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健豪：培养了四名中央委员的革命母亲，毛主席为其赠诗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老妇人，她生养在旧社会，但是勇于打破封建枷锁，积极投身解放事业，堪称一名“女中豪杰”；她年过半百，执意留法勤工俭学，被人称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她虽未入党，但一生追随革命，培养了四名中央委员，被敬称为“革命的母亲”。1943年，毛泽东为其赠诗曰：“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这位老妇人正是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妇女运动领袖蔡畅的母亲葛健豪。

　　一、挣脱枷锁，助女逃婚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的一家望族中。其父葛葆吾曾是湘军参将，后升任盐运使、按察使，1868年在讨伐捻军中战死。葛健豪与兄长葛望钦在母亲陈氏的抚养下长大。葛健豪自幼性格活泼、聪明伶俐，五六岁时跟着兄长在家馆中读书，16岁时出嫁至离家30多公里的永丰，与蔡蓉峰结婚。当时蔡家辣酱生意红火，家境殷实。婚后，葛健豪生育了两子两女，夫妻生活幸福。可是，后来由于蔡蓉峰不善经营，蔡家家业渐渐衰败下来。

　　1890年，靠着葛家与曾家的姻亲关系，蔡蓉峰在曾国藩女婿聂缉椝的帮助下做了江南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葛健豪也随之来到上海。1895年3月，他们的第五个孩子蔡和森出生。自从蔡蓉峰来到上海以后，仗着自己的一官半职，常常对着葛健豪及工人们颐指气使，随意克扣工资，还学会了吸食鸦片，经常在外寻欢作乐，不着家门。葛健豪非常看不惯丈夫的所作所为，她同情工人的遭遇，喜欢结识工人朋友，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看到丈夫的行为，葛健豪从不逆来顺受，夫妻二人总是因此发生争吵。在一次争吵过后，葛健豪深感丈夫无可救药，愤然带着刚满4岁的蔡和森从上海回到娘家荷叶。在娘家的那段时间，葛健豪经常陪着蔡和森一起去私塾学习，她的学问也增进不少。

　　不久，蔡蓉峰因官场失意回到家乡永丰，变卖家中财产，在离荷叶不远的地方买了栋房子。念着好久未见的孩子，看到诚心悔过的丈夫，葛健豪不免心软，原谅了丈夫，在此定居下来。1900年，葛健豪生下第六个孩子蔡咸熙（蔡畅），生活似乎一切回到了正轨。

　　但也是在这时，葛健豪经过唐群英的介绍结交了女革命家秋瑾。深受封建社会压迫的三人，时常聚在一起谈论婚姻、时局等问题。秋瑾、唐群英二人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关于男女平等、女性自立自强的倡导，使葛健豪感到耳目一新。而两位挚友相继出国寻求真理的举行，更是让葛健豪钦佩不已。1907年，秋瑾不幸被捕，在绍兴从容就义。听闻这一消息，葛健豪十分难过，在她心中秋瑾是一个“智仁勇兼备的女子”，但现在却落得如此境地，使她不免深思这个社会怎么了、革命又到底是什么？她带着孩子们遥遥凭吊了这位烈士，有空就给他们讲秋瑾的故事，并激励蔡和森、蔡畅要成为秋瑾那样的人。此时，革命的种子已然在母子三人心中种下。

　　1908年前后，葛健豪家中频生变故，母亲陈氏去世、二女儿蔡顺熙意外夭折，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逝去。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葛健豪与丈夫决定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回永丰。因为家境败落，子女们难以继续上学，二儿子蔡麓仙在家门口做起了小买卖，蔡和森去当了学徒，年纪还小的蔡畅留在家中。可这一切实非一个母亲所愿，因此当蔡和森做完三年学徒，不肯再去，宁愿忍饥挨饿也要在家闭门苦读时，葛健豪支持蔡和森求学的想法，变卖了自己的嫁妆送蔡和森去读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和森从城里回来，向母亲宣传革命理论。葛健豪听后很受触动，毅然剪掉了自己的“巴巴头”（妇女梳在脑后的圆形发髻），并决意不给小女儿蔡畅裹足，这在当时闭塞的农村掀起了轩然大波。

