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慎：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

　1903年，王会悟与父亲王彦臣合影。

　　湖郡女校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张维桢、王会悟、陈达人，后排左起：张佩英、毛彦文。

　　少年时代的王会悟。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李达丶王会悟夫妇的三个儿女在上海合影。

　　清纯美丽的李达、王会悟的大女儿李心田（“点点”）

　　王会悟与小女儿李心怡合影。

　　李达（中），与毛泽东（左），王任重（右）等合影。

　　1985年4月17日，笔者采访王会悟时，与老人家合影。

　　面容慈祥的王会悟在寓所（王元慎摄）

　　2002年7月8日，李心天应邀来笔者家中走访时与笔者合影。

　　笔者去看望李心天夫妇时与李心天合影。

　　2021年6月3日，笔者与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孙女李典合影。

　　2016年5月27日，笔者到乌镇参观王会悟纪念馆时留影。

写在前面的话

　　王会悟，一位从江南水乡走出来的知识女性，或许不为很多人所熟知，但提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王会悟则是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名字。多数人对她的认知，始于1991年庆祝建党70周年的影片《开天辟地》中那位伫立在南湖红船船头负责警戒的娇小女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是她精心安排一大会务工作，提供安全保障，或许中共一大会议不会顺利闭幕，并最终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1年7月，王会悟受其丈夫，时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委托，全权负责中共一大的会务安排及安保工作。她周到细致，在警探密布的上海，为一大的顺利召开妥善安排了会址及代表们的食宿；她机智勇敢，在大会接近尾声突现可疑人员时马上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报告，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她睿智灵活，在部分代表商讨另择会议地点时，提出将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良策，从而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王会悟是党和人民应当永远铭记的一代女杰。

一、会议地点被密探发现后，她提议将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

　　1921年7月，酷暑之中的上海，在晚七时之后，天才慢慢地黑下来。人们在马路边、在石库门房子的小天井、在阳台，躺在藤椅、竹椅上，一边挥摇着蒲扇，一边啃着西瓜。

　　鉴于近期接到几份有关共产国际派人到上海“进行赤色活动”的密报，负责管辖租界的上海工部局要求中国警察界和各租界巡捕房加强监视，“密切注视这两名外国赤色分子的动向”，因此租界到处布满了密探。被工部局通报的“两名外国赤色分子”，正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栋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子后门，不时闪进一条条黑影。

　　这栋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

　　1921年7月23日晚八时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15个人。

　　出席会议的有国内六个地区的代表及海外一个地区的代表，共计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陈独秀委托的代表包惠僧；旅日代表周佛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

　　在会前召开的预备会上，富有交际能力的张国焘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刘仁静担任翻译，毛泽东和周佛海负责会议记录。为安全起见，会前还商定，两位共产国际委派的代表只出席会议的开幕式及闭幕式。

　　张国焘宣布开会，他在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情况，提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工作计划，选举中央机构。张国焘还宣读了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带来的书信。陈独秀在信中强调了四点意见，希望在讨论党纲时予以考虑：

　　一、党员的发展和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党的群众路线。

　　身材高大、声若洪钟、时年38岁的荷兰人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还谈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及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工作情况及自己怎样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

　　他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尼克尔斯基在会上讲话比较简短，他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接着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工人运动。他还建议中国共产党将代表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自24日开始，与会代表分别汇报本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情况，并就以下议题开始进行讨论：

　　一、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什么样的党纲？

　　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即是应该像西北欧各国那样加入议会进行竞选，还是像苏俄那样采取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采取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

　　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五、今后的工作计划。

　　讨论时大家各抒己见，坦率、热烈，甚至还有争论。每天会议讨论结束，都由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汇报。

　　开始几天比较顺利。王会悟每天都在楼下后门口以看书或刺绣为掩护负责警戒。然而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却出现了意外的情况：7月29日上午，王会悟像往常一样在门口放哨。突然，她发现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窜进来。面对这位不速之客，王会悟问道：“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他还拉开餐厅的门，朝屋里环视了一周。王会悟赶忙将他往外拽，说：“这儿不是社联，没有你说的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推出。

　　王会悟感觉此事有些蹊跷。她掩好门后赶忙来到会场，向代表们报告刚才闯入会场的是个陌生人，其神色也显得慌慌张张。

　　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作出判断：“一定是包打听！”。据张国焘回忆，他“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人分途离开’”。

　　随后，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匆匆收拾了自己的文件便走了。当时会议讨论正在兴头上，有些代表觉得这是否有点大惊小怪了？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则带着责备的口气冲着李达嚷嚷道：“你们家王会悟是怎么搞的？把会给搅散了！”意见归意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离开会场，会议不便继续进行，大家随之迅速分头撤离。李汉俊作为房子的主人留了下来，与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陈公博，以协助他应付意外。

　　中午十二点左右，王会悟正在家里做饭，李达回来了，面有愠色。他指着王会悟的额头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搅散会议，你可要负责啊！”

　　下午两三点钟，李达到李汉俊家打听消息。四点多时他回来了。一到家，李达就向夫人道歉说：“很对不起你，今天错怪你了！”

　　原来，代表们刚刚撤离十几分钟，便来了两辆警车，三个法国巡捕和四个中国便衣侦探冲进了李汉俊家里，空气一时十分紧张。除两个人监视李汉俊和陈公博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外，其他人在房间及各处搜索。他们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始终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他们的注意力在军械；也许他们侧重于隐秘的地方；也许他们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吧，连看也不看。这样过了一个多钟头，法国巡捕开始审问，先问明谁是这座房子的主人，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操着法语一一作了回答。

　　巡捕问：“你们开什么会？”

　　李汉俊回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

　　“为什么家里藏这么多书？”

　　“我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供来参考和研究之用。”

　　“为什么家里藏有这么多社会主义的书籍？”

　　“我是教员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

　　巡捕见没有找到破绽，突然把话题一转，用严厉的语气质问：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学术问题。”

　　接着，法国巡捕又询问了在场的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等，陈公博也一一作了回答。

　　巡捕未抓到什么把柄，只好悻悻地走了。当然，此时的李公馆周边已被法租界巡捕房严密布控。

　　李达讲完事情的经过之后，竖起大拇指对王会悟说：“你今天立了大功！”

　　据张国焘回忆：“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复会”。

　　实事求是地讲，避开警探视线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会议尚有两项重要议程尚未完成：一是讨论并通过党纲；二是选举中央局成员。次日，少数代表秘密相聚，商量另择开会地点之事， 负责一大会务的王会悟自然被邀请参加。大家提了好几个方案，有的建议在上海找个旅馆，有的则主张去杭州西湖。代表们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在上海，这么多人聚到一起，容易引起警特的注意，况且会址刚被搜查过；杭州西湖，是达官显贵的游乐之所，护卫军警较多，到那里更不安全。

　　王会悟冷静地想了想，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于是开口说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来出个主意吧。离我家乡桐乡乌镇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西湖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条画舫，扮作逛西湖途径嘉兴的游客。”

　　董必武听后首先表示赞成：“王先生提的这个建议好！她是个靠得住的人，是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女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何叔衡接着说。

　　两位年龄最大，阅历较深的代表率先赞成了王会悟的建议，其他代表未提出更好的方案，会议地点的转移就这样确定下来。

　　王会悟根据李达的指派，到上海火车站打听了由上海去嘉兴的车次后，认为乘坐第一班火车最为理想，她随即转告了张国焘，张国焘则负责通知住在各处的代表一律乘坐31日7：35前往嘉兴的火车。考虑到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上火车后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决定不邀请他们去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他与巡捕来搜查时也在现场的陈公博正在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故也就不请他俩去嘉兴了。

　　31日是个阴天。清晨，代表们有的西服革履，有的穿着长布衫，有的穿着便装，分别前往上海火车站，然后各自购买7：35的第一班火车票并分乘不同车厢前往嘉兴。列车10：25抵达嘉兴站。王会悟请张家弄旅馆的账房先生帮忙租画舫。原准备租条大船，但已被别的游客头天预订，只好花4元5角租了条中号的，又花3元钱定了一桌酒菜，连同小费在内共付了8元。11点左右离开旅馆前往南湖时，王会悟向旅馆借了副麻将牌，并对账房先生说：“请给留几间好点的客房，如果这里好玩，我们晚上再回来住。”

　　王会悟考虑的是，万一当天的会议不能结束，好有个过夜的地方。

　　那天，天空飘着小雨，整个湖心岛掩映在一片烟雨迷蒙之中，宛如仙境。湖中来往的游船不过五条，代表们在內舱开会，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她机警地看着湖面上来往的船只。她之前已经向船大娘打听过，当天湖面上的几条游船，其中一条是城内的一个大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还有一条是一个乡下土财主携家眷进城游玩的。中午时分，除了几条游船在湖面上慢慢移动，偶尔传来游客的嬉闹声，其他并无异常。

　　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近12点，开了个把小时的会便在船上的八仙桌上又放了个圆台面吃午饭。代表们用餐时，王会悟没有一道吃，为了安全着想，她一直坐在船头观察着，万一有突发情况也好及时通报信息。

　　临近傍晚，湖中游船只有两三条了。这时，远处传来嘟嘟嘟的响声，代表们疑是巡逻艇，决定临时休会，拿过桌边的麻将牌打起麻将来。后来了解到这艘汽艇是城内葛姓绅士私有的，在湖中兜风炫耀。汽艇过去后，王会悟赶紧返回舱内告诉大家没事了，代表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进行完最后的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并以无记名方式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别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全体代表满怀激动的心情将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用极其兴奋的心情低声喊出：“马克思主义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此时此刻，坐在船舱外的王会悟也难掩饰激动的心情，因为她作为中共一大唯一的会务及安保工作者付出了太多太多。

　　代表们离开画舫时，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了。

　　那么，这位身材娇小，外貌清秀，年仅23岁的江南女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参与到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中共一大会议的组织工作上来呢？事情要从王会悟的身世和她的不平凡的经历说起。

二、江南水乡，书香之家，著名文学家茅盾（沈雁冰）的表姑母

　　1898年7月8日，乌镇观后街14号，在一间普通的民宅内，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这是晚清秀才王彦臣的第五个孩子，王彦臣为其取名“会悟”。此时的王彦臣根本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女儿将来会与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关联。

　　王氏家族在乌镇是有名的书香世家，世代以教书为业，闻名乡里。王彦臣虽系晚清秀才，但很早就接受新思想，喜读梁启超和章太炎的书，崇尚革命，他主要靠教私塾养家糊口。由于他执教严谨，因而在当地颇受欢迎，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王彦臣的私塾里就读，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人。王彦臣秉性耿直，对子女及门生要求很严。王家是个大家庭，家里人多事杂，母亲经常忙不过来，常常会把年幼的会悟交给丈夫照管，所以会悟在婴幼儿的时候就进了父亲的私塾，小会悟对学堂里的环境十分适应，学生们朗朗读书的时候，她会跟着他们呀呀学语，摇头晃脑，颇有韵律感。

　　6岁的时候，王会悟正式跟着父亲在私塾里就读。父亲对王会悟和其他学生一视同仁，没有因为她年纪小又是自己的女儿而给予特殊关照，上课的时候一样抽查课文，背不出来照样得打手心。王会悟聪明好学，一直没有在课堂上遭遇到难堪的事。

　　在她的同学中，有一位比她大两岁，但辈分却比她低的亲戚，即后来成为一代文豪的茅盾（即沈雁冰）。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可是不到一年，父亲病倒了，家塾仍由祖父来教。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

　　王会悟的母亲丁允宝贤淑能干，她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又要兼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她的刺绣技艺在乌镇颇有名气，故一年到头活计不断。这位勤劳善良的妇女一共生养了9个孩子，其中有4个不幸早夭，王会悟排行老五，在存活的姐妹中排行老三。良好的家教，使少年时期的王会悟秉承了父母的耿直、坚韧、聪慧，这对她以后追求妇女解放，自立自强的一生不无影响。

三、中国年龄最小的校长：十三岁办起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

　　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王会悟无疑是幸运的。她祖母有文化，王会悟小时候祖母就教她识字读书。王会悟父母比较开明，支持女儿外出求学。

　　王会悟考入了嘉兴女子师范学校，12岁时她便告别父母，开始了异地求学的生涯，迈出了她接受新知识，追求新思想的第一步。

　　然而不幸的是，王会悟的父亲因涉讼蒙冤，一度被发配到关外，后因患痨病（肺结核）不治而亡，去世时年仅41岁。父亲的突然离去，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顿失经济支柱，陷入困境。家中唯一的儿子，刚满16岁的王会先被迫从北京财经学堂辍学，开始谋生。看到母亲含泪将10岁的大妹王会林送给人家当童养媳，8岁的小妹王会真被送到北京的舅父家寄养，王会悟意识到自己梦幻般的童年已经结束了，她陷入了久久的沉思：要么像大姐王会情一样早早地出嫁，要么想办法自谋生路。

　　父亲的离世，使只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了一年书的王会悟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家乡，子承父业在桐乡县办起了第一所女子小学。人们惊讶地发现，乌镇中市大街寂静许久的王家私塾，又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巷子里常常出现背书包女孩的身影。

　　这所学校的课程设有国文、算术、体育等。学生们亲切地称王会悟为“小王先生”。起初，她在家里教，条件所限，最多只能容纳20个学生。

　　受新思潮影响的王会悟除了教姐妹们读书识字外，还常常结合时事，向她们介绍外面的新思想，倡导新风俗，如反对女孩子当童养媳，鼓励她们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的脸色不大好，还不断地冒冷汗，整个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样子，于是课间的时候，她就去问问情况：“你哪里不舒服？要不然回家去休息吧。今天的课，等明天你好了，我再给你补。”小姑娘脸涨得通红，使劲地摇头：“先生，我没事，就是脚有点疼，忍忍就过去了，真的！”看着小姑娘坐立难安的样子，王会悟说：“那让我看看你的脚。”小姑娘更慌张了，一边把脚拼命往后藏，一边哀求地说：“别，别看，没事，真的没事。”王会悟没听她的话，坚持蹲下身子，拽过小姑娘的双脚，把她的鞋给脱了。只见小姑娘的双脚被裹得紧紧的，都有些变形了。王会悟生气地说：“你这是自残知道吗？而且，现在都民国了，不兴小脚了，赶紧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支支唔唔说：“我娘说，如果不裹小脚将来会找不到婆家，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后扑哧一笑：“你相信我吧，社会在进步，你裹成小脚后，才找不到婆家，没人要呢。”

　　王会悟讲课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很受学生们欢迎。乡亲们纷纷议论说：“小王先生教得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随着乡亲们口口相传，学生的数量一路攀升，原有的教室再也挤不进慕名而来的学生。为了让更多普通人家的女子有读书的机会，王会悟找到了附近宝阁寺的主人清辉师太，向她坦陈了自己办学的初衷和困难，说服师太把最大的一间殿堂借给她做教室。

