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祖籍福建汀州，生于四川乐山县沙湾镇。原名开贞，曾用名鼎堂。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对甲骨文进行分类整理和考释，对两周金文进行断代和国别研究，把考古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开辟了用古文字研究古史的新篇章。代表作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卜辞通纂》。他的古史分期主张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今天是郭沫若先生诞辰131周年，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在郭沫若的人生行旅中，无论是作为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还是作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都包涵了一个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郭沫若是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可以从他过往的三段人生经历中考察这一问题。

一

　　1924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斩钉截铁地宣称：“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刚刚还在新文坛以浪漫派诗人的激情，高歌“毁坏”与“创造”的郭沫若，突然之间宣布了《女神》式诗人使命的终结，宣称来到人生旅程一个新的起点，这将是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新的人生行旅。何以至此呢？

　　还是在留学时期的1918年前后，郭沫若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从阅读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开始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知道了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近世社会主义》还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史的著作。当然，这应该是郭沫若在广泛涉猎西方思想文化时的一种阅读和了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派别中的一种为他所认知。按郭沫若所说，也只是停留在他“意识的边沿”。他那时所倾心的是泛神论思想、生命哲学，所渴望的是一种纯文艺的写作，想用诗歌“以鸣我的存在”。

　　新诗创作让郭沫若在五四文坛声名大噪，他聚合了一群作家组织创造社，把新文学活动搞得风生水起。但很快，郭沫若便发现倾注了满腔热情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与创造社作家的热情呼唤“应者寥寥，还听着许多冷落的嘲笑”，他们创办的几个刊物难以为继，创造社内部人员也出现了分歧矛盾。这让郭沫若感觉着进退维谷的苦闷。他意识到：“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笼在假充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我自己也感觉着有这种必要，但没有转换的能力。”凭着一股热情在文章中吼过一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到兵间去”，“到工厂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吼了出来，做不出去，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受着无限的苛责。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反思几年以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伴随而来的精神困惑，郭沫若发现在思想上面临新的选择，必须有新的动力来突破意识上已有的藩篱。因此，需要深入全面地去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以便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现实的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藉此走出自我的精神困顿。在这样的情势下，他认真阅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并且翻译了该书。他在对该书的研读中，获得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比较“系统的本质的认识”，获得了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必然会有的历史“蝉变”的认识。他对朋友说道：“这本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研究者大多即以此作为郭沫若完成了思想转换的一个历史节点。

　　然而，郭沫若以读到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自己思想的转换划出一个界限，其实只是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确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思想指南应该有一个不断学习、认知、积累的过程。

　　与阅读并翻译河上肇的经济学著作相关的一个思想文化背景是，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介绍、传播。郭沫若密切关注着日本社会的这一思想文化动向，关注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践，尤其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动态，藉此汲取自己需要的思想动力，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对于郭沫若所发生的影响。

　　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郭沫若对于此前自己的文学活动采取了清算的态度。他把几篇小说和戏剧作品辑录为《塔》，作为“青春时期的残骸”，收束在那个“小小的‘塔’里”，寓意过往的终结。他把曾经撰写的文艺论著编成集子，在序言中称：“这部小小的论文集，严格地说时，可以说是我的坟墓吧。”

　　而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郭沫若针对新文学的文学主张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他声称：“我们现在对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二

　　走进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是郭沫若在医学专业的学习之外，以及毕业后的又一次留学，是另一种思想文化课业的学习。这个学习过程开始是伴随着他所热心的文学活动，后来则“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

　　1924年回国以后，郭沫若先想到要翻译《资本论》，这时他已经阅读过《资本论》。但因商务印书馆不欲出版，而作罢。他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关注社会改革问题，以及经济、政治体制等等问题，并且做出了自己的思考。郭沫若认为，“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非如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

　　郭沫若此时意识到需要一个剖析社会人生的思想指南，需要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孤军社在1924年组织过一次撰文讨论中国经济路线问题的活动，郭沫若明确主张实行社会主义。

　　尽管如此，郭沫若对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等概念，只能说是有了初步了解，他对于这个理论体系的认识还是零散的，还处在似懂非懂之间。步入社会革命实践，是他学习、认知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步。

　　1926年初，郭沫若应聘赴广东大学任教。广州此时是以国共合作为政治背景的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大学聘请郭沫若，是看到了郭沫若与创造社作家在文学活动中所展现的革命性、思想性与行动力；是希望像郭沫若这样的“革命的中坚分子和有思想的学者们全集中到这边来，做革命青年的领导”。

　　担任了文科学长的郭沫若，在广东大学施行了一些革新教育的措施，同时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参与筹备组建中山大学，在黄埔军校讲课、担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等等。在广州期间，郭沫若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恽代英、林伯渠等一批共产党人，并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进而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的经历，让郭沫若在战火硝烟的磨炼中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中国革命的政治态势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际，撰写了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揭露了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背叛国民革命的真实面目。

　　紧接着，郭沫若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革命——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征途上，郭沫若由周恩来、李民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陷入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郭沫若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政治选择。

　　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革命实践活动，使得郭沫若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有了极大提高。所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文学活动时，旗帜鲜明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郭沫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阐释文学的阶级属性，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等问题。郭沫若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及其所作的阐释，当然并不成熟，但它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实践中需要思考，并不断去解决的问题。

　　从文学革命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郭沫若与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倡导和实践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免有它的偏激之处，但它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同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运动领导权的重视。

　　回国三年的生活经历，是郭沫若在实践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习、认知的过程。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在此期间，“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

三

　　由于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不得不中断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活动。面对这样的现实，他选择了进入历史学、古文字学领域，做学术研究工作。这给了他一个能在理性的沉静中去进一步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初，郭沫若即怀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同时“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他认识到，要使辩证唯物论“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郭沫若据此开始着手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系列研究论文。

　　郭沫若认为，世界文化史关于中国的记载，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没有写到中国的历史。因此，“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将自己的研究定性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郭沫若广泛阅读、查考了各种古代典籍、甲骨文、金文文献资料，并且密切关注着安阳殷墟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援用最新出土的甲骨卜辞。在充分阅读、掌握了各种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他陆续撰写了《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等一组论文及“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郭沫若从甲骨刻辞研究了殷商已经发展到农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研究了殷商的社会组织以及阶级制度的产生。从古代典籍研究了周代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精神生产、上层建筑，以及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的社会变革。亦从金文研究阐释了周代的社会史观。在“导论”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阐述了中国社会所经历过的四种社会形态。

　　郭沫若的研究不是仅仅阅读历史，止步于旧史学整理国故的“知其然”，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批判地“知其所以然”。“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他的研究有着鲜明的现实用意。

　　1929年11月，郭沫若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书稿。在篇末他记下“11月7日夜”这个日子，并写下一句话：“一个人坐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其寓意十分清楚，所以他在“自序”中说：“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郭沫若的这部学术著作甫一出版，即在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激起巨大反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

　　在这之后，郭沫若于学术研究的同时，还陆续翻译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马克思与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论述了人类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差异而出现五种社会所有制形式。

　　如果说参加北伐的革命实践，是郭沫若参与了一次对于旧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那么，他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历史的发展，则是在关于历史、现实与未来关系的思考中所进行的一次思想的批判。这一番学术研究活动对于郭沫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由此运用和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批判的武器。他已经不是被动地、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通过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在“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过程中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品格。这是郭沫若思想发展路程上一个真正的飞越。他后来回忆、总结自己这一段人生经历时写道：“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

　　经过这样一番历练，郭沫若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郭沫若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实践，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有着比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更为丰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经历，而且走过了一条独特的路径。这应该也能带给我们以有益的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