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超将军：亲历皖南事变经过的回顾

叶超将军

皖南事变经过的回顾

　　叶 超

　　新四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新四军的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我作为当时的经历者，军部的一个参谋人员，回顾这次事变的经过，提供一些实际史料，对新四军的研究可能有些参考作用。但由于我当时所处地位的局限性，一些看法难免有主观片面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皓电与佳电

　　所谓皓电，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用参谋总长的名义，于1940年10月19日（皓），打给八路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新四 军叶挺军长的一个电报。这个起报的内容总的来讲就是污蔑坚持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以内，要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合法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打击我军，并把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责任强加于我。这是他们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个宣言。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三十万人马，以及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准备在华中或江南向我们进攻。这就是说蒋介石一方面发一个皓电，进行文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准备武力进攻。当时我们的党中央，针对以上情况，用朱、彭、叶、项四个人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佳），给了何应钦、白崇禧一个复电。这个复电叫做佳电。佳电的内容，基本精神就是用大量事实，说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在敌后三年，坚持抗战，驳斥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坚决拒绝新四军、八路军撤出华中。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我们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把皖南的部队全部北调。中央的这个决策，有利于坚持团结抗战，是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长远利益考虑的。我们的佳电在形式上是以委曲求全的姿态出现的，对皖南采取让步的政策（即北移），对华中采取自卫的政策，从斗争全周考虑，使我党在政治上立于主动地位。

北撤的线路和时间

　　新四军要撤出皖南，北渡长江。这个方针既然已经定了，那么摆在面前的就是走什么路线和什么时候走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从皖南北渡长江的路线，基本是两条。一条是经过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华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簀桥、水西地区（原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兵站，每一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三年来我们皖南、苏南之间零星人员来往，都走这条路线，没有发生过问题。我军如果从这条路线北渡，在当时是经过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意的，并且用顾祝同的名义，于1940年12月1日发了电文给驻在屯溪的皖南行署黄主任，是“合法”的一条路线。皖南事变以前，我军有非战斗人员近两千人和大量物资，也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南渡过长江的，基本上安全到达，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条路线也有一点问题，就是要经过国民党的五十二师、一0八师的防区，五十二师还有一些战斗工事。从皖南云岭出发，走完这条路线到达苏北大约要五至六天时间。项英同志当时总感到不安全，不想走这条路线，怕国民党搞掉我们，所以犹豫不决，迟迟不作行动。到了12月10日，蒋介石电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为什么呢？因为苏北韩德勤的部队遭到陈毅部队的打击，败得很惨，如果皖南的部队又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北，给韩德勤的压力就更大，所以下令不让我们走这条路线北渡。如果我们皖南的部队在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经苏南北渡或到了苏南，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即使是象项英同志的那个看法，发生战斗，我们也是可以打败敌人的。因为经过这个地区只有一个五十二师是比较反动的，一O八师在当时跟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只有一个师要对我们进行拦击，它并不占优势。因此，第一条路线是可以走得通的，主要是由于项英同志犹豫不决丧失了时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也不只是项英同志一个人的责任。

　　第二条路线是从皖南的铜陵、繁昌之间渡过长江，这是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的时间就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如果紧张一点，拂晓就行军，到了铜、繁地区休息一下，当天晚上也可以过江。这一带的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长江以南是三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孙仲德同志的游击纵队活动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数的封锁线外，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叶挺军长到长江以北视察部队工作，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北渡的。但是在这条路线上作大部队的行动，就是说要在一个晚上一下子过江几千人，还没有这个经验。所以11月下旬就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同志率领少数精干人员，带着电台和侦察分队去侦察、安排渡江工作。他们在三支队和游击纵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近两百条船，一个晚上就能渡七千五百人，同时可以起渡的有12个渡口，对日伪一般活动规律掌握得也比较清楚。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看到他们的报告，马上把图标出来送给军首长看。叶军长看到后非常满意，立即指示我们要迅速作好行动计划。我们把行动计划，连行军命令，行军路线图都搞好了，只等军首长下决心，填上日期，说走就可以走。但是项英同志仍然犹豫不决，连我们这些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到了12月下旬以后，情况有些变化：日军的汽船开始在江上巡逻，夜晚也行动，有时还停在江中（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桂系李品仙也有袭击我们的意图。这样，项英同志就更加不敢行动了。于是通过第二条路线北渡的时机又丧失了。

