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所谓的“狼性文化”被刻意标榜，并在“铁血”[注1]文艺的喧嚣声中全面推广。同时配以“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注2]的骇人口号，打起为了民族崛起的伟大旗帜而全力挤兑中华传统人本与包容文化的生存空间，企图独霸国人的思想空间，为某些人的特殊利益服务。
有论者指出：“狼性文化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当然还可以抽象出其他的要素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缺一则不足为“狼性”。人们在接受狼性文化理念时，肯定优先接受那些被认为最具有狼性特征的要素。狼性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狼性的残忍，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残忍。于是，在提倡狼性文化的时候，一些企业很可能偏重这一点而不及其余。这样，使得一些企业一味提倡“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不给对方以生存空间”等，狼性文化的主旨内涵就是“狠”。 狼性文化可以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企业除了可以利用狼性文化应对外部环境的激烈竞争压力外，狼性文化对企业内部管理也有重要作用。例如，狼性文化中强调协作、遵守纪律，就是狼性文化对内的一种表现。”
简而言之，所谓的狼性文化就是一个“狠”字——对顾客、对竞争对手“狠”(致他人于死地);对内部员工“狠”(过劳死与绝对服从)。这与“铁血”文学异曲同工，所谓铁血，武器和鲜血，暴力制服是也，同样是一个“狠”字。
至于把它用于营造企业文化，《中国商界》杂志《华为狼性文化的终结》一文中这样解说：“一位工商管理学教授在MBA课堂上授课，讲到企业的管理与文化时，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应该选择做‘狼’还是做‘羊’呢?大部分学生选择做‘狼’，其余学生选择做‘羊’。教授最后说：我们既不该选择做‘狼’，也不该选择做‘羊’，我们应该选择做‘人’。”
这位教授的解说确实打中了狼性文化的要害。中华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本与包容，而企图用野兽的 “文化”来取代人的文化确实是骇人听闻的历史大倒退，至少是从文明时代倒退到野蛮时代。
然而，还有极为美妙的，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新野蛮主义”理论，企图为野蛮文化提供基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宗教学术网于2011年8月15日发表的刘国鹏《“新野蛮主义”——当代中国社会精神分析报告》的学术论文居然振振有词地论说道：“‘新野蛮主义’迄今为止只适用于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中国人及其所容身的社会环境。他们组成了世界文明群体的一个特例，即令人惊异地将五千年之久的文明传统和记忆，与现时代所表现出的创造力与破坏力俱佳的悖反特征融于一身，从而让外部世界近三十年来所有有关中国的外科手术式的政治、经济、社会解读全部归于失效;与此同时，所有试图从中国古典文本或历史入手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嬗变，或者相反，新闻记者式地仅就当下的一般发展现状探讨中国社会的根本特性的人士均不得要领。因为，他们面对的无疑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崭新的群体和种族，一个集极古老与极新生于一身的“新野蛮人类”。……当前中国人身上所体现的这一“野蛮性”，是传统文明的中断和价值失落、整个国家过于迅猛的现代化运动，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所特有的野蛮扩张性此三种野蛮气质合流、发酵的结果。这一看似灾难性的后果，其影响却是悖反的：一方面，从个人到社会普遍弥漫着价值原则的缺失，道德修养的淡漠和行为秩序的失范;另一方面，体制化的强力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中国人放肆地甩开双臂，在丧失了传统羁绊和固有价值原则束缚的荒地上，一路健跑如飞，开始在经济乃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和无畏无惧的创造性思维。”
在刘国鹏大师的眼里，野蛮造就了发展的现代中国，中国必须野蛮，似乎是“新野蛮主义乃中国文艺复兴的变相表达”。这就是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中国官僚资本彻底殖民化中国的釜底抽薪之策在刘大师那里的美化解说。
