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在乌有之乡听了孔庆东老师的讲座“新中国文化的历史空间”。会后请孔老师为我在《1921谁主沉浮》的扉页上签名，并对他说在他的博客里曾两次引用过我的评论。孔老师问是什么，我说是关于他的语言特色的，孔老师一下子就记起来了，与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们神交已久了！”我说我很感动，孔老师说“感动的应该是我”。
孔老师的讲座涉及了多个方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讲到当前的文化状况。他用幽默的小段子“司马光砸缸”开头，又一次用他惯常的风格反话正说地讥刺了“围剿郭德刚事件”，大家哄然大笑。但是孔老师转而用很严肃的口吻强调了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在于这是一场腐朽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疯狂围剿，是真三俗假高雅对代表真正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的群起攻击。如果我们不奋起反抗，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将会受到极大的挫伤，甚而被彻底毁灭。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偶然的事件，对此孔老师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旗帜鲜明的，是用历史的眼光从当代文化的制高点俯瞰下来。关于这一点，我以前也没有想明白，亲耳听了孔老师的话，才有所悟得。
讲座围绕着一个个“空间”展开。在《1921谁主沉浮》这本书里，孔庆东就说过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狂飙，这场狂飙“使中华民族克服了危机、倡导并确立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新的语言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结构，使这个古老的文明得以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创造出一个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平等对话的新中华文明。”自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历史空间。
从1915年至今，我们又走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历程，新文化嬗变更是经历了曲折、反复、斗争、回潮等艰难的过程。100年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是各种思潮各种观念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在一个又一个错综复杂的空间交替展开，令人眼花缭乱，一场场乱仗的结果是打出了不同空间的边界，新文化的各种角度、标准、选择、以及消费模式，得以在这些狼牙交错的边界里呈现出自己的特征。新文化运动伊始，以“人”为突破口，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开始登场，对人性的刻画和描写出现在新文学作品里，这些人物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群体的诉求和特征。面对急剧变动的现实空间，人的精神、追求、选择、行动就像一颗炸弹爆裂，射向四面八方，好一派乱世图景。
乱象之下，文化自有其选择的途径和依据，那就是随着现实空间的转换而勾勒文化的界限。孔老师讲了从鲁迅到巴金、茅盾、老舍他们那代人的空间开拓，讲新旧文学的斗争，讲解放区文艺，讲革命文艺的必然性，更多地讲革命文艺对于新社会、新现象的描绘，对新人的塑造，对建立人民空间的作用。孔老师把重点放在1949年以后，讲17年时期的文化建设和繁荣景象；文革10年的发展与成就，样板戏的辉煌。赞之曰这个时代是无产阶级文学最繁荣的阶段，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先锋的，是精品迭现的时期，最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是人类历史新气象的赞歌。到了70年代中后期，物极必反，人们开始厌倦、无所事事，无产阶级逐渐丧失自己的阶级性，处于对僵化教条的叛逆，希望突破简单化，以手抄本为代表的地下文学开始兴起，人们的思想变得游离。孔老师特别提到了电影《闪闪的红星》，这部放映于1976年的电影成了新中国文化的一个谶纬，那句著名的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如今看来该是多么惊心动魄。
如果说70年代是谶纬，80年代的伤痕文学则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它先是给人们带来了新鲜感，使“个性”得到充分关注。但是在“反思”的外表下，实则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文化起到了实质上的消解作用，逐渐瓦解新社会刚刚建立不久的新思想新形象。但是80年代又为人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为各种新的文化思潮涌现提供了土壤，那是一个创新的时期，是一个寻求突破的时期，如果我们能够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通过吸收新的思想获得自身的突破，那么今天一定是不一样的结果。