　　学生一度骤增至百人左右。王会悟一人实在忙不过来了，于是请来茅盾的堂妹沈明霞帮忙。她们把学生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低编成四个班。王会悟教高级班，沈明霞教初级班。为了让女孩子们不因读书荒废了闺秀的技能，进而招致家人的反对，王会悟特地开设了女红课，聘请了一名教刺绣的教员，并请擅长刺绣的母亲一起授课。

　　当时，桐乡县教育部门倡导自治办学。为了表示对这所日益兴隆的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作为办学津贴，每个月拨给王会悟五块大洋。

　　王会悟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破除缠足等陋习的举动，引起了镇上保守势力的嫉恨，对她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

　　镇上一个在西式学堂教国文的乡绅站了出来，到处对人讲：“王会悟小小女子，未受过足够的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他认为办学教书都是男人的事情，并对县里主管教育的官员说：“我教得肯定比她好，我也不要5块，3块钱就行啦！”没想到那个官员居然相信了他。

　　自己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学校就这样被昏庸的官员和卑鄙的乡绅夺走了，王会悟感到无比愤怒。但这番经历也使她清醒地认识到，不管镇上那些顽固派怎样诋毁自己、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有一点却是需要正视的，那就是她确实没有过硬的文凭，资历太浅、底子太薄。要想为人师表，仅凭在私塾里学的那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王会悟萌发了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的念头。

四、赴嘉兴求学，在湖郡女校接受新思想

　　王会悟从沈雁冰那里得知，嘉兴开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招收16周岁的女生进女子高等师范，不满16周岁可以念预科。最重要的是入学不但能学习新知识，有毕业文凭，还不用交学费。王会悟很想进这所学校，但母亲对女儿小小的年纪就要独自一人在外求学很不放心。但在外闯荡多年的大哥则很赞成她的想法，并帮她一起说服了母亲。

　　1913年，年仅15岁的王会悟如愿以偿地来到嘉兴女子师范学校读预科。在学校里，老师给了王会悟理想、智慧和力量，教会她更多做人和爱国爱民的道理。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14年夏，王会悟以优异的成绩预科毕业。她很想再读四年正科，但母亲觉得读师范虽然不用学费，但其他杂费还是要的，况且四年时间比较久，家里的条件实在难以承受，便劝说她“将就点，将就点”。王会悟理解母亲的难处，于是预科毕业后便回到乌镇应聘在湖溪小学教书。王会悟非常敬业，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备课，上课力求深入浅出，解答学生提问非常耐心，批改作业也很仔细，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位小王老师。但是学校里的同事却总是对她淡淡的。虽然她力求与大家处好关系，但几个中年男教师总是鼻孔朝天对她，表示不屑与她这样的小女子为伍。对此，王会悟虽然感到难过，不过看在他们都是老前辈的份上都忍了。但是，后来，学校又来了一个20岁左右的男老师，和她一样都是教国文，也是教两个班级，但这位老师的薪水竟然比王会悟高出了近一倍！这让王会悟深受打击，她觉得在学校里既要被歧视，又要遭受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王会悟随即向校方递交了辞呈，决心再次求学深造。

　　在沈雁冰的推荐下，1917年，王会悟来到了湖州的湖郡女校。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学英文为主，与上海的中西女校是姊妹学校。早在乌镇办学的时候，王会悟就从沈雁冰的堂妹沈明霞的口中得知了湖郡女校的情况，并对这所除了国文外，其他科目均采用英文授课的现代学校充满了向往，可每学期六七十块的学费及食宿费却令她望而却步。直到被镇里的乡绅排挤和在湖溪小学受到的歧视之后，王会悟才下决心去湖州。

　　在这所要求寄宿的学校里，学生们都是由家庭供养。而多数学生的家境都比较好，如有的出身于上海的小康之家；有的出身于湖南的官宦之家；有的则出身于浙江的乡绅之家等等。而王会悟没有这些同学那样的经济条件。为了解决上学的费用问题，王会悟大胆地找到学校主管提出以工换读的请求，得到了校方的同意。于是，王会悟常常是一边背英语单词，一边打扫校园内的卫生。毛彦文、张维桢几位好友见她如此辛苦，都想帮助她，表示大家可以省出一点生活费凑在一起帮她支付学费。王会悟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坚持要自力更生，凭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

　　后来，一位名叫邱丽英的老师发现王会悟的国文不错，于是向校长帅洁贞（1906—1922，美国女传教士，湖郡女校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介绍了王会悟的特长及勤奋的表现。校长看了她的档案，对她进行面试之后，便让她为在校牧师的太太们教习中文，办一个“娘娘班”，这样，王会悟便有了一份能够发挥自己特长且收入远高于清洁工的工作。

　　这所学校除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外，还设有健身房、跑道、琴房和交际室等。在这所设施先进科目齐全的学校里，19岁的王会悟第一次接触了体育、音乐等课程，也第一次参与了交际和辩论的活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新知识和技艺，不仅学会了英语、弹钢琴，还结识了几位思想活跃的同窗好友。这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姐妹都是自幼饱读诗书，不愿受封建伦理束缚的新女性。她先与毛彦文和朱曦相识并结为好友，随后又认识了张维桢、张佩英、陈达人三位姐妹。六个女孩在校园里形影不离，一起学习，一起交流思想，谈理想、聊人生，对未来充满热情和憧憬，决心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王会悟的好友张佩英在自述中写道：“我经常看进步报刊，《新青年》、《新潮》等。这些报刊帮助我懂得了女子要求平等，首先要有知识和经济独立，还要有健全的教育。”

　　王会悟在这所学校里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她最爱读的杂志。《新青年》对压迫妇女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倡恢复妇女“独立自主之人格”。这种妇女解放的呼唤激荡着王会悟的心扉。她尝试着用白话文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社会名流写信，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豪情壮志。陈独秀欣喜地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他称赞王会悟“胆子大”，勉励她“多读书，多思考，做独立自主的时代新女性”。王会悟与好友们分享着陈独秀先生来信的喜悦，姐妹们更坚定了做一个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时代新女性的决心，也增强了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奋斗的信心！

　　后来，王会悟几位要好的姐妹们成为我国最早一批男女同校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的女界精英，并分别在教育、外交、慈善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王会悟则走上了一条与她们迥然不同的道路。

五、破除封建礼教面临抓捕，来到上海初识陈独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践踏中国主权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很快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备受鼓舞的王会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的洪流中。她与湖郡女校的一些进步学生与湖州地区省立第三中学等七所学校的男女学生一起开展罢课游行和抵制日货等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王会悟率先剪了短发，并常常到周边的乡下，宣传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她鼓动女孩子不要缠小脚，见到农村中的买卖婚姻，包括穷人家的姑娘被强迫当童养媳之类的事情，她也要去管。王会悟的正义行动惹恼了当地的保守势力，也引起了校方的不满，就在毕业前夕，家乡传来了当局要抓捕她的消息。家回不去，学校又难以立足，她该往哪儿去呢？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王会悟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在湖郡女校这所培养上层社会淑女的学校读书了。她认识到，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千金小姐，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但她们的人生追求和目标只着眼于小家，而没有放眼于大家，她们吃不了苦，一遇到困难和阻碍就容易退缩。王会悟认为，中国妇女要赢得独立和解放，光靠报刊上的几篇文章或在一些小乡镇进行宣传所起作用毕竟有限，只有到对全国有影响的大都市去，并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实践中，才能唤醒更广大妇女的民主思想和觉悟，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于是，她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写信，表示自己准备到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云集的上海探寻女子独立解放的道路，为实现妇女的独立和民主权利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离浙赴沪，是王会悟人生新的篇章的转折点。

　　一到上海，王会悟便去商务印书馆找沈雁冰落实谋职之事。沈雁冰的同事还误认为长相标致的王会悟是这位文坛之秀的女朋友，并拿他打趣。后来，才知道漂亮的王会悟竟是比他小两岁的表姑！

　　沈雁冰在接到王会悟拟到上海求职的信后，便四处打听适合王会悟做的工作。

　　很快，他得知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想找一位聪明伶俐、英文很好、有写作能力，有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目标的新知识女性做秘书。恰好与徐宗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副会长李果因病去世，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工作正缺人手。

　　在沈雁冰的陪同下，王会悟来到徐宗汉家，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女革命者。眼前这位四十几岁的中年女人雍容华贵，仪态大方，一脸慈祥。王会悟早就听说过徐宗汉与辛亥革命的先驱和领袖黄兴相识、相知、相恋，最后结为伴侣的爱情佳话。如今，这位自己十分敬仰的女人就坐在面前，而且自己将要担任她的秘书，同她一起工作、生活，这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一件事啊！

　　王会悟经过湖郡女校的专业培养，各方面的素质明显提高。她中文功底深厚，又会英语，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即使在当时的大上海，这样的女青年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徐宗汉见到她之后，感到非常满意。徐宗汉将她留在身边当秘书，让她参与协助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工作，并让她住在自己的家里。徐宗汉经常邀请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前往博文女校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培养的演讲会。

　　在协助会长徐宗汉开展活动的过程中，王会悟的能力得以迅速提升，并很快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其中有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当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这位比王会悟大10岁的知识女性，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她对聪慧热情的王会悟一见如故，很快与王会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王会悟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幸拜会仰慕已久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引领她和无数青年人向民主和科学靠拢，向封建思想宣战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就设在离博文女校不远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和家人的寓所里。当时陈独秀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初次见面，陈独秀高瞻远瞩的眼界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令王会悟敬佩不已，而王会悟对新文化的理解和对新思想的渴望也让陈独秀刮目相看。王会悟很快成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

六、志同道合 喜结连理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维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他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

　　为了创办党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邀请了一位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学者，住在一楼编辑部隔壁的房间里，秘密从事相关著作和文章的写作。原来，他就是王会悟前些日子在学联见到过的李达。在接触中，王会悟逐渐了解到，李达1890年出身于湖南零陵县（今永州市）一个佃农家庭，他从小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强，村里人人夸他是个“神童”。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先后两次留学日本。在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后，他弃理从文，师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家河上肇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连续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鹤”为笔名发表了多篇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国内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担任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王会悟没想到这位令学联青年们崇拜的青年学者是陈独秀正在筹建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

　　知道了老渔阳里2号的秘密之后，王会悟对进出这里的人更加充满了敬意。当她得知李达的工作十分繁重，亟需一位有觉悟、文笔好，又懂英文的助手时，便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这令陈独秀欣喜不已。

　　为了方便王会悟的工作，陈独秀叮嘱夫人高君曼把王会悟接到了老渔阳里2号居住。王会悟便就近帮助李达誊抄稿件、校对刊印。直到这时，她才知道陈独秀正在发起组建的这个政党叫中国共产党，而她协助李达日以继夜编辑的这份刊物，名字就叫《共产党》。

　　1920年11月7日，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正式创刊。该刊16开本，每期约50页，最高发行量曾达5000份。这份秘密出版发行的刊物，除了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外，还刊登了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为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当时正在湖南长沙主持俄罗斯研究会的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欣喜地称赞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多次将其中的一些文章推荐转载在长沙的《大公报》上。

　　李达作为《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兼《新青年》的编辑，既要编辑杂志，又要撰写文章，为此常常通宵达旦。由于抢时间，字迹往往比较潦草，为便于刊印出版，王会悟便主动帮助李达将那一堆凌乱的字迹变成娟秀的小楷，并在生活上对他给予照顾。

　　此时的王会悟，在协助李达编辑稿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尤其对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张深表赞同。她主动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党的事业中。作为李达的助手，王会悟为李达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学识所折服，打动了她的芳心；而王会悟的眉清目秀、知书达理和作为新女性的革命热情也使李达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之情。朝夕相处中，两人的思想越来越近，感情日渐升华。

　　据王会悟的一位晚辈亲戚孔海珠回忆，她于1990年至1991年两次赴京，拜会过王会悟两次，承蒙老人家的邀请，在她家小住数日，聆听她的往事。一个是湖南永州人氏，一个是浙江乌镇人氏，怎样克服语言障碍谈恋爱呢？孔海珠颇有些冒昧地向王会悟提出这个问题。王会悟并不反感，她毫不避讳向这个晚辈谈了自己的恋爱史。她说：

　　“我们起初是从笔谈开始的。李达愿意找我这样的人，他拼命地拉我去干革命，就是一点不通，语言不通。他一口湖南话，根本听不懂，我还可以讲些官话，于是开始我们用笔交谈，人家都说我们在写情书。后来高君曼告诉陈独秀，说李达和王会悟两个在笔谈恋爱，还说李达现在是独身，身边也需要个帮手。陈独秀和高君曼从中又作了些撮合工作。”

　　李达与王会悟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常带上几个牛舌饼，依偎在淞沪炮台边，眺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和江面上往来的船只。李达经常向王会悟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和组建共产党的道理。有一次，李达对王会悟说：“现在中国首要的事情是要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真正搞起革命来。”

　　1921年4月，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情侣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举行婚礼，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是他们的证婚人。婚礼很简朴，只办了一桌酒席，仅仅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好友，新房就设在《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并没有沉迷于二人世界的缠绵缱绻，而是以更高的热情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之中。

七、积极协助李达落实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代表们的食宿安排及会议安保工作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8月上旬，陈独秀和李汉俊等在上海率先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李汉俊立即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委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8月中下旬，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负总责。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的。

　　广州、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则是于1921年春成立的。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陈独秀指导施存统、周佛海于1921年4月在东京建立旅日华人中的党组织；委托张申府于1921年3、4月间在旅法的华人中建立了党组织。

　　1921年6月中旬前后，李达通过书信征得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意，于7月中下旬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随后，他便在李汉俊的积极协助下紧张地忙碌起来：寄发会议通知，拟定日程安排、起草会议文件等等。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每位代表寄去路费100元，回去再给50元，经费是由马林带来的。

　　鉴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是在极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李达考虑必须找一位既可靠且精明能干的人来承担会务安排和安保工作。经过反复比较斟酌，李达认为自己的夫人王会悟可堪此重任。

　　1921年7月初的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在7月下旬开个会，上海你熟悉，会务方面就由你负责吧。”

　　王会悟接到这个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在了解了会议的规模及大致的会期之后，便调动起她的社会关系迅速落实开会地点及代表们的住处等事项。

　　开会的地点事关重大。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感觉都不理想，其中包括中华妇女联合会会址，她考虑这里人来人往，不便保密。后来，她想到了李汉俊的家。

　　“你是怎么想到我这里的？”李汉俊微笑着问前来与他商量开会地址的王会悟。

　　“借你哥哥的牌子嘛！”王会悟风趣地答道。由于李达与李汉俊关系密切，王会悟与李汉俊也是老相识，因此彼此说话毫不拘束。

　　李汉俊当时寄居在法租界一栋石库门的洋房里。房子的主人是他的胞兄李书城。李书城（1882—1965）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颇有名望的同盟会元老，他当时不在家，携家眷到外地避暑去了。

