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称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在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就把“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他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逐“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理想，坚守“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中国实现”的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1903年10月出身书香门第的刘志丹，自幼目睹家乡父老在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下的苦难生活，为大众鸣不平的朴素情怀油然而生。他16岁进入永宁山高等小学接触到“三民主义”思想，萌生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1922年，他投考榆林中学，寻找改造社会的真理。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影响下，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兴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并参与校务管理，组织学生罢课运动，与黑暗势力作斗争。1923年他在《榆中旬刊》上发表的《万恶的狂风》中写道：“只管伤痛是无用的，盼望你们赶紧召集同伴，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与狂风飞沙相抵抗”，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诗歌《登镇北台》中，他立下了“看长城内外破碎，重收拾有待吾辈”的壮志豪言。在《爱国歌》中，他发出了“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的怒吼。在共进社大会的题词中，他更是发出“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怕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的雄壮呐喊。

　　榆林中学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让刘志丹从一个单纯同情劳苦大众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1924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共产党员，当即立下铮铮誓言：“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他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经组织推荐，于当年7月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从此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反共“清党”，威逼刘志丹等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查明枪决”。对此，刘志丹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义正词严地说：“我自从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随后，他机警地躲过敌人暗算，在武汉找到党组织，奉命回陕西，组织领导了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在总结渭华起义失败原因时，他认为“还是要搞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并提出红白灰“三色论”建军思想。1929年至1931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陕北、甘肃、宁夏，开展兵运。虽然一系列兵变都失败了，他也是几次身陷囹圄，死里逃生，但他屡经挫折从不气馁，积极探索组建革命武装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1934年，敌人抄了刘志丹的家，刨了他家祖坟，刘志丹安慰家人，“要干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族亲属虽然痛苦，但也在意料之中”。舅舅劝他不要再干革命，受苦受罪，还连累家人，他坚决答道：“我一个人当员外有啥用?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他的两个儿子因饥寒交迫和敌人毒害先后死去，他忍着巨大悲痛安慰妻子说：“要想开些，干革命就得舍得一切，包括亲人在内，只有站起来英勇的斗争，才能有人民的幸福和自由!”

　　刘志丹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他指出，我们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教育，剔除封建陋习，举行民主选举，制定廉洁法规，严守群众纪律。他经常教导大家，人民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节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

　　作为西北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刘志丹从不搞特殊，穿着粗布衣，每到一处总是抢着站岗放哨、照顾伤员、碾米做饭，筹到衣物，也总是让给战士们，他的军马上经常驮的是小战士或伤病员。他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深受群众和战士爱戴，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我们的老刘”。

　　“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在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斗争中，刘志丹不仅要同敌人作英勇顽强的殊死搏斗，还要与来自党内“左”倾路线开展斗争。他受到“左”倾路线严重迫害有两次。一次是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在党内执行“左”倾路线，诬蔑刘志丹学习井冈山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领导职务。但他为了减少伤亡，多打胜仗，忍辱负重，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开展工作，毫无怨言。杜衡强令红军南下渭华战败后，革命陷于低谷，他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鼓励大家，“干革命一时一地失败不算什么，失败了再干嘛，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第二次是1935年10月，刘志丹率领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革命队伍里进行所谓“肃反”，诬蔑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以欺骗的手段将他调离前线。当逮捕密令碰巧送到他手中时，为了不使党分裂，他让通信员继续送信，自己单枪匹马奔赴瓦窑堡，准备向上级申诉。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在狱中，他叮嘱同志，“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出狱后，面对同志们的委屈抱怨，他安慰大家说，“过去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派遣”。

　　1936年2月东征前，刘志丹对妻子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未竟事业的万千遗憾，英勇牺牲!他的遗物中只有半截铅笔和几根抽了一半的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