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近20年的思考

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近20年的思考

周新城

《环球视野》第360期，摘自2010年第5期《政治学研究》

内容提要：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并最终解体，是20世纪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苏联解体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派别对此有完全不同的判断和诠释。在苏联解体近二十年之际，要正确研究苏联解体，应该把握好几点：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防止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其次，找到正确的方法。研究苏联解体的方法必须坚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最后，还需要正确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具体分析各种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得出经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汲取教训。

光阴荏苒，2011年，苏联解体就将进入第20个年头。回想20多年前，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工作，兼任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在苏联政局发生剧变的时候，我可以说是集中全力进行跟踪研究，以便向有关部门报送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一段时间里，看的材料越多，越感到迷茫，弄不清楚苏联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还会往哪儿发展。那时苏联的政局犹如万花筒一般，变化无常，政治性事件层出不穷，今天这里罢工，明天那里罢课，时不时又爆发流血冲突。政治组织不断产生，宣言满天飞，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几乎天天讲话，言必称“改革”。“改革”是一个颇吸引人的口号，谁能够反对改革呢！然而看多了他的讲话，结合局势的变化，又感到他主张的“改革”有点不对劲。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慢慢把握住了苏联政局变化的本质：戈尔巴乔夫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引导苏联的改革。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全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用他的话来说：斯大林模式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他说的“斯大林模式”内涵十分广泛，包括理论、政党、社会制度等等，总之是指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部），因而他改革的目标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炸毁一切”，建立起西欧社会党所主张的那样的政党和社会制度，即把共产党改造成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当时苏联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正是他所希望出现的那种“民主”的模样。

大体上到1989年下半年，我形成了一个看法：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在他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苏联不可避免地会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葬送在他的手里。1989年12月，国家教委要我们编写一份有关东欧局势的材料，供各高校政治课教师教学参考，我在这套材料的总论中写道：“东欧局势的变化证明，戈尔巴乔夫是隐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配合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需要的叛徒。”这一论断一出，国内外舆论哗然，谴责之声不断，无非是说“左”吧！然而苏联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最终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证明这一论断是站得住脚的，我至今仍坚持这一看法。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20世纪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对苏联演变问题十分关心，这是因为如何分析和认识苏联的演变，涉及到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马克思主义灵不灵这一类根本性问题。今天，剧变风暴刮起的尘埃早已落定，有关材料大多已经公开，事情的性质、起因、结果应该很清楚了，然而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却对此有完全不同的判断，至今仍争论不休，事情类似于20世纪中期的斯大林问题。当时毛泽东评论说：“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定论。”现在看来，不仅20世纪，而且进入21世纪，也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分歧甚至更大了。苏联演变问题同斯大林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程度上是彻底否定斯大林这股思潮延续下来的结局，而且其影响比斯大林问题更为深远。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苏联演变问题，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估计今后很长时间里也难以有一致的看法。

一、在意见分歧甚至对立的情况下，我们应怎样研究苏联演变问题

首先要解决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研究苏联演变问题是为了吸取教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防止我国出现类似苏联这样的悲剧。这是我们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目的所在。如果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唯一出路，那就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那种把苏联演变说成是“摆脱了历史迷误”的进步现象，说俄罗斯从此走上了“人类文明的正道”的观点，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苏联政局剧变以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欣喜若狂、弹冠相庆的场面，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这种场景足以证明苏联演变是多么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愿望！我们不应与他们同流合污。

社会科学工作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考虑我们的研究工作为谁服务、得出的结论对谁有利，也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多年不讲了，好像讲立场有点过时了，甚至有点忌讳似的。然而不管承认与否，或者自觉不自觉，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点。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在阶级社会里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基于不同的利益，对同一个问题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本身具有阶级性，这一点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是承认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就指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是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索洛这一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必须指出，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它的利益是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的。在工人阶级那里，阶级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二、除了立场问题，研究苏联演变还需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苏联演变是一个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其中有国际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有党外的因素，也有党内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因素。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事件，要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结论，必须有正确的方法。

