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校友 五四领袖——邓中夏与廖书仓

　　廖书仓(1885-1954)，字大酉，湖南永兴县唐明乡联盟村人。他与邓中夏两度成为校友，两人的求学路线亦颇为相似。他1911年毕业于郴郡六城联立中学，考入长沙广益学堂英算专修科，而后进入北大法科。邓中夏则是在廖书仓中学毕业两年后，也进入郴郡六城联立中学。他考入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文史专修科，而后进入北大文科。广益学堂系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先生创办，培养了不少人才，如李立三、欧阳予倩、朱镕基等先后在该校就读。而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是省立的，这里走出了蔡和森、舒新城、邓中夏、朱芳圃、马非百等名人志士。

　　1914年的北大，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廖书仓所在的北大法政门，学生大部分都是京城的官宦子弟，一些学生甚至带着仆人或听差来校念书。他们无心读书，对学术研究更毫无兴趣，不是捧戏子，就是去逛八大胡同。师生之间弥漫着追求科举名分和出身的腐败空气。从湘南乡下来到京城，廖书仓倍感求学之艰辛，他一心向学，孜孜不倦。当时本科开设的主课有大清律例要义、法律原理学、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各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等十四门课程，他门门课程都是优秀，尤其是法律原理学和民法、刑法、罗马法等课程考试，每次都是全班第一，深得法政门学长黄右昌教授的喜爱。黄右昌与廖书仓既是同龄，又同为湖南老乡，他对廖书仓寄予很大的希望，视如兄弟，照顾有加，并推荐他课外研习清人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等书。

　　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长北大，立即着手对北大的学风和校风实施彻底的改造，力图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蔡元培到校视事的第一次就职讲演就开宗明义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人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就在蔡先生演讲之后不久，17级的新生邓中夏入学了，他的宿舍分配在东宙斋七号，与住在东宙斋5号的廖书仓隔壁而居。两个郴郡六城联立中学毕业的学子，就这样相识了。

　　蔡元培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发展策略，改革后的北大学术空气逐渐浓厚，为学生营造了浓厚的思考和探究真理的空间。校内学术讨论、理论研究和自由争辩的风气盛极一时，各种学术讲座接连不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廖书仓就先后加入了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学余俱乐部等团体，并在这几个团体中分别担任了文牍干事、编辑干事、执事等职务，崭露头角。而此时的邓中夏初来乍到，还埋头于钻故纸堆，非先秦诸子文不读，似乎与政治无缘。是年12月27日，入校三个月的大一新生邓中夏与大三的廖书仓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消费公社于翌年3月成立，日用品销售所在景山东街40号正式开张营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股份制的商业合作社。

　　真正让邓中夏廖书仓与政治结缘是在1918年的5月。

　　1918年5月，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留日学生组织抗议示威，全体罢课回国。5月15日，邓中夏与廖书仓、许德珩、高君宇等到火车站迎接“留日学生救国团”先遣队的李达、阮湘、王希天、黄日葵等人由津抵京，并一起在湖南会馆商讨对策。5月20日晚，邓中夏与廖书仓等在北大西斋饭厅主持召开了北京各高校学生代表会议，请“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代表介绍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会上议决翌日各高校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声援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

　　5月21日上午，邓中夏与廖书仓、许德珩等人率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学生代表两千多人，前往新半门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学生代表们在总统府门外站定，推举邓中夏、廖书仓、李达、王希天、许德珩、阮湘等八位学生代表面见冯国璋递交请愿书。冯国璋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收下了请愿书，用花言巧语哄骗亳无斗争经验的学生，假意答应学生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学生们听信冯国璋的谎言，第二天便宣布回校复课。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催生了“学生救国会”的成立及会刊《国民》杂志的创刊。邓中夏、廖书仓、许德珩等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国民杂志社启事》：

　　“同人戚于世界潮流变迁之剧，国民智识不足以资为因应，实为国家前途之一厄象;爰集同志组织一月刊杂志，名曰《国民》，以增进国民智识为主旨，本研究之所得贡献国民”。

　　《国民》杂志的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以社会政治的实际题为主，进行反帝爱国与争取民主的宣传。邓中夏与许德珩担任了杂志编辑股干事，廖书仓与黄日葵则担任特别编辑员。在成立大会上，蔡元培、李大钊、邵飘萍先后发表演说，对杂志抱以极大的希望。蔡元培亲自为《国民》创刊号作序，云：

　　“《国民杂志》者，北京学生所印行也。学生唯一之义务在求学，胡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于普通国民之业务，以营此杂志?曰：迫于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向使学生而外之国民，均能爱国，而尽力于救国之事业，使为学生者得专心求学，学成而后有以大效于国，诚学生之幸也。而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危，若与己无关。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椽丧国家为务。其能知国家主义而竭诚以保护之者，至少数耳。求能助此少数爱国家、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而抵制椽丧国家之行为，非学生而谁?呜呼!学生之牺牲其时间与心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诚不得已也”。

