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是中共早期革命家与蜚声国际的浪漫诗人，同时还是毛泽东少年时期的知己与战友。毛泽东与萧三曾在东山书院的书舍中相伴求学，在新民学会的屋室里同谋救国，在学生军的行伍中携手斗争。后来，革命的奔波使他们分别十余年，幸而又在红色圣地延安相逢，成就了革命情谊历久弥坚的一段佳话。
一、东山学堂两挚友
毛泽东曾回忆道，“（在东山学堂时）因为我平时总身穿破旧的衣衫和长裤，许多有钱的学生看不起我。不过，我在他们中间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位是我的挚友。其中一位现在是个作家。”这个作家挚友指的就是萧三。
1896年，萧三出生于湖南湘乡县。湘乡身接涟水，背倚韶峰，风景灵秀，曾是蜀国名相蒋琬、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故里。正因此处才俊频出，晚清之时众乡贤在省府支持下为“兴学育才”而办东山书院，以培养新式人才，重现“有才于斯”的盛景。书院后来改为东山高等小学堂，萧三父亲萧岳英先生就曾执教其中，做过毛泽东、陈赓、谭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老师。1907年，萧三在父亲的鼓励下考入东山学堂。1910年，毛泽东以一篇《言志》博得校长看重，打破县界进入东山学堂。在山清水秀的东山，冥冥之中的历史机缘使俩人相逢。
尽管东山学堂的新式教育思想开湖南风气之先，但学校中的地域隔阂却尤为严重。湘乡本地的学生不愿与外乡来的毛泽东多作交流，并且学堂里多是殷实家境的公子，看不起毛泽东这个“乡里人”。但萧三向来受父亲所强调的“不以贫富分人品，不拿衣食比高低”的教育，他对这个“着青土布裤褂，朴素大方又爱笑”的湘潭同学格外关照。当其他同学嘲笑毛泽东的方言时，萧三总是挺身而出想讨个说法。萧三的父亲萧岳英在授学过程中也发现毛泽东虽衣着朴素，但谈吐、见识非凡，因而常鼓励萧三多与毛同学交往。就这样，萧三常常与毛泽东一起在幽静的校园里散步。当时毛泽东沉迷读书却常患好书难得，而萧三家中颇有些藏书，于是俩人常常翻找不同的“闲书”来看。这些书既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名著，也有外国历史、地理和英雄传奇故事。其中有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俩人格外爱不释手，毛泽东还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自己的批注。这些书籍可以说是俩人政治思想和历史意识的启蒙，看着书上诸多强国崛起、弱国衰颓的历史，毛泽东曾沉重地和萧三讲“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的时光很短，但他曾经深情地说：“我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教育”，“我在这个学堂有了不少进步”。1911年，萧三与毛泽东各自离开东山学堂，赶赴长沙，先后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这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带来了政局的震荡与变动，也带来了民主自由思潮的传播。萧三和毛泽东与众多的潇湘学子一样，听闻革命的消息后夜不能寐，思着想着在时代的大潮中逐一朵浪花。他们常常同去听船山学社的讲座，同上杨昌济老师的哲学课，汲取着一切有用的知识。平时毛泽东爱读报关注国家形势，三五同学聚在一起时总由他作“时事报告”，萧三围坐其中，或静静聆听或发言讨论。
1918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毛泽东、萧三、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人共同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意图在革命的形势下有新的作为。在新民学会成立的前与后，毛泽东、萧三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始终保持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他们钟爱冷水浴，也敢在暴雨天气赤着身子任凭风吹雨打，无论寒暑，岳麓山常有他们跑步的身姿。正因为有了这些身体和意志上的磨炼，新民学会成立后他们总是不顾疲倦地为革命宣传奔走，也敢于在压迫和管制下抗争，留下了很多为人称道的事迹。曾经有一次，北洋军阀的4000余溃军想要开进长沙城，这在往日，学校商铺免不了被一顿劫掠。毛泽东看出了溃军的虚实，号召学校里的同学拿起武器组成学生军。他将学生队伍分为三队，各由萧三、陈绍休、张昆弟指挥，在第一师范严阵以待。待溃军进入防备范围后，队伍将仅有的枪支齐声放响，而后燃起鞭炮拟作枪声，一时恰如布防的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迷惑了敌军。最终，同仇敌忾的学生军凭气势吓倒了溃散的军阀，溃军乖乖缴械听从发落。几十年后，毛泽东与萧三在延安闲谈时又提到这次军事活动，他不无激动地说：“我搞军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
