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先生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后,以其广博的学识和对旧世界的彻底批判、对布尔什维克的赤诚信仰,赢得了广大青年学子的拥戴。北京大学红楼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跟随在他身边的,有一批湖南郴州籍的青年学子。
郴州籍的青年,与李大钊结识最早的是廖书仓。廖是永兴唐明乡人,1914年从长沙广益学堂英算专修科毕业入北大法政门。曾参与创办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股份制的商业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参与领导了现代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带领2000多名大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半岛主权。请愿虽然失败了,但催生了“学生救国会”的成立及《国民》杂志的创刊。李大钊被聘为《国民》顾问,廖书仓担任《国民》特别编辑员。李大钊介绍廖先后加入进德会、哲学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学余俱乐部等团体,廖在这些团体中分别担任了执事、文牍干事、编辑干事等职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欧战胜利”讲演大会,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著名讲演,廖书仓作了《公理战胜强权》的演说,号召青年要“具有坚强的毅力,抱有宏大的志愿,不辞艰辛,不畏强御,与国家共休戚,与同胞同忧乐”。翌年3月7日,廖与邓中夏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两人当选为第一届总务干事,李大钊亲自为讲演团择定办公用房和讲演场所。五四运动中,廖既是组织者,又是指挥者。他主持了五三之夜的学生大会,决定翌日到天安门集会游行。火烧赵家楼,燃点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缕星火。
5月18日,廖与邓中夏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分头到京师学务局的东、南、西、北四个讲演所讲演,呼吁民众抵制日货。他一天之内作了五场演说,讲题分别是《国民和民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政府为什么要抽税》和《盐税之批评》、《什么叫做法律》,爱国之情,着实可嘉。
毕业留校后,廖每周为文科新生讲授三节英文课。他师从黄右昌,出版了《刑事政策学》《三权分立论》两本小册子。受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他淡出政治。李大钊遇害后,他回到家乡,出任乡铲共委员会主任,后被委任为城步县长。因放任红六军团过境,在任6个月即被撤职。
卢沟桥事变发生,廖执意不准儿子廖云程报考大学,令其远走陕西凤翔,考入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十五期步兵科,毕业后即参加忻口会战。张治中主湘,委廖书仓军事参议闲职。长沙大火后,他先后在永兴、衡阳、郴州等地从教。1952年被永兴县公安局逮捕,关押两年,出狱后病逝。
李大钊最得意的学生与战友,非邓中夏莫属。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大国文门,在李大钊的指引下迅速成长。当时很多的政治活动,都是李大钊在幕后指点,由邓中夏出面完成的。如创办《国民》、《劳动音》、《工人周刊》、《先驱》等进步刊物,领导五四运动、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建长辛店工人夜校、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非宗教大同盟、发起废除治安警察法请愿活动、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李大钊与邓中夏一同当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非宗教大同盟的总干事。李大钊和他一块去蒙藏学校,建立了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他陪同李大钊赴天津整顿党团组织。并与李大钊一道在南开学校与北洋大学发表演讲。
李大钊介绍邓中夏加入进德会、学余俱乐部和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又和李大钊一道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后,觉得学会有必要标明一种主义时,李大钊坚定不移支持他,并与邓中夏、黄日葵等联名提交了《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提案,与国家主义派作坚决的斗争。当邓中夏因为领导二七大罢工被通缉时,李大钊介绍他就任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到任后锐意革新,为中共培养了大批高级干部。他多次邀请李大钊到上海大学演讲,并陪同他到小沙渡工人夜校考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正在广州的邓中夏与苏兆征发动省港工人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十分关注省港大罢工,他多次向邓中夏的北大同学、国民党执委谭平山打听有关情况,谭向李大钊作了详细介绍。1926年2月下旬,李大钊在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会议上提议“援助广州被封锁案”,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李大钊遇害后,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中夏闻此噩耗,痛心不已。6年后,他追随恩师而去,血洒雨花台。