　　蔡蓉峰认为她们的行为实在荒唐、不成体统，更是对常常跑出去的蔡畅感到气愤，强制要求蔡畅遵从封建礼教规矩，乖乖待在家中，不许她随便外出。但是葛健豪不以为然，写下言志联“遵一家教，从三代言，不出闺房半步，小奴家何苦束手就缚；学五车书，练两手技，闯荡江湖万里，新女性岂能宰割任人”，以此反对丈夫，更是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她鼓励蔡畅走出家门，学习新事物，做新女性。没过几年，蔡蓉峰竟恬不知耻地为了500银元想要把十多岁的蔡畅卖给别人家作童养媳。葛健豪坚决不同意，顶住压力，撰联“遵守礼教，无非是甘卖生女作小媳；莫出闺门，却原来忍将骨肉换大洋”来讽刺丈夫蔡蓉峰的虚伪无情，并赶忙叫回蔡和森商量此事，决定帮助蔡畅逃婚。在葛健豪的帮助下，蔡畅先在长沙的亲戚家借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报考周南女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从此开启了新的生活。不论是最初拒绝缠足、禁足，还是后来帮助逃婚、上学，葛健豪始终坚定站在女儿蔡畅一边，替她挡下了所有封建遗俗、闲言碎语，鼓励她追求进步，寻求自身解放。果如母亲所愿，蔡畅逐渐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一纸诉状，奇志可嘉

　　受孙中山“男女平权”思想的影响，国民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许多地方因此兴办起女子教育。得知女子教育的兴办，葛健豪很是触动，深感受教育的必要。蔡畅曾回忆道：“我的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1911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过了50岁了（实际为46岁），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决定不仅是她的孩子们，连她自己都应受教育。”

　　1913年，蔡和森回到家里，提及长沙开办了一所专门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女子教员养习所。该校只要有高小文化便可报考，而且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学习，便能担任女校教师，他鼓励母亲去长沙投考。葛健豪早有此意，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拿定主意，要全家去接受教育。她把蔡庆熙与孙女接回来，又变卖了最后一点嫁妆凑足费用，一家三代五口人一道进了省城读书。这一举动引起了蔡氏家族和当地民众的非议。葛健豪却并没有就此作罢，她写下“好学无分性别，有志不论年龄”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她的漫漫求学路。

　　报到时，学校因葛健豪年龄太大，不肯收她。毕竟当时新式教育再新潮、人民的思想再开放，收一个年近半百，还裹脚缠足的小老太太做学员，这在哪个学校都难以接受，被拒绝亦属常理之中。但是葛健豪却不以为然，就让蔡和森帮她写下诉状将学校告到了衙门。当时辛亥革命刚结束，革命的气息弥漫于全国，县官看了她的状子，又详问了她的报考原因。通过言谈了解，县官深觉葛健豪确有入校能力，也十分佩服她的果敢与抱负，在呈文上批下“奇志可嘉”四字，学校破格录取，葛健豪因此免试进入高级小学学习。她也从此正式更名为“健豪”，誓要做改造社会之健将，打倒封建之豪强。求学的日子里，葛健豪勤勉努力，一得空便去自学课程。虽然因小脚行动不便，但是她还是坚持上体操课，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乐观开朗的性格影响了很多学员，渐渐地，她们都喜欢和这位“大姐”或“伯母”聊天交心。

　　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学成后，想在永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以此帮助更多的女性。在蔡和森等人的帮助下，1915年，“湘乡县立第二女子简易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二女校”）终于在原废弃女学堂的基础上办了起来。葛健豪根据女子职业学校的要求，改变学科，重组教学，第一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第二学期扩大为文科班、缝纫班、织业班，学生多达100多人。葛健豪规定凡入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对学习缝纫、织业的困难学生，学校还会发放一定的生活补贴。到这里就读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劳动妇女，家境贫困，“二女校”给她们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葛健豪同子女们一起尽心竭力投入到办学和教学中。蔡庆熙担任缝纫教员，教授学员缝纫技艺；蔡畅担任文体教员，组织学员开展唱歌、跳舞、跳远、竞跑等文体活动。而作为校长兼教员的葛健豪，负责宣讲时事，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倡导女性自立自强。当时，女校学生放足、留短发风行一时，这些行为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注意，认为“二女校败坏社会风气”，加之战乱影响就此停发教育经费。“二女校”也因此被迫停办。

　　1917年夏，为支持蔡和森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葛健豪带着一家人来到长沙。尽管蔡畅在周南女校任教，有一些工资，但仍然捉襟见肘。葛健豪便在院子里种上蔬菜，以此节省开支。生活虽然拮据，但她热情接待毛泽东等先进青年。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来长沙看病，还曾借住在葛健豪家中，受到了葛健豪的悉心照顾。此后，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一批有志青年常集会于此，研究学问、探求救国良方。葛健豪时常旁听，积极学习，有时还发表自己的看法。她是大家生活上的“蔡伯母”，也是他们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1918年4月14日，这批有志青年在葛健豪家中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立当天，葛健豪早早准备了一桌子菜，还写下对联“新鲜血液活肌体；民主思想救中华”，以此庆祝新民学会的诞生。不知不觉中，葛健豪已与子女们走上了新的道路。