◆1920年5月，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留影。左起：萧三、熊光楚、李思安、欧阳泽、陈赞周、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明俨、魏璧、劳君展、周敦祥。
从东山学堂到湖南第一师范，萧三与毛泽东的思想总是相知相通，行动始终站在同一阵线，结成了深厚的同志情谊。但当时的革命力量尚处薄弱，战友离散是常态。在反动派的围堵下，毛泽东几经转战，聚集革命力量，播散革命火种，最终成长为我们熟知的人民领袖。而萧三为逃避敌人追捕远赴苏联，在国际文坛凭借自己的才气活跃在革命的文艺战线，成为了一名享有盛誉的国际诗人。
二、延安故交再相逢
萧三在苏联生活了十余年。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1939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渐稳固，萧三终于回到祖国，奔向延安。一路走来，“列为革命者，宁不革命乎”的生动标语、民兵游击队的矫健身姿等活泼气象都使他耳目一新。但更使他激动的是，在宝塔山下，革命的圣地延安，萧三再次见到了他的故交毛泽东，重续了岳麓山下、橘子洲头相互扶持、共同奋斗的知己情。
萧三到延安的当晚就收到了毛泽东共进晚宴的盛情邀请。吃晚饭时，毛泽东特意提到1918年的冬天，他们两个一起去天津大沽口“寻觅蓬莱仙岛”。那时他们还相信神话中的仙山胜洲，在北方的严冬寻寻觅觅，最后却无功而返。俩人分别前经历的事情很多，分别后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很多，毛泽东却偏偏提起此事还强调：“有人说我从小就不信神，那是讲错了。”这恰是示意萧三风云流转已物是人非，这些旧事也只能与往日的知己提起。当时还迷信神鬼，如今形势在变人亦在变，既然世间没有仙山胜洲，那不妨用革命的力量来将迷茫的旧中国建作“仙山胜洲”。萧三来到延安后，毛泽东常与萧三“翻古”闲谈，毛泽东向来喜爱文学，萧三又在苏联做了文学家，自然有言不尽的话题。他们聊《聊斋志异》，认为《聊斋志异》体现了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是有生活基础的浪漫作品。他们聊高尔基，认为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在苏联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应该多翻译些来“诊治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还谈到了在长沙的许多旧交，惋惜蔡和森、张昆弟等旧交的英年早逝，思念尚在苏联等地未归的故友。
◆1939年，毛泽东、萧三在去延安抗大的路上与小八路谈话。
萧三到延安后继续从事他所擅长的文艺工作，历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常务委员等职。同时他也没有放松自己的诗词创作，屡有新作品发表，受到了广大根据地群众的欢迎。毛泽东特地要去了萧三的诗集闲暇时通读，读罢他向萧三回信：“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多作些。”萧三收到回信自觉自己的力量和学识都有限，于是决定从周边人的事迹中去寻找灵感。他走访了周恩来、朱德、贺龙、续范亭等人，收集他们的作品，撰写访问他们的报告。这些都陆续发表在萧三主编的《中国导报》《大众文艺》等刊物上，为我们后来了解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萧三也紧锣密鼓投入到延安的新文艺运动中去，他不断去参加边区的参议会、劳模大会，去感受共产党民主政权的新气象。一路所观所感都使他格外兴奋，激动之余他写下了论文《第一步》，赞扬工农当家作主的新边区及他所感受到的活跃文艺氛围。毛泽东在1945年2月20日的《解放日报》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十分欢喜，向萧三写信：“你的《第一步》，写的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萧三在延安的工作很得支持。凡是文艺上的要事，毛泽东总会询问他的意见，恰如在新民学会时那样。这是友谊与信任的延续。
文艺工作的灵感源于现实生活。为了不负重托做好工作，萧三一直在延安的各处走访与学习，这为他离开祖国的十余年补足了课。他充分了解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尤其是许多有关毛泽东的事迹。在交谈中，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往日的同学故友很多都离散或牺牲，尤其是东山学堂和湖南一师的同学今在延安的寥寥无几。大家了解和熟悉土地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却对他的青年时代多有“信神与否”的这种误解。何不为毛泽东作一篇传记，将他青年时的成长与革命时期的成就接续起来，作为一个亲历者讲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在这个想法之下，第一本中国本土的毛泽东传即将诞生。
三、激扬文字领袖传