　　李汉俊欣然应允。

　　之所以选择在李书城的家里开会，王会悟主要考虑了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地处法租界，而李书城又是国民党的元老，因此其寓所不易被外界袭扰；二是李书城是李汉俊的胞兄，李汉俊可以作主，并配合做好会议筹备工作，况且他本人又是会议的出席者兼筹备者。

　　这两个条件叠加，王会悟认为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经李达“拍板”，会址就这样定下来。

　　接下来就是代表们住在何处？由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住宿的选择让王会悟颇费了一番脑筋，因多数代表住在一起，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代表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经过比较，王会悟最终选定了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7月中旬学校已开始放暑假，教室闲着。博文女校是一栋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楼房，典雅大方，房间里面红漆地板，全校不过百把个学生。王会悟经考察后认为这个地方不错，因为师生离校易于保密。于是她找到校长黄绍兰说：“有个学术团体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住宿一下。”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她知道王会悟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彼此也比较熟，因此便爽快地答应了，她递给王会悟一本“捐册”。

　　一大结束之后，王会悟来到学校捐了20元，作为房租。

　　学校没有床铺，王会悟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好在时值盛夏，芦席做褥倒也凉爽惬意。

　　此外，王会悟还安排了一个可靠的厨师为代表们做饭并兼门卫。

　　李达和李汉俊对选择距李公馆仅200米之遥的博文女校作为代表们下榻的地方都非常满意。

　　进入1921年7月下旬，博文女校因为一些操着天南地北口音和教师学生模样的客人入住而显得热闹起来。他们自称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成员。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各地早期党组织委派来沪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分别为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受陈独秀委派来参加会议的包惠僧。

　　其中，张国焘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六月份便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商议会议筹备之事，因此，他除博文女校外在上海另有住处。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均住在上海各自家中。广东代表陈公博借开会之机携新婚妻子李励庄顺道度蜜月，所以没有选择和代表们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大东旅社。因此，常住在博文女校的代表共9人。

　　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个习惯，喜欢一个人在屋子里走走想想，思考问题。有时因为想得入神，以至于其他代表与他打招呼，他都没有反应，大家笑称他是个“书呆子”。

　　7月21日，先期抵达博文女校的代表坐在一起商量，一致认为第二天应先开个预备会，讨论并确定开会的具体事宜。22日，部分代表在博文女校楼上开了一次碰头会，王会悟和李达也来到了学校。会上决定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年龄最小，但英文极好的刘仁静以及李汉俊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

　　多年以后，有关这次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其他许多细节，参会的代表都记不很清楚了。但他们对博文女校和负责接待的王会悟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房。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房子内商议开会的事情，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面。”

　　1936年，留驻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在苏联《共产国际》杂志上用俄文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

　　他是这样描述一大代表入住博文女校情况的：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来了9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早期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在全国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上。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9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成员。而那位“熟人”正是安排代表住宿的王会悟。

　　关于“旅行团”，陈潭秋写道：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建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9个临时寓客”，即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随后便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八、李达王会悟夫妇的新寓所：党中央办公地及重要联络点、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中共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向广东省长陈炯明请辞，准备回上海主持中央局的工作。组织主任张国焘在成都北路上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而宣传主任李达则与妻子王会悟搬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出于安全和方便的考虑，王会悟在位于《新青年》编辑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间的公共租界内，找到了一片幽深曲折的弄堂，从法租界巡捕的手里租了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即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这是王会悟人生中一段最幸福的时光。不仅因为她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还因为23岁的她刚刚怀上了与李达的第一个孩子。这个浑身充满了活力的女人没有按照母亲的意愿回到乌镇娘家去休养，而是选择留在丈夫身边继续与他并肩作战。王会悟在法租界长浜路上的一家木器铺租了几件像样的家具，又从附近的花鸟市场买回了两盆月季花。在女主人的精心布置下，小小的房间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寓所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所在地！

　　1958年12月，王会悟回忆道：“起初，亭子间本是姨娘（保姆）睡的地方，为了党工作慎重起见，我家就不雇姨娘了。”“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当桌子用，李达在亭子间写文件，楼下柴垛里是藏秘密文件的地方”。

　　由于李达任中央局宣传主任，因而当时党内许多重要文件都是由李达夫妇保管。陈独秀、张国焘两位中央局领导都是到这里来批阅文件，处理政务，所以李达夫妇的住所是当时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点或办公地点。

　　每当家里有党内的同志前来找李达议事，王会悟就在后门外的弄堂里佯装散步，给他们放哨。而没有访客的时候，她就坐在二楼的书桌旁，协助李达编辑书稿。因为在他们搬进新居没多久，李达就在这间寓所里秘密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准备出版一批马列主义的丛书。这些书籍基本上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的外国译著，审稿和编辑的工作十分繁重。除了帮李达誊抄译文，校对书稿外，王会悟还承担了外出排版印刷的任务。为了避免租界和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他们将这些革命书籍冠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夫妻俩在寓所的亭子间将印好的书籍包扎成捆，再由王会悟寄往全国各地。就这样，王会悟拖着怀孕的身体，冒着被捕的危险，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协助李达秘密编辑出版了15种革命理论书籍。这些经典著作成为当时大部分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和教科书，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切，只是王会悟当时工作的一部分，她的肩上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开展党的妇女工作。

九、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一）创办平民女校，为培养妇女人才而奔忙

　　早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其成员们便形成一种共识：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秘密庆祝三八妇女节。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无法公开宣传党关于妇女运动的主张。随着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展开，女工参与罢工的热情日渐高涨，但领导妇女运动的干部却十分缺乏。

　　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尚在广州还未回沪主持中央局工作的陈独秀便和李达商议，想在上海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一个半工半读性质的女校，由李达任校长，王会悟任校务主任。该校应广泛吸收有觉悟的女性，为开展党的妇运工作培养人才，集聚力量，同时也可安置各地来沪的党员家属。陈独秀还建议，利用王会悟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的便利，促进这个进步的妇女团体改造提升，为党开展妇女工作开辟一个公开的渠道。

　　在王会悟的影响下，原本致力于发动知识女性改良社会的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劳动妇女。1921年9月1日，上海女界联合会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从教育、家庭、政治、经济、就业、人权等方面提出了女子要求解放的十大纲领，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

　　根据党的委托，王会悟找到徐宗汉，对她说：“陈独秀、李达他们为了提高妇女的觉悟，想办个学校，打算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徐宗汉是位受过教育、思想进步、性格开朗的女子，听后连连说好，并慷慨地捐献了部分桌椅。

　　对于创办这个平民女校，王会悟有着特殊的热情。因为出身平民的她，从小就体会过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委屈，也感受过因贫困而辍学的悲伤。尽管后来的湖郡女校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那毕竟是为少数贵族女子开办的学校。而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那些裹了小脚，做了童养媳的女子。只有让这些平民女子也能平等地接受教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妇女解放。可办学校首先要有场所，在建党初期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上哪儿去找既便宜又合适的房子呢？经过一番寻觅和比较，王会悟最终把目光落在了自家寓所后门斜对面的两楼两底的住宅，这是她不久前用李达的稿费租下来，专门给外地来上海取经的同志及家属安排住宿和生活用的。如果把这里改造成学校，不仅可以节省党的经费，也便于她和李达就近管理和领导学校的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达和陈独秀的赞同，三人商议后决定马上着手展开平民女校的筹建工作。

　　该校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多由李达筹划，编班、聘请教员等大量教务及行政管理工作则主要由王会悟协助办理。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22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女子学校---平民女校在辅德里632号正式开学了。

　　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为《妇女声》平民女校特刊号所写的《平民教育》一文中祝贺说：“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李达、沈泽民、邵力子也分别撰写了《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这不是慈善事业呢》、《平民女学底前途》的文章，庆祝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学校的诞生。

　　前来就读的三十多名学员，大多是经过各地党团员介绍而来。正如当初王会悟设想的那样，有来自农村年长失学的家庭妇女；有从小被送给人家的童养媳；有来自城市寻求革命真理的女学生；还有为反抗包办婚姻愤而离家的富家小姐。年龄上参差不齐，小的17岁，大的23岁。

　　根据她们文化程度的不同，学校分设了高级、初级两个班。高级班专收受过中等教育，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并准备投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者，有王会悟、王剑虹、王一知、丁玲、高君曼、薛正源、王醒瑞、傅戎丸、黄学衡、王苏群等；初级班专收年长失学或因经济困难无法入学者、外地来沪的党务工作者家属以及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离家之女子，如钱希钧、王淑英、卢亮、张怀德等。

　　平民女校的教学内容很丰富。王会悟在《妇女声》第六期《入平民女学上课一星期之感想》一文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高级班教员上课的情况：

　　“各教师所选的课本，都是适应新思潮，又合于平民的。国文教员邵力子先生，他所选的国文是从现今报纸上，杂志上，小说上所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一类文字，和那贵族女学所授的什么节妇传，什么太史公牛马走的文章，真有天上人间之别了。作文教员陈望道先生，他的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他第一教我们作文法。他说，先前的作文是重文字，现在的作文是重意义的。他的讲解亦非常透彻。英文教员是沈泽民、沈雁冰、安立斯三先生。泽民先生教我们读本，雁冰先生教我们文法…数学教员是李达先生，教授法也极好。经济学教员是李希贤先生，教育学教员是范寿康先生，理化教员是周昌寿先生，这三位先生是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社会学教员是陈独秀先生，讲得非常明了。此外，还有两小时的讲演，是本校教员轮流讲演，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女学是没有的，也可以说是平民女学的特点了。”

　　除陈独秀、李达亲自任教外，按照中央局指示，许多从苏联回国或各地到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负责同志，凡是在上海需短期停留的，都要到平民女校做报告或讲演。如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等都曾给学生们做过报告。有的讲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有的讲中国必须革私有制的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有的讲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工人为何要团结等。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从苏联回国的同志介绍苏联的见闻。这些演讲都起到阐发革命道理，启发学生阶级觉悟的作用。

　　为弥补学校经费不足，解决财力不济学生的学费问题，这所学校还设了一个工作部，组织大家半工半读，用做工的收入来维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王会悟担任了工作部主任一职。

　　在回忆如何发挥大家的特长时王会悟说：

　　“楼下客堂是工作场，场内有三部手摇洋袜机，有各种手工生产小组。我当毛线钩结组传授人，高级班学员秦德君会手摇洋袜，她就当了手摇洋袜组传授人。初级班张怀德同志有缝衣、剪花、做鞋的技能，她当缝衣做鞋的传授人。”成衣组代客裁做一般衣裤；编织组编织出的袜子、桌布和围巾等均由专人拿到市面上销售。

　　这种全体学员不分阶层，平等互助，以工养读的方式，比王会悟当初在湖郡女校独自一人半工半读的做法更加理想，也是她梦寐以求的办学模式。尽管因为经费困难，学校的基础设施十分简陋，尽管自己有孕在身行动不便，但王会悟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千方百计地解决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

　　因陋就简，一物多用，是王会悟当年办学的一大特色。

　　王会悟回忆说：“校内工具工作台、床铺板和书架等都是逐步从旧货摊上收购添置的，新旧大小不一。前后厢房内的床铺板，长条桌、小方桌等等，白天作为初级班学习的课桌，工作时作为裁熨烫等工作台，吃饭时又作为饭桌，晚上学员用来睡觉。就是灶间和晒台，也是有计划地利用的。在晒台一角，隔一小室放三个便桶作为厕所，其余地方晒衣服。灶间隔成大小两间，大间给一位带着一岁和三岁两个孩子的张姓学员做卧室，小的那间安放炉子烧饭。”

　　令王会悟感动的是，经过她在《妇女声》报上的宣传和呼吁，上海平民女校得到了很多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专门给他们捐赠了一批课桌椅，不少上海文化界知名的编辑、学者纷纷前来给高级班的学员义务授课。他们除了用新颖独特的方法讲授各科知识外，还对学员们宣讲有关妇女解放的内容。而一些在上海活动的年轻党团员，也常常义务来学校帮忙，为初级班的学员上课。面对社会各界的支持，王会悟更加充满了信心。她与好姐妹高君曼一起，既当高级班的学员，又当初级班的教员。身为校务主任的她，不仅要负责联系老师，安排课程，还要兼顾学员的生活指导和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还成了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因学校公开，外地有人来找党中央，便先到平民女校去，如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就是到平民女校联络的，党内有些会议也在学校召开。

　　1922年初秋，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带着出世才几个月的大女儿李心田随之同行，平民女校交由蔡和森和向警予办理。由于种种原因，几个月后，学校便停办了。平民女校存在的时间虽仅一年，但却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如初级班的钱希钧（毛泽民夫人），高级班的丁玲（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王剑虹（瞿秋白夫人）、王一知（张太雷夫人）等。

　　二）《妇女声》：妇女解放的第一只号角

　　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上海创刊，该刊由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主持，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筹备、创办、编辑工作主要是由王会悟和王剑虹负责的。

　　《妇女声》主张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取得自由社会的生存权和劳动权。《妇女声》重点探讨有关妇女解放的重大问题，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宣传男女平等，主张女性作为人类社会一份子，应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运动，一样有应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鼓励妇女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号召女工进行争取和男工“同工同酬”的经济斗争，并且要和男工联合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

　　李达、王会悟、王剑虹等参与编辑，辟有评论、译述、诗歌、通讯、杂感、谈话等栏目，以白话文为主，并用新式标点。

　　王会悟为办好这张报纸花费了大量心血，常常废寝忘食。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最多的一期达到四篇。王会悟在《妇女声》上连续发表了《本年世界妇女运动概况》、《介绍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以及《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当时，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对办好这张报纸十分关心。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等都曾为该刊撰稿。党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更是经常过问《妇女声》的编辑发行情况，一有空就帮助改稿子，校清样。

　　《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刊出了10期，但作为党领导下的第一家妇女刊物，对传播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引导、团结广大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妇女反抗封建礼教，砸碎封建枷锁，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用勇敢和智慧再次保障中共二大顺利召开

　　时光如梭，在党的一大召开一年后的7月，上海又是一片炎热气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弄堂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和王会悟的寓所，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代表又欢聚一堂，秘密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明年七月”召开。至于会议地点，中央考虑：“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摩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张国焘：《我的回忆》）于是，中共中央委托陈独秀、张国焘借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考察广州的政治形势，以决定党的二大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到1922年5月中旬，“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张国焘：《我的回忆》）

