝。
应该说，按照宋金两国达成的协议，金国承担着打击辽国最主要的军事任务，而大宋只不过是偏师配合而已，且大宋军事行动的指向依然还是收复失地，目标非常有限。即便这样，宋朝也是在金国出兵并接连取得对辽军作战巨大胜利后才蹒跚出场，但却先后两次被辽军的二流部队打得大败亏输，不要说什么攻取辽之南京了，要不是辽国此时已被金国打得亡国在即，北攻辽国的宋军完全有可能被辽军所聚歼。
大宋王朝军事能力的低下与可怜，至此暴露无遗。可以说，在蓬勃兴起的金国面前，通过联合灭辽行动，宋王朝彻底露出了它“黔之驴”的本相。
如此无能不堪的伙伴当然为金国所高度蔑视。本来是大宋攻取目标的南京，最后却为金国军队所占领。但大宋仍然幻想着能够收复它，于是同金国进行了交涉谈判。金国当然不傻，金朝廷不但拒绝履行将燕云十六州交回的盟约，而且还要大宋拿钱来赎买南京(辽灭后改称“燕京”)。除了要求大宋朝廷履行将原先给辽国的五十万“岁币”转给金国外，还要“纳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并威胁说倘半月内不予答复，金朝就将采取强硬行动。
危机又来了!
面对危机，大宋王朝再一次黔驴技穷。无奈之下，只好再搞“花钱办事”、“破财免灾”的老一套。宋金双方经过交涉后，宋允以二十万两银、三十万匹绢给金国，花费一百万贯钱从金国手里赎回幽州。到此，金国才交还燕云六州(景、檀、易、涿、蓟、顺)及燕京，其余的地方只能让金国继续占领了。并且金军在撤出城前还将燕京城内财物和人口搜刮一空，宋所接收的只是一座“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空城。
看清楚窝囊废一般的大宋花花绿绿地摆在那里，难道勃勃兴起的金国能就此罢手吗?
当然不会，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傻的政权。灭辽之后没过几年，金国军队就开始大举南下攻宋，仅仅通过一次性战略性战役，就把貌似强大的北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连同数以万计的皇室贵胄、王宫要员尽皆成为俘虏，如同牛羊一般被女真人驱赶着踏上北去之路，渡过此后极尽屈辱的苟活的岁月. . . . . .
更令人震惊的，这样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接下来的南宋照旧在金、元之间演绎着宋与辽、金的故事，也是议和、纳贡、岁币的这一套，最后又玩起了联合蒙元夹击金朝的把戏，结局同当年联合金朝夹击辽国的结果如出一辙，历史惊人地再现与重演。
铁一样的历史事实十分清楚地说明，大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孱弱的王朝，内外矛盾都十分突出。在对外方面，先后崛起于中国北方的几个民族政权辽、西夏、金以及后来的蒙元，个个都把宋朝当做鱼肉来蹂躏吞噬，大宋王朝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含垢受辱、饱受欺凌，一遇到危机就靠议和、纳贡来应对，就靠吃这碗屈辱饭来苟延残款;在对内方面，无论是北宋还是后来的南宋，社会贫富差距都空前巨大，内部阶级矛盾十分突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就在北宋联合金国准备灭辽前夕，江南地区的方腊起义给宋朝以沉重打击，甚至一度使得宋朝无暇北顾。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双重深重，这是大宋王朝社会历史的突出特征。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大宋王朝的表现就是内外都软弱无能，政治上挺不起来，战略上立不起来，经济上也活不起来。当宋徽宗执意联合金国共同灭辽的时候，枢密院执政邓洵武就明确谏言说，如今国家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人人皆知。“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这几个字，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大宋王朝的历史实际。《大道兮低回》一文说什么，这个原来准备不战而逃后又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宋真宗“迅速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繁庶、文化鼎盛的时代”、“这是大宋王朝难得的小康时代”，把大宋描述为一跃而成的世界强国，“中国占世界财富的比值从996年的22%左右，一下子提升到了67%左右，可谓富甲天下”云云，这种描述，恐怕有以偏概全、道听途之嫌。窃以为，像大宋这般窝囊的战略强国，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
有宋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积贫积弱”的王朝，这一点历史早有定论。当然不是说两宋时期就没有发展进步。笔者以为，这个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内在精神世界的自我演绎和深化，比如空前繁荣的文学，以及基于传统儒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等，但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历史时期转趋于内向和保守，而对外张力与表现活力则日趋消蚀。因而研究普遍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变衰的历史转折点，追本溯源，澶渊之盟堪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恶劣开始。
三、今天中国能否同美国建立历史上宋辽那样的关系
结合宋辽“竞争伙伴”关系寻找当下中美出路的专家学者们当然离不开首先给宋辽关系“正名”这个前提，因为只有赋予一千多年以前宋辽关系以足够的历史正当性，才能彰显这一关系现实状态下的可借鉴性。正因为这样，所以“修昔底德陷阱”之父格雷厄姆•艾利森才把当代中美关系同当年的“宋辽关系”、同他所倡导的中美“竞争伙伴”理论三者混为一谈，他如此这般地把上述三个概念混淆在一起，才使人们不容易辩论反驳，才给他的这个理论罩上高大上的光环。为此，我们必须从三个层面加以讨论：