　　12月下旬，规定我军北渡完毕的时限快到了，我战斗部队仍迟迟未动。这时，顾祝同、上官云相进而调动七个师的部队，即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0八师、一四四师、新七师和六十二师，对我形成大包围之势。

　　中央一再电催早日北渡，刘少奇、陈毅、粟裕同志也一再来电建议尽快北移，李一氓同志也多次向项英同志建议，尽早行动为好。项英同志一直犹豫不决，反而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中央12月26日复电中，对项英同志作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中央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都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之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一个任何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瞭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中央严厉批评以后，新四军军分会于12月28日才作出了行动的决定。

　　当晚，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到我们作战科来传达了军分会的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于1月4日从现地出发，经过茂林，然后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经十字铺到苏南深阳竹箦桥地区，待机北渡。他说，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我们要有打仗的准备，因此要把活动在铜、繁前线的三支队、五团及新三团等部队调回，一起行动。听了这个决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对此我们有些不同看法，但还是积极地作新的行动准备。因为是新定的行动路线，连作战地区的地图也没有，临时油印发给了部队。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都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而对新的作战方案则几乎毫无研究。

　　实践证明，军分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不仅在政治上被动，在军事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正如中央对项、袁所犯错误的决定中指出：“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

从云岭到茂林

　　当时，我们皖南的部队有九千多人，出发前作了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除军直机关部队外，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辖老一团、新一团，约三千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后被俘叛变），参谋长赵希仲（后被俘叛变），政治主任江渭清；第二纵队辖老三团、新三团，约两千多人，司令员周桂生（皖南事变中牺牲），政治委员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皖南事变中被俘遭杀害），参谋长谢忠良，政治主任钟德胜；第三纵队辖五团和军特务团，约两千多人，司令员张正坤（皖南事变中被俘遭杀害），政治委员胡荣（皖南事变中牺牲），参谋长黄序周，政治主任吴溪如；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约一千多人，总共九千多人。这三个纵队的编组与干部的任命，没有正式的书面命令，是在院南事变前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再加上很快投入战斗，来不及传达，所以很多同志搞不清楚，对部队的番号有各种各样的叫法。

　　1月4日晚上，皖南所有的部队分三路开始行动。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二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五团到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4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高岭，佯攻太平。这样一个态势，其目的是造成国民党军队的错觉，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晚上开始行动，下中雨，下个不停，天也非常黑。

　　我们在云岭住了两年多，对这一带的地形道路都很熟悉，因此出发时没有请向导。但因下雨，加上天黑，上路不久就走错了。军部机关走到了一块稻田地里，无路可通，又折回来，耽误了时间。这是行军组织工作上的疏忽。

　　部队行至青弋江边，各路纵队都通过章家渡的浮桥渡河。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河床变宽了，原来架的浮桥就短了，临时又在桥的两头接了一段，部队通过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中断，不能继续使用，部队只好在河中涉水而过。当时比较混乱，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从云岭到茂林，只有四十华里，但出师不利，行军刚开始，就很不顺当。军部在天明后才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各部队的掉队人员也很多，直到5日下午3时，才全部到达位置，但都非常疲劳，被迫休息了一天。

　　6日下午，军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跟二纵队行进，三纵队（除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山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以北）。

　　由于我军原定开进的行动计划延迟一天，这就给国民党军队增加了一天时间。敌人的合围计划更完善了，我军前进路上原来没有敌人的地方，现在也被敌人封锁了，比如丕岭、球岭这些地方原来没有敌人，就因为推迟了一天便有了敌人，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在丕岭山下