萧三在苏联就为毛泽东作过传略。早在1936年，萧三就撰写了随笔《毛泽东》，被收录到《苏维埃中国的人们》丛书中；1939年，萧三又写成随笔《毛泽东·朱德》，并在莫斯科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用诚挚的语言为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但可惜的是这些作品用俄文写成，回国后的萧三经考察也发现了文中的一些疏漏，因而没有及时译作中文再版。1943年，逢毛泽东五十大寿，党内一些老同志想要推出一部毛泽东传记以作纪念。萧三作为毛泽东少年好友，又在苏联有过相关创作，便成了当仁不让的人选。当时任弼时亲自去萧三那里商议传记写作事宜，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积极为萧三联系可供访谈的事件亲历者。在众望所归之下，萧三开始了毛泽东传记的创作。
在毛泽东大寿之前，萧三日夜兼工完成了传记的初稿。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他专门请来萧三一起吃早饭并坦承地说：“我劝你不要写我的那些生活片段”，“倒不如花点功夫研究一下湖南工人运动的起源”。到了寿辰将到之时，毛泽东又坚持不为自己做寿，也谦虚地建议不要出版自己传记，待以后再出版。因此，萧三这一版传记的初稿暂时留存，仅将传记的一章《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刊登在了《解放日报》上。这一章以精练的文字记述了毛泽东早期在湖南反抗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事迹，引起了高度关注。当时延安的著名作家周立波评价道：“就现在看到的这一部分来看，内容的丰富和教育意义的深长，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中外作家所写的关于毛主席的书册。这将是有世界意义的一个作品，因为你写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最伟大的人。”这一夸赞并非过分拔高，萧三的动人文辞满足了边区群众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文章登出后读者们对后续作品的期待，促成了整部传记的出版与反复再印。据萧三1947年7月10日致刘少奇等中央同志的信中回忆：“毛泽东本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撰写传记），曾几次阻止过……但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还是松了口的：‘那你就搞下去吧。’”因传记的成功与萧三的坚持，毛泽东最终还是答应了继续出版传记的要求。1947年之后，经过不断地删改，萧三所著的毛泽东传记陆续出版。萧三所著的传记将毛泽东这位时代领袖放在革命与战争的大背景中，以辛亥革命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为幕布，以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时局的感知与把控为涂彩，来论证历史潮流和人民群众对这位“革命领袖”的选择，赞扬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中的魄力与定力，描绘了一幅“谁主沉浮”的人物画卷。这部传记是后来繁多的国内研究机构亦或是国外作家所著的毛泽东传的重要参考，也是湖南早期党史研究的珍贵资料。除写作毛泽东传记外，萧三还在不断写诗作文，并兼顾着解放区的文艺工作。经过战争与革命活动的洗练，他的诗文愈加出彩，文艺工作也更为出色了。
当年的萧三和毛泽东是少年知己，有着相似的爱好，担负着共同的理想。到了延安乃至西柏坡，萧三与毛泽东的感情仍未因忙碌的工作变淡，且愈加深厚。在中央机关转移到西柏坡的一天晚饭后，萧三正漫步在村头小径，忽然听到有人在叫他“小胡子”（毛泽东给萧三起的称呼），萧三回头看原来是毛泽东。待萧三应了声来到跟前，毛泽东邀请：“去耍一下吆。”于是俩人驱车行到附近的苇塘边。他们谈起往事，又说到今时，时而高声阔谈，时而大声欢笑，一直聊到明月高照才不舍地分手，并约定：“以后每天下午七点半，可以同去散散步。”就这样，当年在东山学堂并肩而行的两个身影，今又重新走在西柏坡的乡野小路。在多次的散步交谈后，萧三更深切地了解了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的心迹变化，获得了更多撰写传记的材料。可以说，萧三著写的毛泽东传记既是往日岁月的记忆，也是他们当时情谊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萧三又将自己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世界和平事业和国家的文化交流工作中，成为了一名国际活动家，代表新中国遍访欧亚。但在闲暇之余，他仍在不断修补完善毛泽东的革命传记，创作新的诗词，为崭新的时代留存一抹昔日的光辉。在今日，湘江之水依旧奔流不息，东山学堂、新民学会的旧址依然在荆楚故地见证风霜雪雨。眺目而望，仿佛还能看到昔日中流击水的同学少年。润之与萧三，几十年踔厉奋发，多少载奋斗情谊，他们留下的革命精神恰如湘江之水延续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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