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陆：井冈山走出的开国上将，领导两弹一星的功臣，猝死办公室后毛主席称其是好同志

　　1952年，赵尔陆由华中军区参谋长出任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从此，我国国防工业现代化进程便与赵尔陆的名字紧密相连。他深入实际，虚心学习，狠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并取得辉煌战果。毛泽东为此称赞他是“导弹内行”。然而，赵尔陆却长期遭受来自“左”的批判，“文革”中更是雪上加霜。这位在战场上永不言败的将军，无怨无悔坚守着阵地，最后在办公室里猝然倒下……

共和国第一任军工部长

　　赵尔陆1905年6月4日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县）北三泉村。早年在太原读书时，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1927年初怀揣革命理想来到武汉，经董必武介绍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不久，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他从红4军一个连的党代表干起，直到团长、军需处处长、第1军团供给部部长。曾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器械设备组织军工生产，有效地粉碎了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4年10月赵尔陆参加长征。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大雪山是非常困难的。部队急需补充棉衣，却买不到布和棉花。赵尔陆发现当地出产羊毛，就组织供给人员买了一批羊毛，发动大家捻毛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毛帽。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尔陆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曾赴太原等地筹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为八路军各部队作战提供了较充足的后勤供应。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创建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区。1944年任冀晋军区司令员。次年8月率军区部队参加对日军的大反攻，解放多座县城，并一度攻入石家庄，大大扩展了冀晋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赵尔陆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冀晋军区司令员。此间为消灭胡宗南部，毛泽东1945年10月30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电报：“赵尔陆，并告聂萧，刘邓：三十、四十、新八等军被我刘邓包围于邯郸地区，正激战中，胡宗南石家庄十六军三个师全部南援。我为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援敌之目的，改变对赵部部署，赵尔陆同志接电后，即率六个主力团兼程向南，进至高邑西南临城附近接受刘邓命令……”赵尔陆参与指挥解放华北的多次战役，并全面负责组织清风店、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后任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湘、桂、粤的剿匪作战，为中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保障急迫而繁重，国内军工生产、维修能力，远不能适应前线需求。这年6月，赵尔陆应召赶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让他负责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迅速组织人员开创国防工业，生产并修复抗美援朝前线急需的弹药和武器装备。

　　赵尔陆清楚地知道，当时新中国几乎没有像样的军事工业，只有战争年代建设起来的一些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和国民党留下来的受到严重破坏的军工烂摊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工业谈何容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成为共和国第一任军工部长兼党组书记。1955年赵尔陆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6年，赵尔陆随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通过到兵工厂参观，使赵尔陆弄清了中国军队正在装备和工厂正在生产的苏式武器，早被苏军淘汰。赵尔陆还提出要参观航空工厂和研究所，被苏方拒绝。这些事实使他真切地感到，苏联在军品技术上对中国的援助是有保留的，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少已落后过时，甚至提供的技术资料也不完整，并不是他们口口声声地说的“无私援助”。

　　从苏联回国后，赵尔陆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坚定地认为要改变中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只能走自力更生、发展科研的道路。

　　在这以前，中国的军工行业主要是仿制生产，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型研究所，也侧重于实验、鉴定的研究工作，而没有产品的设计能力。为此，赵尔陆主张科研设计要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把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部队与工厂拧成一股绳，发展应用研究和新产品设计工作。赵尔陆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制式武器的定型与生产。尔后又积极筹建电真空、光学、航空工艺和特种材料等专业科研机构。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合并，称第一机械工业部，由赵尔陆任部长兼党组书记，主管国防工业与民用机械工业。

◆1958年，宋世穷（左起）、李富春、余秋里、张霖之、赵尔陆、王鹤寿、彭涛在广东。

　　1959年国庆十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时，受阅部队全部用国产的制式武器装备。在受阅部队方队里，不仅有中国自行生产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100高射炮、122榴弹炮、152加农炮和战车防御炮，还有国产的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这标志着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那时，在“大跃进”影响下，人们热衷于产值和产量，产品质量严重下降，赵尔陆心里十分焦急，他说：“如果军工产品质量不好，等于帮助了敌人，就是犯罪！”他率先在机械工业开始大抓机械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1959年5月和6月，赵尔陆以部长名义连续给本部司局长，省、市、自治区机械厅局长，直属厂厂长、党委书记写了两封严肃而又诚恳的信，指出了产品质量的严重问题，要求他们“当机立断，立即着手”，组织工作组帮助重点企业整顿产品质量。他在信里写道：“机械产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必要生产手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设备的质量不好，会给使用部门以致整个国家带来很大损失”。“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思想上的片面性，注意了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