　　6日黄昏，我军各纵队按照原计划行动，继续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敌四十师、五十二师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在这时打响了。我们的行动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各部队在7日拂晓前都攻下了各山岭。二纵队通过丕岭时，敌人一个连拦击。被我打了下来。军部紧接着二纵队的后边行动，7日上午10时也通过了丕岭，到了丕岭山脚下的几间茅屋休息。这地方就算是一个临时指挥所。这个时候，二纵队前面的部队向丕岭以东前进，到了星潭附近。星潭外围的几个高地有敌人控制，打得很激烈。前面在打，后面的部队就停了下来，军部也就停在丕岭山湖下面。那时我是作战参谋，对前面打的情况不了解，就带着一个通讯员到前面了解战况。走了二三公里，到达前线正在查问情况，周子昆副参谋长也来了，随后叶挺军长也来了。我向首长们汇报了情况，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按照正常的指挥方法，军长到哪里，哪里就是军的指挥所，马上就可以根据情况下决心实施指挥。但在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因为项英同志的公开职务是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尤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南局书记，实权由他掌握，叶挺军长在当时不好下什么决心。所以周子昆副参谋长说：“是不是回去同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怎么个搞法？”叶挺同志说“好吧”，就回到了丕岭山下几间草棚子里，跟项英同志商量。

　　当时各路纵队的情况是这样：一纵队电台不通，情况不明。据事后调查，他们通过球岭以后，已越过坑口的小河，后续部队被国民党军四十师一一八团伏击，受了一些损失。三纵队特务团是打前锋的，从高岭向星潭前进，一路很顺利，沿途把一些阻击的国民党军队都击溃了。到午后两点多，离星潭还有十五华里。二纵队占领丕岭以后，即向星潭猛迫，受到星潭守军的阻击。守备星潭的第四十师，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据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获悉，对方的人并不多，仅有一二0团两个营，凭星潭附近的小山地所构筑的野战工事守备着，其余各山都被我们控制。当时只要有一个营从右抄袭一下，很快就可以拿下来。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三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五团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拼恐怕不行。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会更困难。因此在打星潭还是不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决心定不下来，议 了好久，没有个结论。大家都很关心军首长的决心，司政后机关的不少干部都跑到军首长开会的这间草屋内来，挤满了一屋子，有些同志说了很多好的意见。我们参谋人员、作战科长李志高都拥护军长的意见，要坚决打出去。项英同志还是犹豫不决，不同意。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战术动作，不是一个战略的问题，犹豫不决，耽误很长的时间，大约从下午3时讨论到夜间10时，足足有七个小时，长时间的讨论举棋不定，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指示。这时，叶挺同志对项英同志优柔寡断实在无法忍耐了，有些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即使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讨论到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最后是项英同志决定：大部队向后撤；五团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这样便决定星潭不打了，大部队撤回到丕岭以西。

　　当时的实际态势怎样呢？参加打星潭的新三团一营政委张玉辉同志有篇回忆录提供了实际状况，就在军首长们讨论决心的时候，新三团的部队已经打下了星潭，并到星潭街上去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接到了命令要往回撤，走到团部一看，团部已经向西面转移了，他就迅速把这个营的部队收回来，跟上我们向西撤。这说明，我们那时要是及时增援打星潭的部队，拿下星潭更快，整个部队也就出去了，因为军长的决心有他的考虑，要是我们一撤回，一纵队、三纵队怎么办？按原来计划整个部队是要到星潭这一带汇合，控制这个地区以后再继续行动。由于决定后撤，整个部署都打乱了，部队的士气也受到挫伤。所以丕岭山下七个小时的会议，皖南失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下了个错误的决心，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从丕岭、濂岭到高坦