　　三、赴法求学，从不后人

　　1919年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掀起高潮。蔡和森和毛泽东来到北京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积极奔走。在争取到名额后，蔡和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母亲葛健豪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以此唤醒国民觉悟，更鼓励女界发展，促进女性解放意识的觉醒。受好友秋瑾、唐群英留学日本的激励，葛健豪的心中早已泛起涟漪。在内心数次摇摆过后，她坚定地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

　　1919年12月25日，葛健豪、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50名学生作为第九届赴法勤工俭学生，在上海搭乘“央脱来蓬”邮船前往法国马赛。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葛健豪一行人于1920年1月30日抵达法国。她与同去的6名女生，进入蒙达尼女子公学。1920年5月14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称赞道：“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力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就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当时葛健豪已年过半百，但是面对漫长的旅途、陌生的环境，她并没有退缩。这一破天荒的行为正如报纸所言，敲打了多少青年的心，给女界、学界莫大鼓舞。

　　◆1920年，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女子公学留影，左一：蔡畅、左六：葛健豪、左七：向警予。

　　虽然受身体、精力所限，但是葛健豪却从不服输、迎难而上，在法国度过了一段艰辛且充实的时光。因学习新语言有些吃力，她学着另一位“老学生”徐特立的办法，一天背一个单词，苦读苦记，甚至和蔡畅、向警予一起绣花时也请教她们发音，嘴里念念有词，不断重复积累。日复一日，葛健豪的法语能力有了很大进步，能基本看懂报纸，还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交流。此时，由于蔡和森、蔡畅忙于学业和革命事业，葛健豪在学习法语之余就抓紧时间刺绣，以此补贴家用。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产品在当地很是畅销，一件便可卖几十法郎甚至上百法郎，这为他们一家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甚至有些时候，葛健豪还拿出部分法郎资助其他勤工俭学生。对于子女们的婚恋问题，葛健豪也十分开明，她支持子女自由恋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于是，在她的祝福下，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继在法国成婚，成为拥有共同理想的革命伴侣。

　　1920年下半年，欧洲经济出现大萧条，大批工人失业，工人运动迭起，留法勤工俭学生“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之四分之一”，生活穷困潦倒，甚至有些学生因营养不良而病故，一时间他们将希望寄托国内，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但是事与愿违。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发出通知，宣布“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这引起了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极大愤怒。在蔡和森、李维汉等人的组织下，2月28日在法国巴黎爆发了“争生存权、争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葛健豪大声疾呼“身先士卒入虎口，同舟共济过龙潭”，同蔡畅、向警予等人站在400多名留法学生请愿队伍的前列，将公使馆团团围住，要求与驻法公使陈箓谈判。陈箓被迫答应中午到附近公园协商，但是面对这群女子开路的学生，他一面含糊其词，称职权所限，一面联系法国军警，使用武力驱散学生，逮捕葛健豪、蔡畅、向警予等十余人。为免节外生枝，公使馆最终联系放人，答应延长一定时期的救济费，设法安置失业学生。通过这次斗争，葛健豪更加意识到革命的重要性。随后，她积极地参与到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蔡畅、向警予等留法青年领导的多次革命活动中。在斗争中，她英勇顽强、鼓舞士气、从不后人，积极推动留法学生运动的发展。

　　1922年10月，蔡和森因领导、参与抗议里昂中法大学拒收勤工俭学生运动而被强行遣送回国，葛健豪写下“华夏千万里，待骐骥驰骋；炎黄四百兆，有鲲鹏翱翔”，为蔡和森送行，亦是自己呼唤革命的到来。1923年2月，蔡畅在法国生下女儿李特特。此时葛健豪不仅要勤工俭学，还要帮衬女儿照顾孙女，更加忙碌了。但是这并没有难倒葛健豪，她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用那微驼的背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硬是坚持了下来。这年秋天，党组织选派蔡畅、李富春到苏联学习，葛健豪带着孙女特特辗转回国，就此结束了长达4年的留学生活。