　　为搞好综合平衡、数量、品种与质量的统一，赵尔陆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度思考，并于1959年5月26日写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意见》，递交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及毛泽东。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5月30日批示：“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并批评某个其他部门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6月17日又批示：“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毛泽东在同一份文件上连续两次批示的情况非常罕见，足见对赵尔陆工作的肯定与嘉奖。

　　遗憾的是，正当许多军工厂开始质量整顿时，由于受到庐山会议反右倾政治斗争的影响，产品质量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赵尔陆对此内心十分沉重。

庐山会议上作检讨

　　1959年7月，赵尔陆上将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身份，上庐山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前，他得知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纠正“大跃进”以来“左”倾冒进的错误，内心寄予很大希望。从自己主管的机械工业工作实际出发，他深感这次会议的及时和必要。

　　会议前期，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就毛泽东提出的形势和任务、综合平衡、体制、公共食堂、三定政策等19个问题,进行了讨论。7月15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7月16日凌晨，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要求“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7月21日，会议分组讨论，赵尔陆与彭德怀都分在第四组。赵尔陆在发言时，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并联系自己思想实际，说：“过去一个短时期内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受到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我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也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正确的情况和资料，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表示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需要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分析不够，容易引起误会。”随后，会议发生的急剧变化令赵尔陆等始料未及。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已经反了九个月的‘左’倾，现在是反右的问题了。”会议由“反左”转向“反右”，集中批判所谓“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随着会议的转向，还没等赵尔陆把机械工业存在的问题讲出来，就被平地而起的批判压制住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浪潮，赵尔陆的嘴上一下子起满了水泡。他不明白，毛主席为何听不得不同意见。他清楚地记得1958年11月21日晚，自己曾当面向毛泽东提意见，那时他从谏如流。那次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一项重要议程是制定1959年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即达到3000万吨！他会后找人了解对于这个指标的意见。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毛泽东后来就退了一步，他在11月23日会议上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毛泽东又说，“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这些话，赵尔陆言犹在耳。他陷入沉思。

　　庐山会议上人人都要表态，赵尔陆由于在会上说过“彭老总的意见用心是好的，彭总敢讲真话”，不得不作了检讨。从庐山一直检讨到北京，从1959年检讨到1960年。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不好，对秘书说，“我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了。”1960年冬，在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上，赵尔陆被错误地定性为“彭黄漏网分子”，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上报中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这个决议始终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复。最后还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站出来为赵尔陆说话，才使他没有像其他的“漏网分子”和“追随者”那样受到严厉查办。但还是改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离开他心爱的国防工业战线。

　　从那时起，赵尔陆患了心脏病，嗓子突然失音。聂荣臻元帅去看他，让他赶快住院检查。重病的赵尔陆还接到了陈毅元帅和李富春副总理的电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让他安心养病，使他感到被信任的温暖。虽然横遭打击，身处逆境,赵尔陆却没有消沉。当他身体稍好一些时，他就陪同新任部长孙志远去工厂视察，帮助熟悉情况。在那为期几个月的调查中，他们还走访了许多偏僻、穷困的地区,包括延安等一些老区，为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体察民情、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奠定了基础，也表现出赵尔陆的宽大胸怀和对国防工业的执著追求。

重新出山狠抓“两弹一星”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当年，导弹试验基地靶场在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始动工。1959年，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开始建设。但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单方面决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所有合同和技术合作项目，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赫鲁晓夫扬言，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再过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鉴于中苏公开分裂，国际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中国科技力量包括财力、物力主要集中用在攻克战略武器等军事尖端技术上；我们必须在既无外援而基础又很薄弱的条件下，发愤图强，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

　　对于这个发展尖端武器的方针，赵尔陆铭记在心。尽管他当时因庐山会议上受到批评，心情很沉重，又改在非军工部门任职，可他无怨无悔，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从大局出发，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他思考着国防工业如何自力更生走出困境的问题。面对紧迫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压力，赵尔陆对发展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很有信心，仍想在国防工业建设中施展自己的才华。他深知，国防工业贯彻执行中央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已经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科技人才，还有从国外返回的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一定能横空出世。为此,他要争取重新从事国防工业工作的机会。

