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怎样对待圣诞节

　　2010年12月26日

　　今天，是一个很敏感的日子，如果专门为这个日子举办一个活动，有关部门恐怕还要怀疑或者干涉。在座的也许都会赞同，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圣诞节”。我们刚刚度过了“洋圣诞”，但是，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圣诞节”。“圣”，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不是“神”;“圣人”，也是人。我们说“圣诞节”，不是要搞个人崇拜，不是要搞封建迷信，“圣”跟“神”是有区别的。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圣诞节?

　　我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圣诞与荒诞》，这篇文章比较有名，在许多媒体上被转载，直到今天，还有媒体在不时转载。这篇文章本来谈的是，我看到圣诞节里各种荒诞现象的有感而发。这个“感”，主要是指我们中国人，现在过洋节的越来越多，而很多人并不懂得它的意义，出现了一系列荒诞行为。可是，我这篇文章，随着“流毒”广播，逐渐开始有了一些误解。有的人认为，我是反对圣诞节的。有人说，孔老师说了，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过圣诞节?这不是我的意思。有人甚至说，我们就应该把圣诞节赶出去，不是我们中国的，为什么要接受外国的一个节日?为什么这样的误解会越来越多?

　　恰好，今年圣诞节前，12月23号的晚上，我有幸看了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一个中国版的新年献礼，叫《胡桃夹子》。《胡桃夹子》是世界三大著名芭蕾舞之一，每年西方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去看这个童话色彩浓厚的《胡桃夹子》;这也是柴可夫斯基的几个经典剧目之一。《胡桃夹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要不要搞芭蕾舞?如果说西方的东西我们都不接受了，那中国就不要芭蕾舞了。问题是，中国要芭蕾舞。中国的芭蕾舞，该怎么跳？首先当然要跳《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一百年只跳这些，还有什么意义?谁还来看中国的?实际上，中国的芭蕾舞，只就技术水平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而且越来越好。现在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个儿一个比一个高，甚至比西方的演员还要高，长得特别漂亮——不论是容貌、身材，技术，大跳等，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准了。但是，在世界上不算是一流团队，只能说是一支芭蕾劲旅，至少，前五名是排不进去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作品。跳来跳去，《天鹅湖》跳得再好，那不是你的东西，《天鹅湖》是人家的，《胡桃夹子》也是人家的。我们现在，能拿到世界上的唯一的一部作品，得到公认的，只有《红色娘子军》。

　　最近也推出了许多新的剧目，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祥林嫂》、《祝福》等等，都排得非常好，但还是在世界上排不了名。为什么?不是中国故事。有人会问了，这不是中国故事吗?《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们著名作家写的，怎么会不是中国故事呢?在外国人眼里看来，这就不是中国故事，这不能代表中国，能够代表中国故事的，只有《红色娘子军》。这很奇怪，我们自己往往认为，《红色娘子军》不是红色经典吗?红色经典是和传统文化“断裂”的。恰恰不是。人家要看中国芭蕾舞，看的就是《红色娘子军》。

　　那天我看的中国版《胡桃夹子》，改编得非常成功。它把胡桃夹子这样一个外国文化的象征，经过和中国文化斗争，融入了中国文化。

　　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曾经讲到日本学者对鲁迅的一个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日本这样学习西方的道路?学习来学习去，把自己学习成一个畜生、一个侵略者。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中国有鲁迅。鲁迅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所进行的是“双重抵抗”。不是说你是强者，我抵抗，抵抗不住了，我就投降，就接受你——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我被打败了，我要学习你，但是我对“学习”本身是怀疑的，对“学习”还要进行抵抗，对我自己也要不断进行抵抗，在抵抗中去学习、去消融——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根本的精神。

　　为什么此时此刻，我要讲这个问题?恰好，今天是“圣诞节”。当前中国，矛盾尖锐，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都在尖锐化。在这种尖锐化的背景下，我感觉到，所谓的左派、右派，两大阵营中都出现了极端的声音。现在极左和极右同时出现，一种你死我活的态势已经呈现出来。先是我们听到了今年夏天以来，右派的一个声音，右派宣称要杀光“毛左”。有些人说，“大领导”还等什么，赶快动手吧，从谁谁谁杀起，防止他们将来反扑，要把左派都杀光。这显然是法西斯声音!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和他们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但是进入十月份以来，我感觉到左派中——也许是由于极右势力所激发——也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声音。左派这声音，出现了“原教旨社会主义”倾向、“原教旨毛左”倾向，他们认为天下只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别的都不是。大家要冷静地想一想，这合乎毛泽东思想吗?它是真的“社会主义”吗?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鲁迅的话：极左最容易变成极右。极左和极右是一回事——暂时不是一回事，他们双方都往回绕，直线变成曲线——两个思想会合一，最后就合到法西斯上。

