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边：周恩来的亲情世界

　　作为一位时代的风流人物，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举世称道。在构成其伟大人格的诸要素中，他丰富的情感世界、浓郁的亲情观念、崇高的党性原则，把一个伟人的高尚情怀和一个凡人的至情至性都渲染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人们多因他珍爱亲情、慎待亲情、超越亲情而愈发崇敬他，而他又把这种完美的亲情观升华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境界，实为共产党人的一面明镜。

一、珍爱亲情，有情有义

　　人总有三亲六故，周恩来也同样有自己的亲眷。但是周恩来从小就厌恶那种家业兴隆时，宾客如云，趋之若鹜；家道衰落时，则惟恐避之而不及的势利小人。无论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当了共和国的总理后，他都始终如一地珍爱亲情，有情有义。

　　周恩来一生热爱父母，对养育之恩看得极重，时常因为革命需要不能多尽人子之孝而自责。但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大孝之人。周恩来12岁即远离家乡，自此与父母聚少离多。1942年7月中旬，父亲周劭纲突然中风，送医院抢救无效在重庆病逝，周恩来闻讯后，在父亲的灵堂前失声恸哭，悲痛之极竟昏倒在地，令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在敌人面前无比刚强的周恩来，面对亲人又是无限的情深，他坚持拖着刚动完手术的病体为父亲守灵，没有人能劝他休息，没有人能劝他离开，一直守到起灵。周恩来的3位母亲，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和乳母蒋氏，都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却均逝世较早，对她们，周恩来都深怀孝敬之心和怀念之情。所以，当他为了抗战、为了中华民族的大局奔忙而不能去为母亲祭扫坟墓时，他总觉得对不起他的母亲。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招待会上，他沉痛地对记者说道：“38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这是怎样的赤子之心！

　　周恩来对长辈的尊敬之情，一直被亲友传为佳话。1939年3月，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往浙江西部视察工作，顺路回老家绍兴省亲。有一天，他的姑父王子亲先生来访，周恩来恭恭敬敬地请王先生进入室内，并将他推至上座，自己完全以一个晚辈的身份接待，丝毫没有“政府要员”的架子。后来，周恩来见到周氏族长周希农老先生时，立刻恭敬地向周老先生三鞠躬，然后，推老先生坐在首位，自己坐在下位，恭听周老先生介绍绍兴周氏族中的一些情况。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与兄弟们都手足情深。1950年8月25日，与周恩来童年一起长大的表哥万叙生来访，两人从童年一直谈到今天，表哥讲了自己坎坷的一生，觉得自己为生计所迫受尽了煎熬，现在解放了，打算过个安闲的晚年。但周恩来劝他：“现在干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劳动光荣啊！按你的年龄，还可以为人民干十五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较职位，不计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但对于表哥的实际困难，他拿出60元钱和一些衣服以示救助。万叙生回到扬州，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通过努力工作得到了群众的信赖，先后被选为居委会主任、人民法院陪审员、银行协助储蓄员、税务所税务员等，干出了很多为人称道的实绩。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但对亲属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十分疼爱，视如己出，但要求极严。他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会上发出“盛世危言”的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407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而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对于干部子女，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周恩来的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从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总理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荣庆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周荣庆很听总理的话，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周恩来称赞说：“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

二、慎待亲情，不循私情

　　周恩来重亲情却从不为亲人谋私，重情义却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十分痛恨那种“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因此，执政后，作为总理，他首先对自己情深意笃、患难与共的妻子高标准严要求，从不以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代替严肃的政治关系。新中国诞生后，一大批巾帼女杰走上了各种领导岗位，论才华、威望、资历，邓颖超在政府里任一个部长谁也不会有疑义。但周恩来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55年确定工资级别时，中央批准邓颖超为五级，但周恩来却把她压为六级。1974年，毛泽东批准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周恩来却又把批示压了下来。总理的想法和做法，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邓大姐知道总理这样考虑问题是对党的事业负责，是在慎重地对待人民赋予他手中神圣的权力。

