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朝鲜战争
我出生的年代，是新中国诞生的年代。共和国在我出生日之前84天成立。
因此，我生命的全部成长历程，生活的全部欢乐与痛苦，幸福与磨难，注定地与共和国的成长历程同步。
要认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必须理解诞生和塑造了我们性格的那一整个时代。马克思讲得对：就人性而言，那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而言，人性乃是其所依赖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综合。
我降生的这一年代，是中国大地上还沐浴着革命风暴和战争火焰的时代。
中国革命之父毛泽东曾指出，1949年胜利的中国革命，是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政治继承。而俄国革命之父列宁则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继承。
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这三次伟大的革命像三座火山一样骤然爆发而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1949年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不是历史变迁中的偶然戏剧性产物。如果我们深入追溯这一革命的生成与壮大，会意识到，这是近100年来世界历史运动和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必然进程。
这个共和国是从近百年的持续动乱、灾难、列强交替入侵、匪患与无政府状态，人民水深火热的状态中诞生的。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西方势力如洪流一般滚滚侵入中国以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就进入了一个分崩离析的解体过程。
在此之后，整整经历了近100年的社会演变和革命运动，中国社会才实现了重新整合，新中国所重建的社会新制度使中华民族获得了统一和安定。
法国革命史家托克维尔曾指出：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汉译本）
这恰恰也正是1949年中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特点。
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20世纪的第一年——1900年是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作为旧世纪终结和新世纪的开始，在这一年，大清帝国的首都被美英日徳奥意俄法八国联军所攻占。
然而，整整50年后，1950年，一支装备简陋的中国革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痛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14国部队，将其驱逐到北纬38度线以南。
50年间，历史乃发生了何等深刻重大的变化！
在我出生后不久，就遭遇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朝鲜战争爆发。
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历史材料表明，中国人并不情愿打这一仗。这场战争，是冷战时代的第一场局部热战。对中国人来说，是被当时二极世界中的两个霸权国——美国和苏联强拖进去的。但是，朝鲜战争深刻地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和生活。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向东南伸入黄海与日本海之间，三面环海，背连大陆，地形狭长。朝鲜民族从历史看与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切的关系。殷商族起源于东夷，从历史文化看与古朝鲜民族渊源甚深。所以周人征服殷商，其王子箕子即亡命于朝鲜半岛。
早自隋唐时代，朝鲜问题即曾影响中国政治。隋皇朝亡于对高丽的远征失败。在明时代，朝鲜多次受到日本的侵略威胁，而中国也多次出兵给予援助。在19世纪末，由于大清帝国的衰落，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朝鲜获得解放，美、苏根据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划分世界协议，遂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驻军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地区。1948年8月15日，朝鲜南部在美国的扶持下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朝鲜北部也于1948年9月9日在苏联扶持下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三八线”成了天限之南疆北界。此后，南北矛盾日益加深，政治和军事摩擦日益尖锐，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大战。
历史材料表明南征战争是金日成在斯大林支持下发动的。当1950年初金日成和斯大林策划这场南征时，新成立的中国政府并不详知内情。
战前，金日成曾探试中国领导人对其南征计划的态度。毛泽东警告他，如朝鲜爆发战争，美国可能干预，而发展为一场持久战。表明了希望金日成慎重处之的态度。
最近披露的史料表明：
“面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他们焦虑地注视着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两天之后，一个最让毛泽东担心的局面随之出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因此他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这一行动，显然救了台湾国民党的命。”①
①引自《百年潮》，青石文“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内幕”。
朝鲜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严密地对中国封锁苏联援朝备战活动的消息和意图。直到战争即将爆发，才把既成事实推给中国，并要求中国给朝鲜以军事支援。
如果我们考虑到，二次大战后苏美在柏林直接对峙，苏美交锋的正面战线在欧洲。而当时柏林前线随时面临美苏由冷战转为热战的局势。那么，史家有理由设想，斯大林支持发动朝鲜战争的政策是服从于以苏联利益为核心的世界战略的。他在东方将中朝推入正面挑战美国的朝鲜战场，借此转移了美国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利用中朝消耗美国的实力，又抑制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地缘政治新中心的兴起。
事实上，同样的战略斯大林曾在1939年对德国采用。当时他与德国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在条约密款中达成与德国瓜分波兰的协议。由于这一条约，使德国人在东线无后顾之忧，而把军事主力投放到对英法作战的西线。斯大林坐山观虎斗，让英法与德国在前线搏拳，而为苏联争取了几年的和平时间。