　　既然决定撤回，于是部队就往回撤，当夜军部就返回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说是村子，实际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直达茂林，是山谷中必经的交通要道。军部到达里潭仓时，大约已是8日凌晨两三点钟了，除军首长、作战科、机要电台等占据几间茅屋外，其余人员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休息。第二天，即1月8日，因起得晚，吃了早饭便已近中午。部队向南开动，准备向高岭前进。大约行军两三小时，发现走错了方向。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渔岭，与敌七十九师在对峙中。正当全体向后转，准备再向高岭进发时，又获悉敌七十九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前进，与我五团对峙。所以，军部又折回到原地里潭仓宿营。

　　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榔桥、星潭地区会合，没有能够实现，出高岭又为敌所阻。如此大部队行动，指挥上举棋不定，辗转反复，时而向东南方向，时而向西北方向，在山谷中来回折腾，既打乱了行军部署，又使部队十分疲劳。

　　部队正在里潭仓一带宿营，大约在夜间九十点钟的时候，得到一个情报：上官云相命令紧缩包围圈，调一四四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企图将我消灭于这个山区。得到情报后，军首长立刻作了研究，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到了这个时候才下了这么一个决心。由于时间仓促、紧急，决定马上就走，这样前卫变成后卫，后卫变成前卫，教导队成了前卫，前卫就不是战斗部队了。各部出发时，周子昆副参谋长要我留在原地，组织三个团后续战斗部队马上出发，并把他的一匹来马留给我，要我完成任务后，骑他的马赶上去。军首长们走了，我就留下来组织后续部队，就是把三个团的部队赶快组织通过去。因为只有一条很窄的山路，前面的部队在行动，后面的部队要想超越就很困难。我带领后面的这些战斗部队向前赶，路堵塞了，走不动，我就让沿途的机关部队暂时靠一边，让战斗部队通过。当我赶到高坦的时候，天还在下雨，大家都站在雨里。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同志也站在路边淋雨。我下马以后，汇报了战斗部队已经陆续上来的情况。这时候，茂林方向的枪声很密集，首长们没有什么指示，也没有说到底怎么办。我向周围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得知叶挺军长在离此约一百公尺左右的徐家祠堂里休息，跟项、袁、周不在一起。我看这个情况，前面打得这样紧急，军长在祠堂里面，而项、袁、周在路边嘀嘀咕咕，不知研究些什么，我就向参谋长提了个建议：“军首长是不是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 办？”我的意思是军长在那边祠堂里，你们是不是到那边一起研究一下。参谋长对我说：“你去请军长来。”我一听，他们这是不准备到军长那里，我就到了军长那里。我见军长一个人在烤火，他的副官、警卫人员、侄儿等站在旁边。我把情况作了汇报，并且告诉他，项、袁、周在路边，我也向他提了个建议：“是不是首长们在一块研究一下怎么办？”我不敢说参谋长要军长去。军长很气愤地说：“还有什么研究的，只有坚决地打出去。”我再不敢讲什么了，就蹲下来也烤烤火，确实也很冷。等了一下，我又感觉这也不是个办法，就说：“我出去查明一下情况再向军长报告。”然后走出祠堂。当我回到项、袁、周原来站的地方，已经不见他们的人影，我前后左右到处找，也没有找到。问了一些同志，也都说没有见到，我又反复找了一阵还是没有看见。这时我心里就怀疑，他们是不是离开部队单独行动了。但是我不敢说这话。我只好又回到军长那里，把前面还在打的情况讲了一下，同时也说了一下没有见到项、袁、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军长哼一声，意思似乎是说“我知道了”，没说别的话。我只好蹲下来烤火。这时候，心里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非常沉闷。军长不讲话，我也不好同他讲话。只好和他的副官们小声嘀咕几句，意思是说他们到哪儿去了我确实不知道。副官问怎么办，我只能说总要想个办法吧！不一会儿，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还有一些科长、参谋，以及后勤的一些科以上干部都陆陆续续地跑到祠堂里来了，约有半屋子人。开始大家小声嘀咕，尔后就大声地议论开了，自发地讨论起怎么突围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开始军长一言不发，实际他是在听大家的意见。后来他站起来说：“大家的意见很好。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只要大家有信心，团结一致，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讲了这番话后，要司令部迅速查明敌我情况，搞清到底敌人在哪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占领了哪些地方，向他作报告。这就有了决心，有了主张了。然后他将饶漱石、余立金以及二纵队的领导人请来，说明了情况，表示决心要打退敌人的进攻。大家也都决心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冲出重围。

