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9日 星期三
久有循父长征路自驾出行之夙愿，数年酝酿，几番筹措，皆因种种变故，均未能成行。今年适逢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之际，家人众议达成一致，多年之心愿，遂将付诸实施。今出行旗已制好，行程计划路书已拟定，万事皆备，唯翘首以盼，静候出发的那一天.....
2015年9月10日 星期四（出发前的回顾）
父亲回忆录节选---“回忆参加红军的经过”
江西吉水的水南可说是一个革命发源地，早在1925年—1927年时期，正是大革命时代（即北伐战争时期）。那时，我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常听我们家乡的大人们议论到“南兵”和“北兵”，群众把北伐军称为“南兵”，把北洋军阀称为“北兵”。所谓“南兵”即是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所谓“北兵”，即是当时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的军队。吴、孙军阀的军队在群众中也有被叫做“北佬”的（因北方人多）。1925年—1927年这几年间，南、北兵都曾路过我们家乡水南好几次，“北”兵过时，无所不为，到处奸淫烧杀，到一地就是抢一空，老百姓见“北兵”一来，跑得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南兵”来时，对老百姓很好，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南兵”过路时，老百姓都出来看，并烧好开水放在路口，就像今天老百姓欢迎人民解放军一样。因此，当时的“南兵”能得到老百姓的热爱、拥护与支持，就是因为它能热爱群众。我当时以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感觉，对“南兵”的印象很好，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南兵”中是有共产党参与领导的，仅知道“南兵”好，但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好，后来参加革命受了教育，经过在部队中的学习，才知道那时的“南兵”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参与其中，不少部队就是由共产党员来领导的。
蒋介石在1927年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成立了红军。红军时常在我们家乡门口经过。由于红军对老百姓好，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拥护。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老百姓完全转到拥护红军，反对白军（即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所以我认为，大革命这一段给我的思想影响很大，成为我后来参加红军的思想基础。
在我儿时，时常听村里的老年人给我们这些小孩子讲一些大人们的故事，说某村有某人到外面当过兵，简称为“粮子”（老百姓把当兵的叫做“吃粮”的），说到外面如何如何好，可以“扫世界”（老百姓把出远门叫“扫世界”，即走得远、见识多之意思），又听曾到外面去过的人说：“当兵好是好，但下操不好就要挨打，有时屁股都打肿。”听老人们讲了外面这些情况后，使自己产生了一种想当兵的欲望，但又害怕当了兵会挨打，当时自己的思想上是没有主意的。后来，我们水南下车村有一个姓曾的经常从水南到南昌去，他说南昌有铁路，有电灯，南昌好玩得很，听了这些话后，也增加了自己的好奇心，希望到外面去看一看，认为老呆在山沟里真没出息。
1928年间，红军时常在我们家门口来回地经过，有时就住在我们村子里，向我们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的道理。据说在1927年到1930年间，毛主席曾六次来到水南，指导水南一带的革命群众运动，并找了一些群众座谈，征求大家对搞群众运动的意见。当年，我们也亲眼看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红军为人和蔼，生活也比我们在家里好。我受了这些影响后，几次想报名参加红军，但都因被母亲察觉，另外红军同志也说我年纪太小，跑不动路，故都未去成。
红军经常在我们家门口路过，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好印象，红军也派了一些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在水南区内组织游击队与建立党的组织，我大哥曾宪崐就是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共产党水南泸江办事处（等于区委）的技术书记。当时在我们家乡水南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热潮，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水南后来成为公略县中心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注），并成立赤卫队、少先队和儿童团组织，我还担任了少先队的分队长（我们分队有十一二个人）。自水南各种革命组织建立起来后，红军打仗缴的枪就给了水南游击队一部分，成立了水南游击大队，后来这支游击队发展成为有一百二十多人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队伍，水南许多人都去参加了这支游击队，当年我二哥曾宪峰就参加了这支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编入了红二十二军。1949年革命胜利后，我第一次回乡探亲才从家人那里得知，我大哥曾宪崐和二哥曾宪峰参加红军后也都参加了长征，但他们都牺牲在长征途中，据家人讲，有人传回来消息说，他们俩一个牺牲在攻打四川会理的战斗中，一个牺牲（病死）在过草地中。