范体仁,宜章峙冲人,1921年入北大文预科。是年,他与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翌年5月,与李大钊、邓中夏等15人当选为非基督教同盟总干事。8月,在邓中夏领导下参与劳动立法运动。“二七”惨案后,他振笔疾书《京汉路二七惨案纪实》,痛斥军阀屠杀工人之罪行。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创办和主编《新民国》、《新建设》杂志。列宁病逝时,他与熊希龄、胡鄂公等人《发起国民追悼列宁捐启》。1924年5月,由于张国焘被捕叛变,范体仁在东安门华成公寓寓所被逮捕。他“坚不承认与张国焘暨各铁路工会有联合情事。一再研讯,供词诸多避就”,问他犯有何罪,答之曰:“犯了爱国罪”。
孙中山病逝后,他在协和医院为其守灵,由医院移灵至中央公园时,他与黄昌谷、鲍罗廷、吴玉章、冯自由等执右绋送行。李大钊遇害后,他脱党而从政,1928年任河北万全县地方法院院长,1930年9月任河北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福建思明地方审判厅厅长、福建高等法院院长、广东连州地方法院院长等职,并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参事兼秘书。建国前夕他参加民联,常以“证据不足”或“囚粮无着”为由,释放了不少的“政治犯”。湖南解放前夕,他入湘策动程潜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南京市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江苏省社会联络委员会委员等职。
黄耀华,原名黄福厚,字耀华,1898年出生于郴县白菊村。哥哥黄耀秋陆军测绘学堂制图科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测绘课长,被袁世凯授予陆军二等测量正衔。1916年黄耀华考入北大法科预科,遂以字行名,意即“光耀中华”。
1919年3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黄耀华为会计股干事。五四运动中,他当选为北大学生会庶务股副主任和北京学联交际股干事。5月25日,他随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蟠桃宫讲演,按照预定计划,朱一鹗讲演《礼义廉耻》之后,黄耀华作《国民的责任》演讲,接着张国焘讲演《自卫》。他在讲演完《国民的责任》后,又作了《李完用与朝鲜》的演讲,情真意切,慷慨激昂,掌声不断。张国焘只好等他讲完再登台演讲。几天之后,他又再次作了《亡国之痛苦和救国之方法》的演讲,痛陈亡国亡种的危机,大声呼吁国人起来一致反帝,救民族于水火之中。
6月1日,黄耀华因为上街演讲而遭被捕,他的哥哥嫂子闻讯后赶来探望,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他保释出来,只要他能具结悔过。他谢绝了,请哥哥转告父母,“孩儿不能替父母争光,但也绝不会为父母丢脸”。就在这天晚上,被关押的学生成立了评议部,黄耀华被推举为评议部主席,带领大家分头与看守他们的军警据理力争,痛诉卖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宣布第二天绝食。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1920年3月15日,病魔夺去了黄耀华年轻的生命。3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刊载邓中夏起草的讣告:“黄君耀华,本校法預科学生。于‘五四’‘六三’吃紧之际,学生会改造之时,曾大卖力气,是大家所知道的。谁知竟因此积劳过度,旧病复发,(原患咯血之疾,曾休学疗养一年,幸康复)于十五日下午十一句钟,遂与此污浊之世界长辞矣。闻临殁时,乃兄耀秋(現供职参谋部)询遗嘱,黄君曰:‘吾憾所顾念,只挽救外交之目的未达,改造社会之志愿未遂,殊为遺恨。云云’。夫以如此髫年,如此英才,竟斋志殁,抑可哀已。”李守常、蔡元培、陈独秀等二百多社会名流为追悼会慷慨捐款。黄耀华没有看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没有看到封建专制的消亡。但他以生命之光照耀中华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奋进。
杨副时,又名杨富思,1899年生于宜章周家湾,北京汇文学校学生,邓中夏前妻之弟。五四运动后参与邓中夏组织的“曦园”,在邓中夏的介绍下,结识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宜章青年励进会会刊《宜章之光》由长沙迁至北京出版,名义上是邓中夏主编,但实际上组稿、编校及联系新知书社的印刷、发行,都是杨副时在操办。
