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战争，如今年逾九旬的薛广文老人也许会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样，经历着专心求学、顺利工作、安稳成家的平凡人生。而历史的车轮却从来不会行进在“如果”之上，这也注定了薛广文与众不同的人生。
“我17岁即将从卫校毕业的时候，还没想过要当兵，也没想过两次奔赴朝鲜战场，当兵后也没想过能活着回来。”薛广文老人感慨道。
“我是个医务兵，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位朴实的山东老人说。
树枝铺木板就是“手术台”
1950年10月25日，时任第38军警卫营卫生所调剂员的薛广文随部队从吉林省辑安市(今集安市)出发，奉命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与集安隔江相望就是朝鲜的满浦市，而此时的满浦，早已是一片火海。“房子全没了，死人到处都是，有时候就在我们的脚边。”薛广文摇头叹息道。
就在这一片废墟和尸体之中，年轻的薛广文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朝鲜婴儿。
“当时看到有个婴儿趴在大人身上，仔细一看发现大人已经死了，而婴儿还活着。”薛广文便立即把婴儿从尸体上抱在了自己怀里。“我记得那个婴儿也就1岁多，”薛广文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比画着，“身上还穿着对襟系带的朝鲜族小衣服。”由于还要负重赶路，再加上薛广文是个年轻小伙子，不方便带着婴儿行军。于是，薛广文捡到的这个婴儿就被警卫营政治部宣传队的女战士们接手了。
入朝后，被分配在警卫营卫生所的薛广文和护士们相互配合，对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进行包扎处理，为了便于后期救治，还需要将伤员按伤势轻重情况做区分。
“轻伤系白布条，中等程度就系黑布条，重伤就要系红布条了，然后安排担架队赶紧转运到能做手术的地方。”老人回忆说。
在前方战事吃紧时，部队也会立即组织手术抢救伤员，而手术条件异常简陋。“当时在一个山洞里，四周挂上白布围成的帐篷就算手术室，一块木板底下铺上树枝，旁边再放一些消毒的器械，这就是手术台了。”薛广文说。
▲资料图片：1949年薛广文(居中者)与战友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边“抓虫子”边学习防疫
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终于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同年11月，薛广文被调到医干大队回国进行学习。就在薛广文回国学习期间，不甘于停战谈判的美国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细菌战，残害中朝军民、削弱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1952年6月，在医干大队培训结束的薛广文作为防疫队成员，再次返回朝鲜，从事阵地防疫工作。反细菌战正式打响。
“防疫队也就60人左右。虽然经过了培训，但是防疫工作还涉及动物学和昆虫学，到了朝鲜就请上海医科大学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课，边学习边实践。”薛广文说。
“实践”的一大部分内容就是“抓虫子”。薛广文他们每人分到一个玻璃瓶和一只镊子，只要有敌军飞机投弹，就要立刻到现场查找，如果发现可疑生物如昆虫，就要立刻抓到玻璃瓶里，送往化验室。志愿军队伍的反细菌战就在这样简陋又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着。
医务兵也经历战场生死
尽管从事防疫工作，但在朝鲜战场，薛广文同样也面临着生死考验。空中时常盘旋扫射的敌机，成为没有制空力量的志愿军战士们最大的障碍。
一天早晨，薛广文和当时防疫队的罗队长一起提前出发，前去阵地附近考察防疫场所。
“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出发的，一直走到了清川江大桥。刚过桥没多久就来了一拨又一拨的飞机把桥给炸断了。”薛广文回忆说，“而且当时天已大亮，我们只好在旁边山坡的防空洞里进行隐蔽。”
防空洞也就六七平方米，薛广文他们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躲着20多个朝鲜老百姓，其中还有几个孩子。在洞里隐蔽整整一天后，傍晚时分，薛广文和战友继续赶路。没走出多远，敌机又杀了个回马枪，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当时路旁边是稻田沟，堵头处有两块木板，罗队长离得近就躲在木板之间，我离得远只好趴在地上。”薛广文仔细回忆着。
等到轰炸结束，薛广文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后脚跟处有些热热的。他回头一看，发现鞋后跟已经被炮弹穿透。“不过万幸，我的脚只被烫了一下，没有大碍。”
而他的战友罗队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喊他没有回应，走近一看，发现他被炮弹击中，当场就牺牲了。”薛广文借着被炮弹炸出的坑将战友安葬，并用散落在地上的一个炮弹箱板子做了标记。
▲资料图片：薛广文近照。(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薛广文，山东人，1930年1月出生。1945年7月考入长春市满慈医院创办的护士学校，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经历解放战争。1950年10月、1952年6月两次赴朝鲜战场，1953年8月回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主要从事阵地防疫、救治伤员工作。
原标题：抗美援朝70周年 | “回头一看，鞋后跟已经被炮弹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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