对于这场逼进新中国北大门的突发战争，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号召抗美援朝。
但此前中国本来是在准备进攻台湾。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决策者意识到：“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添了麻烦，只好把打台湾时间往后推延。”“由于中国东北边防以及增援朝鲜的问题日益紧迫，中国的战略重点被迫由东南沿海转向东北地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逐渐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了这一作战计划。”
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令毛泽东对苏、朝极其不满。
7月2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在讨论如何应付联合国卷入朝鲜战争的外交问题后，他极为反感地告诉大使说：早在5月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就已经提醒他美国可能干涉的问题，而金日成当时不相信。
当时一份综合反映外国人对朝鲜战争看法的《内参》认为，苏联鼓励朝鲜内战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取台湾：
“毛泽东不希望这个时候进行朝鲜战争，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他本来想首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寻找适当时机协助金日成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武装进攻南朝鲜，既需要通盘考虑，也需要合适的机会。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金日成的南进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轻而易举地围歼了人民军进攻部队，使毛泽东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埋怨斯大林。他肯定地说：斯太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
但是，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恰恰表现在，面对这一意料之外的逆境，面对强大的对手，他竟然将错就错——化被动为主动，从而把握住历史潮流的大方向，使之有利于中国。
由于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局势日益严重。
后来的史料揭秘：195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乃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称病推辞。遂改派彭德怀挂帅。
实际上，在讨论抗美援朝的政治局会议上，远非所有的人都主张入朝参战。史料表明，当时一派主和，一派主战，还有一派主张缓战，实际也是主和。主战派是少数。
主和派的意见是：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海权；经过长期战争，干部和战士有厌战思想等等。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基本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入朝参战的决策。他说：“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御。我们鸭绿江10OO多公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都得准备打，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既然早晚都要打，我看还是早打为好。跟美国这一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彭德怀也是主战派。他认为出兵是必要的，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战争打到中国，共产党再回山沟，无非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毛泽东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参战。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统帅麦克阿瑟于10月24日下令军队全线向鸭绿江岸推进。后来有人认为，麦克阿瑟向中朝边境推进，是自作主张。当时美国政府为欧洲安全，并不愿冒险与中国作战。这种看法在战略上是非常错误的。
朝鲜战争虽然是二次大战后的一场局部战争，但其实却是一场全球地缘战略之争。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20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设计师马汉(A.T.Maham)就指出，中国在美国的全球利益中居于中央枢纽的战略核心地位。如果美国要控制世界，那么就首先必须控制中国：
“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干中国南北之问，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
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我们必须注意，马汉的上述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在整个20世纪指导美国对华关系的外交基本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已经彻底摧毁了日本帝国。
但是，战后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意味着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这是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所绝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之所以介入朝鲜战争，以及在数年以后介入越南战争，其战略目标都是同一的，“这实质上是一场为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沿海地带控制权的战争。我们的目标是必须阻止那些在原则上和理想上与西方文明完全相左的霸权国家统治这些地区。“
【引自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战争与和平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10月初版，第83页。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年-1943年），荷兰裔美国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主持人。在地缘战略学上被称为“围堵政策之教父”。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发起者之一，另著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1942年）。1943岁死于癌症。《和平的地理学》是斯氏未完成之作，为写书而作的讲演稿，其因病暴卒后，经同僚整理出版。但此书“却是斯皮克曼作为垄断寡头谋士的主要代表作，影响也最大、最深远”。】