当时，在这种革命热潮的影响下，更加激发了我要参加红军的念头。1929年春，红军在水南的西团村举办了一个红军游击队的干部训练队，由黄埔军校毕业回来的许义（西团人）任队长，参加受训的人数有五十多人，受训成员都是由当地农协保送的阶级成份好的可靠人员，培养他们作为地方武装的领导骨干。当时我们水南枧埠下边村的曾华贵和我的二哥曾宪峰即是由农协派去参加了这个训练队。
我听说在西团举办游击队训练队这个消息后，就约我们村里的一个同年堂兄曾宪栋（他大我两个月，我们都是少先队员），我们俩人就跑去西团找到了游击训练队想要参加。训练队的人拿枪与我们的个子一比，对我们说，你们俩都还没有枪高，人太矮小（我才14岁），背不动枪，要我们回去，因我们是躲着家人偷跑出来的，死活不愿回去，后来家里人听到消息找到西团来把我们弄回去了（因我父亲去世得早，我家三个兄弟已出去参加革命了两个，而曾宪栋是他家独子）。因此我俩那次当兵没有当成，在游击队训练队们吃了一顿饭就被赶回家了，感到很沮丧。自那次没有当上红军后，我心里总琢磨着，看红军什么时候再到水南来，我们就去找红军的大部队。
1929年8月间红军第一次攻打吉安，吉安周边所有各县、区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都去参加支援红军打吉安的战斗，我们水南少先队也去参加了。这次打吉安是我初次见到迫击炮弹从头上“呼”地一声飞过，那时也不知道害怕，看着炮弹落地爆炸的样子，只是觉得好玩。
1929年底，吉安的反动派军队（唐云山部）开来水南镇压群众运动，在水南没有住到两天，红军主力就从东固下来了（东固离水南七十华里，东固地势比水南高，群众通常把从东固来水南叫下来，水南去东固叫上东固）。红军约在早上五时左右就到了水南，唐云山的部队还没有起床，懵懵懂懂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红军就打到了敌人的指挥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消灭了唐云山二个团，捉了许多俘虏。
第二天，红军在水南街召开群众大会，召集所有赤卫队、少先队（带梭标）到水南街集合。这是朱德总司令第一次来到水南，那天，他穿一身士兵衣服，脚穿草鞋，背上背一顶旧草帽，在水南召开的群众祝捷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时，朱总司令是站在水南天主教堂门口的土台子上，有两个背着手提的有两只眼的枪的人跟在他的后面（当时老百姓没见过这种枪，后来才知道这枪名叫“花机关”）。
朱总司令对到会群众说：“这次红军的胜利，也是你们老百姓的胜利，是你们对敌人封锁了消息，把敌人变成了瞎子聋子，所以我们打到敌人门口，他们还不知道，也是你们送来了敌人到水南的情报，我们才赶来的.....”。朱总司令最后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是帮助穷人翻身的军队，希望大家积极参加自己的军队.....”
当时参加集会的群众中有人问，刚才那个讲话的是什么人。会场里有一个红军同志告诉说：“这是我们朱军长。”大家听了很惊讶，便交头接耳地说：“他是军长？一点也不像个当官的，同当兵的穿得一样噢。”也有人说：“听说红军里官兵是平等的，官兵吃穿都一样，当兵的也可以同军长说话。”
朱总司令这次在水南向群众讲话，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旧社会，不要说是见到军长，就是一个县长、区长，群众都见不到，就是见到了也不会这样和蔼可亲。群众通过这么一对比，就感到共产党可亲，红军可亲，朱军长可亲。大家看到朱总司令这样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感到他就是我们穷人的军长。
就在朱总司令讲话的当天，水南有很多人自愿报名参加了红军。我和堂兄曾宪栋是以少先队组织的身份来参加这次集会的，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又亲眼看到朱军长和红军这样好，使我们很受鼓舞和感动，我们感到参加红军的机会来了。我们俩连家也没有回，把拿的梭标交给村里人带回去，当场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是红四军三纵队，后改编为红十二军，长征前改编为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
从此后，我就穿上了革命的军装，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南征北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直至中国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附：有关资料
（1）公略县
1931年11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永吉泰苏区代表提出的《关于在黄公略同志牺牲的永吉泰地区建立公略县的提案》意见，决定以赣江东岸吉水、吉安两县红色区域为主，在水南（吉水水南镇）组建公略县。