然而90年代急转直下。在一个强行插入的历史空间里，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白鹿原》和《废都》的出版，从这一时刻起，新文化倾全力以塑造的“人”，变成了没有脊梁骨的癞皮狗，其座右铭是怎么着都行，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和骨气。经过10多年的不断恶化，如今三俗文化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台”，这些“台”垄断了当今文化，强行向人们灌输低级趣味和卑劣思想，将人性等同于兽行，将高尚的行为诬蔑成别有用心，唯利是图，迷惑人心。而真正的人民文艺则失去了话语权。
不过人们不应该丧失信心。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二百年不过是转瞬之间，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一定会从新旧交锋中重新焕发新生。人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空间中再次建构属于本民族的特质文化。
后记：
对于文艺学专业出身的我而言，曾经最不看好现当代文学，还出于对简单化的“革命文学”的反叛，将兴趣专向马列的原著，以及西方现代派文艺和理论。将近20年过去之后，经历过思想上的激进、叛逆、迷惑、彷徨、厌倦，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迥然不同的时代，被甚嚣尘上的消费文化大潮所包围。如今国人除美国文化之外别无所知，惟美国大片是从，惟商品文化为上。作为一个个体，近20年的时间，也让我们从灵魂深处体验了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真正含义。20年前的我们，出于对“自我”的迫切探求，主动逃离民族文化，转向另一个空间寻找答案。20年后的今天，更加苦闷地发现，那个卑微的、孤立的、软弱的个体在资本的强势下只能变得越来越卑微、软弱、孤立，越来越没有出路。我们终于理解了，西方现代派作品为什么永远那么灰暗、那么颓唐，因为那反映的是有良知的个体在一个特定空间里的恐惧、忧虑和无奈。面对前人对现代派的批判，我们曾经哂笑不止，如今终于用自身的经历重新诠释了那个道理。当一切都娱乐化、商品化、资本化之后，今天我们再次凝眸现当代文学，竟然发现它跨越了他者的空间再次获得了自身的价值，硬生生要重建自己的空间。这样的回归离不开孔庆东这些学者的坚守和创新，也是大众心理的重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民族的”、“大众的”、“人民喜闻乐见的”这些词语的涵义。孔老师讲，我们现在要到曲艺、相声、地方戏、评弹、评书这些传统艺术形式中才能寻找到真正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孔老师怎么能不力挺郭德刚呢？(海滨)
附：醉侠的背影
——读《47楼204》有感（暑假作文之二）
醉侠者，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是也。也算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物，具体介绍请百度一下便可。我见过他一幅印在书皮上的画像。肖像上的他，似睡未醒，双目半眯半张，无赖与忧郁同在，世俗共深邃一处，还有半张脸的阴影，确有大侠之魄。
几乎所有人认识他是由于他文章的幽默，那种将汉语中书面语、俗语、方言、典故、诗词揉团了，切碎了，搅拌了的特殊幽默文笔。很少有人会说他雅，这些通俗俏皮的文字，普通人也可读懂的词汇让所有地人一致把“大俗”之名冠于其头上，孔庆东也丝毫不谦虚，大肆收集赞誉之后，曰:众人皆醒我独醉。他们笑了，笑些什么，让他们笑去。
于是乎，醉侠站在高山之颠，面朝众人，将背影也同时投向远方。
只要稍有点文学敏感的人就能觉察到他文字背后的真炽，是一种完完整整的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没有些许的虚伪，没有任何虚情假意，有的仅仅是自己，无需打扮什么，也无需遮掩什么，更无需顾忌什么 。做人就做得堂堂正正，文章就要写得笑骂随心，该反对时反对，该支持时支持，一脸热血就要洒出来，就算留着，也要让它沸腾着，冷下来则人非赤子文无真实。
孔庆东也有很多并不幽默的学术著作和评论文章，一般人是不会有兴趣看下去了，但只要读了这些才可以透过背影看清他本人。很显然，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即使不赞同他的观点，即使对他也无好感，然而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酣畅淋漓，他洒脱的感觉，甚至觉得潇洒。为了很多东西，为了很多的装模装样，我们都曾戴上厚重的面具，一套不够再一套，就连做梦也不把它放下，真可谓迷失，面具戴久了，还真以为这是自己的脸了，于是，我们被自己给丢了。我是谁？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原来是谁？相信有很多人被这问题所困扰长久。一抬头，可以见到他人的背影，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刚出道时的宏大愿景，又有多少人真正在做自己，而不是在做别人，甚至是别人的复制品，成为他人所向往的自己的样子。
做别人很难，可是做自己更难吗？我笔写我心，我口述我情，敢于酣畅淋漓，敢于嬉笑怒骂。孔庆东在书中理性而又敏感地思索着人生，关注着世态，荒诞中肩着责任，幽默中透出冷峻，充满着智慧和侠气。这些作为普通人，我们很难做到，但孔庆东也给我们一个台阶，真真切切地去做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自己。不再理会那些虚伪、不着边际的口是心非，不再理会那些所谓的真人真事、真情实感，对自欺欺人说不，对自作多情说不，真实地做着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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