为此目标，美国为朝鲜问题必然不惜与中国一战，以从根本上抑制新中国的崛起，此正是美国政府的长期战略性国策。
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反对麦氏在10月24日向中朝边境进军。因为从长远战略的观点考虑，控制边境就取得了威慑中国的战略地带。麦克阿瑟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如果到达中朝边境的山地，设置阵地，对那里到鸭绿江岸的整个地区就可以用巡逻队加以控制，从而威慑中国。
从地缘战略的观点看，朝鲜战争是世界霸权国美国为遏制新中国崛起而发动的第一场大战。
事实上，第二次战争又于数年后发生在越南。
中国军队通过朝鲜战争，挫败了美国控制远东的战略目标。
朝鲜战争使中国在东方具有一条安全的国境线，而且打出了中国的国威。
自从1840年以来的100年间，除抗日战争外，中国所有的对外战争记录，都是倍遭屈辱和失败的记录。
抗日战争虽然获得胜利，但这一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集体战胜的产品，并不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对外胜利。
而朝鲜战争则不同。这场战争，实际是新兴的中国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率领的14国联军作战，以极落后简陋的物质战争手段，对抗当时世界上军事技术最先进、最现代化、最强大的军事机器，而结果是打出了一个中国占优势的平手——实际是赢得了战略上的重大胜利。
20世纪对中国来说，是在一场耻辱的战争中开始的。这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战争。
50年后的朝鲜战争彻底洗雪了这一耻辱。
朝鲜战争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历史进程。
没有朝鲜战争，就没有后来的越南战争。
没有越南战争美国军事上的失败，就没有美国世界霸权体制在70—80年代的衰落和新中国在20世纪中后期世界政治中的蓬勃崛起。
数十年后，当毛泽东与一个亲友（周士钊）谈话时，回顾朝鲜战争这样说：
“关于抗美援朝的问题，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最急切的问题，莫过于和平建设。如果要我讲不打的理由，我可以讲得出千条万条。但是这千条万条理由，也覆盖不住‘不能置之不理’这六个字。
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最终目的是要侵略我们的新中国。它当时的矛头，实际上已经直指我国的东北，朝鲜只是它的跳板。
如果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它不越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要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那我们又怎么能进行和平建设呢？
如果置之不理，那就正中它下怀，它就会得寸进尺，就会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老路，甚至要比日本搞得更厉害。”
“当时我已经看出，美帝国主义要把朝鲜这把尖刀硬插在我们的头上；从台湾方向来，一把尖刀插在我们腰上；从越南方向来，一把尖刀插在我们脚上。它就是想要从这三个方向来向我们中国开刀。
我们当时搞抗美援朝的目的，就是不允许美帝国主义打的那个如意算盘得逞。这就叫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所以当时我们才下决心要发动抗美援朝。”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战争创伤尚未医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财政经济状况又很困难，我们的海军、空军还处在初创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人不同意派志愿军出国作战，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免得引火烧身。我们是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当时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密的考虑和研究，制订了持久的战略方针。我们对这场战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那时我们分析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这是它唯一优势，即长处。但是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它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它的第一短；它远隔重洋，侵略朝鲜，运输线太长，武器和物资供应困难，这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兵士气低落，这是它的第三短。这三短是它的致命伤。它虽然有一长，但不能盖过这三短。”
“我们则为正义而战，师出有名，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我们战士士气高昂，兵源充足。但我们不祈望速战速决，我们要和它进行持久的战争。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要使得它每天都有损失，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这样一来，它就会伤亡多，就早晚会受不了。到那个时候，它就不得不坐下来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无论它怎么打，都一定要彻底失败。”
“我们那时靠的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的武器装备。但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失败了，这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我们打这一场战争还是值得的！”①
①《周士钊忆毛泽东》。
这是何等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
（2）论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世纪。
生活在20世纪的人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今天回首20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系列奇迹式的戏剧性事件。在这个世纪中，科学技术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人类不仅学会了飞行，而且登临月球，开始纵游宇宙。人类发明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科学技术使得人类实现了浮士德的梦想，从试管中造人以致正准备用无性繁殖技术成批复制天才。
在20世纪的科技突破面前，古代神话中的种种超越时空的梦想如千里眼顺风耳都显得平凡，地球变得拥挤而狭窄，铁板似的社会制度和古老文化传统在这个世纪冲击性的战争与革命面前已无不显得脆弱，变革的风潮席卷着世界，惊人的世界历史事件以10年左右为周期频繁发生。