同年11月24日，公略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吉水县水南区松山村尊德堂召开，正式成立了公略县苏维埃政府。12月，又在水南区荷山村召开公略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公略县委。公略县委机关驻扎在水南区荷山村（后来迁到吉安富田区陂下村），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扎在水南区松山村。
1932年3月，在原公略县委的基础上，在水南区水南街“天主堂”建立了中心县委。公略中心县委与公略县委合署办公，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副书记李福槐。中心县委机关先驻公略县水南街天主堂，后迁公略县富田区陂下村（今青原区富田镇陂下村）。1933年8月，公略中心县委由吉水水南迁往永丰藤田，更名永丰中心县委，公略县委隶属永丰中心县委领导。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中央苏区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公略县委工作团和公略独立营在新石坑、老石坑一带持游击战，直到1935年5月才被迫停止活动。
（2）黄公略
湖南湘乡人，生于1898年，著名的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早年参加湘军，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同年底进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7月同彭德怀、腾代远一起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十三师副师长，1929年9月任红五军副军长。1930年1月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军长，人称“飞将军”。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一词中有“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词句，对黄公略及其所率领的红三军作了很高的评价。
1931年9月，黄公略在战斗中被敌机扫射击中牺牲。为纪念这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1931年11月，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根据全苏一大决定，在吉水县东南境苏区设立公略县，县苏维埃政府设在吉水县水南圩。
2015年9月11日 星期五（出发前一天的回顾）
一切准备就绪，“重走长征路自驾行”共7人两辆车，明日（9月12日）分别从福州和南昌正式出发，激动再激动啊！
父亲回忆录节选----“回忆参加红军初期战斗经历”
1929年底，红军在我们家乡水南打了唐云山的反动军队以后，在水南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少先队到水南街上去欢迎红军，听了朱总司令动员，号召大家报名参军，我和我家一堂兄曾宪栋当时就报名参加了红军。
当时因为我年纪小，参加红军后就分配我在军部给副官长杨至诚〔注〕当公差兵，干了几个月后，上面又调我去当司号兵，到东固、兴国转了一圈，后来我们编到了红十二军，红十二军军长是罗炳辉、政委谭震霖、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林野〔注〕。
1930年5、6月间，红十二军由富田经永丰到吉水的汀、乌江，在汀、乌江同红枪会打了一仗，打死了不少红枪会的人，特别是打死了几个红枪会的头头，余下的红枪会成员全部缴械投降了。红枪会就是类似“哥老会”的一种封建迷信组织，红枪会的头子都是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他们用这个组织来同我们农协对抗，用所谓的“刀枪不入身”的谎言来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他们卖命。我们当时捉了一些红枪会的头头，经教育后把他们释放了，并向受骗的群众说明，今天我们的子弹还是打穿了他们的脑袋，说炮子打不死人是假的，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反对土豪劣绅的，你们的头子都被我们活捉了，你们再不要上当受骗了，回去后好好地种地劳动。后来我们打下吉安后听说，自我们那次打了红枪会后，汀、乌江一带的红枪会就绝迹了。
我们打了汀、乌江后，就一直往南昌方向走，说是去打南昌（那时还不知有立三路线）。我们到樟树后，红三军、红四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已先到樟树了。当时在樟树集中的红军部队共约八、九千人，我们红十二军还有许多人只拿着梭标大刀。据说红军是分三路到樟树集中，一路由永丰出发，一路由兴国出发，再一路就是我们，由吉水东固经水南、潭头、沙溪、再经峡江、新干到樟树。
我们在樟树镇住了三天。从樟树出发的那天，正下着毛毛雨。当时，红军有的过了赣江，有的还没有过，正在这时，碰上了国民党高官刘峙的太太坐着一只洋汽划子（注：小汽船）大摇大摆地从南昌往吉安开，有几十个护兵带着短枪护送。因我们到樟树后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不准出，南昌的敌人并不知道我们已到了樟树。刘峙太太的洋汽划子在我们隔江两岸红军的夹击下，汽划子只得靠岸了，我们缴了他们几十枝短枪，还得了二十几箱光洋。我们把刘峙的老婆放了，叫她转告刘峙，如果他再对红军进攻，以后捉到他就不客气了。红军处理了这件事情后，继续往南昌前进，在我们进到离南昌约三十多华里的西山万寿宫的时候，部队停下了（万寿宫在传说中是锁孽龙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南昌步校住的五城岗一带）。