从一些讨论会的发言、报刊发表的文章中经常看到这样一种倾向：我国在强调什么工作、抓什么问题，就有人说苏联的演变正是由于这项工作没有做好，或者正是由于出了这个问题才造成的。例如，我们强调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说苏联的演变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我们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就说苏联是“左”葬送了社会主义；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说苏联是因为没有搞市场经济才垮台的；我们抓反腐败，提出腐败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就说苏联是因为腐败、以权谋私而瓦解的；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马上就有人说苏联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没有提出和实践“三个代表”，如此等等。讲到国内的事情，经常有人拉上苏联问题作为陪衬。这样的研究方法，貌似联系实际、总结教训，实际上是把科学研究庸俗化、实用主义化了。事先有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不是从苏联演变过程的实际材料中总结出来的，而是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出来的，然后随便找一点苏联的材料来加以论证。这种方法会把苏联演变这样一个严肃课题的研究工作引入歧途，不可能真正总结出教训来。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科学的惟一科学的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唯物主义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而是对实际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必须从苏联演变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内在联系。而不能从某种既定的原则出发来剪裁苏联演变的材料，更不能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对苏联演变的原因进行简单的推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详细占有苏联演变过程的第一手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从中得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从实际材料出发，必须注意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苏联演变的整个过程，尤其要把握这一过程的基本事实，而不能抓住个别事例就下结论。苏联演变是一个多因素促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切忌不作全面研究，引用某一方面的、甚至某几个材料就作出论断。列宁曾经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因此，我们在研究苏联演变问题时，必须从事实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去把握苏联演变的过程。

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苏联演变是多种矛盾综合起作用所造成的，然而这些矛盾在整个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分主次去研究像苏联演变这样复杂的事件，势必如堕烟海，不知从何着手，或者只能停留在对现象的罗列和描述上，而不能把握事情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因此，应该从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种矛盾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抓住了整个事件的纲，进而“纲举目张”，就可以把事件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系统研究清楚。这是毛泽东教给我们的方法。他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必须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苏联演变问题。

三、研究苏联演变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对于像苏联演变这样重大而又复杂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应该怎样分析呢？早在1914年，列宁就对分析复杂的政治事件谈到一个方法论性质的意见，他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历史的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的，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就必须分析“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他再三告诫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主场”。

这些观点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然而近年来有的人不愿讲、或不敢讲了，因为我们曾经犯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于是处处回避“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研究社会问题时躲着阶级分析方法走。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两回事。“纲”是指党的中心工作，它取决于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毫无疑问，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以后，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换为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抓阶级斗争作为中心工作，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来带动其他工作，那显然是错误的。然而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分析社会问题、尤其是研究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必须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研究苏联演变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看不清事情的本质，得不出科学的结论。

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包括自称的所谓“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整个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沆瀣一气，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导致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

苏联演变的过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

第一回合，敌对势力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戈尔巴乔夫非但不予制止，反而予以纵容和鼓励。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社会上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毒蘑菇般冒了出来，1987年底，非正式组织就达3万多个，而到1989年2月则发展为6万多个，至1990年8月又陡增到9万多个。这些组织的宗旨，绝大多数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它们公开组织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一时间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民族冲突接连不断。据苏联官方公布，仅1989年一年，全国就举行了5300次群众性集会和游行示威，参加者达1260万人次，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

第二回合，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同共产党相抗衡，敌对势力并不满足于非正式组织的建立和公开活动，而是得寸进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党，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实行“民主化”、“多元化”，必然会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多党制并不是悲剧，不应当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宣布苏共准备同新成立的政党合作并进行对话，同时决定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这实际上是苏共主动从法律上放弃领导地位，允许敌对势力向共产党夺权。

第三回合，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敌对势力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在取消共产党领导以后，敌对势力利用地方权力机关换届之机，在选举中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频频发表竞选演说，并组织各种群众集会进行声援，声势夺人；而苏共中央却不断向下发指示：“不准干预”选举，因而共产党的候选人几乎毫无声息。结果，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反对派以及各种犯罪分子进入苏维埃，并在许多地区取得了多数地位。在“8•　19”　事件之前，苏共已在七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和一系列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失去了政权，沦为在野党。敌对势力并不以夺取部分地方政权为满足，他们的目标是夺取全国的政权。在政局急剧动荡的情况下，　1991年4月23日　举行了“9＋　1”　会议。这次会议撇开合法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政府，以共产党与反对派“平等对话”的方式，决定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实际上推翻了现有的中央政权，成为一场政变。

第四回合，借“8•　19”　事件失败之机，解散苏共，肢解苏联。敌对势力以共产党在这一事件中“未能站在谴责和抵制的坚决立场上”为由，宣布解散共产党，没收苏共财产，查封苏共的各级机构及其报刊，停止苏共的各级组织和活动。随后，宣布苏联解体，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疆域内成为现实。

回顾苏联演变的过程，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他们步步进逼，提出一个又一个政治要求，咄咄逼人，而苏联共产党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却是不断妥协，直至让出政权、自动解散。这一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四、决不能认为苏联向资主本义演变是“人民的选择”