但这还不够，“必须野蛮”的科学论证还需要深入。于是2014年06月05日中国社会科学网推出了历史学博士陆伟芳的学术论文《野蛮残酷走向文明人道——19世纪英国刑罚的变迁轨迹》，细细论证了可以经由野蛮而走向文明的历史经验——大英帝国的经验可以搬到中国。该文的编者按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阶级、群体、意识形态对是否变革、如何变革等问题始终存在巨大的分歧，这就使整个社会转型过程冲突不断、无可避免。所以，冲突是社会转型的正常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寻求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完成必要的变革，确实是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近代英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内部冲突中的典型，它的历史发展走一条和平、渐进的道路。英国的模式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它为其他国家如何在社会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成功范例。”
于是，在狼性野蛮文化的喧嚣声中，中国社会也就应声涌现大量骇人听闻的野蛮现象。对此，国人不但要心安理得，而且还应该庆幸。
2014年11月10日搜狐财经郭儒逸《何伟：中国社会“利己主义”盛行》一文中记述了写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的说法：“在我看来，中国社会里的竞争太过激烈，以至于有些残酷。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其他东西。这有些类似于利己主义的盛行。固然，一些消极的东西并非今日才存在。正如鲁迅先生所描写的那样，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了有很多看客的身影，他们对事不关己的事情往往漠不关心。而现在激烈的竞争，似乎使得这个趋势变得更糟。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社会的这种特质是野蛮的。我理解这些阴暗面，这是中国正在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尽管需要很长时间，但我对中国社会最终会克服这些缺点充满希望。”
总之，国内国外遥相呼应，呼喊中国野蛮——非野蛮无以改造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之中华，无以将其彻底变成国际垄断资本的殖民地。
请看：
在野蛮有理的价值观之下，美国吸血的苹果在中国展开野蛮代工，中国农民工13连跳，用鲜血和性命换来苹果的巨额暴利。可见野蛮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蛮有理的价值观之下，2011年12月12日《深圳一日资企业近千人停工已持续一周》的报道披露：深圳一家日资企业近千名工人从12月4日晚上11点开始停工聚集，并派出代表与厂方谈判，至今双方仍未达成协议。这家发生停工的企业名为深圳海量存储设备公司，属于日立环球存储科技公司(日企)全资子公司，停工缘起日立环球将公司卖给另一家美资企业西部数据，有员工担心重组完成后，企业原有职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可能要重新签劳务合同，工龄全部归零。早在2007年12月19日，这家企业员工就因为劳动强度大、加班时间长、工资不足额发放等劳资纠纷问题发生过集体停工并堵塞马路事件。没有如此的野蛮掠夺日本垄断资本如何暴富?可见野蛮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蛮有理的价值观之下，2010年12月26日南都社论《警惕宋山木式奴役员工的“企业文化”》披露：山木公司通过一种准军事管理机制，制造了以宋山木居于顶端的森严等级。他假借并扭曲儒家的感恩文化，要求员工的身体和心灵的无条件服从。员工必须完全服从宋山木，双方之间形成了统治与奴役的畸形关系。宋山木制造了一个邪恶小环境，掩饰他无所不在的性侵犯。蒋坛军《奴役性“企业文化”为何盛行》的评论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强迫员工接受“洗脑”、“奉献”等奴役，诸如“山木基本法”之类的公司制度，所规定的罚则往往会多如牛毛。实际上，《三木王朝》的报道已告诉我们：“山木基本法”就规定了罚则280条，如：办公室窗帘拉得不对，罚!这明显违反了《劳动法》第50条“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所以，包含着“三木基本法”的奴役性“企业文化”，是实实在在的违法之“罪”。——没有野蛮的“企业文化”，就没有土豪山木之流的暴富。可见野蛮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蛮有理的价值观之下，2012年10月27日梅州日报《黑心老板扣证件奴役工人》披露：近日，五华县检察院以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对被告人胡×建、温某、冯某、陈×兵等人依法提起公诉。这是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来，该院起诉的全市首宗强迫职工劳动案。2012年8月，被告人胡×建在惠州招收了20多名外来民工到五华县周江镇增洞村力鹰砖厂工作。胡×建非法扣押工人证件及通讯工具，延长劳动时间，并克扣工人工资。同时指使管理人员温某、冯某、陈×兵等人采用殴打、看管等手段限制工人人身自由，强迫工人超时工作。