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长征路 圆长征梦
作者：红色小兵
1934年秋冬，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德国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别动队来负责。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
江西省几个关键节点的人口数据变化是这样的，1933年，1863万人;1936年，1539万人;1937年，1328万人，全面抗战开始。从这组数据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直观的体现，就是从1933年1863万，到1937年的1328万，江西全省人口锐减500万。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天灾，以及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死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之手，尤其是1936年至1937年抗战开始，江西省损失的200万人口，更是和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政策脱不开干系。
血战湘江后，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惨痛的代价终于换来了党中央对错误路线的反思，我党逐渐从军事、组织、政治路线、哲学观层面清理王明错误路线。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一次王明路线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第一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执行导致中国革命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使白区革命力量几乎丧失了100%，苏区根据地也几乎丧失殆尽，30红军只剩下不到五万人，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主要人物。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而言的，他们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看到这个名单，也就能理解毛主席当年在苏区有多么憋屈，也就能理解长征这一路为什么如此艰险了。
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从书本和教条出发，一切唯原则唯上级决定是从，而不考虑实际的情况。思想路线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路线。
王明路线喜欢搞自己的宗派主义，搞自己的小团团伙伙，用自己的老部下、老同学、老熟人、老班底。只问同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而不问实际的情况和此人实际的工作能力，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恶果多次出现。虽然他们打的旗号是，为了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却使党逐渐脱离了无产阶级化的方向，背离了毛主席制定的古田会议精神。他们不再重视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军队中的党的组织发展也遭到破坏。他们排斥毛主席，甚至搞起了连坐，就是贺怡受到了牵连。
王明的教条主义，甚至连战场上弯腰躲避子弹都被批，说是不勇敢的表现。在军事上，毛主席批评他们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从极左到极右，由冒进到投降。中间派被视为了最危险的敌人，搞唯我独尊，以我中心，而毛主席搞得是五湖四海，统一战线。前四次反围剿成功的经验被教条主义者完全抛弃，他们按照教科书上的打法，与龙王比宝，以阵地战对阵地战，导致红军伤亡惨重。他们总结失败时说，蒋介石如何强大，那么反动派什么时候不强大呢?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的兵力已经达到8万有余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10万人，红军4万人——2.5:1;
第二次反围剿：国民党军20万人，红军3万人——7:1;
第三次反围剿：国民党军30万人，红军3万人——10:1;
第四次反围剿：国民党军40万人，红军7万人——6:1;
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50万人，红军10万人——5:1。
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破坏，正确意见往往不被采纳。权力高度集中 军事上李德一个人说了算。
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导致红军错失粉碎围剿的大好时机。批毛主席的富农路线，导致了根据地部分农民的离心离德。
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的策略被抛弃。毛主席在会昌短暂的工作，却稳住了南线，这既有军事工作的成，又有政治工作的功劳。与陈济棠签订了协议，就是利用了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红军一直到了猴场会议才恢复了这个优良传统。后来的红军遵照会议决定，确立了以战斗的胜利的姿态迎接川黔边新根据地建立的正确思想，实现了红军在战略上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转变主动出击;改正了红军长征以来只限于单纯打仗的错误，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还制定发布了红军进入贵州以来的第一个瓦解贵州军阀部队的文件《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他们最怕别人夺权，最怕别人触及了他的权威，打死他们都不会认错。他们不会反思自己，不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而毛主席是欢迎批评的，也是敢于自我批评的，结果是敢于自我批评、承担错误、甚至帮助下属承当失误的责任，结果是承认错误的人反而赢得了人民更大的敬重，形成党内更强的核心，以致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用枪指挥党的人，说明他不站在真理的一边，不能说服别人跟着他走。这些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国焘就是明证，哪怕他暂时被捧得很高。
他们批判毛主席的是游击主义，右倾逃跑主义，而他们自己最后却成了逃跑。他们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而毛主席的怎样做阶级分析的文章，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按照经济基础，根据农村实际计算阶级成分，从而使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 们批判毛主席是和事佬、调和主义、收买人心，而他们却搞起了关门主义，把自己的盟友推向的对立面。上海一小撮托派就认为中国解放战争不应该团结中农，应该完全依靠工人阶级。这种极左错误，就是把中间派当成最危险的敌人，从而增加自己的革命难度，把更多的人推给了敌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毛主席重视统战工作，积极转化中间派成为我们的革命同志、同盟军或同情者。毛主席主张对待富裕中农要团结为主，要给划错地主成分的人平反。这都是为了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减少打击面，团结95%以上的农村人口，打击一小撮，大大降低了革命的阻力。而博古的根据地政策造成了人心浮动，竟然规定划错阶级成分的也不得平反。这是极其错误的，造成了根据地经济的严重苦难，一些地区出现了与红军离心离德的情况。他们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些，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训令还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这就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
由此看出，党内的政治路线、组织原则、政治原则、干部政策，军事、经济、根据地建设、外交都出现了大踏步倒退。
毛主席历来反对教条主义，他的本本主义的批判尤为深刻。毛主席说，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执行教条主义的人，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轻视实践，轻视感性认识，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的书面个别词句当作僵死的教条，生搬硬套，拒绝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式主义地、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而不将上级指示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实事求是才会写在中央党校的门口，这四个字是鲜红色的，这也是血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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