　　按照建党初期党组织开会的惯例，会议一般都是在党组织成员家中召开。鉴于一大开会的变故，原来的开会地点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肯定是不行了。虽然上次的会议因撤退及时，没有被巡捕房抓住把柄，但也一定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陈独秀家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本来也应是一个不错的场所，但他家里被搜出《新青年》杂志，而陈独秀被捕等事件发生后，他家也必然处在法租界的严密监视之下。还有一处为张国焘处所在的北成都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但1922年1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援和领导罢工斗争，尤其是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还派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赴香港慰问罢工的海员。这些活动使英租界当局觉察到一个组织性很强的罢工司令部就设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内。英租界当局十分恐惧，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6月以“扰乱治安”等罪名逮捕了被工人誉为工运“健将”和“先锋”的李启汉，之后开始对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更为严密的监控。

　　比较下来，就剩下身为中央局成员的李达与王会悟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家了。这是中共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点。辅德里始建于20世纪初，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一排排的石库门房子完全是统一的样式，就连墙壁也是用一样的青红砖相间砌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辨出是哪家，而且各家都有前后门，出入不引人注意，比较安全。小弄小巷，四通八达，方便疏散隐蔽。李达寓所本身就是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后门就是党的第一个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万一发生情况也便于立刻疏散。不远处即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党团机关，也方便召开小组会议，加之李达寓所当时属英美公共租界管辖，公共租界相对不愿多管中国人的事情，军阀当局也不便公开到公共租界进行行动，所以比较安全。综合考虑后，中共中央最终确定党的二大在霞飞路以北的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家里召开。

　　临近开会的日子，代表们从全国各地纷纷赶来，齐聚李达和王会悟家中。因为李达有时还有其他事情忙不开，王会悟便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李心田（小名“小数点”）招呼大家。来开会的代表看到这个粉嫩可爱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开玩笑说：“现在我们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了！”有时候王会悟需要把代表带领到入住的旅店，又担心女儿看不到她会哭闹，索性抱着女儿出入。代表们见此情景都对王会悟为党的事业的奉献精神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情。

　　有时，代表们会替换着抱着‘小数点’，哄着她玩，对着她唱歌。王会悟听到他们唱的歌非常好听，自己从来都没听过，便问他们是什么歌曲？他们告诉王会悟，这是他们在去莫斯科开会的时候学会的《国际歌》。看到王会悟这么感兴趣，几个会唱的同志便在空闲之余教王会悟唱。大会开始的前一天，李达听到王尽美、张国焘在哼唱一首歌，他觉得很好听，接下来的时间里也时常听到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哼唱同一首歌曲，好奇的李达实在按捺不住，便问王尽美：“你们这几天一直哼唱的是什么歌曲？怎么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啊？”其他几个青年听到这样的问话马上拥上来说：“这是《国际歌》啊！你们国内的这些党员俨然就是个学者样，这么流行的歌曲都没听过，以后干脆就叫‘学究派’吧。”大家听后哄堂而笑。还有的代表调侃说：“李达，你的女儿‘小数点’要是会说话啊，现在都会唱《国际歌》了，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呢。”从这以后，只要有空闲时间，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就教不会唱《国际歌》的同志唱《国际歌》，直到大家可以一起唱了为止。

　　经过一番准备，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即李达和王会悟的住所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计12名。

　　这些代表是：中央局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尚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吃一堑，长一智，党的二大鉴于当时上海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吸取了一大遭受侵袭的教训，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会议为主，全体会议的次数尽量减少。小组的讨论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部分上海的党员也可以参加小组讨论。召开全体会议时，每次都要变换地址，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动当局的注意。

　　每次在自己的寓所开会时，王会悟便抱着襁褓中“小数点”在寓所后门的弄堂里佯装乘凉给大会“放哨”,承担警戒工作。

　　为确保大会能安全地进行，只要稍有异样，王会悟便通知大家做好掩饰工作。有一次在李达家举行全体会议时，王会悟像往常一样在楼下，一边哄着女儿入睡，一边警惕地关注着往来的行人。突然，一个衣着整洁，头戴礼帽的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向王会悟家所在方向走来，并且还不时地四处张望。王会悟看到此情景，心里一阵发紧，思索着莫非又像一大开会时一样被暗探发现了？但细看此人衣着打扮，又与暗探略有不同，四处张望的眼神也不像暗探那样锐利。可是为了安全起见，王会悟还是疾步走到楼上对大家说：“外面有个陌生人在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但看着不像是暗探，不过大家还是把手中的资料藏起来，避免意外发生”。随即自己赶紧下楼做进一步的观察。刚坐下来，便见到那个看起来彬彬有礼的男子向自己走来。王会悟心里怦怦直跳，但她故作沉着地用小扇子给女儿扇着风。来人走到王会悟跟前，深鞠一躬后，开口问王会悟：“这位女士，请问某某人是住在这里吗？或者说就是这个附近。我是他们的亲戚，按着地址找来，但由于我不是上海人，对这里如此相似的弄堂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劳烦女士帮我指点下吧。”

　　王会悟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细细观察来人。她发现，这个人比较有礼貌，说话谈吐文雅，看似也是留过洋的有知识的人。而他所问的这个人也确实就住在附近。王会悟平时带女儿出来散步时也会偶尔遇到，也听他们说起过他们有个亲戚最近要来上海看望他们。这样一想王会悟确定了来人不是暗探，她很仔细地对来人讲了他将要去的那户人家的方向和位置。待那人十分感激地离开后，王会悟再次快步上楼告诉代表们刚才是虚惊一场，那个人确实是来找亲戚的。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大家说：“刚才耽误大家开会了。”听到她这样说，大家都十分诚恳地说：“会悟同志，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们都知道你是为大家的安全，为大会能顺利进行着想。这也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你考虑得这样周全，我们十分感激才对。”

　　听到大家的鼓励，王会悟内心十分感动，她稍微叮嘱大家应注意的事项之后，又继续下楼“放哨”了。幸好，接下来的几次会议都安然无事，大会顺利闭幕。

　　1960年王会悟回忆道：“当时党给我的任务是服务工作和放哨工作，据我的回忆，他们就在前楼开的会，也未正式布置什么会场，不过加几张凳子而已，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看着代表们如此忘我地谋划着党的前途，王会悟满心欢喜。

　　党的二大共召开的三次全体会议均由陈独秀主持。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它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大会不仅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此外，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

　　在中共二大召开期间，王会悟是以房主人的身份，担任会务服务及安全保卫工作，她再次为保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二大期间，李达被指定为教育问题组与妇女问题组的召集人。会上，他表示：“觉得马列主义理论仍须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自己“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张国焘回忆道：“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党的二大之后，李达便离开了中央。他曾对王会悟讲：“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能用笔杆子来作战。目前最大的任务之一是需要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介绍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夺取政权的榜样。”

　　他还常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在湖南有言有为，好！对，我必须要握紧这笔杆子，专为劳动人民效力。”

　　党的二大后，王会悟也渐渐退出了上海平民女校的教务工作及《妇女声》的编辑工作。

　　1959年，李达与王会悟当年的寓所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及“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二大会址修复，建立纪念馆并于次年对外开放。2003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5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3年3月5日，又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截至2021年4月，该纪念馆展陈提升顺利完成。

十一、应毛泽东之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担任学长，王会悟带着大女儿李心田陪同前往

　　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与何叔衡、易礼容等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的旧址创办了以培养革命干部为宗旨的湖南自修大学。李维汉、夏曦、夏明翰等均曾在校任教。船山学校旧址房舍始建于清光绪初年，为单层三进四合院，砖木结构，山字墙，小青瓦屋面，朱漆门窗，方砖铺地，坐北朝南。该校取古代书院及现代学校二者之长，以自修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造就人才。1922年9月附设了补习学校和初中班，吸收工农青年学校文化和革命理论。郭亮、罗学赞、陈佑魁和姜梦周等许多党团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这里也成为当时党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公开的活动场所。

　　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毛泽东，一直希望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来自修大学主持教务。当他得知李达在1922年中共二大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的消息后，马上提笔写信，向他发出了邀请。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对中国革命的热忱，不仅让李达为之振奋，也深深打动了王会悟的心。尽管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尽管长沙远离自己的家乡，王会悟还是决定与丈夫一起去湖南，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李达在1949年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来信，说他们在长沙组织了一所自修大学，要我去做学长。”

　　王会悟回忆说“李达看到我非常高兴，便向我做工作，劝我到湖南去。”

　　1922年12月21日，李达与王会悟带着半岁多的女儿李心田一路奔波，从上海来到长沙，受到了自修大学学员们的热烈欢迎。欣喜万分的毛泽东立即在长沙最有影响《大公报》上刊登启事，表达热烈欢迎之意，并用耐人寻味的措辞招收有识之士前来就读。

　　到达长沙后，毛泽东把李达和王会悟一家三口接到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边自家的院子里，与他和杨开慧相邻而居。当时的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妻子杨开慧则是区委负责保管和传送秘密文件的机要员和交通员。这座位于长沙城外郊区的农家小院，就和当初李达和王会悟在上海辅德里的寓所一样，既是毛泽东、杨开慧的家，也是湖南党的秘密机关所在地。

　　毛泽东向杨开慧介绍王会悟：“这就是王会悟，当时一大召开的时候那么危险，如果不是她，我们可能都已经被逮捕了，也是她提出了转移到南湖继续开会的建议，一大才能够顺利闭幕啊。”说完，他又对王会悟说：“你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续会的时候敢跟着代表们一起到南湖这个地方去开会。”大家都笑了起来。

　　杨开慧对王会悟以“嫂子”相称，她十分欢喜地拉着王会悟的手说：“以后就有人和我一起作伴了。”

　　王会悟与杨开慧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杨开慧性格温婉，不善言辞，王会悟却是性格豪爽，直言快语。两个性格相差甚远姐妹却有一个共同的战斗目标，这也让她们成为了相知的好友。

　　她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拉家常，说说自己的丈夫和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她们都为自己的丈夫而感到骄傲，对未来更是充满了憧憬。

　　当时正赶上杨开慧两个月前刚刚生下了毛岸英（1922.10.24—1950.11.25）。心灵手巧的王会悟，不仅热心地向杨开慧这位年轻的妈妈介绍育儿经验，还亲自动手给婴儿做衣服。为了方便孩子换尿布及解大小便，王会悟把衣服都做得前短后长，毛泽东见后幽默地对王会悟说：“你这件衣服也是革命嘛！”

　　当时还有个笑话，初到清水塘，王会悟不知道当地水很缺，饮用水和日常用水是分开的，便用水缸里的水洗了尿布。当晚毛泽东、李达从学校回来，毛泽东要去烧水泡茶，发现水没了，问杨开慧，她也不知道，还以为今天忘了打水。王会悟在旁边听到了，才知道自己误用了饮用水。她十分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水缸里的水被她洗尿布了，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说：“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我们的人民都能用上自来水，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

　　一次晚饭后，大家一边哄着小数点和当时刚出生不久的毛岸英玩，一边聊天。说起小孩子的名字，毛泽东、杨开慧都觉得小数点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形象，也很雅致。毛泽东说：“‘小数点’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我们的孩子是因爱而生的，就叫‘爱因’，取谐音叫作‘岸英’吧。”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形象，拍手赞成，毛岸英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

　　毛泽东知道王会悟是浙江乌镇人，还问她：“我们湖南菜辣椒放得多，你吃得惯么？你到湖南后打算做么子？听李维汉同志说，你的英文很好，就留在这里教书吧！” 得知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缺少英文教员，于是王会悟便到该校任教。

　　湖南自修大学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知识的学习与传播，研讨经典著作，帮助青年师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有志青年探索国家前途、拯救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1923年3月，在校师生共30多名，包括毛泽东、贺民范、何叔衡、李达、王会悟、李维汉、夏明翰、毛泽民、夏曦、杨开慧、姜梦周等。

　　李达就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后，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共同担负起培养党的干部、研讨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的使命。为维持生活，王会悟凭借扎实的英文基础在补习学校任英文教员。为了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及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她同时也是湖南自修大学的一名学生。每次有知名的教授及名人来大学里授课，她都尽力安排好工作及其他一些杂事，一课不落地听讲。她每次记的笔记及课后作业李达见后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闲时，王会悟还会帮助没有带孩子经验的杨开慧照顾刚刚出生几个月的毛岸英，而“小数点”也很喜欢这位和蔼可亲的杨妈妈。湿冷的冬天来临，王会悟便帮杨开慧做好小孩子的棉衣，也会把“小数点”的衣服给小岸英穿。她们也会互相探讨自修大学里教授留下的作业，会就课堂上听到的某一问题相互交流。

　　王会悟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回忆：“湖南的革命精神与上海迥异，自修大学中许多革命青年精神饱满，生活朴素，做着为工为农及宣传出版等各种革命事业，从清早到晚上十二点，人人守制度，个个在忙碌。这种情景使我感动之至，内心说，这才真正叫干无产阶级革命工作啊！”

　　可以说，作为当时全国范围内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骨干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在干部及青年教育思想与实践领域的典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和青年骨干培养的先河，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与李达》的作者唐春元说：毛泽东与李达和王会悟相识是在一大上，相知是在清水塘。在一大上，毛泽东就知道当年在敌人眼皮底子下开会，王会悟将会场和住宿的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她印象就很好。后来在清水塘这一段，毛泽东觉得王会悟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做得比较好的。特别是她革命热情很高，主动要求去担任英文教师，因此对王会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更加敬重她了。

　　1923年4月，毛泽东奉命离开长沙，到上海中共中央任职。毛泽东与李达王会悟夫妇在清水塘朝夕相处五个月的时光，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彼此人生中一段珍贵的回忆。后来何叔衡曾说过，王会悟听说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牺牲了，难过得泣不成声。

十二、李达脱党后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论述唯物史观的《现代社会学》，王会悟独自挑起照顾一家五口的重担

　　1923年暑期，李达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际需要，但是怎样合作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合作是需要商谈的。陈独秀考虑到当时中国的革命条件和时机均不成熟，主张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全心全意做国民革命，等到将来条件和时机成熟以后，再做社会革命。

　　李达则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本身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

　　陈独秀和李达都是个性极强的人，两个人的意见存在分歧，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互不相让。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而李达则认为陈独秀“拍桌子、打茶碗”像草莽，又有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霸道作风。他对王会悟叹道：“像陈独秀这样草莽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们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所以我一气之下，拂袖而走。”

　　王会悟安慰道：“你也不要不开心了。仲甫人还是不错的，就是脾气大了些。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你也有书生意气呀，怎能一言不合就拍屁股走人呢？不过吵过也就算了，别再置气了，还是想想今后有什么打算吧？”听了妻子的耐心宽慰，李达烦躁的心情稍有平静，觉得妻子说得对，也许自己的书生意气确实有点重，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的确不够冷静。但既然已和仲甫闹翻了，他也不想再去作沟通，所以他对妻子说：“我虽然不再参加共产党的工作了，但我想做理论研究，静下心来专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不用分心了。”

