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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几个问题
一、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问题新论断的重要意义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是一个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断。
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的复兴。所谓文化复兴，就是要成为文化强国。所谓建设文化强国，我们切不可理解为出了多少本书，拍了多少电影、电视剧，搞了多少文化设施，这样理解就太肤浅了。所谓文化强国的本质性表征，就是要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汪洋大海一样的文化软实力。什么是文化软实力？简单地说，就是某种文化通过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力。但是，一定行为的形成，除了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支配作用之外，还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鲁智深的扶弱抑强，既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又要有超凡的身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文化软实力既是它的文化表现，也是综合国力的一种对外实现形式。它表现为一种引人倾慕的魅力，一种让人景仰的威望，一种令人推崇的榜样。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推进文化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会越来越强。到了我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我国在化解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靠榜样力量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我国因为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拥戴的时候，我国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为世界人民所普遍倾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豪而庄严地宣布：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
而要实现这样的文化目标，就必须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习近平同志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于二者之间有一种契合性。我个人的理解，所谓契合性，就是抽象意义上的内在统一性。
应当说，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一样，都是复杂的社会存在。从哲学上说，都是既有辩证思维的传统，也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不过，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形而上学。应用到社会层面，这种哲学表现为一种抽象主体原则，也就是割裂地、片面地、对立地看待人世间的各种关系，因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立足于对他者的占有和征服。古希腊的普罗太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17世纪英国的霍布士说“人对人像狼一样”，当代法国的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如此这些，都是这种原则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在中国，占居主流地位的则是朴素的辩证思维。应用到社会层面，这种思维表现为一种辩证主体原则，也就是联系地、整体地、平等地看待人世间的各种关系。最具经典性的概括就是宋人张载的“民胞物与”（《西铭》）。意思是但凡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在把握全社会的关系时，这一原则主张“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在把握人与人的关系时，这一原则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在把握国与国的关系时，这一原则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墨子·兼爱中》），“处大国不攻小国”，“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墨子·天志上》）。在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这一原则一方面强调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承认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权，一方面又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用《易经》的话说，就是“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上经》）；“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不管这种辩证的思维有多么朴素，能说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统一性么？不管这些社会主张在当时具有怎样具体的社会内容，能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没有统一性么？岂但有，甚至可以说，在抽象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比与西方传统文化更具内在的统一性。
近代以来，西方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都曾在中国粉墨亮相，但是无一不以黯然退场而告终，唯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根深叶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依然在中国的上空高高地飘扬。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从文化上看，则不能不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认同机制。
三、辩证看待中华传统文化
上面已经说过，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其中有优秀的东西，也有不怎么优秀的东西，甚至还有极其腐朽、僵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为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能从复杂的传统文化中提取出优秀的部分，就不能正确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的问题。
在这里，必须反对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比如，有人主张像挑苹果那样把中华传统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华，一堆是糟粕，留下精华，丢掉糟粕。这种简单化的办法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精华与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渗透，构成一个整体。比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志”就是要在东方复辟西周的奴隶制。你说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呢？
其次，文化往往显现出一种动态的特征。彼时彼地是精华，此时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是精华，和这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就有可能是糟粕。比如说古代的跪拜礼，对于今天来说基本上属于糟粕。我们会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给你下跪呀？可是在秦汉以前，尽管它包含等级差别的内容，也不能完全看作是糟粕。那个年代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桌子、椅子，更没有“呷哺呷哺”那样的高凳、高椅，人们开会、办公、会客、吃饭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对对方表示礼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欠起身来，这就形成了跪的姿势。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站起来给对方行礼的话，会给对方心理造成一种震慑。对方会怀疑，这个人站起来想干什么？可见礼节是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相反，今天我们坐在椅子上，站起来鞠个躬、握个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在常态情境下，如果再噗通跪下去，那动作就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在非常态情境下，即需要高强度地表达恭敬、感恩之情的时候，比如在祭奠父母的时候，行跪拜之礼也是无可厚非的。
又比如，19世纪末，康有为为了推动变法，附会儒家的公羊学派，力倡“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主张用和平方式推动社会进化。为此，他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素王改制”的改革家。应当说，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国度里，在“纲常名教亘古为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在守旧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用这种理论来制造舆论，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相对来说，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阻力，也相对容易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因而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进步的。然而在事情过去100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几位自称“康党”的学者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统”的汤武“革命”，主张“张三世”的和平进化，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指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为”，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这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了。也就是说，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说在今天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糟粕。
毛泽东曾经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一切用得着、有好处的东西，就是精华；一切用不着、有坏处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糟粕。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也必须以变化了的实践需要为转移。