　　蔡先生还对杂志提出了正确、纯洁、博大、有恒的四项要求，希望杂志“慎勿以无聊之词章充篇幅”，“勿提倡绝端利己之国家主义”，“愿社员永远保此朝气，进行不怠，则于诸君唤醒国民之初心，始为无负也”。

　　邓中夏以“大壑”的笔名，在《国民》“国内外大事纪”专栏先后发表了《国防军之成立》、《内阁问题》、《欧洲和议吾国委员之派遣》、《中日新交涉》、《国防军与日本》、《铁路统一问题》等文章，对国内外重大问题进行评述。《国民》杂志的创刊，以鲜明的爱国立场，加强了爱国学生之间的联系，推动了正在酝酿和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

　　蔡元培先生有感于“北京自袁政府时代，收买议员，运动帝制，攫全国之公款，用之如泥沙，得之者无所顾惜，则狂赌狂嫖，一方面驱于侥幸之心，一方面且用为钻营之术。谬种流传，迄今未已”，在北大发起成立“进德会”，在廖书仓的介绍下，邓中夏参加了“进德会”，成为乙种会员，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为信条，以此来绳己、谢人、止谤，砥砺私行，挽救颓风。廖书仓同为乙种会员，并当选为进德会的评议员及纠察员。李大钊、章士钊、陈独秀、沈尹默、刘师培、杨昌济、钱玄同、胡适、马寅初等皆入该会，会员人数多达六百余人。进德会对扭转当时北大部分师生道德风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11月15日至16日，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搭台举行“庆祝欧战胜利”讲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各高等院校男女学生3万余人，“旌旗满天，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邓中夏与廖书仓都参加了这几天的集会。蔡元培先生在集会上发表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两篇讲演。李大钊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讲演，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廖书仓也在会上发表了《公理战胜强权》的演说。几天之后，象征国耻的克德林碑被拆除了。

　　在创办和编辑《国民》杂志的过程中，邓中夏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杂志对那些识字的人有宣传效用，而对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青年工人、农民，就显得很不够了。为了解决此问题，邓中夏决心走出校门，向广大的民众传播文化知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的想法与廖书仓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又找到许德珩、黄日葵、周炳琳等人商量，决定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3月7日，邓中夏、廖书仓等14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征集团员启事》：“盖闻教育之大别有二:一曰以人就学之教育，学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学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讲、刊发出版物是也。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学校教育惟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畯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未足语于平民教育。苟乏术以补救之，则人民智识必大相悬殊，社会上不平之景象必层见迭出，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补救之术维何?厥曰露天演讲、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补助学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顾以吾国平民识字者少，能阅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数人，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自非从事演讲不为功。北京大学固以平民主义之大学为标准者也，平民主义之大学，注重平民主义之实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发起兹团，所以达此旨也。同学中热心平民教育者，愿兴起共襄斯举”。

　　征集启事刊出后，很快就征集了团员四十余人。3月23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大会在马神庙的校长办公室召开，邓中夏与廖书仓当选为总务干事。他俩一起起草修改章程，购置必要的讲演设备，寻觅讲演团的办公场所及讲演场地，忙得不亦乐乎。

　　4月3日，北大放春假三天，邓中夏与廖书仓带领讲演团来到东便门内的蟠桃宫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讲演。他们打着小白旗，敲响铜锣，找人多的地方开始讲演。廖书仓第一个开讲，在他的带领下，许德珩、丁肇青、周长宪等纷纷发表演讲。三天的春假，讲演团一共作了三十八场讲演，其中廖书仓讲演三场，讲题分别为《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勤劳》、《慈善事业之批评》。邓中夏讲演两场，讲题是《家庭制度》、《现在的皇帝倒霉了》。学生们声情并茂的演讲，触动了场下所有群众的心，与此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爱国觉悟。

　　5月2日，邓中夏得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后，当即与廖书仓、许德珩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紧急会商，决定以《国民》杂志社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名义，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3日晚在法科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并邀请各高校代表参加。翌日晚7时，会议如期召开，法科礼堂群情激愤，大会临时主席廖书仓报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后，邓中夏在会上呼吁说：“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会上作出四条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不签字，通电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大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钟。散会后，邓中夏与廖书仓又在校园内跑来跑去，帮助拟标语，印传单，起草通电，与各校联系，筹划游行示威的具体路线，一夜没有合眼。

　　5月4日，一个改写中国历史的庄严日子，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下午1时，北京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的5000多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数十面大小白旗在天空猎猎飞舞，犹以北京大学一幅大白布挽联式旗帜格外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这26个字是昨天文科学生拟定后，请廖书仓书写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字写得好，学校附近店铺的店名、招贴几乎都是请他书写的。“书仓书仓，这几个字，尚不足仓廪一角呢”，邓中夏戏谑说道他。