　　当时，一些军工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工程建设质量的倾向。1959年9月后，中央军委担心国防工业的状况影响军队建设，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国防工业建设和加强对国防工业领导的问题。

　　中央军委决定由副主席贺龙主管国防工业方面的工作。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负责领导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国防工业工作。1961年1月23日，赵尔陆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协助罗瑞卿管理国防工业。至此，赵尔陆重新走上了国防工业的领导岗位。罗瑞卿后来说：“国防工办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赵尔陆同志在搞，他有经验。”

　　国防工办成立后，经过认真讨论，于1962年9月11日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包括周恩来、聂荣臻、赵尔陆等在内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成立后，周总理及时提出“先抓原子弹”这个战略重点，让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这个重点课题上来。周总理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赵尔陆带领工作组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各研究、加工、装配和试验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掌握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试验的进展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此，赵尔陆带工作组奔波于北京、甘肃和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单位。当时，大量的课题研究都是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在北京，因为研究室房屋有限，科学家们在楼道、走廊里也摆满了仪器、设备，有的搭起了布制工棚；没有废料库，就用厕所改作。科学家们使用手摇计算器，计算原子弹大量复杂的数据。1964年6月，赵尔陆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时，决定出差西北，亲自了解情况。据当时跟随前往的中央专委参谋回忆，最后一站，他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近3000米，当时，赵尔陆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出不来气，但他仍坚持察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碌到晚上，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一个多小时。可他从不谈自己的病，仍然坚持工作，虚心学习，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研究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帮助科研人员解决问题。

　　经过多方考察，赵尔陆对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能爆炸成功，已经心里有底了，他交待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给周总理写一份简要书面报告，汇报抓原子弹研制所做的工作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准备情况，以及试验能够成功的理由。赵尔陆把报告迅速交给周总理，当时周总理正要起程出访亚非国家，看到这份报告心里非常高兴，立即将报告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圈阅同意了。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时间。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上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后来，毛泽东在看这次爆炸成功的资料片时，不时向身旁的赵尔陆提出一些技术问题，他都作了比较准确的回答，毛泽东赞扬说：“你现在也是导弹内行了！”赵尔陆汇报说：“下一个爆炸的将是氢弹。”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

　　在原子弹、氢弹、导弹有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三线”建设已经展开时，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工程也开始上马。赵尔陆向周总理建议，加速展开人造卫星的全面研制工作。

　　1966年3月，在赵尔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办公会议上，同意批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701”工程处，意思是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作为具体的组织领导者，赵尔陆为即将“临盆”的氢弹和人造卫星这两个“娇儿”倍加呵护。他说，这是关系到我国航天事业举足轻重的大事，也必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他不断深入工程研制第一线，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日以继夜地忙碌着。

严于律己的普通一兵

　　赵尔陆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他和妻子郭志瑞情深意笃，结婚几十年从未红过脸。郭志瑞从小在贫寒的家庭中长大，十四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县妇女部长，后来又参加陕北红军。抗战期间一直在部队任电台队长，做报务工作。建国后，郭志瑞在邮电部电信检查处任处长。他们夫妇在1938年曾育有一个男孩，当时抗日战争无法带孩子行军打仗，就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抚养，不久就病死了。1940年，郭志瑞即将临产，阵痛不止。医生说她是难产，有生命危险。当时正与日军作战，身为指挥员的赵尔陆不得不告别疼得死去活来的妻子，对留守人员交代说：“你们安排一下，给她准备后事吧。”说完挥泪上马，奔赴前线。当他从战场归来时，孩子已经死了，妻子还在病痛中，并且再也不能生育了。

　　多少年来，这对恩爱夫妻一直希望身边能有个孩子。于是收养了一个女孩，取名赵珈珈。赵尔陆非常疼爱这个养女，可是对她也决不溺爱。六十年代初，国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的餐桌上也几乎断了肉，每顿只有一个素菜：砂锅烩萝卜片。有一次，年幼的赵珈珈嘴里嚷着：“我不喜欢吃萝卜。”赵尔陆重重地把筷子拍在桌上，严厉地说：“你不知道国家现在困难吗？毛主席和周总理每天都吃一顿粗粮。你到乡下看看，我们吃的是人家农民的年饭。像你这样只知自己享受，又这么任性，你哭鼻子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事后，赵尔陆把女儿叫到身边，逐字逐句地为她讲文天祥的《正气歌》，他让女儿把这首诗抄在白纸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每天默诵一遍。