回过头来说，中国要不要圣诞节？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些信基督教的都杀光？或者是把他们赶到外国去，或者不许人家信基督教？如果容许他们信，在什么程度上容许？

　　我刚刚在一个意见书上签了名，我听说，在我们孔家的圣地，曲阜，要盖一座宏伟壮观的大教堂——基督教堂。这个教堂有人投资，要盖得比孔庙更巍峨、更耸立，里边至少能容纳三千教徒同时礼拜。意思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孔夫子不是有三千弟子吗?我搞个三千“哈利路亚”，每天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势力是什么，我想不一定是曲阜地方政府。很多儒学界的朋友，就联合起来，发起一个签名反对它。反对在曲阜建教堂，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不许中国人信基督教？我们是不是要尊重他人的信仰？即使这个信仰本身，带有极端倾向。他认为只有他自己得了真理，别人都是迷途的羔羊，我们不赞成他这个态度。但是，对他的信仰，我们采取什么态度？

左派、右派里，都有很多对历史的模糊认识，比如说，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与西方文化对立的——左派、右派都是这么认识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一件大事，大家都应该注意到，新中国一建立，采用的是西历，没有像中华民国那样，说“民国元年”、“民国三十八年”、“民国七十几年”，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几年”，一开始就决定用西历——1949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习惯于用西历来思维，是从新中国开始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表明了共产党的胸怀，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我们从1949年开始用西历，我们就变成西方人了吗?没有，我们还是中国人。为什么用西历呢?因为用着方便。方便，为什么不用呢?第一方便，第二对我们没什么害处。知道这是基督教的纪年，传说中耶稣诞生的那一年，知道这个东西就行了，把它当做一种知识来了解。

　　我前段时间在博客上贴了一篇用文言写的《朝阳孔庙记》，里面有一句“庚寅2010年春”。我的博客，每天都有很多汉奸来找茬儿、骂我，这回他们抓住说，你看，孔庆东根本就不会写文言文——这是经常用来打击我的一句话，说孔庆东根本不配作北大教授，孔庆东不配、不配什么——这回又找到一个证据。他们说，孔庆东连起码的文言文都不会写，竟然写“庚寅2010年春”，文言文怎么能有“2010”呢?文言文里怎么能插进阿拉伯数字呢?古代没有这种纪年法呀。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这句话有没有毛病，该不该这样写?在古代没有人这样写。古代没有这种纪年，当然就没有这种写法，就是“庚寅”。古代都是用这种方式纪年，比如《楚辞》，屈原写的“惟庚寅吾以降”——我那个时候生的。可是，“庚寅年”六十年又来一回，我知道你是哪个“庚寅年”呀?这就是我们古代纪年的麻烦。中国古代的时间观是轮回的，不断地轮回，所以你老得计算。你要想计算出汉武帝离你多少年，得倒半天。在这种情况下，写“庚寅2010年春”，可以不可以?它对文气有没有损害?它对我要表达的意思有没有损害?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在我看来，新中国文化从来是不拒斥外国文化的。我们有过很多文化运动，在这些文化运动中，批判过这个、批判过那个，但是，是在批判外国文化吗?如果把它理解成批判外国文化，那就错了。我们从来就没有批判过外国文化，我们批判的是外国的低俗文化和反动文化。没有任何一次运动，是批判外国文化的。即使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文革中，我们都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最先锋的文学作品。那时候，在内部发行的，叫“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我小的时候读过很多。到了北大上学才知道，原来这些叫“现代派作品”。当时我们读的时候，都不叫“现代派作品”，叫“修正主义材料”，而且，翻译的水平非常高。