1922年,他参与邓中夏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并与李大钊、邓中夏、李石曾、胡鄂公、彭邦栋等15人当选为大同盟总干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至北京后,杨副时参与劳动立法运动及编辑《工人周刊》。1923年,他与李大钊一同介绍北大学生裴文中加入党组织。裴文中后来成为古人类学家,据裴回忆:“以李大钊、杨副时之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大共产党小组活动。后因躲避搜捕,与组织失去联络。”
1927年李大钊被北洋军阀逮捕后,杨副时与杨度等人营救未果,杨副时亦遭通缉,远遁东北,在哈尔滨出任《东华日报》总编辑。该报“每日刊载党义三栏,每日刊行共8版,注重国内要闻及本埠新闻”。9.18事变后,杨富时南下武汉,在湖北省立二中任教,曾参与该校教师“讨欠薪”运动。后不知所终。
邓飞黄,原名声坦,字子航,1895年生于桂东流源乡,1918年入北大经济科预科,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11月加入平民教育讲演团,翌年4月6日,北京青年团执委改组,邓中夏卸任执委书记,贺道培继任。为此,邓中夏与贺道培联名致信团中央:“北京S.Y执行委员会原定每三月改选一次,前任职员于本年三月卅一号以届期满,现以另行选出视事,请贵处以后凡关于报告或通信事项,一概与新任书记贺道培、罗章龙接洽。”信尾注明“来函由北大第一舍邓飞黄先生转”。
1922年8月20日,邓中夏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并于是日在北大二院召开了筹备会,邓飞黄与邓中夏、缪伯英、范鸿劫、高君宇、蔡和森等为筹备委员。24日民主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邓中夏当选大同盟主席,邓飞黄为编辑股干事。
1923年2月,邓飞黄与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何孟雄等人召开会议,商讨援助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事项,决定“朱天放、范鸿劼、邓飞黄、张济海、郭春涛、刘仁静等,分向未罢工各路工会出而提倡罢工,以与京汉表同情。并由在京同志担认代拟工人一切种类传单,由北大印刷部印就,陆续寄发。一面进行募捐事宜。”
3月,邓飞黄当选为第七届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干事。他在丁惟汾、顾孟余支持下,与范体仁成立少年建国社,否认阶级与阶级斗争,鼓吹调和主义,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翌年4月3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组织部长为李大钊,邓飞黄为青年部秘书,主编《国民周报》。三·一八惨案后,他与鲁迅等被通缉,远遁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
北伐时他入冯玉祥部,任国民联军总部政治委员、民政处长。1931年,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候补监察委员,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赴英国留学,卢沟桥事变后回国,参与筹备三青团,当选三青团中央干事,经济部常务次长。1942年后任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8年7月任湘省民政厅长,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湖南问题。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白崇禧派人闯入他家中,假称接他去广州,他巧妙与来人周旋,挫败了企图将他劫持台湾的阴谋。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3年病故。
潘宗翰,郴县恭惠乡人,北大英文系学生,1919年4月与李骏、俞平伯同时加入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年6月1日,他在京城学务局东城宣讲所讲演《五月四日》,宣传抵制日货。毕业后回郴从事教育,1929年任郴县教育局局长,1930年10月,当选为国民党郴县党部执行委员,翌年8月,担任郴郡联立初级中学校长。
潘在校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排斥进步教师。1942年任县府教育科科长。1944年6月1日,潘当选为郴县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1947年任县党部监察委员,并在“国民党革新同志委员会”任人民团体委员会委员。1948年冬任郴县戡乱建国委员会委员、反共救国委员会委员、郴县自卫总队饷械筹监委员会委员。据1995年版《郴县志》记载:“新中国建立初……匪首潘宗翰组织‘湘粤赣边区青年反共救国军独立大队’,企图烧毁城关区粮库。”1950年潘宗翰被捕,后不知所终。
这七个郴州籍学子,除杨副时外,都是郴郡联立中学毕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七届总干事中,一、三、七届是郴州籍学子担任,邓中夏担任过两届总务干事。首尾两届总干事为郴州籍,真可谓成也郴州,衰也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