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精心筹划、组织今天的纪念研讨会，感谢贺敬之前辈为纪念父亲特意发来书面发言，感谢逄先知主任不顾年高体弱出席会议并发表深情讲话!
在父亲去世12年之后，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还有这样多的和他怀着一样坚定的革命信仰，有着一样火热的革命精神，有着深深的战友情谊的同志们仍然在怀念他、想念他、纪念他，这是多么纯洁的深厚的战友之情、同志之情啊!
自从接到了胡澄同志发来的开会通知，我的心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
为了纪念父亲，去年我们把他的散文重新编了一个集子，书名叫，《幸福的花儿为勇士而开》。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部分是父亲写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编着这本散文集，油然而想起父亲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片段。
我小时候，家里很少有父亲的身影，多是跟妈妈在一起。长大后，才知道父亲从朝鲜回来就准备创作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东方》。他觉得这场伟大的战争不是几篇散文能够全面反映出来的，必须有一个长篇的文学作品把这场战争全景式地写出来，不但要有朝鲜前线的战争场景，还要有后方祖国的农村、工厂的人们的生活，这样一个新中国初期广阔的大时代的画面。为创作长篇做准备，他从朝鲜回国以后，首先到了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这是一个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大型工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开展得最为轰轰烈烈的地方。他在这里深入生活，还担任了一个工厂车间的党支部副书记。?他每天和工人生活、工作在一起，白天一起劳动，夹着一个饭盒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里吃饭，晚上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面。周末工人请他到家里去，他乐得和工人打成一片。车间的工人师傅们跟他熟悉了，都叫他“魏头”，他听了觉得特别亲切特别高兴，觉得这是对他的认可。
当时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党委书记是黄英夫同志。他年纪不大却是个老红军，13岁就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特别能走路，人称“小铁腿”，后来当了武警总部的副司令。2008年，我父亲和黄英夫同志说，他到二七厂去深入生活，一是为写长篇小说做准备，也是为了寻找我的这个阶级。”父亲是自觉地把自己划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队伍里的。我父亲有许多工人朋友。工人朋友到家里来，他每每就一些社会上的事情探问“工人们怎么看?”形势再不好，他也还是有信心，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工人阶级。
上世纪50年代，父亲还常去河北农村深入生活。他在冀中平原上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处跑，亲身经历了土改完成了的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他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交了很多村支书、村长朋友。
在冀中平原，有一个叫许家庄村子。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他多次到这个村庄，村书记张振山是个深受村民爱戴的老书记，他们成为知心朋友。
1979年，我父亲的长篇小说《东方》出版了。他这时正好去了河北，听说许家庄家家用上了自来水，特别高兴，就兴冲冲抱着《东方》去许家庄看望张振山。
1995年，老书记张振山的儿子到我家来了，告诉父亲，说老书记去世了，临终遗言，说他死后，无论如何，也要告诉你魏巍叔，，他是了解我，关心我，支持我的知心同志。
听了这些话，父亲的眼睛湿润了,那个蒙着白毛巾穿着粗布衣黄皮寡瘦的庄稼人仿佛又站在他面前。村里要为张振山立功德碑，他为这个老书记写了碑文，《张振山功德碑记》，并用毛笔书写下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父亲生活、工作最为忙碌，又是情绪高昂、充满创作激情的年代。由于他的作品很受青年的欢迎，他当年写了很多青年思想评论。
那时新中国还很年轻，青年们都充满革命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比如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对幸福的理解等等，这些都是青年热心讨论的话题。《中国青年》组织了很多讨论，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关于人生观的全国大讨论。
父亲非常热心地参与其中。这本《幸福的花儿为勇士而开》集子中《重读50年前的读者来信》，回忆的就是给中国青年杂志写青年思想评论时的情景。那个年代，报纸、杂志约稿催得急，他的创作激情热烈迸发，有时从一个早晨写到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他那时三十多岁，人们开玩笑叫他“壮丁”。一次他在外地，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同志去找他催稿，就坐在一旁等着他完稿。稿子写好，编辑同志马上赶到火车站托列车员把稿件送到北京，杂志社派人到车站接稿，赶回去发排、出版。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火红的年代。
参与青年人生观大讨论时，有很多读者给我父亲来信，50年后，父亲整理旧物时翻看了这些充满青春炽热感情的来信，几次流下了眼泪。时光易逝，在他的青春岁月里，那个时代毕竟在心里留下一些纯真的东西，留下了几十年后还能拨动人心的东西。
前面讲的这些，都是父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的往事。在平凡的生活中，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对战士，对工人、农民，对青年的热爱，都深深地凝结在他的作品里，他是一个人民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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