第一，宋辽关系既不是什么“竞争性合作关系”，也非“竞争伙伴”关系
有关宋辽关系的实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消极影响，笔者在上述两个部分的文字中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梳理。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把宋辽关系冠以“竞争性合作关系”或“竞争伙伴”关系，应该说只是一些人望文生义的想象，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宋与辽之间既未有什么“合作”，更不是什么“伙伴”，它们之间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到最后的结果是“双输”，而赢家则是后来崛起的第三者。
第二，中美能否建立“竞争性合作关系”或者“竞争伙伴”关系
在美国的主导推动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业已开始，目前正在呈严酷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否“合作”，中美能否成为“伙伴”，或者“合作”与“伙伴”的成分与比重能有多大、多重，这恐怕不是理论阐释与演绎所能解决的问题，良好的愿望与灿烂的理想也不具有多大的影响，只能在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展望预测，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我们只要认真回顾总结一番美国过去从事“战略竞争”的历史轨迹与基本经验，就大体能知道未来美国将怎样继续它同中国的新的“战略竞争”;人们也不应该忘记，过去的几十年来，中国曾努力同美国建立各种名目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前一个时期还努力推动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结局怎样，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样的“过去”与“现在”如此鲜明地摆在哪里，难道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未来面目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第三，今天的中国不应该接受历史上宋辽之间的那种关系
拿当年的宋辽关系对比今天的中美关系，本来就驴唇不对马嘴，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可比性。之所以有人热衷于拿澶渊之盟和宋辽关系说事，无非其中涉及两个突出的“亮点”：
其一，要不要向强权纳款输贡岁币，以求破财免灾
两宋在应对外患的时候，多以纳款而媾和，这是赵宋朝廷面对强权压迫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对此，现在有一些中国学者予以基本的肯定。他们之所以肯定历史上的宋辽关系，所看重一点，就是宋朝肯于向辽国“让利”，让强大的辽国分享宋朝的经济发展成果。他们认为，由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和平弥足珍贵，是当代大国关系的可以借鉴的典范。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当今中国也可以效法历史的宋朝向世界霸权美国纳款，以安抚美国的战略焦虑，从而换取中美关系的和平。
其二，要不要把实现国家统一当做坚定不移的目标
赵宋肇兴伊始，宋王朝确实是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实现国家统一为目标，但缔结澶渊之盟后，这个目标就被冰封、就被无限期地搁置了起来，只是在辽末之季才重又被唤醒。这一点也得到现在一些中国学者的认可与认同。因为现如今中国也有一个台湾问题，类似于历史上的燕云十六州。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不知转圜、死守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难免同改革开放发生冲突与对撞，哟啊因此面对强权大国的干预，赵宋王朝勇于放弃统一，这就是他们心中的“大道”。笔者以为，中国的一些人不敢公开反对收复台湾，所以他们就只能借歌颂大宋、歌颂历史上的澶渊之盟来一吐心中块垒。
所以，所谓“中美应当建立起类似宋朝与辽、金之间形成的一种‘竞争性合作关系’”，这一命题的核心，等于是说中国也应该向美国屈膝纳贡，并放弃收复台湾，其中尤其是武装收复台湾的行动。宋辽关系在眼下之所以会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热捧，其实质就是一些中国的“专家”、“学者”对这一命题进行热切的呼应。预计，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深化，有关宋辽关系的关注与哄抬还将持续加码。
但是，笔者以为，当今中国不该也不能学习赵宋，尤其不能以赵宋王朝为榜样处理对外战略关系。这里面的理由与原因很多，最根本一条，中国发展崛起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在走一条历史的上坡路，而不是像宋朝那样，由盛到衰，滑向历史的下坡。
最后，笔者还是喜欢借用元代诗人刘因的《白沟》一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
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
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
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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