　　“嗯，这样也好，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对党也是极有帮助的，况且这也是你的特长，我支持你！你写文章、著述，我帮你整理、校对、誊抄。”

　　李达握着王会悟的手，深情地说：“会悟，真是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感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

　　1923年至1926年这一段时期 李达先后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法政专科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任教，讲授唯物史观。他集中精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边教学，边研究。王会悟则帮他整理、誊抄书稿，默默地做好他的助手。1926年6月，李达将这一时期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形成他的第一部专著《现代社会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现代社会学》是一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专著，也是建党早期传播规模较广、影响较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全书从“社会学之性质”、“社会之本质”到“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社会之将来”等，分18章。这本书后来再版了14次，在当时流传很广，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解放后，贺龙元帅见到李达时，还提起这本书的事。他紧紧地握住李达的手说：“你的《现代社会学》写得好啊！我当时也得到了一本呢！”

　　这一时期，李达和王会悟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24年2月，王会悟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李达十分高兴，他给孩子取名心天，别名赤球。此时的李达虽然已经脱党，但他仍心系共产主义之红色世界，特意给儿子取别名“赤球”。李心天长得酷似父亲，1948年6月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六年学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为我国医学心理学和临床神经心理学奠基人之一。1925年11月，王会悟又生了第三个孩子，这是她和李达的第二个女儿，取名心怡。李心怡后来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在林业部工作，她终身未嫁，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

　　王会悟是一个坚强、勤劳的女性，她在照顾好三个子女，当好一个母亲的同时，也努力地做一个好妻子，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尽管李达已脱离了党组织，但因为他所著《现代社会学》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特别是联系了中国革命实际，在当时的革命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国民党反动当局依然把他列为重点通缉对象。

　　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王会悟陪李达历尽艰险，几次侥幸躲过了反动派的搜捕。他们在友人许德珩的资助下，于1927年冬潜回上海，隐居在法租界一条偏僻的小弄堂里，靠着给商务印书馆做翻译维持生活。

　　为了安全起见，夫妻俩一度让孩子们改姓王，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次，为了躲避巡捕的搜查，王会悟还带着孩子们在上海大世界的最顶层呆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商家开门的时候，为了不引起怀疑，王会悟佯装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她说：“你们关门的时候，我和我的小孩还在楼上，我们一整晚出不去，只能坐在地板上。”

　　在危险而艰苦的环境里，李达的胃病和眼疾越来越严重，而王会悟不仅独自挑起了照顾一家五口的重担，还承担起对三个子女进行启蒙教育的责任。

　　在王会悟的全力支持下，李达不仅得以集中精力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于1928年冬与熊得山、邓初民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昆仑书店，编译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等革命书籍，如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李达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钱铁如译的《反杜林论》（上册），李达和钱铁如合译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相继出版，给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注入了新鲜的空气。

　　随着昆仑书店名声渐大，李达在文化界声名鹊起，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惶恐。1931年前后，国民党在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也发动了反革命围剿。国民党为了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先后颁布了《出版法》、《宣传品审查标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法令。凡属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或对国民党不满的印刷品一律查禁。同时，派大批特务袭击进步文化机关，迫害、残杀进步文化人士。

　　1931年昆仑书店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危害民国”为由查封，王会悟和李达的寓所也曾被法国巡捕搜查。

　　1930年前后，李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开始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为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联系实际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对学生循循善诱，把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所以他的课程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王会悟在李达每次去上课之前，都细心地为他准备好服装，虽然是普通的中式装束，但干净整洁，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李达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国民党十九路军进行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支援前线，而李达、王会悟则立足宣传阵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对李达讲授的内容十分恐慌，通过各种渠道引诱李达去南京教书，遭到拒绝后，便暗中指使暴徒毒打李达。

　　一次，李达到上海暨南大学给进步学生作形势报告时，特务事先得到消息来到会场，暴徒在证实李达的身份后，伸起拳头朝他的胸部、右肩和肋骨猛击。李达被打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后来被他的学生送往海格路的红十字医院，由于李达的右臂骨和右锁骨被打断，故住院治疗达七个星期之久。断臂被接上后，打上了石膏，刚出院时，只能稍许往上抬一下，尚不能过肩。李心天见父亲每天清晨拿着一根竹竿在房间里练习上举。李达曾激动地对李心天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拿起笔，要我放下武器，这办不到！我要把右手练得与好手一样。”

　　1932年2月学校搬家，校方就以这个借口把李达解聘了，这样，李达就没有了经济来源。面对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王会悟表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冷静和坚强。她顶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受伤的李达，每天帮助李达坚持功能恢复性锻炼。在王会悟的精心护理下，李达的伤势很快得以康复。

　　为了支持丈夫继续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会悟化名王啸鸥，在上海注册了一家笔耕堂书店。她采取当年人民出版社挂名出版的形式，躲过国民党的审查，秘密出版李达编译和撰写的哲学著作。笔耕堂书店实际上就在王会悟和李达的家里。为何叫王啸鸥？显而易见，王是王会悟的意思，“鸥”是相对于“鹤鸣”来讲的。那么，王会悟和李鹤鸣两个就要共同为革命理论书籍的出版来呼啸，为马克思主义鼓与呼。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李达伤愈后不久，就从上海转移到了北平任教，而王会悟为了吸引特务的视线，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暂时留在上海。

十三、毛泽东分外牵挂李达王会悟夫妇，他给易礼容写信，询问这一对老朋友的下落

　　1935年，李达的讲义《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和《社会进化史》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至1939年共印行四版。《社会学大纲》是李达的代表作，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序说、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共五篇12章42万字。它是一部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社会学大纲》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性教材。

　　为了能躲过国民党反动派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使这本书顺利出版，李达、王会悟没少花心思，如将书中的马克思写成“卡尔”，将列宁写成“伊里奇”，而本来是一本哲学著作，也巧妙地用了一个隐晦的书名：《社会学大纲》。

　　《社会学大纲》正式出版之际，正值全面抗战前夕，李达在扉页上满怀激情地题写“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又在1939年第四版序言中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险到达延安之后的毛泽东读到了由笔耕堂书店出版的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令他受益匪浅。他在书中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页码批注的字数竟然超过了原文的字数。

　　感慨于李达和王会悟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分外牵挂这对久违的老朋友，他于1936年8月给在上海从事工会工作的老友易礼容写信，询问李达夫妇二人的下落：

　　“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联系通信更好。”毛泽东的问候辗转传到北平，令李达、王会悟夫妇十分感动。

　　1937年5月，李达的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夫妻俩第一时间就想方设法把书寄往延安。酷爱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毛泽东收到此书后，手不释卷，认为这是一部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他将《社会学大纲》阅读了10遍，并在自己的《读书日记》上记录了阅读此书的进度，即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在书上写了3000多字的眉批。毛泽东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哲学研究会推荐了此书，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

　　毛泽东还在给李达的回信中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可王会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把书寄走一个多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外卢沟桥附近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举国震惊。消息传出，居住在北京宗帽胡同三条的王会悟焦急万分。因为自己的家就在北平城的西边，离卢沟桥只有15公里。而李达刚刚回湖南老家探望病重的父亲，不在北平。眼下除了三个孩子需要她照顾外，还有一批李达的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刚刚出版，需要她妥善处理。王会悟一面托人去弄离京的车票，一面找来李达的学生，帮她处理家中的进步书籍。就在她把一切收拾停当，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的时候，北平沦陷了。

　　李达和王会悟的小女儿李心怡回忆道：“走之前，我们把爸爸的好多书，包括从上海寄过来的《社会学大纲》，在我们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挖一个深坑埋起来。就在准备要走的头一天，日本人闯进了我的家。”

　　日本兵打了王会悟一巴掌，打得她脸部顿时肿起来，牙齿也出了血，要她交出李达来。由于在家里未查到什么，于是他们就用绳子将王会悟五花大绑，并在她的头上蒙住了一块黑布后押走了。见到日本兵气势汹汹的样子，李心田、李心天、李心怡三个姐弟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当时13岁的李心天晚年时回忆：“日本兵一走，只见我家门口挤满了人，就是因为抄了我们家，把我母亲抓去了。”

　　面对凶恶的敌人，王会悟表现得十分镇静，在确定李达不在北平后，敌人只好释放了她。回家后，她问保姆，才知道三个孩子被朋友接走了，于是她又跑到友人家，看见孩子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几天后，王会悟在友人的帮助下，摆脱了日本宪兵的监视，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经天津南下，开始了多年最艰苦的流亡生活。这一年，她39岁。

十四、颠沛流离之中，痛失爱女“点儿”

　　一路上，母子四人随着逃难的人群走走停停，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奔波，终于到达李达的家乡湖南醴陵，与正在家中服丧的李达重逢。这是王会悟第二次回到李达的家乡，而上一次在这里团聚，还是一年前李达的父亲80大寿时。昔日的喜庆和热闹犹在眼前，如今却山河破碎物是人非。尽管这里位于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是永州地区最偏远的地方，而他们所在的村庄更是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是绝好的避难地。可王会悟却不想在这里荒废了孩子们的学业。

　　1938年2月，李达接到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的邀请到桂林广西大学任教。王会悟毅然带着三个孩子一同前往。

　　这年冬天，冯玉祥经广西到重庆，路过桂林时，听说老朋友李达受聘于广西大学，立即让副官找到李达，两人长谈了一夜，主要是谈国际国内形势。冯玉祥对李达既熟悉又非常尊重，因为1932年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曾介绍李达去山东泰山给冯玉祥讲学两个月。冯玉祥一生酷爱读书，但幼年时家境贫寒，只接受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教育。他到泰山后，一边热心教育，在泰山一带办起了十几所武训小学；一边成立研究室，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此次李达应邀到泰山给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学，主要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心得，使李达讲这些世界观、人生观和革命理论等驾轻就熟，讲得非常精准、透彻，受到冯玉祥及其部属的欢迎。两个月的讲学，使冯玉祥在思想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找到了真理。为了纪念在泰山听李达讲课和自己读书的收获，冯玉祥在泰山普照寺的密林深处立碑，上面刻着他亲笔书写的“若不信辩证唯物主义则我民族不能复兴。”

　　这次冯玉祥邀请李达去重庆，一方面继续给他讲列宁哲学、辩证逻辑和社会发展史，一方面帮他主持研究室的工作，专门研究政治和国际国内形势。对于冯玉祥的邀请，李达心领神会，慨然应允。于是，李达带着王会悟和儿女坐上冯玉祥安排的卡车前往重庆。为了让丈夫安心赴任，也为了让一家人免受分离之苦，王会悟又带着孩子们跟随李达出发了。可这次的长途跋涉，却让他们付出了无比沉痛的代价。由于桂林到重庆的道路崎岖不平异常颠簸，卡车盘桓在阴冷潮湿的大西南山中，途径贵阳时，大女儿李心田突发疾病，高烧不退，住进了当地的中央医院。一年多的担惊受怕，辗转奔波，使这位年仅17岁的花季少女罹患结核性脑膜炎。当时的医疗设备、医疗技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又逢战争年代，治疗结核性脑膜炎没有特效药。看着心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王会悟泪如雨下。心田反过来安慰王会悟：“妈妈，您别哭！您一直要求我们，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坚强，您自己也得做到！女儿可能等不及长大孝敬您了，您自己要多保重！”

　　面对懂事乖巧的女儿，王会悟心如同刀割。虽然有父母的悉心照顾，心田还是没能摆脱病魔，在1938年年底带着亲人的爱和对世界的无限留恋离开了人世。一声声喊着女儿的小名，一次次抚摸着女儿虽已冰冷却依然娟秀的脸庞，李达、王会悟悲痛欲绝，心天、心怡哭着、喊着“姐姐！姐姐！”亲眼看见亲爱的姐姐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年幼的弟弟心天已在心中暗下决心，长大要去学医，让人们能摆脱病魔，远离痛苦。

　　李达和王会悟的儿媳，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的余国膺分析：“姐姐可能患的是伤寒或是结核性脑膜炎。她的去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爸爸最喜欢姐姐。”

　　王会悟晚年痛苦地回忆道：爱女的意外病逝，“李达竟发疯似地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里”。

　　李心天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在我父母的眼里，我姐姐放在第一位，我第二位，我妹妹第三位。家中最受宠爱的是我姐姐。”

　　大女儿的病故，是李达和王会悟一生都无法平复的伤痛。

　　为了怀念自己的爱女，李达将自己唯一的孙女取名为“小典”，从活泼可爱的小典身上，他似乎再次看到了“小数点”当年的样子。

　　王会悟在她含泪撰写的散文长诗《哭点儿》中道出了她心中的隐痛：

　　十七年来我用心血浇灌着你，

　　为的是，要看见你开放这美丽的花朵！

　　然而，当你向妈说出最后告别的时候，

　　我却坚决地说：“不，点儿，我不答允，因为你是妈十七年来用心血灌浇长大的！”

　　你在我心坎上刊了一条深痕！

　　我漆黑了，我模糊了，我昏迷过去了…”。

十五、在贵州花溪六年的艰苦岁月里

　　为了不让剩下的一双儿女再受颠沛之苦，王会悟决定改变之前的计划，让李达一人赴重庆讲学。自己则带着两个孩子留在相对安定的贵阳。此时的贵阳城里，到处是各地流亡来的民众。徒然激增的人口不仅使当地的物资供应严重短缺，住房更是十分紧张。就在王会悟刚刚找到稳定的租房，正四处打听可以让孩子们上学的地方时，灾难再次降临了！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轰炸。18架日军飞机在贵阳市中心的大十字中华南路和金井街一带疯狂投下120余枚炸弹和燃烧弹，给贵阳人民造成了重大伤亡，被炸死521人，伤残1526人，1326栋房屋被毁，两万多人无家可归。虽然王会悟租住的北门一带没有遭到直接轰炸，一家人幸免于难，但绵延的大火却将半个贵阳城化为灰烬。市区各中小学校和西迁而来的高校纷纷迁往贵阳郊区的县城，王会悟也只好带着一双儿女跟着逃难的人群向郊区的花溪转移。花溪是贵阳地区颇负盛名的风景区。一条花溪河自西向东蜿蜒流过镇中。两岸群山环绕风光秀丽，犹如一处世外桃源。在抗战时期，这里成为无数颠沛流离的民众理想的避难地。然而初到花溪，王会悟却没有心情欣赏这里的美景。自从全国抗战爆发后，孩子们的学业已经中断一年半。眼看着春季招生就要开始了，尽快给孩子们找到理想的学校入学，这是她最关心的问题。