有人以苏联演变过程中，曾经有几千万人次的反共游行、集会、罢工等活动，而在“8.19事件”后解散苏共时又没有遭到有组织的反抗为根据，证明苏联的演变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是人民的选择。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历史上一切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倒退行为，都是反动阶级以蛊惑人心、裹挟群众的手段强加给人民、违背人民群众意志的，苏联的演变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猖獗一时、肆无忌惮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的支持和纵容下，敌对势力通过蛊惑性欺骗宣传煽动起来的。这类活动表面上声势不小，但骨干人数却不多，大多数群众是并不赞成的。至于说到解散苏共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反抗，这并不能证明广大党员拥护解散，而恰恰证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恶果，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改造党，使得共产党改变了性质，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已经处于不攻自垮的状态，因而不可能有组织地反抗解散苏共的决定。事实上，苏联的演变不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以及解散苏联的决定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

　1991年3月17日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参加投票者76%的人赞同保持苏联，但此后仅9个月时间，叶利钦等人就强行解体苏联，这难道是“人民的选择”？显然，这是反人民的。1990年前后，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即苏联解体前7个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1000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支持取消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直到　2001年12月8日　，也就是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签订10周年之时，俄罗斯就解散苏联一事举行的民意测验显示，多数俄罗斯人（72%）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只有10.4%的人赞同解散苏联，13.4%的人对此漠不关心，其他人认为难以回答。可见，苏联演变和解体并不反映人民的愿望，不是人民的选择。

五、正确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前提

苏联演变问题研究工作中观点的分歧，往往是同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分不开的。很明显，如果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认为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无成就，“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那么，苏联演变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本身，从而向资本主义演变就是必然的、甚至是进步的；如果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是“三七开”，认为成绩和经验是主要的、第一位的，缺点和问题是次要的、第二位的，那么，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原因就不应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去找，向资本主义演变就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处于次要地位的缺点和问题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而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总结历朝更替的教训，提出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论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史存而国存，史亡而国亡。”这一论断说明了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苏联演变为这一论断又增添了一个注解。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民主化”、“公开性”的纵容和支持下，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把苏联的一切描述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从而动摇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此基础上进而煽动群众、制造政治动乱，最终夺取政权的。所以，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实践，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第一，应该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即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来评价。有许多事情，例如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在当时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随着条件的变化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切忌用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来评价历史上的事情；第二，应该全面分析，既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而且应该分清主流和支流。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带着偏见去观察，先有了结论，然后去寻找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而对不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视而不见。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它的具体实现形式——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正确认识缺点和问题的根源。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而是在具体的体制、运作机制环节上出现的，或者是由工作方法、具体政策造成的，因而纠正这些失误和弊病，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体制和改进工作。切忌笼统地谈论失误和弊病，并把它们归咎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

在谈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时，还应该看到，苏联是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实践，是一种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探索（巴黎公社只存在72天，留下的经验很少）。这种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对前人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宽容态度。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对青年时代犯下的错误、甚至看来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不应苛责。对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前人进行嘲笑、谴责乃至攻击，认为“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重要的是全面正确地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

六、分析苏联演变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时，在方法论上，必须注意把改革的必要性与垮台的必然性区分开来

谈到苏联演变的原因，人们往往提到苏联演变是执政的共产党犯错误的结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如果共产党不犯错误，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被颠覆的。然而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甚至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事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再一般地说，人的认识不可能同客观世界完全一致，主观脱离客观，就难免犯错误。必须具体分析所犯错误的性质。有两类错误：一类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具体工作中犯的错误，这一类错误，哪怕是带有全局性的错误，像我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共产党只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完全可以纠正，不会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另一类错误是共产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并执行一条错误的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那么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演变正是后一类错误造成的。

这两类性质的错误说明的是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前一类错误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不是目的，而是解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正因为出现失误和存在弊端，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后一类错误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垮台。因为，执政的共产党自己都不搞社会主义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就难以继续存在下去。我国学术界有人经常罗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端（从数量上说，这是很多的，而且孤立来看，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以此作为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在方法论上的缺点就是没有区分不同问题的性质：把说明改革必要性的问题当作必然导致垮台的原因了。

七、必须具体分析各种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上面讲过，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所造成的。为了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所有有关的因素。但是仅仅停留在罗列这些因素上还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分析每一种因素与苏联演变这种结局是什么样的关系，即要具体分析这种“关系”的性质。要把潜在的可能的关系与必然的因果关系区分开来。有的因素是长期存在的，只是在出现了与演变有必然联系的因素之后，两者相结合，才成为演变的现实因素；有的因素只要一出现，就必然导致向资本主义演变。