在高坦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9日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陆续将查明的敌人情况，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决定立即调动教导总队增援三团作战。这时候，军长把一些情况向比较高级的干部们讲了。那时我不在场，我去搞情况去了。天大亮后，余立金同志把我军在高坦附近的人员集合起来，请军长讲话。军长讲话的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有革命的传统，是人民的武装，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国民党顽固派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特别严肃地说：“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他没有讲项英同志走的问题，动员大家作最后战斗。接着，余立金同志作了很有力的补充动员，着重是强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在军长的领导下，坚决地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他的讲话很有鼓动性，部队的情绪很激昂。最后大家高呼口号，中心思想是：团结在叶军长的周围！拥护叶军长的领导！坚决服从叶军长的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当时有些悲观失望的士气一下子振作起来了。这时，电台已经架设起来，向中央报告了我们的处境。动员会以后，军长选择了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设立了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那时军长指挥作战，确实表现了镇定、沉着、勇敢、顽强的精神。他站立在高地上，平时经常拿在手里的文明棍还是拿在手上，有个望远镜挂在胸前，一面观察情况，一面指挥作战。这个高地对战场情况看得很清楚，军长及时下达了各种命令。有时飞弹、流弹从头上过，他若无其事。当敌人向我们发射迫击炮时，他说：“我们不是还有两门迫击炮？”确实有两门炮，在教导总队，我们没有想到，他想到了。可是只有几发炮弹。军长说：“&把迫击炮架起来，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埋掉。”仅有的几发炮弹，很准确地落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了，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点。敌人看我们用炮了，对我们十分恐惧。我们的部队在冲击时打得很勇敢，很快把敌人打退了。军长的指挥是， 往前冲，往前冲，往前打。他那沉着、英勇的精神，对于鼓舞士气，镇定人心，作用是很大的。经过一天的激战，终于把敌一四四师打退到茂林，不敢再出来。

　　那天黄昏前，叶挺同志回到徐家祠堂。敌人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不敢向我进攻。我军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相当疲劳，攻下茂林也很困难。根据敌我态势，军长决定甩开茂林之敌，带领三团、教导总队和军直部队向东北方向开进，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准备仍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石井坑守备战