　　坐落在花溪河边的清华中学，是一所诞生在抗战硝烟中的学校，1938年5月，8位流亡到这里的清华大学学子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在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原清华学堂老校长周贻春的鼎力支持下，创办了贵阳私立清华中学，学校就办在贵阳市区中华北路铜像台附近的复圣祠内。日军二四轰炸后，全体师生紧急从贵阳转移到花溪，借用花溪河边的几间油炸坊做教室，学校一边抓紧招生复校，一边组织师生在大将山脚下开荒，建设自己的校园。学校提出诚实、爱国、自立、合群的要求。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个班的学生以25人为原则，入学考试严格。早在日军二四轰炸前，王会悟就在贵阳城里听说过这所学校的情况，并对清华学子们教育救国的赤诚之心心存敬佩。在亲眼目睹师生们开荒建校后，她对这所学校充满了信心。1939年春，15岁的李心天在母亲的鼓励下考入了清华中学高一年级。比他小两岁的妹妹李心怡也入读了搬迁到附近石头村的贵阳女中初中部，此时，李达已只身一人去往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工作，而王会悟就在靠近清华中学的花溪大桥旁租了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木屋，在艰苦却不乏生机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花溪的日子里，王会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她独自一人抚养着一双儿女。儿子李心天、小女儿李心怡要上学，母子三人的生活十分拮据，一度靠典当度日，偶尔受到兄长的资助。

　　1939年9月，李达结束给冯玉祥的讲学，离开重庆，准备返回桂林再去广西大学任教，途经贵阳的时候，他在花溪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把冯玉祥将军送给他的一笔钱款留给了王会悟。靠着这笔钱款，母子三人省吃俭用艰难度日，眼看一年过去，所有的积蓄就要用完了，孩子们也面临着辍学的危机。情急之下，王会悟想到把小木屋分租给别人，以此来补贴家用。尽管日子窘迫，王会悟却没有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儿子李心天于1942年以贵阳学区第一名的成绩被搬迁至贵阳的湘雅医学院录取。经过6年刻苦攻读和潜心钻研，他于1948年6月毕业，先是留校任内科医师，1958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先后任教授、医学心理与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等职，成为我国从事神经医学和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专家，中国医学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清华中学高中三年养成的良好习惯和意志品质，为李心天日后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正是母亲王会悟当年在花溪的选择和坚守，成就了他非凡的一生。女儿李心怡则在抗战胜利后考入金陵女子大学。

　　李心天从父母的谈话中，还得知毛泽东与周恩来曾捎信请其父去延安，其父也表达了去这个革命圣地的迫切愿望，但后来却遭到南方局负责人博古的拒绝。

十六、极为特殊的待遇：重庆谈判期间，王会悟被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单独约见

　　1944年11月26日的黔南事变，日军魔爪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破坏，在独山之战中，仅县境内被日军杀害及冻饿病死民众达19800多人。正在陕北的毛泽东辗转得知王会悟母子的下落，十分关心他们的安危，特意将自己的稿费委托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过来（信封上写有“润之”字样），以资助他们脱离险境。

　　毛泽东的汇款，犹如雪中送炭，解了王会悟的燃眉之急。她即刻带着女儿李心怡离别了她们居住了六年的花溪，动身前往重庆。

　　1944年底，王会悟带着18岁的小女儿李心怡跟随逃难的人群撤离至重庆。在重庆，她加入了中华妇女节制会，担任华西区重庆分会的常务理事，与重庆妇女界代表一起，积极投身到各种声援抗战的民主活动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整整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遭受了重重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从此不再有战争，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基于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胜利之后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口号。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和内战准备尚不充分，不得不暂时做出和平的姿态，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虽然明知蒋介石玩的只是表面把戏，但为了表明共产党希望和平的真诚态度，不给蒋介石国民党制造任何借口，为人民建设一个和平的环境，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以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希望和平的，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因而受到重庆各界的热烈欢迎。从8月28日到10月9日，谈判43天。期间，毛泽东在重庆的日程安排每天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和国民党面对面谈判，还不停地接见、会见重庆各界人士和代表。9月5日，毛泽东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按照惯例，工作人员事先将参与接见的代表名单交毛泽东过目。在这份妇女联谊会代表名单上，毛泽东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会悟。这让毛泽东感到惊喜，他没有想到，历经战乱，王会悟这位看似柔弱的江南女子如此坚强，不仅经受了战火的考验，还积极从事着抗战时期重庆的妇女工作，今日重逢，实属意料之外。惊喜之余，毛泽东马上叮嘱工作人员，接见结束后请王会悟单独留下，他要和老朋友好好聊聊。

　　和毛泽东的心情一样，自从得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王会悟就一直盼望能与故友重逢。天遂人愿，她作为中国妇女联谊会的代表参加了重庆妇女界欢迎毛泽东的大会。在会场，王会悟和大家一起静静地等待，内心充满了期盼和激动。当毛泽东微笑着走进会场，并向大家挥手致意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此时此刻，王会悟多想立刻走上前去，向故友表达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然而，作为妇女代表团中的一员，王会悟只能暂时平息内心的激动，一边静听毛泽东向妇女界代表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一边细细注视毛泽东。多年不见，眼前的毛泽东早已褪去青涩的书生意气，成为叱诧风云的中共领袖，威猛雄岸。然而在王会悟心里他依然是她熟悉的毛润之，是和她情同姐妹的杨开慧的丈夫。她有太多的话想跟眼前的故人说，也太想和故人聊聊分别后的悲与欢，当然她也深知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工作繁忙，每天有大量的接待和谈判任务等着他，不大可能有时间和她单独叙旧，她也不该为了一己私念干扰他的工作安排，对她来说，今日能够见到润之已经非常满足。

　　集体接见很快结束，王会悟心有不舍地往外走。然而，就在此时，一位工作人员叫住她，并悄悄地告诉她，毛泽东要单独接见她。听到这个消息，王会悟别提有多高兴、多激动了！她压制住内心的喜悦，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终于，故人相见，随着彼此一声亲切的称呼“润之”、“会悟”，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时光。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多年不见的王会悟一见到他，就紧紧抓住他的手，急切地说：“蒋介石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你千万别上他的当！”

　　毛泽东听后先是一愣，随后轻松地笑着说：“会悟啊，你还是老样子，说话直来直去，一点也没有变呦，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其实，王会悟对毛泽东的担心事出有因，不无道理。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不讲信义，有历史为证：1929年蒋桂战争前夕蒋介石把李济深软禁在汤山；1931年因约法问题意见不合，又把两党元老胡汉民在汤山软禁；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外国人端纳作连环保，保证张学良安全返回西安，但到达南京一下飞机，蒋介石就翻脸不认账，张学良被软禁已达十年之久。按蒋介石这种两面三刀的性格，谁能知道他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居心？谁又能保证毛泽东在重庆安然无恙？

　　而对王会悟的担心，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泰然自若，也是由他自身性格决定的。此次从延安来重庆，表面上看是因为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力邀，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建国的诚意；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他料到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当然，他也作了最坏的打算。赴渝谈判前，他在向中央交代“后事”道：“如果蒋介石把我杀了或者关了，那就由刘少奇同志代替我。”

　　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以深入虎穴的弥天大勇，占据了舆论的高地，赢得了民心。虽然如此，对于王会悟发自内心的关切之情，毛泽东仍心存感激，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故友对他真诚的关心和担忧。

　　这是一场相隔了18年的重逢。18年来，他们一个投笔从戎，领导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一个坚持协助丈夫，在白色恐怖下传播马列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在残酷的斗争中，毛泽东的五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王会悟也在八年的战乱中失去了五位至亲。

　　毛泽东关切地向王会悟询问了李达和她的生活的状况以及蒋管区的现状。王会悟一一作答 。她感谢毛泽东在她们母女逃难的危急关头给予的救助，使得她和女儿心怡能够来到重庆。她也得以有机会在重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虽然战争使她夫妻离散，骨肉分离，她承受着巨大的内心伤痛，但让王会悟感动和欣慰的是，在她困难和无助的时候，党组织始终在关心着她。抗战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一直十分关心王会悟，他们知道王会悟一人带着孩子生活艰难，不时给予她帮助和接济，还送去从延安带回的小米和红枣，这一切都让王会悟倍感温暖。

　　当毛泽东问及当年在清水塘见到的“点儿”的时候，王会悟禁不住失声痛哭。6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痛惜这个心爱的女儿，但国难当头，无数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为民族抗战而壮烈牺牲，她没有理由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中，只有把对女儿的怀念寄托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行动里。

　　听着王会悟的述说，毛泽东也不免勾起痛及内心深处的往事：妻子杨开慧与王会悟情同姐妹，却早早惨遭杀害，让他“百身莫赎”，最小的儿子毛毛失散至今杳无音讯。然而，为了民族大义，这一切伤痛只能埋藏在心里，好在艰难的抗战终于胜利，故友得以相逢在没有硝烟的环境中，在故人面前，彼此可以敞开心扉，尽情叙旧。真可谓太久的离别，有太多的话题。作为湖南同乡，又曾为建党共同谋力，李达是他俩离不开的话题。当毛泽东得知李达人在湖南，生活现状并不好时，自然又为1939年李达未能前往延安一事而惋惜。谈话中间，警卫员几次催请毛泽东，说另有客人求见，毛泽东总是说：“呆会儿，再谈一会儿。”就这样，他们不知不觉地谈了好几个小时。

　　临别之际，王会悟依旧不安地拉着毛泽东的手，再次轻声关照：“润之，您在重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毛泽东点头称是，并请王会悟放心，他一定会平安返回延安。

　　王会悟此次与毛泽东在重庆相见，使她备受鼓舞。她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她期待并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能再次重逢，那时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1946年初，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没有炮火和枪声的春节。虽然战后的生活依然困难，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笑容，因为这是和平的春节。尤其让王会悟感到高兴的是，中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新华日报社举行春节宴会，细心的周恩来委派工作人员开车接王会悟母女来办事处一起过年。这场宴会让王会悟有一种久别回家的温馨之感，大家欢聚一堂，开心地笑，欢快地跳，尽情释放了心中的忧伤和悲愁。

十七、患难夫妻再度重逢

　　1946年春，随着西迁的学校陆续回迁，小女儿李心怡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48岁的王会悟带着一身伤病，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自年少离家，一晃二十多年，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变，但她所热爱的家乡故土上的姐妹们依旧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逆来顺受，只是作为家庭附属品而存在，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冲破传统礼教束缚的意识。为此，王会悟深感不安，无法安心在家休养。她一面积极联络镇上的进步教师指导青年编印传播进步思想的《乌青学报》；一面发动镇上几个知识女性一起，挨家挨户地上门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在《桐乡民报》上开辟专刊，传达妇女的声音，呼吁妇女解放。此外，王会悟还联合徐冠英等进步人士，于1947年春成立了桐乡青镇妇女会，她被选举为负责人。在王会悟的领导下，青镇妇女会以座谈会、联欢会、演讲会等方式举行经常性活动，宣传妇女解放新思想，努力摆脱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积极争取恢复生产和保障妇女权益。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势。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正式开始成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

　　而时任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的李达欣喜地收到毛泽东于1948年11月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通过“地下交通”辗转转给他的，到他的手里已是几个月后了。该信写得非常巧妙：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在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读着毛润之的来信，李达心领神会，激动万分，这是老朋友特地邀请他速去北平参加重要工作啊！当时长沙的局势已相当险恶，国民党特务已将李达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在中共华南分局指派的同志护送及程潜将军的关照下，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深夜两点化妆秘密离开长沙，先赴香港，然后乘英国商船抵达天津，5月16日平安抵达北平，毛泽东派人驱车到车站迎接。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作为毛泽东的客人被单独接到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等老同志亲自登门看望。随即，周恩来、党中央统战部还分别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5月18日晚，李达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住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集体会见。李达向各位中央领导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湖南省主席程潜要求和平解放的意向，大家听后非常高兴。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单独留下李达叙旧。这几乎是个不眠之夜，两个久别的战友彻夜长谈，以致于李达当天就在主席处休息。

　　就在此次叙谈中，毛主席问起王会悟，由衷地对李达说：“鹤鸣兄，现在解放了，你应该把会悟和孩子也早日接到北平来，这些年，她一人很不容易。”主席的话引起李达内心一阵伤感。抗战胜利后，他在湖南，儿子李心天留在重庆，女儿李心怡就读金陵女子大学，而王会悟则回到了故乡，曾经的一家四口，分居四个地方。现在，主席问起了妻子，可见他心中也一直记挂着王会悟，自己与王会悟夫妻分离多年，也是时刻思念、牵挂于心，何尝不希望早日见到她？所以，与主席会面一结束，李达马上写了一封信寄给王会悟，信中转达了他与主席见面的情况，希望王会悟带着子女早日来到北平。

　　而此时远在乌镇的王会悟浑然不知这一切。那时乌镇所处嘉兴地区已经解放，王会悟和家乡人民一样为解放而欢庆，喜庆中的王会悟尚不知她的丈夫李达已经到了北平，更不知她的丈夫会寄来一封书信邀请她北上。当她展开信纸看到那熟悉的字体和“悟妹夫人”的亲切称呼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久别的丈夫李达写给她的家书。

　　李达在信中对自己如何到北平，到北平后的活动情况向王会悟作了详细的叙说，特别提到：“润之兄已经晤谈过，他要我赶快写信催你来平，其他许多老友也这样主张。你来北平是当然的，只看你的身体如何？”

　　除此之外，李达在信中对王会悟进京交通以及进京后的生活都作了周密、妥当的安排，李达对妻子的关爱、呵护之情溢于薄薄的信笺中。十年了，多少次梦想过战争早日结束，天下太平，夫妻重聚，现在，梦想终于将变成现实，王会悟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喜悦的泪水一次次涌出眼眶。没有任何犹豫，1949年6月，王会悟很快安排好手头的工作，打点好行装，告别乌镇的亲人和朋友，按照李达在信中为她设计的进京线路，辗转苏州、南京，最后平安到达北平。不久，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时聚时散的患难夫妻，终于在北京重逢了。

　　到了北平，王会悟和李达一同暂住在北平饭店。在那里，王会悟见到了许多故友，一张张熟悉的脸，一个个亲切的笑容，让王会悟真正感受到了和平与胜利的喜悦。

　　自从1939年9月花溪一别，丈夫李达就再也没有与她相见。后来她才得知，当年李达匆匆赶到桂林时，却因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被国民党当局撤职而遭到解聘。身无分文的李达先是流落街头摆摊度日，后回零陵老家专心著书，贫病交加中，遂与照顾他生活的本乡农家女子石曼华结为伴侣。尽管如此，王会悟并没有心生怨恨。她知道，在分离的岁月里，李达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和迫害，生活极其艰难，尤其是1944年零陵沦陷后，为了避免日本人的骚扰，李达甚至带领全村40余口人躲进深山一年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能够经受生死的考验活下来，王会悟已经谢天谢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夫妻之情。

　　当年9月，李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作为历史证明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达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并担任了中国哲学会会长。李达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达也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名家大师，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探索和综合创新。