　　周恩来历来十分注意不受亲属的一些错误思想所左右，他曾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因此，他给自己的亲属私定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到北京看望；来者一律住机关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就餐；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准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许说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来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周恩来的兄嫂曾想让他给找个职位。他在回信中的答复是：“人生赖奋斗而存。”新中国成立后，他身为国家总理，但对亲属从严要求，绝不允许仰仗他的权力和地位，有任何特殊。他的亲属们到越边远、越艰苦、越基层的地方，越符合他的要求。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女方在淮安县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夫妇关系，把女方调到北京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做两人的工作，说明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他们也要带头执行。并对他们说：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学校里学的东西也可以带到家乡去发挥作用嘛。这样，两人愉快地回到了淮安工作，直到周恩来逝世时，他们还在淮安中学当老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插队的地方入伍了，总理听说后怀疑孩子参军是不是走的后门，就派乔金旺和赵炜同志去了解情况。他们问北京军区机关的招兵部门，都说没有首长打过招呼。又去新兵团找到秉建，秉建说：“并没有人打什么招呼，是我自己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正常手续参军的。”乔和赵说：“你伯伯的意思还是让你回到插队的地方去落户，怎么办？”秉建说：“伯伯要我回去，我就回去。”乔和赵又问：“你已穿上军装来到北京了，再回去想得通吗？”秉建说：“那我得听伯伯的话。”乔和赵回去向总理汇报，总理坚持让侄女回原来插队的地方去。乔金旺同志后来回忆说：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希望秉建在那里扎根，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真正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做做样子，拿那里当跳板；二是为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总理一贯主张干部子女应同工农子弟一样，不能搞任何特殊化。

三、超越亲情，大爱无边

　　周恩来的亲情冲破了狭隘的世俗范畴，融入了广阔无垠的爱的海洋。他的爱超凡、无私、博大，他把爱无遗地播洒给了他热爱的党、祖国、人民、同志、亲人等，而唯独没有他自己。在条件特别艰苦的战争年代，当缴获一点敌人的食品等时，部属给他送来了，他首先想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有没有，机关同志有没有，如果没有，他是决不会自己单独享用的。在危险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舍己为人。有一次周恩来乘飞机飞越秦岭时，由于遇到了强大的冷气团，机翼严重结冰，压得飞机直往下降，密集的冰雹猛击机身，打得叮当响。为了减少飞机重量，大家把机梯、小桶、行李等物件都扔了下去，但飞机仍然下沉。情况已经万分紧急，机组人员通知大家背降落伞，准备必要时跳伞。这时，周恩来发现同机去的叶挺将军女儿小扬眉哭了，赶紧走到她跟前，发现她没有伞包，立即把自己的伞包给扬眉背上。然后，把她抱在怀里并安慰她要像她父亲一样坚强。后来，飞机折回西安安全着陆。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他把自己的应急伞包给了孩子，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

　　周恩来一生视人民如天，视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对人民的感情热烈而深沉，他不能容忍一点点的坑民害民之事，人民的任何一点疾苦都引起他的重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得知革命老区人民粮食严重不足时，掉下了眼泪，自此，他规定自己不吃任何荤菜。此外，他还同服务员一起商量节粮的办法，与社员共同研究食堂问题，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部队体察民情，及时解决人民的痛苦。他为人民忘我地工作，几乎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就是在1972年，他身患癌症，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处境维艰之中，但为了减少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失，他也不顾病情严重，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保护了大批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苦心维护着国家生活的正常运转。就是在上手术台之前，打过麻药之后，他还坚持办公，用颤抖的手写了批示和签名之后，才让做手术。从1975年3月―9月间，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当时他已经是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且患了晚期癌症，还这样拼命地坚持工作，这种“忘我”“无我”的精神，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197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昏迷不醒。就是这样，他还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他躺在床上，发着烧，体温高达38.7度，一边吊着输液瓶子，一边同罗青长谈工作。其间，他两次被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休息一会再谈。他为人民耗尽了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周恩来一生无有积蓄，他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做到了“取之有道，用之有方”。从1955年国家实行工资制以来到1976年1月他逝世，总理每月工资404.8元，邓颖超是343.7元，他俩的开销除支付生活费以外，其他主要用于五个方面：一是资助亲属；二是补助生活困难的包括身边工作人员；三是抚养烈士后代；四是开会人员和客人的餐费；五是上交的党费。据初步统计，周恩来、邓颖超用于补助工作人员的钱有10218.6元，资助亲属的钱有36645.5元，拿出节余的钱先后三次交党费共14000元，仅上述三项支出高达60864.1元，相当于12年零5个月的工资。在“金钱观”上，周恩来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