　　四、革命妈妈，坚实后盾

　　回国后，儿子蔡麓仙、蔡和森，儿媳向警予等根据组织安排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为了不加重子女的负担，葛健豪带着孙女特特辗转回到湖南长沙定居。在此期间，她积极推动女子教育、投身革命运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1924年，葛健豪加入唐群英、王昌国等人倡导恢复的“湖南女界联合会”，参与湖南妇女解放工作。1925年夏，为普及女子教育，葛健豪奔走各方，成功在长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旨在招收贫穷女子，教授她们刺绣、缝纫等手工技艺，“挖掉穷老根”“培育新女性”。学校开办伊始，仅有2个班，但由于葛健豪本人的影响，前来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到第二学期已增至4个班。对于办校，葛健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25年11月，蔡麓仙在省港大罢工中牺牲，葛健豪将党组织发的600元抚恤金全数投入学校，购置了两部缝纫机，剩下的都用来救助贫困学生。在传授新知、教授技能的同时，学校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爱国革命活动，在大大小小的游行运动中，常常能看到女校学生的身影。正是在葛健豪及学校的有力支持下，这批有知识、有觉悟、能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很多后来逐渐成长为共产党员。同时，葛健豪也紧密配合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平民女子学校一度成为了湖南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党内同志曾到葛健豪家中借住。葛健豪还亲自担负过接头任务，秘密传递信件。“马日事变”后，葛健豪的家被搜查，女子平民学校也因遭到破坏而停办。葛健豪带着孙女特特辗转回到家乡永丰。

　　1928年春，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开展秘密工作。组织决定将他们的家设为地下联络机关。为了革命的需要，蔡和森、蔡畅兄妹二人决定将葛健豪与几个孩子接到上海以掩人耳目。这一年，葛健豪63岁，虽不是中共党员，但是赴沪协助子女们开展革命活动她义不容辞，在收到消息后，便急忙带着孩子们离湘赴沪。在上海期间，葛健豪一面像普通老妇人一样买菜烧饭，操持家务，照顾孙辈，一面帮助党组织传递消息，站岗放哨，协助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葛健豪一家从未退缩，为革命做出不懈努力，葛健豪是子女们最坚实的后盾。1928年5月，向警予在武汉英勇就义。噩耗传来，葛健豪默默拭泪，回想曾经赴法勤工俭学的种种过往，脑海又翻涌起警予赴武汉工作前到湖南看望孩子的那匆匆一夜，她后悔只留下警予一人在武汉独自斗争，更遗憾没能送警予最后一程。葛健豪始终视警予如亲生女儿，热情关照她的生活，支持她的革命事业。伴着热泪，葛健豪嘴里默默吟道：“同乡里，同留法，同一家，同甘共苦，戚戚焉，愚母惭愧未同去；先国家，先民族，先大众，先人后己，凛凛然，贤媳光荣已先归。”以此纪念逝去的警予与其永不逝去的爱国情感，表达对贤媳的敬意。同年底，蔡和森被派驻共产国际，出于安全考虑，蔡和森、蔡畅决定让母亲回老家湖南永丰。但是，葛健豪坚决不同意。她认为不能留下子女独自斗争，自己先“逃跑”了。但是为了照顾孙辈，不让子女担心，一生要强的她最终选择离开，回到永丰。

　　从赴法留学到归国办学，再到投身革命，葛健豪早已花光积蓄。此时，她不得不寄居在别人的房子里，过着清贫的生活。1932年丈夫蔡蓉峰去世后，葛健豪在石板冲的几间旧房定居下来。虽然时局动荡，但是党组织一直记挂着这位“革命妈妈”。1938年，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来到长沙工作，还专门派人到石板冲，提出把葛健豪接住到别处，但她不愿给党组织增添负担，坚持住在乡下。此后，党组织定期给葛健豪发放抚恤金，保证她的基本生活。

　　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带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孩子的思念与世长辞，享年78岁。临终前，她仍然不知道儿子蔡和森已于1931年壮烈牺牲，还问长女蔡庆熙“他们（指蔡和森与蔡畅）有信来没有？”并嘱咐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这是一位心系伟大革命事业的母亲留下的最后遗言。听闻母亲葛健豪逝世的消息，蔡畅悲痛欲绝，含泪写下“生我教我，火坑救我，粪土纲常人伟大；上学留学，桑梓办学，金石知能品洁高”，以此感念母亲养育之恩，称赞母亲革命之功。

　　葛健豪虽然不是一名中共党员，但其一生始终心系革命。她敢于冲破封建桎梏，远渡重洋万里求索，白色恐怖笼罩下，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不畏艰险地投身革命与解放事业，为党哺育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儿女，她的家中就走出了4名中央委员。儿子蔡和森是中共第二届至第六届中央委员；儿媳向警予是中共第二届至第四届中央委员；女儿蔡畅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女婿李富春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届中央委员，还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们一家为中国革命与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功绩。毛泽东曾评价道：“蔡母葛健豪的家教是卓有成效的，她舍小家为大家，教育自己的子女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学习的榜样。”

　　葛健豪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不愧为“革命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