　　毛泽东还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十八、晚年生活中的王会悟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会悟曾一度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工作，1954年，该机构被精简撤销，王会悟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请求离职休养。为节省国家开支，她主动退出公房，搬回曾被敌伪占据过的原宗帽三条旧居居住，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简朴生活，很少再参与社会活动。

　　虽然因身体原因无法为党和国家多做贡献，但她依然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报纸，听一双儿女回家叙说外面发生的大小事情，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偶尔，李达来北京开会时也会去看望王会悟，叙叙别后生活、工作情况，每一次李达都会叮嘱王会悟注意身体，有空多看看书。同样，王会悟也会提醒李达，工作虽然重要，休息调养也不可少，毕竟是过六十的人了。几十年的夫妻，虽离聚不定，但彼此的情感历经岁月磨砺弥足珍贵，相聚时彼此关怀，分别时一声“珍重”包含千言万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达就受到了冲击。从5月10日起，他就被勒令停止编书，交代“罪行”，失去了人身自由。6月初，又被“造反派”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叛徒”和“地主分子”等，随后经历了声讨、批斗、审讯、辱骂、罚跪等等迫害。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毕生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著名哲学家和理论家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

　　作为李达夫人的王会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造反派并没有因为她年岁已高，体弱多病而放过她。“文革”中，造反派强行命令王会悟拖着病弱的身体上街扫地，接受所谓的“改造”。苍天无语，大地无言，在一个随时都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的动乱时期，王会悟和一对儿女被扫地出门，一家几口被迫迁居于破旧的小胡同院子内，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那一段日子，王会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苦不堪言。尤其悲惨的是，当得知李达含冤离世的噩耗后，王会悟和子女们连送别亲人的权利都没有，所有的悲痛和疑惑只能埋藏在心里。然而，即使在这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岁月，遭受非人的折磨，王会悟始终坚信党，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动摇，坚信公道自在人间。她不仅自己做到了，还教育子女要相信党，相信马克思主义，坚守信念。她以内心的强大，始终为自己保持一份心灵的净土，带着子女坚强地挺过“文革”的动乱岁月。

　　“文革”结束后，随着党中央对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李达的冤案也得以彻底平反，王会悟的声誉也得以恢复。我们可以想象王会悟经历又一次劫后余生的内心感受。一场浩劫使他们夫妻阴阳相隔，留给王会悟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追忆，好在有一双儿女陪伴身边，时间和亲情让王会悟慢慢走出伤痛。

　　平反政策落实后，王会悟的生活和居住条件得以改善，她搬进了北京和平里一栋普通的楼房里。20世纪80年代末，又搬至国务院宿舍---建国门外灵通观，在这里王会悟度过了她最后的晚年时光，小女儿心怡和她同住。

　　王会悟晚年生活简朴而平淡，每天看看报纸，听听新闻，了解政治时事。在外人眼里，王会悟就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而且永远改变不了浓重乡音的高龄老人，左邻右舍不知道这位老人曾和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密切相关。她也从来没有对人炫耀过她的过去。不经意间，岁月几乎要将这位老人淡忘，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史的研究与宣传日益受到重视，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有关的许多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王会悟，这位当年一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再一次引起外界的重视，走进人们的视线。王会悟家中不时到来一批批拜访者，他们中不乏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不同省份的新闻媒体。他们总希望从这位时代老人身上探究和挖掘出更多当年中共一大会议的相关史料。面对来访者，只要身体许可，王会悟总是热情相待，用地道的乡音向来访者一遍遍讲述一大会议的相关情况。在会议和叙述中一次次将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再现。

　　1987年8月5日，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因一场意外的车祸离世，王会悟便成为中共一大唯一的亲历者，因此，她对一大历史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这样的场景一次次在王会悟简朴的住处重复出现。老人不厌其烦，女儿耐心转述，在你来我往中老人不时还会发出爽朗的笑声。王会悟晚年身上穿的一直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洗得已经有些发白的蓝色对襟布衣。天凉的时候，老人就穿着粗制布棉袄。这样的衣着，与江南最普通的农家妇女并无二致。也许正是这样的超然、淡泊，使王会悟经历那么多的变故，依然做到我心如故，瘦弱的身躯仿佛包含着无限的能量，沉稳内敛，从不张扬。

　　1989年，王会悟患风寒发高烧大病一场，一度病危，经医生全力抢救，子女与护士日夜护理和精心照顾，多日以后才慢慢好转。此次重病，使王会悟本来就虚弱的身子雪上加霜，尤其是听力大受影响，一只耳朵几近失聪。好在有小女儿心怡不离左右，经常与她聊聊一些开心的事。生性豁达的王会悟并没有因为身体状况而心灰意冷，清瘦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面对来访者，老人依旧热情健谈，记忆不减。她的耳朵听不清楚，女儿心怡就成了她的传声筒，往往是大声把来访者的话转述给母亲，再把母亲那一口外人难以听懂的乌镇“土话”转译为普通话告知来访者。

　　王会悟晚年不顾体弱多病，积极配合党史研究部门，留下了不少与中共一大、二大和早期妇女运动的有关回忆资料，为中共党史和妇女运动史的研究以及南湖红船的仿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11月19日，《文汇报》以“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在北京逝世”为标题，刊登了王会悟逝世的消息。原文为：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王会悟同志因病于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6岁。王会悟同志是中共一大创始人李达同志的夫人。她在一大筹建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在家休养。”

　　伊人已逝，但她的故事仍在继续。

　　2001年，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前夕，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和嘉兴广播电视局联合拍摄专题片《她和共产党》，揭开尘封的记忆，清晰地再现王会悟的人生故事。同年，由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拍摄的6集电视剧《水的女儿》公开发行。王会悟，这位从江南小镇走出去的传奇女子更加完整地走入人们的视线。2007年，在她的故乡乌镇，为了纪念她，当地政府将王会悟的故居—乌镇西栅观后街，修缮兴建为“王会悟纪念馆”对外开放。展馆以图版形式较为详尽地展示了王会悟的生平事迹，带领人们走进这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了解她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那段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

　　在嘉兴南湖，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的一大，更多的精彩和辉煌不断呈现。在电视屏幕中，一位银发清瘦的老人操着一口地道的嘉兴桐乡方言，清晰地叙述着中国一大在南湖开会的相关细节。岁月让她从年轻秀美的少女变成耄耋老人。因她提议，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至嘉兴南湖。在中共一大南湖的会议上，是她坐在船头，担起会议的保卫工作，时刻注意湖面发生的一切，因她周密、细致的安排，一大会议圆满顺利闭幕，一个伟大的政党在南湖小小的游船内宣告诞生。也正因她和中国共产党这一段历史，观众记住了她的名字----王会悟。

　　王会悟一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生活得极其低调，特别是她离职后，过的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简单生活。然而，这并不掩饰她人生中曾经的光彩，正是因为她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密联系，“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后勤工作者”，“一大幕后功臣”，“中共第一任保卫部长”，“组织一大南湖会议的有功之臣”，“一大卫士”等称谓，成为当代中共党史专家、学者给予她的赞誉。

　　纵观王会悟的一生，她是一位进步青年，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她是一位伟大的妻子和母亲，不畏艰险，拼劲全力，协助丈夫传播马列主义的真理，在战乱中护佑儿女成长。

　　她既是一大红船的租船人，也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红船精神”的实践者。

　　王会悟一生未曾身居高位要职，但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参考文献：

　　1）陈伟平等著《党的“一大”卫士王会悟》，浙江大学出版社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9月

　　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共党史出版社

　　4）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5）张国焘《我的回忆》

　　6）段欣《王会悟 真正的人》《中华儿女》2020年13期

　　7）蒋正洁、马伯良主编《怀念李达》中共湖南省永州市委党史办等合编

　　8）《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

　　9）宋镜明《李达传记》

　　10）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

　　11）韩泰华主编《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上）北京出版社 1998年1月

　　12）孔海珠：《我所认识的王会悟》

附录：对王会悟的采访手记及与其亲属交往的回忆

　　四万余字的报告文学：《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经过数月的辛勤耕耘终于完成了。既倍感欣慰，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12月26日又恰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28周年。而本文的主人公又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密切相关，与毛泽东的交往是十分深厚的，因此，我想务必应在年底之前，将《一代女杰王会悟—中共一大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在中红网上发表出来，以表达我对王会悟同志的敬重与怀念，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位杰出的女性。

一、负责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遗孀工作的胡振英同志向我推荐了王会悟

　　1978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国政系毕业后被选调到国务院机关从事宣传教育工作。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我要经常与文字打交道。此外，我特别喜欢阅读中国近现代史及与此相关的人物传记，喜欢观看中国共产党党史及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来机关不久，我发现因工作性质，我有较多机会接触到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属、国民党元老的遗孀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毛主席的厨师，周总理的卫士长等。我想，他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与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的联系。我决心利用业余时间将其中的珍闻轶事采写出来，我认为这既符合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提出的关于抢救中共党史资料的号召，也可作为向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

　　1983年2月11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人物专访文章：《勤学、守己、能群—谢觉哉留给青年的话》，次日，该报头版又刊登了我写的《满怀喜悦迎新春---访李济深夫人和邵力子夫人》一文。被采访者都十分乐于接受并积极配合我的采访，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此后，我又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以及《纵横》和《妇女》杂志等媒体上发表了多篇人物专访或报告文学。由于我是本机关最早有文章见诸报端的，故我的文字能力在单位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1985年4月上中旬的一天，我在机关大院里遇见一位为党和国家领导遗孀服务的胡振英同志。老胡个子不高，快人快语，搞服务工作很有经验。他或许知道我能写点东西，于是告诉我，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是我局的服务对象，她曾为中共一大进行了选址及安排代表的食宿等项工作。

　　这一重要信息令我兴奋无比！我马上向他索要了王会悟的联系方式。采访之前，我做了些“功课”，并列了需要采访的主要内容，事先与王会悟的小女儿李心怡进行了电话沟通。

二、数次采访王会悟及其小女儿李心怡，完成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

　　受家父的影响，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从13岁半到军事院校学习起便开始写日记，迄今已坚持了近57年，累计158本，摞起来有2.88米。日记当然是一种私密性的资料，不写东西时似乎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倘若撰写文章，它的珍贵价值便立刻显现出来，因为它可以保证时间、地点、场景、人物及对话的真实性。

　　据我1985年4月18日的日记记载，1985年4月17日5：50，我从白云观宿舍骑车出发，前往和平里，整整一个小时，6：50分才赶到王会悟老人家。老人当时住在和平里东街14区三单元202室，是一套极为普通的三居室。我到时，87岁的王会悟与李心怡及两位阿姨（都是50多岁）正围在一个直径六七十公分的旧圆桌吃晚饭。菜很简单，只有三盘炒菜。

　　王会悟上身穿着蓝色布料中式女装，下身穿着黑色布裤，头发皆白，戴着一幅黄框眼镜。她的左眼于二十年前因视网膜剥离而失明，有几颗门牙已脱落。老人面容非常慈祥，她左手端着饭碗，右手递给我一包烟叫我抽。我心里在想，从她的面容、穿着、举止来看，如果她走在大街上，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她是大名鼎鼎的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会务工作者，而以为她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王会悟吃完饭后我问道。

　　“八十七岁了。”她笑容可掬地答道。

　　“我1898年出生，与总理同年，但比他小几个月。我是浙江桐乡人，与沈雁冰是同乡，他要叫我表姑母。”

　　老人口音较重，但听力、记忆力都不错。李心怡陪同她母亲与我交谈，有时为我当“翻译”。

　　当晚，我主要向老人了解了以下内容：协助李达出版《社会学大纲》的情况；创办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的情况；创办党领导下的平民女校的情况。

　　王会悟还给我看了《妇女声》第一、二期的复印件。其中第二期上刊登了好几篇她执笔写的文章。

　　我将1984年12期的《妇女》杂志（上面刊登了我写的《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四封信》）和1984年9月8日的《北京晚报》（上面刊登了我写的《访李淑一》一文）递给王会悟。她看了我的名字之后连连说：“这个名字我在报纸上见到过几次。”

　　我临走时，她请我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上工作单位、姓名及联系电话。我写毕，她拿到眼前看后又说：“对，王元慎，我以前见过你写的文章。”李心怡在一旁补充说：“妈妈一只眼睛还坚持看书看报，拿放大镜看，她看得很仔细。”

　　我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采访近两个小时，到家已近十点，虽然经长途跋涉（来回骑车两个小时），比较劳累，但还是挺愉快的，因为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一是见到了这样一位慈祥的妇运老前辈；二是了解了她的主要经历。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她这样的高龄，身体、脑子都还不错，并且愿意谈，这就为我深入采访带来了有利条件。”

　　“回家后，我又看了半个小时的新闻函授教材中的《论范长江的记者素质》一文。我应很好地向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学习。要采写好人物，应具备恒心和毅力，有不怕吃苦的精神。”

　　4月22日我再次采访王会悟，为表示敬重，我给老人买了一盒西式糕点。这次主要请她谈自己的经历，重点谈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细节情况。

　　4月26日，我给王会悟寄去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一本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并附一简信。

　　为了佐证王会悟回忆中共一大她承担会务工作的一些情况，我专门去国家图书馆查阅了中共一大其他参会代表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并查阅了《妇女声》。

　　从4月29日起至5月15日晚，我用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撰写王会悟稿，初稿完成后近一万一千字。5月26日，我还请从西安来京出差的父亲审阅，他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修改意见，家父的文字能力很强，他老人家提出的大部分修改意见我均予以采纳。

　　1985年6月16日（星期日）上午，我去王会悟家，这次主要是征求王会悟及其家人对初稿的意见。由于比较熟悉了，加之初稿也写出来了，李心怡对我热情了许多，她给我沏茶，拿出乌镇产的姑嫂饼及湖北的麻糕请我吃，中午又挽留我在她家吃饭，还特意交代阿姨烧了排骨。

　　我逐字逐句地念稿，王会悟及李心怡仔细地听。我们约定，有不当或需补充处，她们都随时提出，我则记在稿件上。吃饭前，我将稿子拿给住在隔壁的李达、王会悟的儿子李心天看，李心天很快看完，并用铅笔作了少许修改。

　　吃饭后，我继续念稿。李心怡对初稿中《毛主席说：“你们是真正的人“》这一段提出了不少需要修改的内容，主要说明她父母在十分动荡、艰苦的白区环境中坚持宣传马列主义的情况。

　　李心怡时年59岁，她终身未嫁，她的记忆力很好，许多电话号码都能背出来，打电话时拨盘也非常熟练。她属于乐观、开朗、健谈的性格，讲话的声音也很洪亮，只可惜因罹患脑瘤，开刀后，视神经被破坏了，导致双目失明。