　　当前，国家确实是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中，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作为一个北大教授，生活得很好，如果只考虑个人的生活，也应该像一些学者那样，感谢这个年月。就像老舍《茶馆》里的唐铁嘴说的：哎，我得感谢这个年月。从我个人角度讲，我感谢。但是一旦超出个人，一旦走出我的小区，我就觉得这个年月是没办法来感谢的。怎么能够感谢?比如，我当年刚刚毕业的时候，挣一百多块钱，鸡蛋三块钱一斤，我现在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了，鸡蛋没涨多少，还是大概三块五一斤。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生活好了很多倍，而那个卖鸡蛋的、那个养鸡的，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他们跟我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按理说，我从一百多块钱涨到五、六千块钱，鸡蛋应该从三块钱，涨到起码二十块钱。可是，没有。我们光想着要鸡蛋便宜，没有想到养鸡的那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个人也都陷入了迷茫和痛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一视频”这个节目，赢得了这么高的收视率，是因为国家有问题。如果国家没有问题，不会有人看这些评论——国家太太平平的，谁看这些评论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很多人误解我，包括我们“内部”的人，也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我想回到过去。比如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孔庆东，你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吧，你回到文革去吧，或者你怎么怎么样去吧。我要提醒的是，大家是不是真以为要回到过去?

比如弘扬传统文化，是不是要回到孔孟时代去？继承孔子的思想，就意味着要回到孔孟时代去吗？要知道，孔孟时代并不是一个好时代。正因为那个时代是个坏时代，所以才产生了孔孟思想。那个时代如果是好时代，不会有孔子、孟子这么伟大的人。所以老子说的就对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之所以有圣人，是因为这个时代不好。有人说春秋多好啊，知识分子周游列国。知识分子可能过得好，你光看苏秦、张仪了，没看看六国人民是多么痛苦。要站在六国人民的立场上，想一想。我宁肯知识分子不那么自由。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自由?是因为人家要利用你，利用你来攻伐、来发动战争。我们是不是要回到毛主席时代呢？当然不是。毛主席时代有许许多多比今天好的地方，但是肯定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如果好，毛主席就不会发动文革了。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有毛病，有很大很大的毛病。当然，不如今天毛病大。那个时候肯定有贪污、有腐败，老人家看不过去，他就要搞运动。毛泽东那个思想，是对的。我们今天继承他的思想，不代表要回到那个时代。另外，我们更不能变成外国，既不要变成美国，也不要变成巴西，更不能变成乌干达。中国的路，必须要自己来探索。

　　前不久，有一个朋友读了我的《问还是不问》，我告诉他我就不喜欢提问，有什么问题都自己憋着想。现在，我更没办法提问。为什么?我引用我自己诗里的一句话，“前面已没有路”。问谁呀?前面已经没路了，你已经走到一个没有路的阶段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谦虚，把每个人都当老师学习一点。但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导师，已经没有了。我们中国，现在就处在一个前面没有路、没有导师的时代。我们一百年前认了一大堆“导师”，这些“导师”， 都挨个打过我们，结果，八个“导师”联合起来打进首都北京了。当然，后来报仇了，我们在朝鲜半岛上报仇了。当年不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吗?我们在朝鲜半岛上干倒了十七个，两个八国联军还饶一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没有导师了。苏联曾经是我们的导师，但是自个儿先垮了，所以中国现在只有靠自己。想一想我们引以为豪的汉唐风采，汉朝、唐朝那时候，中国以谁为导师？没有导师。

　　在北大我最不愿意听的话，就是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你说你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摆在三流了，而且永远不会成为一流。因为，永远看到的是别人跟你不同的地方，你认为那是优点，以为就是自己的差距。最近，中文系一百周年系庆，我们老学长张旭东回来，他说，北大学什么?北大就是世界一流的。现在我不知道，起码我上学的八十年代的北大，就是世界一流的。什么叫世界一流啊?世界一流是给别人定规则。你给别人定规则，我行我素，这就是世界一流。我们的汉朝、唐朝，不就是这样嘛。汉朝、唐朝就是世界一流的，从来没有要向这个、要向那个学习。是闭关锁国吗？不是！它战略上不向人学习，战术上把人家什么东西都拿来了。我们今天的很多节日、很多民俗，是汉朝、唐朝的时候确定下来的——打一个引号，都是“圣诞节”。今天的中国，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都是外来的，都是我们“吃”进来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是“有为”、“无为”相结合，想有为就有为，想无为就无为，可以说“无为而治”。但是，你要打我的时候，一愤怒，追你一万多里，一直给你追到欧洲去。