在国际国内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著作中，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说法很多。但是，概括起来，无非是三大类因素。第一类是外部因素，即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这一类因素不容忽视，美国一些政治家更看重这一因素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终究只是外部的，和平演变战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推行了，一直没起多大作用，只是到了80年代末才发挥巨大影响。“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决定性的还是国内的因素。

第二类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列举这一类因素的各种具体表现，往往成为研究苏联演变原因的主要内容，有人把这一类因素中的某些表现称为苏联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仿佛正是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导致苏联演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确犯了很多错误，有的还十分严重，然而这些错误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支流。这些错误的不良后果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给敌对势力提供了煽动群众、制造动乱的可乘之机，但它们终究只是演变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共产党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把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实践是否有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和弊病，这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因此，决不能认为，第二类因素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如何分析这一类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是我国学术界研究苏联演变原因问题上分歧的焦点所在。

第三类因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一条错误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贯彻这条路线，使得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最后毫无反抗地接受解散的结局；贯彻这条路线，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使得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贯彻这条路线，纵容和鼓励敌对势力开展夺权斗争，共产党拱手让出国家政权。所以，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它与苏联演变解体是一种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

苏联演变是这三类因素的合力促成的，但前两类因素早已存在，它们只是一种潜在的因素，只是在第三类因素推动作用下才转化为苏联演变的现实因素。

八、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经常改革的社会。因为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也是在不断出现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通过改革解决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动力。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保持蓬勃发展的活力。但是，并不是任何改革都是正确的。必须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即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就是后一种改革，在一片“改革”声中葬送了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以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出发点的。他宣称：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官僚专制的”、“专横的”社会主义，理由是存在各式各样的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造成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这是政治垄断；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自由选择，这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起指导作用，妨碍了“吸收先进思想”，这是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出现异化现象：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财产、生产资料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就是要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告别过去”，“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办法是实行多元化，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简单说来，就是按照西方国家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模式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面的资本主义化。

顺便说一下，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改革，从根本上讲，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致的，可以说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继续和深化。

可见，不应笼统地谈论改革，不要天真地认为一切改革都是好的。讲到改革，必须问一问改革的性质、对象和目标，即改什么和想改成什么样。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反对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不要上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打着“改革”旗号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家”的当。

九、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主要是指他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危害

戈尔巴乔夫自称，他“终生的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当叶利钦等人宣布解散苏联、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离开刚坐暖的总统宝座时，他自称“感到安宁”，这是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身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居然把消灭共产主义作为“生活的目的”，把他称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叛徒，决不为过。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出现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局面是在所难免的。

有人不赞成戈尔巴乔夫应对苏联演变承担责任，说：把苏东剧变的原因归罪于戈尔巴乔夫等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归因于他的所谓的‘新思维’使苏联已经起步的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是夸大叛徒的作用，是“叛徒史观”，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这种看法是值得探讨的。

应该指出，我们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叛徒行径时，并不仅仅指他个人的行为（当然，他个人是有责任的），主要指的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条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路线。如同列宁说考茨基是叛徒，主要指的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一样。以戈巴乔夫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从意识形态来说，它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它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作用来说，是从社会主义倒退回资本主义的桥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正如列宁所说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概括说来，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它产生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它产生的内部条件。我们不来详细分析这股思潮的根源，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专门讨论。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党的一位领导同志曾精辟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股思潮在苏联东欧国家泛滥起来的时候，我们党严肃地指出了这股思潮的危害，提出要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应该说，这至今仍是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十、苏联演变是不是具有必然性

在讨论苏联演变问题时，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联演变是不是必然的？撇开政治立场不说，单从认识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应该区分两个层次来说明。如果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苏联演变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它不是客观的必然趋势，而只是发展中的一种曲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这一规律就不会改变。但这一规律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因而它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出现一些反复、曲折是难以避免的。苏联演变只不过是这种曲折性的表现。我们不应该由于出现苏联演变这样的曲折（尽管这是十分严重的挫折）就怀疑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阶级斗争的具体环境，即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来说，由于执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的叛卖，使得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对势力的力量占了上风，压倒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形成了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看，苏联演变又是必然的。为了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其原因，防止阶级力量对比发生苏联那样的逆转。一方面我们应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尤其要分析他们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坚持改革，与时俱进，努力消除敌对势力的可乘之机，消除演变的潜在的可能的因素，使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像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而又有丰富经验的政党内部，为什么会产生一批主张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精英”，探讨如何保证党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防止出现苏联演变那样的局面。

正如我国一位诗人仿《阿房宫赋》所说的：“苏共之亡，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认真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汲取其教训，完全可以避免像苏联解体这样的悲剧重演，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后人复哀后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