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
可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前严峻敌情,也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减弱的实际情况,坚持从通道北上,不惜冒进钻进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口袋。
党内的错误路线仍占据主导地位,红军前途未卜。
通道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
在此危急关头,毛主席亲自促成了党中央通道会议的召开。1934年12月12日傍晚,毛主席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计划,建议改变进军路线,西进贵州,进攻力量薄弱的黔军,让部队获得喘息时间。
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一场改变中央红军命运的转兵就此拉开序幕,史称“通道转兵”。
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因为意见不统一,会议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以后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才逐渐解决,但通道会议是一个转变的开始,毛主席在军事决策上又开始有了发言权和影响力。
作为通道会议旧址的恭城书院位于通道县罗蒙山下,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独具特色,最大而且保存完整的书院。
经历了210年风雨历程的古书院,由门楼、斋舍、讲堂、通廊4个部分组成,两层木楼建筑以一条中轴线排列在一起,中有通廊串联,四周青砖护墙,院外有桂花树两株。
飞檐翘首的门楼雄伟壮观,布满青苔的石阶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拾级而上,进入书院就是长长的走廊,两边对称地分布着6栋斋舍。
在会议旧址中看到,参加会议的七人中,只有毛泽东没有坐椅子,坐了一条条凳。其余六人为周、朱、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实际上,周、博、李组成的“三人团”是当时的最高领导。
黎平会议:转折开始的地方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进占黎平县城。这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省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通道会议,博古、李德等迫于形势,勉强同意出兵贵州,但仍顽固坚持到湘西建立根据地。
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了一天一夜,争论十分激烈,毛主席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进军贵州是红军唯一正确的出路。
黎平会议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巩固了通道会议的成果。
这一决定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南,为红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从根本上实现了转兵,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
“黎平会议会址纪念馆”坐落在翘街的中间,为晚清建筑,五间大屋,九个天井,占地800多平方米。
原来这里是一家叫胡荣顺的店铺,一座四合院,四周建有风火墙,内套木结构,平面如方印,称为“印子屋”,宅院的主人是当地的豪绅。
当年,红军打下了黎平,全家吓跑了。红军的领导人就在此安营扎寨,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黎平会议。
走进馆内,房屋高大宽敞,摆设讲究,在“黎平会议室”里,保持着当年开会时的布置,摆设着太师椅和八仙桌,木板墙上悬挂着当年会议的参加者的照片。
纪念馆内仍保留着当年周恩来、朱德住室的原状, 毛主席则住在离此不远的另一处宅院里。
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猴场,准备抢渡乌江,实现挺进黔北的战略方针。然而,此时的“左”倾博古、李德依然固执己见,甚至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之类的错误言论。
他们一次又一次不服气毛主席的意见,无非是认为红六军团顺利走通了北上和红二军团会师的道路,中央红军也一定能走通。
所以,哪怕面对蒋介石在通道布置的水泄不通的包围圈时,仍硬要往里钻。如此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真是完全不同!
在军情紧急的情势下,31日当天下午,就在猴场宋家湾一名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一会跨两年,从1934年12月31日下午一直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提出回兵湘西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主席同志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
自此,才从根本上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独断权。
猴场会议会址位于瓮安县猴场镇西1公里的猴场村,为标准的四合院,四周用青砖砌成墙,高约7米,内有正厅5间,厢房、下厅齐全,石嵌天井,俗称“一颗印”房子。
墙左侧有碉堡、马房、正厅后面有花园,桶墙右侧竹林掩映,后山古木参天。
猴场会议会议室内摆放着长桌,靠椅,茶壶,马灯,墙上是马克思、恩格斯画像。会址处仍保留着当年的作战室、厨房和与会者居室。
猴场会议结束当天,极富传奇色彩的强渡乌江战斗就打响了。
周恩来同志后来曾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可以说,没有这三次会议的铺垫,也就没有随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没有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被采纳实行,或许红军早已不复存在。
真理的实践往往伴随着曲折,正如这前前后后开的三次会议一样。
如今的我们只能从短短的几句介绍中窥探当时激烈的争论场面,但更多的还是要实地去看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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