在这100年内的时间里，人类进步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人类史上过去的整个400—500万年。今后的50年，很可能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变动最深刻、最重大的历史时期之一。
人类历史上的20世纪，也是一个充满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这一世纪的全部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是与人类追求理想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试验及其失败相关连的。新制度的产生导致与旧制度的对立。20世纪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体系对峙与对抗的危机阴影下度过的。
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制度的大规模实验，首先在俄罗斯，然后在中国进行。
人类在20世纪提出了追求高效率(美国、日本)与平等(苏联、中国)的崇高社会理想。
共产主义的挑战，促使20世纪资本主义的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改良与调整。
我们可以把20世纪看作是一个人类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新制度牺牲奋斗的革命世纪。
但在20世纪后期，这又是这种理想遭受惨痛挫折幻灭而失败的世纪。人类在资本市场经济的全球性胜利进军及复辟中陷入了理念的沉沦与迷惘。
我曾研究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
我注意到，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到今天，世界历史可以说连续地走过了一个相当有规律的发展进程。
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在16世纪以前，地球上因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地理障碍间隔，形成若干大的、互相隔离的文明板块、文明区域。通过地理发现和西方的殖民主义开拓，这些区域从政治上、军事上和交通上联系到一起了。
从那以后，特别是随着15世纪的大航海和17世纪以后产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发生了可以说是将全世界从经济、军事、政治上联结为一个完整整体的历史运动——全球化进程。
从经济发展的地缘性角度看，这几百年间世界发生的变革进程是有规律的。
第一步是军事政治殖民主义的地理和人文征服，掌握了军事航海新技术因之变得强大起来的白种人，向西欧以外的世界扩张，征服有色人种。
第二步是世界市场，世界商业网络的形成。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西欧工商业城市成为世界的中心文明区域，向外部世界输出工业品，而把其他区域变为殖民地，向他们的殖民地掠取原料、能源、廉价劳力及农副产品。
第三步是世界金融的形成，最富有的工业国依靠掌控巨大的金融力量，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霸权国家。19世纪末是英国，20世纪中期以后是美国，同时在工业发达国家之间，为争夺这一经济霸权地位而展开全球战略斗争。
第四步是最近的20年，世界开始联结为统一的生产和市场体系。
建立统一的世界分工体系和全球统一市场的现实性，以及对世界资源实现全面重新配置的要求，通过跨国公司、跨国金融、跨国经济的形成，通过高技术和高效率的竞争而出现。全球走向统一化，这将是今后几十年的一个基本历史主题。
简单回顾一下:几百年来和最近这几十年来，世界历史相当有规律地经历了上述的阶段性发展。但是，几乎在每一个新价段上，都伴随着激烈的历史性冲突。
这几百年间，世界历史中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心的历史迁移。
古代文明勃发于近东，全盛于东方。
但近代文明，首先从东方与西方的交界点上发生，这个地点就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然后中心文明向西方转移，文艺复兴后由意大利东岸向西迁移，通过葡萄牙、西班牙，沿大西洋边缘西进。
在西班牙分成三支，一支进入法国，另一支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又一支向更远的美洲大陆远征。(参看近代文明的演进路线示意图)
但在到达法兰西后，从法国折回头来，向东运动。首先随拿破仑的大军进入德意志（普鲁士、奥地利），深入到俄罗斯。
18——19世纪的俄国贵族以崇尚模仿西方的法兰西文明，作为他们的文明标志。
特别是法国革命，可以说燃烧起了西方文明的熊熊之火，使西方势力滚滚进入东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美国、俄国、德国及日本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
而俄国和美国的地理位置，一个横跨欧亚两洲，一个以大西洋、太平洋作为东西边界，都处在东西方的交界线上。
如果注意到世界历史在上述200年中先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的这种回旋历程的话，就可以看出20世纪俄国、中国革命的发生，以及日本文明和太平洋经济在当代世界的崛起，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这个事件可以说是继承着前几百年的历史精神，并且必然要达到一个结果。我想这个结果从今天的整个世界经济政治背景来说，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希望我已经把它写在一本书里，作为一个总标题，这就是“东方的复兴”。
东方地缘政治的焦点区域，是中国。
所以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历史角色。而中国本身，也发生着不断的内部震荡和结构改造——革命、建设、文革、经济改革。正是这种背景，使我们这一代人，幸运地成为现代中国伟大革命进程的见证人。
1949年的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但是，共和国的成立只是一个政治革命。它面临的未来道路不是单一的、平静的、直线性发展的。
对这个古老民族所要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必然意味着经济、政治、法制、文化、意识形态，各个方面都发生根本性的革命。
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它是史无前例，前无古人的。
这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因为它必须经过先行者勇敢的探索和实践，因为它必须以付出巨大的牺牲为代价。
这种社会改造和变动以动荡的形态，从共和国诞生到今日，在近50年的历史中，以3—5年，7—8年，10—12年的周期频繁地发生。
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起，就不断地被抛入政治运动中。
这是历史赋予的宿命——对此，我们无可选择，无可逃避。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了与这个共和国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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