8月18日，被告人胡×建以工人彭福生带领民工私自外出为由，用铁铲对其进行殴打，导致彭福生右胫骨粉碎性骨折，经法医鉴定属轻伤。一批批与官僚勾结的黑老板没有了如此的野蛮奴役，也就不可能暴富。可见野蛮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蛮有理的价值观之下，官僚经济学家厉以宁强调说：“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没有了野蛮奴役下的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厉以宁之类的官僚资本富豪阶层如何进入极乐世界?可见野蛮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蛮有理的价值观之下，湖北企业家拍摄城管打人遭群殴身亡。1月7日17时许，湖北省天门市城市管理执法局50多名执法人员因填埋垃圾与农民发生冲突，恰好路过的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用手机进行现场录像，遭群殴致死。没有城管的野蛮执法，各地贪官的某些特殊利益恐怕难以为继。可见野蛮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蛮有理的价值观之下，2013年07月24日人民网披露：夫妻裸体被绑强拆 警察为何如此容忍暴行(组图) 5月28日，山东临沐崔社梅夫妇赤身裸体被绑架，家里房子被夷为平地，全部家产和价值50多万元的财物也被埋在废墟之下。没有正规的安置补偿协议，没有走正规的招拍挂制度，开发商就这样进行强拆。没有如此野蛮强拆，中国官商互相勾结的房地产暴利的伟业如何推行?可见野蛮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蛮有理的价值观之下，法制周报2007年07月06日披露：湖南市民举报贪官受贿挨打 被罚下跪游街(图) 炎炎烈日下，一名中年男子双膝跪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在三四百名群众“围观”下，被五六名彪型大汉拳打脚踢……这一幕就是邓镪保提到的“屈辱经历”。邓镪保说，2007年6月20日上午，曾被他指证受贿的原平江县房产局局长唐法安等人，在闹市区将自己暴打一顿，并让他当着数百名围观群众下跪，还逼迫他签下1.2万元的“欠条”和承认自己在法庭上作伪证的“证明”。没有如此的野蛮统治行径，贪官集团如何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可见野蛮有理不可或缺。
可见，野蛮并非中国发展经济的需要，而是美日帝国和中国官僚奸商掠夺中国百姓，快速暴富的需要。在事实面前，一切野蛮有理的狼性说教都显得极其邪恶，国人莫信，莫跟风野蛮!那是甘愿被官僚们大忽悠的傻行，切莫再糊涂了，盲目跟风的人们!醒醒吧!中国百姓需要的是传统文明——人本、互爱和包容，而不是狼心狗肺、你死我活争夺的所谓狼性野蛮文化。继续倡导和厉行狼心野蛮文化，那正好帮了美日帝国和中国官僚奸商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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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铁血的意思是武器和鲜血。”铁血”一词最早出于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61年,普鲁士的威廉一世继承王位后,任命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为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的哲学是:“强权胜于真理”。他认定,武力是取得政治和外交成就的基石。他曾反复对普鲁士人说:“当代的重大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凭演说和议会的决议……要凭铁和血。”他也由此得名”铁血宰相”。所以,”铁血”泛指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
[注2] 迪·格鲁夫凭其个人和英特尔公司的经验，强调在今后10年里，失败和成功都将以10倍速的节奏发生。因此，这种状况要求企业领导人能随时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偏激心态;因为担心竞争对手把客户抢走而笃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格言。最精彩的当然是格鲁夫的现身说法。这里举两个例子：其一，某次会议上，因为一名员工迟到，格鲁夫竞用棒球棍狠狠地砸在会议桌上，以示不满和警告。其二，为了促进员工的工作效率与内部竞争，格鲁夫设计了一整套计算员工工作量和工作绩效排名的苛刻方法，收到了强烈的效果。他认为公司的增长都是在激烈的内部竞争的状态下取得的。有员工抱怨说：“工作压力如此巨大，竞争如此激烈，人们同事之间简直不敢互相帮助。”在英特尔公司担任科研工作的一名单身父亲，下班回家刚吃过饭，就把两个小孩摁上床，只为了自己能够早点赶回公司加班。为了公司的超额利润，不惜用残酷的内部竞争把内部员工逼进过劳死的“死亡之谷”里，充分体现了资本的血腥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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