　　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比如说佛教，佛教本来就不是中国的东西。我们遥想两千年前的佛教，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跟我们今天想基督教是一样的，看着都是邪魔外道——好好一个男人，把头剃秃了，这不是邪教，是什么?!那个时候我要说我是“孔和尚”，一定要受歧视的。可是，我们就没有说过，不许人家信佛教。来了之后要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双方都会变形。比如，根据佛教原始的教义，人是不孝敬父母的——佛教讲众生平等，孝敬什么父母啊?孩子和父母没关系。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就是瓶子里装一个东西，倒出来了，把东西倒出来之后，跟瓶子没关系了。但是到了中国，你说不讲孝?不行。佛教也是不拜帝王的，“沙门不敬王者”，和尚见了帝王是不拜的——我和帝王是平等的，我拜你什么啊，不拜。不拜，统治者生气啊，传播不了。所以，佛教到了中国，就得中国化。慢慢它就中国化了，也得孝敬父母，也得拜见帝王。那怎么跟佛教教义融合呢?怎么解释得通呢?它就说，父母是前世的佛，帝王是前世的佛，有的帝王是现世的佛。它改变自己的教义，就能够融进中国。

基督教到了中国之后，不用政治的力量、暴力的力量去排挤它，它要不要中国化？它慢慢地是要中国化的。我到一些教堂去，农村的一些教堂，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教堂的门口，开始贴对联了，上联是耶稣如何，下联圣母如何。有这一天就好办了，我相信有一天，圣诞节之夜，教堂会发饺子，另外问要不要醋。如果有这一天，不是很好吗?

　　新中国的强大，在于它真正继承了传统文化。你看它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高举轻落，实际上继承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民国之所以被打到一个台湾孤岛上去，是因为它口里讲传统文化，而实际操作中，处处破坏传统文化，破坏仁义礼智信。共产党是恢复一个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共产党就不允许黄世仁大年三十晚上去人家家里逼债，把人家闺女抢走——这就是破坏传统文化的——共产党就是要恢复一个信义的社会。

但是这种总体上的包容，经常会遭到破坏，比如文革中就有极左。我们本来，应该理性地去总结文革中的成就、错误，可是，当我们还没来得及理性地进行学术清理的时候，政治的力量就来了，把文革打包封存，不许大家去谈论，一概地否定掉。那么，我想我们在文革的研究上，又要落后。文革中的极左倾向，一再受到毛泽东，还有一些其他领导人的纠正。今天左、右派都有一个误解，以为毛泽东是一个固定的“左派”。毛泽东是“左派”吗？我们看一部党史，毛泽东用最大的力量反对了极左。那说毛泽东是“右派”吗？毛泽东当然也不是右派。毛泽东是人民派！在一时一地，什么样的言论、什么样的举措对人民有利，他就站在那个立场上。当极左危害革命的时候，他跟极左斗；当极右危害革命的时候，他就跟极右斗。他有一个真正超越左右的立场。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又倒向了另一面，由极左变成了极右。种种弊端就不去举例了。当然，物极必反，我们要多看主流的东西。

　　我们看看世界上的那些列强。美国文化好在哪儿?美国搞霸权，现在中国人民都看透了，中国人民现在反美情绪很重。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却越要提醒——我们要学习美国。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讲过，美国文化的精华、美国政治的精华，就是毛泽东思想。美国人最讲政治，美国人看问题永远是政治标准第一，其他标准第二。政治标准错了，那就跟你“拜拜”。跟人画线拉距离，都是以政治作为标准的。美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美国会搞“统一战线”，最了不起的一条，是美国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美国教育你的招，跟自己使的招完全是两回事儿。告诉你的招，都是忽悠你的。它让你开放市场，自己贸易保护得好好的。美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美国文化也是包容的。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它真正具有我们刚才说的汉唐风采，来者不拒，什么人来都可以。中国优秀的青年学生，铺天盖地跑到美国去给人家打工，美国害怕了吗?美国没有害怕。美国有没有说中国人来这么多，把我们的文化占领了怎么办，成我们的主流怎么办?美国不怕，它有应付你的招。它真正核心的精英，是自己的，有大概四、五千个精英控制着，你们这些人，不管博士、硕士，都是给我打工的。它有这样一种包容的胸怀。