当时在红军中流传着一个口号：“打到南昌九江，会师武汉”。我们在西山万寿宫住了三天，同南昌的敌人隔江相望打了三天，因我们当时没有重武器，连迫击炮都没有，只有一些水机关枪和步枪，红军中还有许多人拿着梭标大刀，用这样的武器怎么能打开南昌呢？打南昌时，红三、四、十二军还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去了。前敌总指挥部还有一面大红旗，做得非常漂亮好看，黄金边带红须子，套旗杆是用白布套子，套子上写了黑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字样。当时从连、大队、支队到军都有红旗，旗子非常鲜艳。我们把旗往前面一插，敌人就用迫击炮轰隆轰隆地乱打。
在南昌打了三天，我们也没有发起冲锋，打了三天看打不下，我们又向后转，经瑞州（今高安）到袁州（今宜春），当时天气正炎热，大约是旧历六、七月间，太阳像火一样。部队到袁州后，在行军途中不少人“发沙”，“打摆子（注：疟疾）”，发冷发热的，睡在路旁的人很多，都是发疟疾的（即“打摆子”）。我到袁州时在路上也发起疟疾了，我在发冷的时候，司号班的同志叫我睡在地上晒太阳，等我晒完了太阳昏昏沉沉地爬起来追赶部队，队伍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爬起来就追，高一脚低一脚地跑，跑出了一身大汗，结果把“摆子”还给跑好了。我自从那次打了“摆子”后，从此再未打过“摆子”，可能是当时经太阳一晒和一跑，把“摆子”跑断了根，还真要感谢上帝的“灵丹妙药”！
部队经过半个月的行军，到达了湖南浏阳的文家市，这里是我们的湘东革命根据地。那时，文家市驻有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的两个团，是来进攻文家市革命根据地的。当时我们红三、四、十二军（每军三四千人，十二军少一点）在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把何健驻文家市的两个团消灭了。因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摸清了敌情，即组织了对敌进攻，经几个小时战斗就消灭了这股敌人，俘敌一千多人，给湘东根据地群众很大的鼓舞。战斗胜利后，群众对远道而来的红军非常热情，送茶送水送饭，对红军进行了热情地慰问。慰问群众那股热情劲，用笔墨无法形容，男女老少，打锣敲鼓，把红枣、花生、地瓜干硬塞到红军手里，让我们红军战士极为感动，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群众对红军这样热烈慰问的场面。
我们在文家市住了两天半，就往长沙前进。我们在樟树时就听说红三军团已打进了长沙，待我们到达长沙附近时，红三军团已撤出了长沙城。红三军团是由五、八军组成，他们的穿戴与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的帽子上有一个红五星，袖口上没有红条子。我们戴的是八角帽，而红三军团戴的是北伐军时候的帽子，帽子前面（即我们现在帽子上钉五角星的地方）有一条红带横在帽沿上，衣袖口上也有一条红带子。我们在长沙郊外见到了他们，相互间很热情，彼此互打招呼表示敬意。
我们到长沙后，又组织第二次进攻长沙〔注〕，前后共打了十八天。三军团在退出长沙后，长沙的敌人已有了增援并加强了防御工事，安装了三道铁丝网，铁丝网上还通了电；在空中，每天还有飞机轰炸助战。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躲飞机，不知道飞机会丢炸弹，还没有嘗过被飞机丢炸弹轰炸的滋味。因此看到敌人飞机飞来，大家还都站出来看飞机是个什么样，结果被敌机炸伤了许多人，我们这才知道飞机能丢炸弹炸死人，以后上级才叫大家躲飞机。
在第二次打长沙时，红军为了避免人员的损失，曾用了一百多条水牛作攻城先锋，水牛死了很多，也未打进去。虽然打了十八天，但因我们攻城的武器装备很差，弹药又不足，后来只好撤出了打长沙的战斗。撤出时，我们看到罗炳辉军长滚了一身泥巴。这是立三路线时第二次打大城市碰壁，第一次即前面提到的攻打南昌。
红军撤出打长沙的战斗后，南下到珠洲休息了三天，后到攸县（是谭震霖政委的家乡）打土豪筹款、做军装、宣传群众，搞“扩红”（即招兵扩大红军）。在攸县住了近半个月，筹了几十万元的军费，随后继续往东南走，经礼陵、茶陵、萍乡、新余、莲花、安福，到旧历八月中旬打开吉安城，大力“扩红”。
当时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留红十二军军部和教导队一百余人在吉安做群众工作与扩红筹款（因红十二军罗炳辉军长是在吉安起义的，对吉安很熟）。我们在吉安住了一个多月，我这时由司号班调到十二军经理处（后改为供给部）监护排当班长。在吉安扩红补充了一些新兵，以教导队为基础扩编成为三十六师（原红十二军只有两个师，即三十四、三十五师，打开吉安后，扩编成三个师），后因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我们于阴历十月撤出吉安城，经峡江、永丰、崇仁等县进入中央苏区中心根据地的宁都黄陂、小布。