　　下午三四点钟时，李心怡为我沏了一杯咖啡。当我提出文章最好配几张照片时，她马上找来影集请我挑选。

　　离开王会悟家时，已是下午五点。

　　6月18日，李心怡来电，说找到了其父的一张照片（李达在办公室时手握钢笔凝视前方），拟用挂号寄来。

　　6月26日日记载：“为修改王会悟这篇大稿，我已有大约两个星期未看电视了。”

　　28日完稿，400字一页的稿纸抄写了27张，共计10800字。

　　辽宁省妇联主办的《妇女》杂志编辑赵阳女士和全国政协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纵横》杂志的编辑薛京先生对记叙王会悟的这篇文章非常感兴趣，期盼刊登在他们的杂志上，为满足他们的需求，经协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于1985年以《一位妇运先驱者的足迹》和《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为题，先后刊登在《妇女》杂志和《纵横》杂志上。

　　文章刊出后，我都要求杂志社多给我寄几本，随后我及时地送到王会悟家中。

　　听说王会悟新迁到灵通观三室一大厅的房子，地理位置和居住条件都相当不错，于是我于1988年3月24日上午冒着小雪，带了些礼品骑车一小时前往“温居”，看望王会悟老人及其陪伴她的小女儿李心怡。

　　李心怡听到门铃声缓步走过来开门，因她视力不好。听到我自我介绍之后，她热情地请我在沙发上就坐。

　　王会悟一时记不起我来了。李心怡介绍：“国管局的王元慎，在《纵横》上写过文章的。”这时她才想起来。我突然想到，再过几个月她就满90岁了，看来她的记忆力确实不如前几年了。本来我想再挖掘一些关于李达和王会悟的一些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但是她们母女主要谈到李达的性格很倔强，一生搞马列主义宣传，比较新鲜的事例未谈到，这使我不免有些遗憾，不过我还是庆幸三年前在王会悟记忆力不错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深入采访，并写成了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

　　《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一文，刊登在1985年第12期《纵横》杂志上。该文可以说是国内外全面系统地介绍王会悟的第一篇文章，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数家文摘刊物摘登，其中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新华文摘》摘编了百分之八十。

　　谈起这篇文章，王会悟母女来了兴致，她们几次表示赞赏。

　　王会悟说：“你写的文章文笔很好，很实在。我们虽然认识不久，但是你写的东西很符合我的性格。我的一些晚辈亲戚不知道我过去做过什么事情，看了文章之后都知道了。”

　　她还不禁笑着说：“好多人以为我已经死了，看了《纵横》之后，才知道我还活着。”

　　李心怡夸赞道：“你的笔杆子挺硬的。”她告诉我：“介绍我母亲的《纵横》杂志和《新华文摘》我们想办法买了不少本，但都被亲戚朋友要走了，现在可能只剩下一本了。”

　　王会悟母女入住的这套新居，据悉曾是蔡廷锴夫人罗西欧住过的。罗西欧迁至红霞公寓后，这套房子便由国管局调给王会悟了。

　　李心怡表示感谢中央和政府的关怀。她颇感欣慰地说：“这样妈妈可能多活几年。”

　　11点半，我起身准备告辞，她们母女非常热情地挽留我一起吃午饭，说是家常饭，没有专门为我准备什么，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午饭是由半月前新来的一位18岁的安徽无为县的小保姆做的，李心怡给予技术指导，三菜一汤：烧肘棒、豆腐、油菜和蘑菇粉丝汤。

三、王会悟的丧事由国管局安排，国务院、中组部及全国妇联有关领导同志参加遗体告别

　　1993年11月1日下午4点左右，我接到李心怡的电话，她告诉我，其母亲王会悟于10月20日傍晚6：25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晚饭后，我匆匆买了盒糕点去灵通观。李心怡和一位姓赵的女士在家。王会悟住院时，赵女士负责照料她的生活。心怡非常清晰地向我描述了其母发病至去世前的情况：

　　5月份妈妈发烧不退，6月份住院，吃药后退烧了。9月19日午饭后摔倒，后脑勺磕了个包，当时并无异常。9月22日发现说话不灵活，拿筷子也不好，去医院照了CT之后，发现脑膜有出血症状。9月23日又入院，后并发肺炎。10月4日医院通知家属王会悟病危，因当时医院已经使用吸痰设备。

　　“妈妈入院后神智一直是清楚的。”

　　李心怡告诉我：“近两年访问妈妈的人较多，其中有研究党史的，也有研究妇运史的。今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百年，日本的NHK电视台的记者还由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陪同来家中拍了照片。8月下旬，妈妈还接待了上海虹口区党校的一位同志。”

　　国管局于11月1日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报送了《关于王会悟同志丧失安排的请示》，请示中作出了五项安排。

　　请示中还附了《王会悟同志生平简介》，此稿是由其子女起草的，中组部作了文字修改。

　　李达同志逝世后，作为他的遗孀，王会悟由国管局负责发给生活费。

　　11月5日上午，我收到“王会悟同志治丧办公室”寄给我的王会悟的讣告。

　　11月6日上午8：40分，我来到北京医院告别室，我见国管局服务司的领导都已到位。我签到后，领了一份《王会悟同志生平简介》，并与李心天、李心怡兄妹打了招呼，请他们节哀。

　　在休息室，我见到了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璪。她得知我在《纵横》杂志上发表过关于王会悟的文章，便问我：“很遗憾，我还未见到过。能否送我一本看看？”我说：“杂志已没有富余的了。”“那复印一份给我吧。”我表示：“没问题！”

　　黄启璪还向我介绍了与她谈话的中组部一位副部长。

　　我回单位后得知，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树文代表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也参加了王会悟的遗体告别仪式。

　　11月11日早上，我给黄启璪本人及秘书杜洁打通电话，告知今天已通过交换站将我撰写的有关王会悟文章的复印件交换过去。

四、与李心天、余国膺夫妇及他们的女儿继续的交往的片段

　　王会悟老人虽然去世了，但我与她的后人仍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下面截取几个片段。

　　1998年8月8日上午，我先与李心怡后与李心天通话。我提出拟借阅《李达文集》学习学习。李心天说：“《博爱》杂志刊登了我父亲与主席争论的内容，可借给你看看。”

　　随后，我开车到和平里东仪表厂门口接他到位于海淀区的中国医科大学宿舍。心天说：“这是我住的地方，和平里是我老伴的房子。”

　　心天借给我1996年第6期、1997年第一期《博爱》杂志，内登有《父亲和毛泽东的交往及友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李心天访谈录》，还借了《李达文集》第一、二、四卷；《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续集）》；《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为了使他放心，我主动提出并写了借条。

　　我掏出前不久买的两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1周年的杂志，他见后很感兴趣，说：“借我看看吧，主要是我老伴也想看。”

　　我又送他一本我的个人专著：《往事追踪—党史轶闻与人物专访》，因里面刊登了关于他父母的几篇文章。原送的那一本，他可能放在和平里了。他说：“你再送我一本当然好了。”

　　他答应帮妹妹找到钥匙，送我一套四卷本的《李达文集》。我还请他在原赠我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一书上签了字。

　　“能借到上述书，我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我最近撰写的《李达：被毛泽东称为在理论界和鲁迅一样的人》一文的写作。”

　　2002年7月8日，我邀请李心天、余国膺夫妇到我家中作客。余国膺教授因侄女次日由美国回来，当日搞卫生，装空调，故过不来。李心天上午9点到，我到楼下去接他。他给我带来6集电视连续剧《水的女儿》光盘，该电视剧主要是描写王会悟早年革命生涯的。他还送我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画册。我请他在画册及此前他送给我的《李达文集》四卷本第一卷上签字。他在扉页上郑重地签上了“赠王元慎同志”

　　他还滔滔不绝地讲了去桐乡县乌镇，受到当地领导热情接待的情况。他告诉我，乌镇下半年要来人商谈为其母亲建纪念馆事宜，届时拟请我参加。

　　2008年2月12日下午3点多，我到中科院黄庄小区看望李心天、余国膺夫妇。他们住的是一个三居室。由于二人都是教授，故每人一间书房，一台电脑。我送他们两本《往事追踪》，李心天则送我一本2006年2期的《炎黄春秋》，里面刊登了由“湘人”撰写的《“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一文。他还送我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画刊，并请我看了“二大”遗址照片及乌镇“王会悟纪念馆”照片。他说：“王会悟纪念馆去年10月已对外开放，展出的部分家具是从灵通观拉过去的，经办此事的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

　　余国膺补充说：“她对妈妈的历史一点儿都不了解，只是要我们提供资料，心天写了三个月。”

　　余国膺出生于1928年，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广东开平人，她也曾在湘雅医学院学习，比李心天小4岁，低几级，毕业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心血管方面的研究。她多次对笔者撰写有关李达和王会悟的文章表达感激之情。

　　余国膺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讲起话来柔声细语：“本来，爸爸妈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贡献应该是由我们作子女的来帮助记录和整理留给后人的，但我和心天都是搞技术工作，搞医学研究的，平常都非常忙，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你花了不少精力来完成这件事，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你！”

　　2011年4月11日，余国膺在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说：“妈妈比较低调，她到临终也没觉得自己对党有什么大的贡献。爸爸‘文革’时被打成‘武大三家村’，妈妈受牵连，被监督劳动，安排扫大街。妈妈原来住在和平里的一栋普通楼房里，房间很小，后来，由国管局帮助解决到位于灵通观的蔡廷锴夫人罗西欧曾经住过的房子里。”

　　随着李心天和余国膺夫妇进入耄耋之年，身体也日渐衰弱，为了传承与王会悟后人的友谊，数年前，我便与李心天、余国膺唯一的女儿李典开始建立了联系。李典出生于1955年，曾在中国计量院工作，一口京腔，属于快人快语的性格。2016年5月28日上午10：30，我刚来到嘉兴南湖纪念馆参观，便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的电话，她自我介绍说，她名叫段欣，是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文化影视频道的副总监。她说：“我今天早上才接到李典的电话，说您到乌镇来了。”我说：“我刚到南湖纪念馆”。她很有新闻敏感，得知我30年前便采访过王会悟，便说中午请我吃饭，与我就王会悟的宣传课题聊一聊。本来我已有安排，但还是答应了她，并表示：我这儿还有一本书，可送给你，她十分高兴。中午吃饭时，她告诉我，她已策划编辑一部《南湖女杰王会悟》的记录片，共三集，每集20分钟。她表示：“计划到王会悟去过的地方，如贵州等地采访了解她的人，之后再对您进行采访。”

　　对于宣传王会悟，我自然是非常支持的。后来，段欣带着摄制组赴京，到我家中采访了大半天，我给予了认真准备和积极配合。

　　今年6月上旬，李典应邀去爷爷李达曾工作过的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走访，携丈夫同行。行前，她打电话给我，表示拟买五本我著的《往事追踪—党史轶闻与人物专访》一书，届时拟送给有关领导，因书中有我写的几篇关于其爷爷李达和奶奶王会悟的文章，我表示送给她即可。6月3日，我请她一起吃了顿便饭，还将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时发表的文章及《北京青年报》上刊登的纪念李达的文章复印件连同五本书一并送给她，李典很高兴，连连致谢。她还与我聊了“文革”前父亲李心天带她去武汉大学看望爷爷李达等情况，并说多年来在随父亲参加一些党史纪念活动时，与出席中共一大的几位代表，如董必武和王尽美的后人都见过面。

　　李典从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及嘉兴南湖参加有关纪念活动及参观回来之后，我们通过两次电话，她说：“我们所到之处接待方都安排得很好，但遗憾的是清水塘和自修大学的展览中没有关于李达和王会悟的任何文字记载，毕竟我爷爷奶奶带着我姑姑在清水塘与毛主席和杨开慧一起住了五个月。”我建议李典多积累、珍藏有关她爷爷奶奶的珍贵资料，包括回忆文章、照片和实物等，自己也可以写一些回忆他们的文章。我说：“你毕竟是李达、王会悟的嫡传后人，每年临近建党纪念日时，诸如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嘉兴南湖这些地方都有可能邀请你出席纪念活动甚至讲话，因为传承中共党史和建党精神一定会持续下去，不会只是今年纪念建党百年的事情。”

　　她对我的建议表示认可，还说了句非常幽默实在的话：“嗨，我了解的好多我爷爷奶奶的事情还不是从您和段欣等党史研究专家学者这儿淘来的啊！”

五、有关党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行笔至此，笔者想到，鉴于中共一大在我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作用和里程碑的意义，因此数十年来，包括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和资深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先生等对中共一大召开的一些细节进行了多方考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十分可贵的。笔者查阅过许多党史书籍及有关报道，发现有些回忆及考证还不尽一致。比如，关于密探出现的时间，目前比较多的说法是1921年7月30日晚8点多，去嘉兴南湖是“子夜”作出的决定。但是当马林宣布立即散会之后，代表们分住在几个地方，如何去了解7月31日早上的车次并通知他们第二天清晨去嘉兴呢?再说，险情刚过，难道就不怕巡捕放暗哨捕人吗？所以，30日晚上出现密探，子夜作出次日去嘉兴南湖的说法似乎从逻辑上说不通。

　　1985年笔者采访王会悟时，尽管她已78岁高龄，但思路非常清晰，语言表达也十分准确，只是她讲话的语速比较快，乌镇的乡音也特别浓，有些话笔者不大听得懂，好在旁边有她的小女儿李心怡来为我当翻译。王会悟记得出现密探后休会两天，这期间部分代表商议另择会议地点之事。董必武、张国焘、陈公博等人则回忆“隔了一日”后去的南湖。中共一大会议的起止日期，目前官方的说法是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7月23日召开会议这个说法似乎没有异议，但结束时间还有说是8月1日或8月2日、8月3日的。

　　不过，根据几位中共一大代表回忆及党史专家考证，以下几个重要史实，说法是比较一致的：一是王会悟在向会议代表报告出现可疑人士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休会；二是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是由王会悟提议并安排在嘉兴租船等事宜的；三是在红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的最后两项议程，即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选举中央局成员。

　　鉴于王会悟是中共一大会务的负责人，笔者认为她的回忆应该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笔者在数次采访王会悟之后，写成了一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中共一大改址是她的主意》一文，1985年发表在全国政协办的《纵横》杂志上，这篇文章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曾被《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投稿前，笔者曾请王会悟老人认真审阅过，她的小女儿李心怡也曾逐段逐句地用乡音给她母亲念稿。因此，可以说，笔者发表的文章是经过王会悟认可的。

　　我不敢保证王会悟的所有回忆都是准确无误的，但相信主要情节应该是不会错的。对于老年人的记忆问题，有句俗化叫做：“过去的事忘不了，眼前的事记不住。”我想，对于数十年前中共一大召开的主要情节王会悟应该是不会记差的。再说，既然她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当事人，那我就根据她的回忆写，也许某些情节与他人的回忆不尽一致，但仍不失为中共一大的重要史料，可供有关部门及党史专家研究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