欧洲其实也是包容的。欧洲分裂成很多小国，这些小国是政治上一个一个的小国——尤其是他们在政治上谁也收拾不了谁，只好在政治上各自独立——但实际在文化上，恰好保持了一个多元性。所以欧洲从文化整体上来看，是分裂中的统一。

我们的邻居，日本是包容的。我在日本呆过一年，我觉得日本在包容问题上也做得非常好。韩国为什么老不能真正地崛起?就因为，韩国文化是不包容的。它老觉得自己牛，所以它永远是被侵略的一个二等国家，是一个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日本为什么成为帝国主义了呢?帝国主义当然不好，但是日本是包容的。在日本，什么思想、什么宗教你都能找到，西方有什么，它就有什么。但是，在这种包容之下，恰恰保留了它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东西保护得非常好。

我所在的单位，北京大学也是包容的。因为包容，所以就要在多个角度上、多个层面上挨骂。北大是左派、右派都有，最左的人、最右的人，都在北大;最热爱人民的，最欺压人民的，北大也都有——北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人说，北大能不能把某一种声音去掉?我认为去掉是不好的。北大就应该保持这样一个阵容，就应该上一节课陈独秀讲，下一节课辜鸿铭讲，上一节课教授说“男女平等”， 下一节课教授说“男的就得娶四个老婆”——这才是北大。

　　但是，某一个具体社会时段，社会舆论认为某一方是真理，另一方是谬论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认为谬论的那一方给剪灭掉。在那一时一地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但是把眼光放大之后，是错误的、是有害的。就好像一个花园里，我们以为把毒草除尽，剩下都是鲜花的时候，鲜花里还会自然地生长出毒草。比如我们把资产阶级都消灭尽了，党内会自然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还不如留着几个明面儿的资产阶级看看。后生长的资产阶级，更可恨、更可怕

历史上从古到今的伟人，其实都是宽容的。我们把他们分成儒家、道家、法家……你要仔细看他们的原话，很多是互相交叉的。孔子是儒家，孔子没有道家的一面吗?当然有，孔子当然有道家的一面。老子是“清静无为”吗?我看不是，我看老子“阴险”着呢，你要是打仗，一定打不过老子。老子的“清静无为”，随时可以变成非常厉害的兵法——“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是多么“阴险”的招数。所以说，一个人，不能固定地看他。

就看新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毛泽东是最宽容的。毛泽东对于跟他意见不同的党内同志，包括跟他直接对立的敌人，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宽容。毛主席一家被国民党杀了多少?祖坟都被何键挖了好几次。但是当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发布了一条命令，保护蒋介石在奉化的祖坟。有这样宽容的人吗?他若要报仇，得向多少人报?你比一比毛泽东和斯大林就知道了，斯大林是真正的俄罗斯性格，该杀的就杀。毛泽东的本意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是杀了人的，杀得不少。但如果没有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个政策，肯定会扩大到不知什么地步。

我们要想前进——不论是国家要前进，还是我们个人在奋斗的路上要进步——必须得学会包容。要忍让，要大度，要牺牲。我不去讲那些宗教的教义，反正个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可失去的，人活着就是赚了。世间万物，不都是分子构成的吗?怎么它就是一个水瓶，我就是一个人呢?我跟它比，我早就赚了。我这辈子，当一个乞丐都是乐观的——我当一个乞丐都有意义，我怎么就没成一个矿泉水瓶子呢?想到这里，人生就没有失去什么。

　　有很多人说，孔老师每天那么多人在博客上骂你，你怎么不生气呢?我也不是完全不生气，有时候也生气，但是生气就是一会儿，因为从根本上讲，我没失去什么，他骂我恰好暴露了他自己。骂我的人越多，拥护我的人就成倍地增加，因为他们都发现，骂我的人，是没水平的人。骂我的人大体上分两种：一种是坏人，一种是没水平的人。

　　回到这个日子上来，我们能不能把圣诞节“吃”进来?我觉得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去吸收其他文化的过程。在中华文化内部，中心与边缘不断地互动。当中心的民族腐败的时候，通过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不断地吸收游牧民族的血性、蛮性，中华民族才保存了生命力。