后来我们才知道，打南昌、打长沙、打吉安，即攻打大城市，是那时“立三路线”的错误指挥，没有扎实地去做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但从我一个穷人家小孩子的眼光看，感到红军在这一段活动期间，部队的生活还是很好的，我是一个新参加红军的人，对部队这样的生活非常高兴，因那一段都是在白区活动，有土豪打，有肉吃。部队的伙食费是每人每天一角钱，因油、盐、柴、米、菜大部分都是吃土豪的，每人每月还能分到一块到两块钱的“伙食尾子”〔注〕。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就积攒了十余元白洋，用布袋子小心翼翼地装着缠在腰上。我是一个穷孩子，在家哪里见过这样多钱，而且是自己当家作主使用，心里很高兴，把它保护得好好的不舍得花。我在路过珠洲时，花了三块钱买了一套中山装，用一元钱买了一双胶鞋。那时穷人能有一双胶鞋穿就很不错，很了不起，我穿在脚上看了又看，觉得很得意，认为是参加革命革来的。我到吉安时，就把积攒剩余的八元白洋寄回家给我母亲了……
附注释：
（1）杨至诚
（1903-1967），贵州省三穗县人，侗族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一营连长，井冈山留守处主任，红四军、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红军总兵站站长，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38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部长，华中军区军需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7年2月3日在北京病逝。
（2）林野
1902年出生于龙岩，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毅然脱离汪部回到闽西。1929年参加红军，任闽西红十二军参谋长，1931年调红军军事政治学校任训练部长，1932年任公略学校校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林野夫妇留在江西中央苏区，被当时苏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定为“叛徒”，遭到杀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3）1930年红军二打长沙
1930年7月，彭德怀同志指挥的红三军团一打长沙后，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红军再次进攻长沙。同年8月，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和党的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共计4万余人。总前委根据中央意图，做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随后，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
湖南军阀何键返回长沙后，大大加强了长沙的防务，从南郊的猴子石至北郊的捞刀河一线分别以巨型鹿砦、密布的竹钉和高大的电网，修筑了3道封锁线，派重兵把守。
8月30日，红军向长沙发起攻坚战。为突破敌人工事多次组织敢死队，乘夜冲入敌阵。为了攻破敌人的电网，部队曾采用古老的火牛阵战法，即在几百头水牛的尾巴上浇上汽油，接上鞭炮，点上火后，使牛冲向敌人的阵地。但终因缺乏攻坚训练及相应的炮火支援，进攻不能奏效。
此后，红军采用且战且退，诱敌脱离工事再聚而歼之的战术，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但敌人中计被歼两个多团后，再也没有脱离其坚固阵地了。红军也因缺少强大炮火，无法实施有效攻击。这样，双方自9月4日起，便陷入僵持状态。10月，红军再次发起强攻。朱德、彭德怀等亲临前线，在夜幕掩护下，红军多次冲进敌阵地前沿，用手榴弹、刺刀与守敌展开激烈击斗，予敌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也很大，弹药给养日益缺乏。
此时，何键调集湖南大部分军队来援，武汉行营又先后派罗霖、公秉藩、钱大钧等数师入湘，包抄平江、浏阳后路，企图包围红军，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主动撤出了进攻长沙的战斗，安全返回到赣南根据地。
（4）伙食尾子
红军早期的民主制度。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实施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同时，部队在各连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民主。其中，经济民主是士兵参加清理账目，管理伙食。每个月，连队精打细算，可使伙食费有一小部分的节约，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平均分发给包括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在内的就餐人员零用，名曰"伙食尾子"。在这种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下，部队面貌焕然一新。红军物质条件虽然菲薄，但个个精神饱满，作战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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