四、正确把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并一再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我们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的进一步深化，是在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
答案仍然是实践。必须根据实践的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种文化的转化和创新。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活跃的思维能力。
从客观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某些文化产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关注度，往往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诡行趋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为时人所不齿。武则天死后，宋之问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岭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阳。这首诗就是写他作为逃犯，在接近洛阳时生怕被人告发又担忧家人或遭不测的复杂心情。设若时人，大概会对它嗤之以鼻，至少不会说这是一首好诗。然而数百上千年过后，人们已经不大关注其中的个人化情感，而仅仅留意字面传达的一般性情感内容，因此这首诗也就成了抒写游子归乡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学等传统文化至于今日更为远矣，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已经变得相当稀薄，这就为我们抽取它的一般意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说，人的大脑完全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抽象性的处理。但是，当我们从传统文化的某种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切不可让它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是那样，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就会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而这，正是那些叫嚷“回归孔孟道统”的人所欲所求的结果。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化，越是声称“普世”的东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他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比如孔子的“泛爱众”，曾被儒家泛化为普遍的伦理原则，然而在事实上，毋庸说他人和其他时代，就是对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贯适用的。冉求背离孔子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新兴封建势力进行农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动员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分明是有所爱有所不爱，哪里有什么“泛爱”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进行虚伪的“普世”说教。我们在从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必须为其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容，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代广大劳动者阶级可以实践的内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例，如果将它原有的“其为东周”之“道”改换成马克思主义之“道”，就可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的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来光大自己。对于忠、仁、爱、义、礼、孝、节、智、信、耻等等儒家的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创造性转化。例如1939年4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就曾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8-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
五、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旗手
有人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开放体系，能够吸纳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把封建性的糟粕贴上“优秀文化”的标签而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接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然要给予拒绝；如果是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创立那天起，就一直虚怀若谷予以拥抱，如饥似渴地予以吸收，浑然天成地予以化用。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借鉴、吸收、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从文化的角度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纷纭缭乱的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比如毛泽东，早在韶山私塾中就熟读五经之一的《礼记》，青年时代曾推崇康有为，深受其《大同书》的影响，由此产生追求大同社会的志向，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文化动因。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这种空想性质的志向就建立科学基础之上，成为合乎规律性、具有实践性的理想。正如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只有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让“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才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情从来都是两面的，在马克思主义为实现大同社会提供科学基础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被赋予“世界大同”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同志又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吸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警言，以告诫全党毋忘自我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表达方式。
小康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概念。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真够劳累困苦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居乐业呢？与小康相对的是大康，出自《诗经·唐风·蟋蟀》。作者是一位官员。他见蟋蟀入堂，天气转寒，岁月匆匆，忽然心有所感，于是反复告诫自己：“毋己大康，职思其居”；“毋己大康，职思其外”；“毋己大康，职思其忧”。翻译过来就是：过度安乐不可取，份内之事要干好；过度安乐不可取，份外之事也要做；过度安乐不可取，要与国家同忧患。可见在先民那里，大康是指少数统治者的腐败生活，小康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祈盼的保障基本需要的生活。《礼记·礼运》则从政治的角度诠释小康的概念，认为小康是在私有制产生、战乱兴起以后能够稳定社会秩序、照顾各方利益、保障百姓生活的比较理想的社会形态。近三千年来，中国劳苦大众想小康、盼小康，但是小康总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直到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以后，这种企盼才成为可能。1979年，邓小平顺应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和现实要求，提出建设“小康之家”，后来他解释说：“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同上，第109页）。1986年，邓小平又提出：“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实现小康社会。”（《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其后，又经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日臻完善和成熟，从而在由温饱到现代化之间划分出一个中间阶段。古人的观念就是这样被转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中，为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文化助力。
上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世界动荡，中国面临包括核打击在内的严重威胁。这与公元14世纪50年代朱元璋的处境有些相近之处。朱元璋虽然建立起以集庆为中心的根据地，但是并不巩固，四周的元军及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多股势力都是他的强大对手。此时，学士朱升向他提出“高筑墙（做好军事防御）、广积粮（进行战略物资储备）、缓称王（避免四面树敌）”的建议。遵循这一战略方针，朱元璋打败元军、剪灭群雄，成就了明王朝的建国大业。面对十分严峻、十分复杂的国际局势，深谙历史的毛泽东在洞察秋毫、总揽全局的同时，自然会联想到元末的这一段往事，于是就有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重大战略方针的问世。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我们最终赢得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方向的转变。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所引古典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畅通起来、流通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近100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灿烂花朵。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异常丰富多彩的过程。这不是几句话、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穷尽的。以上所列，仅仅是从核心理论、基本理论、战略思想三个层面简略举出的几例。举例虽简却足以证明，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在未来的实践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中继续焕发出发蓬勃的生机。完全可以预料，只要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目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让我们用扎扎实实的创造性的工作去迎接这一光辉灿烂的前景！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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