　　廖书仓宣布大会开始，全体通过许德珩、邓中夏起草的《北京学界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声震云天。经东交民巷前往使馆区时，到达赵家楼附近。邓中夏灵机一动，提议去曹宅声讨曹汝霖。愤怒的学生冲人曹宅，痛打正在曹宅的另一名卖国贼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宅。大火燃点了爱国学生的激情，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出任学联宣传股主任，后来又当选学联总务干事。学联派出代表到各省联系，请求声援，愤怒的吼声与铿锵的足音在全国各地陆续响起。

　　5月18日，邓中夏与廖书仓分头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到京师学务局的东、南、西、北四个讲演所去讲演，邓中夏作了题为《青岛交涉失败史》的演讲，结合五四运动，向市民宣传中国外交失败的原由，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抵制日货。廖书仓不辞辛劳，一天之内竟然作了五场演说，讲题分别是《国民和民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政府为什么要抽税》和《盐税之批评》、《什么叫做法律》，爱国之情，着实可嘉。

　　就在这一年夏秋间，邓中夏与罗章龙、易克嶷、杨东莼、李梅羹、马非百、吴雨铭等十几位湘籍同学发起“新村新生活”实验，他们在黄城根达教胡同2号租了一个大院住下来，邓中夏把这个院子取名为“曦园”，请廖书仓题名，意思是大家要像晨曦一样充满朝气。在曦园不劳者不得食，大家躬行实践，争相参加体力劳动，轮流烧饭、做菜、洗衣、挑水、扫地、掏粪等，没有雇用仆役。食堂伙食费按各人经济能力自愿负担，生活力求俭朴，严格实行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的三不主义。大伙凑钱购置了图书报刊，由各人认定专题自行学习与研究。由此，邓中夏搬出了东宙斋，不再与廖书仓比邻而居了。此时的廖书仓已经从北大毕业年余，留校任讲师，在胡适手下每周为文科新生讲授三节英文课。他还进入法科研究所作研究生，师从黄右昌潜心刑法学的研究。受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影响，他开始逐渐淡出政治，不再参与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事务，也不再外出演讲了。因此，新一届团员选举时，廖书仓落选，邓中夏与杨钟健担任总务干事。

　　1920年，邓中夏在李大钊先生的指引下，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廖书仓埋头研究他的法学，出版了《刑事政策学》《三权分立论》两本小册子，并在北京高师、法政专科等校兼课。两个昔日朝夕相处的校友，五四运动的真正领导者，逐渐拉开了距离，一个成为职业革命家，为主义东奔西走;一个以教书为业，期冀以教育唤醒国人。

　　叶恭绰主长交通部时，廖书仓曾在路政司调查科任干事。叶恭绰调回北大后，他又随其执教北大。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直奉战争开打，北京城内混乱不堪。廖书仓无心在北京圆他的“教育救国”之梦，索性携家带口于1927年年底回到湖南老家。这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产生的错误举动、去到一个错误的地方。1928年，正是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如火如荼之时，廖书仓的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未几，朱德率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邓中夏正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坚持为信念而战，他却回到唐明乡，当起了乡铲共委员会主任。一个比芝麻还要小得多的职务，却令他如痴如醉。发誓不再过问政治的他，政治却找上他来了。是他的官瘾重呢，还是迫不得已?不得而知。

　　这个铲共委员会主任做了年余，他又来到长沙，在湖南省政府审计委员会当干事，并兼做群治法政学校教员。邓中夏血洒雨花台后不久，廖书仓被委任为城步县县长，6个月之后莫名其妙遭撤职查办，原来是他放任肖克领导的红六军团过境，“办事不力，贻误戎机”。他只好远遁京沪一带卖书画年余，聊以谋生。后北大校友推荐他到芷江省立乡村师范讲授国文与英语。卢沟桥事变发生，廖书仓不让儿子廖云程报考大学，却令其远走陕西凤翔，考入黄埔第七分校十五期步兵科，毕业后即参加忻口会战。张治中主湘时，念廖书仓五四有功，委他湖南省民众抗日自卫团军事参议会参议闲职。

　　长沙大火后，廖书仓再次回到家乡，充任永兴私立安陵中学校长、省立三师教员、衡阳新京中学教务主任、郴州适存中学教员等职，直到新中国诞生。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本与廖书仓完全无关，他却被永兴县公安局逮捕，关押两年。出狱后不久即病逝。

　　去世前，廖书仓曾作《咏菊》、《咏梅》各一首：“臭味能从淡处真，渊明是否汝前身。今朝拈就新诗句，得意常疑复古人”; "一枝疏影落尊前，艳似桃花分外妍。靖夜莫嫌容易得，却知亦有希进心"，以菊梅自况，个中滋味，唯有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