　　五十年代，他抚养的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共有六七个之多。无论住校还是走读，小点的挤公共汽车，大点的骑自行车，从不许用自己的专车接送搞特殊。后来，当这些孩子一个个走出校门、踏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赵尔陆总是对他们每一个人重复着一句话：“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工作，要由组织去分配，我不能给你们安排。无论分到哪儿都要服从，而且要努力工作。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了。”他的侄儿赵拴龙高中毕业后当了兵，由于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精，很快就在部队提干了。当他成为部队一名基层干部后，赵尔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要记住你是普通人，你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搞特殊化，要当好普通一兵。”果然，赵拴龙牢记叔叔的教导，从战士干起，直到后来担任了甘肃省军区司令员，成了将军。

　　赵尔陆非常珍惜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权力，秉公行事，不徇私情。1958年，他的家乡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他大哥的陪同下到北京来找他，想请他为县里批几台汽车和拖拉机。这种事对一个部长来说是很容易办到的，但他一台也没给。他设家宴热情招待来自家乡的客人。饭桌上，赵尔陆和蔼地对他们说：“我的权力确实不小，但是我不能用这个权力给自己的家乡开后门。要是大家都这么干，那就乱套了，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我劝你们回去，把你们的情况和要求写个材料，报到专区和省工业厅，按照组织系统来办。”几十年来，原平县人虽然为他们的家乡出了一位解放军上将、中央委员而感到自豪，可是却没有从这位当大官的老乡手里得到过一点“实惠”。

生命的最后篇章

　　“文革”初期，兼任国防工办主任的罗瑞卿被逼跳楼，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赵尔陆便成了“替罪羊”。林彪曾发话：“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于是，“彭黄漏网分子”、“破坏国防工业”的大帽子压在赵尔陆头上，造反派高喊打倒的口号声每天在高音喇叭里震耳欲聋。

　　一天深夜，他对妻子和女儿说：“我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四十年，自信对党和毛泽东是忠诚的，没半点私心，可现在，怎么到了没鬼也怕鬼的程度……”年逾花甲的将军流下了两行热泪。赵尔陆的身体每况愈下，肺气肿使他几乎不能成眠，心脏病不断发作。可是，在逼迫之下，还不得不背着氧气袋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

　　赵尔陆被周恩来安排在西山“疗养”。离开了工作，他郁郁寡欢，度日如年，经常与几位老帅联系，请求自己能早日回到机关工作，尽全力抓好国防工业。1967年1月22日晚，聂荣臻和叶剑英终于同意赵尔陆回去抓工作，他神采飞扬地对前来看望的妻子和女儿说：“两位老帅让我因势利导，作好群众工作，争取早点取得群众谅解。”他还嘱咐女儿珈珈：“你回家后要积极到学校去，不上课了还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嘛。一寸光阴一寸金，不要总是晃来晃去。”全家愉快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他目送自己的妻女踏上返城的汽车。然而谁曾想到，这竟是一家人的最后诀别！

　　这天深夜，赵尔陆从西山乘吉普车悄悄地回到办公大楼。当他得知除了氢弹研制和极少数项目还在运转外，大部分国防工业的研究和生产几乎处于瘫痪，他心急如焚，夜不能眠。但心脏病和哮喘病一起折磨着他。实际上，长期以来赵尔陆就受到精神和病痛的双重折磨。此时已到了难以支撑的边缘。

　　生命的最后篇章在顽强拼搏中书写着。

　　1967年2月2日上午8时，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让赵尔陆立即去中南海休息——这是周恩来对赵尔陆的又一次保护。可是，当工作人员推开他办公室的门，吃惊地发现，赵尔陆坐在平时加班用的小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曾经驰骋疆场的骁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远去了。而有些人却说他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他。周总理立即命令尸检，确定赵尔陆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凌晨2点，澄清了对这位殉职将军的污蔑。周恩来对造反派代表们说：“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战线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毛泽东从女儿李敏口中得知赵尔陆的死讯，气愤地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是上过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

　　赵尔陆逝世4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北地区爆炸成功，这是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发展的又一次飞跃。那腾飞的火焰，冲天的蘑菇云，闪烁着国防工业战线上科技人员的欢笑，也凝聚着为之倾注毕生心血的一代名将赵尔陆的汗水与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