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看上去好像乱七八糟，但是在这个乱七八糟中，涌动着一种要过好日子的强烈的愿望。不论有没有文化，不论城乡工农，每个人都想把日子过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动力。很多民族没有这个动力，或者这个动力不够。

　　我有次上课举了一个例子，中文系请一个日本教授来讲课，我们去机场接他，路上交通拥堵，前边两个司机跳下来就打架，在外国朋友面前，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眼看着两个中国司机打架，就说，中国有些人不文明——意思是我还比较文明，他们不文明。但没想到日本朋友特别高兴，“哎呀，中国人真有活力”，他认为中国人有活力。我一想他不是恭维，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日本人不打架，在日本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况。他不打架，是他心里不想打架吗?不是。他两个人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恨得要命，恨不得把对方杀了。但是，日本人表面上都是文质彬彬的，下来都是“哈衣哈衣搜戴斯乃”，其实，他们心里恨不得把对方杀掉，但它没有这个活力了。我们中国人下来大骂一番，每个人骂得酣畅淋漓，心里特舒服，开车走了，生活继续滚滚向前。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我们今天，终于把西方文化看透了。当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看透，在一定程度上看透了，我觉得这是好事。比如看透了诺贝尔文学奖，看透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些都看透了。看透了之后，怎么办?不是去灭他。我们自己搞个奖——我们不能搞个“孔子和平奖”吗?你可以搞个自己的和平奖，跟他去和平竞争。当他来侵略我们的时候，当然不行，但人家没有侵略你的时候，你不要主动去灭人家。中华文明从来不主动去灭人家。我们历史上有过很多战争，但是，我们打的从来都是防守反击，没有主动去打过人家、灭过人家。主动去灭人家，都是要失败的，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今天重点讲的，就是利用圣诞节的契机，来讲一下我们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在国内外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尤其要保持冷静的心，保持团结大多数人，要宽容。

　　“第一视频”能够从960万名，跃进世界“500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包容。我们不像其他一些媒体——既不像南方报系，也不像北方报系——不是只容许一种声音发言。我们容许多种声音发言，包括“孔和尚坐视天下”这个节目，也可以有反对我的声音、骂我的声音，都可以。怕什么?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记得第一次做完节目之后，我就说我们这个节目定位，应该是“平民立场，学者深度，环球视野，中华气派”。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只要我们坚持平民立场——平民里边什么人都有，平民立场不是某一个立场，农民跟工人、跟小商小贩，肯定立场不一样，蓝领和白领的立场，也是不一样的——“平民立场”，包括了最大多数人的立场。正因为包容了这么多的人，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朋友的拥护。

　　在座的各位，大多数我都不认识，谢谢你们对我的喜爱、对我的支持。同时，我也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也要互相包容，不要有宗派、有山头。我这个学期，在北大讲的通选课是“金庸小说研究”。金庸的《鹿鼎记》里，反清复明还没边儿呢，离得还远着呢，天地会和沐王府就先争论起谁是正统来了。最后，反清复明就失败了。今天，就有一些以“正统马列主义”自居的势力在出现。马列主义是好，但是马列主义本身不需要发展吗？马列主义当然需要发展。盲目地反对马列主义是不对的，但是把马列主义定为“一尊”，恐怕也是需要反思的。我们彼此之间，在这个年头，特别需要互相团结、互相包容。我们想，新中国还没打下来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先干起来了，这新中国还有影儿吗?肯定没影儿。我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几个人的思想一定就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就不一样，毛泽东和刘少奇不是到了文革才思想对立的，早就思想不一样。但是他们团结一心，要打下这个新中国来，以后的事慢慢解决，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慢慢解决。

　　说到我个人，也希望大家能够包容我。我是一个被动的人，我自己是不愿意干这干那的。我一直标榜自己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是因为“自由”这两个字被坏人抢去了，他们非得说我不是自由主义者。其实，我是最正宗的自由主义者，我从来不干涉别人，但是干涉我不行，所以我脾气不好。当我脾气不好的时候，当我有很多坏毛病的时候，希望朋友们能够包容我。在这样一个真正包容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北大说的“兼容并包”，万物并育，一起生长。在这种好的氛围中，我们一起来坐视天下风云，走向美好明天!

　　今天是“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