　　9日黄昏，部队撤出阵地，离开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我们沿着山边的起伏地转着走，也没有什么路，走走停停，行军秩序比较乱。叶挺同志连马也不能骑了。后来就听到打枪了，先是听到远处有枪声，接着是到处打枪。天又黑，也不知道是谁打枪，还以为是发现了敌人，但又不知道哪里有敌人。从高坦到石井坑十来华里路，走了一夜，拂晓才走到。一夜没有休息，人累得要死。到了石井坑，军长走不动了，他的马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他就坐在山坡上休息。我因不了解情况，于是向沟里来往的人员进行了解，可是谁也说不清情况。忽然碰上了冯达飞同志，他是纵队副司令。我请示他：“怎么办？军长走不动。”他说：“现在只能赶快上山，不能在这里停留，我给你几个大个子，把军长背上山。”我再往前去，碰上了原来老三团一营的司号长张有利同志，我们很熟悉。我说：“你给我问问周围的部队都是哪些单位。”他吹号与周围的部队联络了一下， 都有答复，都是自己的部队。这时我心里有数了，晩间乱打枪，部队搞得那样乱，完全是一场误会。大约是上午的七八点钟，我看到从沟里面出来一支部队，军容比较整齐，经过石井坑向北走，我问是哪个部队，他们说是第五团。我马上找到了他们的团长徐锦树、参谋长梁金华，一问，这个团还没有打什么大仗，部队基本是齐装满员，建制是完整的。我说：“你们暂时停下休息，军长在这里，我向军长报告，看给你们什么任务。”我这时了解到两个情况，一个是号兵联络提供的部队情况，一个是有一个完整的团到来。我去报告军长，军长听了很高兴。虽然被包围，但总算还没有进入绝境。军长根据这两个情况，下达了三条指示：第一，要五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整顿；第二，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消除疲劳；第三，通知政治部协同后勤部与地方群众取得联系， 作好地方的工作，购买牛、羊、猪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改善一下生活。确实，几天以来，部队虽然没有打上什么好仗，但吃不上，睡不上，累得要死，非常疲劳，这三条措施非常英明。这天下午，项英等同志又陆陆续续地回来了。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将情况向首长作了汇报。叶军长的指挥所就设在石井坑口里狮形山下的民房里。他对参谋长的工作看来是不满意的。部队一搞就散摊了，一打就失掉指挥了，原因固然很多，但司令部工作不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到了石井坑，司令部就没有人了，作战科长也上了石山。那天晩上，周子昆同志根据军长指示，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了一个会，宣布作战科长还是李志高，提我当副科长，侦察科长陈铁军，副科长是杨帆，通信科长是胡立教，副科长是曹丹辉，加强了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周子昆同志让大家把职责明确了一下，重新部署了工作，要求大家各自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好。这是从云岭出发以来司令部第一次召开的比较象样的会议。

　　经过10日这一天的整顿，除五团是一个完整的建制团外，其他的部队，新、老三团、教导总队及一团的一些零星人员都汇合到石井坑。一纵队收容了将近两个营，特务团收容了一个营， 新、老三团也整顿了组织，并将一纵队的两个营补充进去。总共大约还有五千人左右。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顿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11、12日这两天，基本上没有大的战斗，我部队扼守高地，严阵以待，敌虽向我发起两次总攻，均被我击退，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首长们又一次开会，会议的内容我不清楚，当时我认为可能是批评项英同志。以后，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会议讨论的是整个作战问题。当时叶挺同志坚决主张守，他认为，如果再能守四五天，看看延安有什么指示，看看能不能设想还有一线希望，就是说，蒋介石是不是被迫就不打了。可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敌人是要打下去的。他们的打法，是分进合击，前堵后截，四面包围，我们想把整个部队一起带出去是办不到的，长期坚守也没有条件。这时，部队经过一天的整顿，睡了一天觉，恢复了体力，如果下决心分散突围，首长们也分散突围，特别是11日晚上，最迟是12日晚上，那还是有可能突出去的。但在当时，项英也不好提什么分散突围的主张，饶漱石又不大懂得军事，军长的主张就通过了。现在看来，壁守石井坑是一个失策。

　　13日，上官云相命令发起总攻。上午无大的战斗，下午，敌人开始第三次总攻时，五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亡甚重，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为四十师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于是进入混战状态。到了黄昏，周围的曳光弹很多，流弹纷飞，从四面八方向石井坑这个地方发起攻击。在这个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统一研究，临时决定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一路，项、袁、周一路，其余的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大目标有了，自己去打游击也行，这就是当时被迫定下的部署。石井坑守备战，守了几天，结局就是这样。

被困西坑分散突围

　　当军首长分散突隅的命令下达以后，全线都向外冲出去。我原是分配跟项英一路，军机关开始突围时，大家都自然地跟着军首长一路走。我感到这样不行，人太多，目标大，不易突出去，我说不要走一路，走一路谁也突不出去，可是谁也不听。我想，能拉开距离，也有利于突出去，于是就坐下来，准备稍等一会儿再走。哪知因为疲劳过度，一坐下来就睡着了，当惊醒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

　　正当我一个人感到很孤单时，忽然侦察科长陈铁军同志赶上来了。他因为有气管炎，走得慢，掉队了。于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往山上走。那个山陡得要命，人和坡几乎是九十度的直角，能爬上去，但根本就走不下去。到了夜晚，怎么办呢？两个人就把两只脚展开，往下滑。这样子滑下来了，滑到了沟里边。他说，现在要作最坏的打算，把所有的文件处理掉。那时没有火柴，怎么办？他说，找个地方埋起来，就把地图、文件撕掉埋在那个地方。再往下走，听到前边有人声了，一看是新四军的人，这就到了西坑（那时叫无名坑）。出来一问，叶军长在这里，饶漱石也在这里，又会合了。我本来分工跟项英那一路，又走到叶军长这一路来了。我—看，余立金也在这沟里，他背着一把大刀来回跑，想把部队组织起来。在这坑里有好几百人，多数是教导总队的，其他各单位的人也都有。余立金想把他们组织起来，但谁也不听谁的，他也组织不了。因为我是军部的参谋人员，就出来协助他组织，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西坑，是一条长而狭窄的山谷，没有人家，北面那个口子，教导总队有一部分同志与敌一O八师对峙。一0八师原来是与我们比较友好的，因此就有人提议去谈判。在那种情况之下去谈判，只能是幻想。突围既突不出去，谈判也没用。在那样一个小沟沟里面，周围都是敌人，山上也是敌人，我们是没有谈判的资本的。叶挺军长坐在一个小树林里面，身边是副官、警卫员。大家都没有话可讲，那个情景说不出是什么味道。我见了军长，敬了礼，把帮助余立金组织部队的情况简单说了几句。我虽当了几年参谋，在军长面前还是不敢随便讲话。我和陈铁军向饶漱石建议，我说现在我们这个处境，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分散，三五个人、十来个人从敌人间隙里面穿插突围出去；再一条就是当俘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们认为还是分散突围好，饶漱石表示同意。我说：“从沟里隐蔽地往外爬出去，突向浙江，陈铁军是浙赣边游击出身，他有基础。”饶漱石说：“那里的地方党我还是清楚的。”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从这里突围出去。饶漱石又说：“我们这样跟军长不辞而别不好，我去向他汇报一下，要走看怎么走。”他就回去了，又到军长那个地方，实际那很近，相距只有几十公尺。他去了，我们就等，等了很长时间，天快黑下来 了。他还没有来，我和陈铁军急了，就在周围转。后来我跟陈铁军也失掉了联络，碰上了我们作战科的两个见习参谋，一个叫王守志，一个叫刘述辉。刘述辉是三年游击战出来的干部，打游击有经验。他说：“可以突出去。”又说：“叶副科长，我们要下决心，不然要当俘虏了。我们几个人是不是一起突围呀？”我想，饶漱石没有回来，陈铁军也找不着，已经到了黄昏，怎么办？我说：“那好吧，就跟你们走。”我们三个人就一起突围。刘述辉确有办法，他走一步看一下，看哪个地方有动静，走一段听一段，利用天黑，我们终于突出来了。后来陈铁军、饶漱石、余立金也都跑了出来。跑出来的人不少，都是三三两两分散突围出来的。我们走后不久，敌人都下山来了，这时山上山下都是敌人。后来叶挺军长就被俘了。是被俘还是被扣，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没有第一手材料。总而言之，我离开军长的时间是很短的，在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坐在那几棵树下面，饶漱石那时还没有离开他。这大约是1月14日。到这一天为止，在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的残酷围剿下，我们皖南新四军部队的主要力量几乎丧失殆尽了。但是，我军的广大指战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表现得十分英勇，有不少同志与敌激战，冲出重围，北上回到了部队，有不少同志被俘囚禁于集中营，他们举行多次暴动，继续斗争，有不少同志坚持原地打游击，逐渐发展壮大自己，在解放战争中配合大军打击了国民党军。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浴血奋战的事迹，真是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选自《安徽文史资料》第6辑）

来源：“赵连军”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