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是激烈的政治和思想路线斗争，另一方面是实际工作的停滞和收缩。怎么办?在巴库工人的革命工作中锻炼成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领导者”的斯大林，代表巴库党组织提出了解决党的危机的方案，直言“党病了”，强调要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加强俄国国内的组织工作，把实际领导中心迁回俄国。面对斯大林的“妄议”，列宁并没有生气，领导全党在实践中基本贯彻了“巴库倡议”。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了统一的全党工作，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逐步恢复了与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
当然，首先是由于有列宁提出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和建党路线。但是仅仅提出正确的路线就够了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靠侨居海外的领导人(即使是像列宁这样的伟大人物)办刊物、搞论战、发指令搞成的吗?还是靠托洛茨基之流的“观察家”在革命高潮时回国讲演打动工人群众搞成的?
不!如果只有正确的路线，而没有贯彻正确路线的实际力量，如果只有理论和宣传工作，而没有深入的群众工作，如果只有指导者和思想家，而没有群众中的领袖和战士，那革命党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就不可能抓住革命的时机、发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大军，把群众运动的自发高潮提升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句话，就不可能赢得革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靠斯大林为代表的一大批始终在国内坚持斗争、扎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者，靠他们艰苦卓绝的群众工作，才奠定了赢得革命胜利的力量基础。
让我们穿越回俄国革命准备期的峥嵘岁月，挖掘被尘封的史料，回顾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领导的巴库工人斗争，以及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的重大影响。
一、1905年革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危机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革命陷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党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流亡国外的党中央领导集团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及思想路线斗争。围绕怎样对待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问题，形成了与列宁“充分利用杜马讲坛，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主张对立的“召回派”(主张召回杜马党团、放弃公开合法斗争)和“最后通牒”派(主张向杜马党团发最后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服从中央);在哲学思想上，出现了以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将宗教与社会主义调和的“造神派”，引起列宁的猛烈批判(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此外，布尔什维克党还与孟什维克“取消派”(主张取消秘密工作和组织，只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和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主张“超越”布、孟斗争，建立统一的党)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
另一方面，在国内，党的实际工作也陷入危机。彼得堡警察局190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时首都各个区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几乎都停止了活动，“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作大大削弱了——没有专职的革命者，也没有资金和技术设备”(见俄国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的著作《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往权力之路)》第十八章)。而这是全国党组织状况的一个缩影。斯大林描述当时的形势时说：“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党正在遭遇着严重的危机。特别使党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的状态。……问题在于(党)广泛的思想影响限于狭隘的组织而不能巩固起来，——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状态的根源就在这里。……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联系，不是过着党的统一的生活，而是彼此隔离。……现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都没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不能使他们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总之，(一)党和广大群众脱节，(二)党组织彼此隔离，——这就是党目前所遭遇着的危机的实质。”(见斯大林《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二、斯大林的“巴库倡议”
正是在这波云诡谲的局势下，斯大林代表巴库党组织提出了解决党的危机、重振党的力量的“巴库倡议”。这一倡议集中体现在斯大林《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以下简称《党文》)中。概括起来，这一倡议的主要内容有：
1、把革命政治斗争与群众日常斗争结合起来。通过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重建党与群众的联系，奠定革命力量的基础。
斯大林在《党文》中说：“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使党与群众恢复联系)”。在革命低潮中，工人群众日益困苦，资本家猖狂向工人发动进攻，“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发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2、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斯大林指出：扎根在工厂中的工厂党委会正是领导群众日常斗争、启发群众革命觉悟、把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最好组织形式。斯大林在《党文》中说：“工厂党委会就是能在群众中最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党的机关。参加工厂党委会的先进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围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活跃分子。工厂党委会必须不倦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并且把这些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工厂党委会是有组织的基层先进工人。他们与工人群众有着血肉联系，最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最便于领导群众日常斗争和对群众开展革命教育，从而把群众凝聚成革命的力量。斯大林明确指出：应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
斯大林还指出：党的更高级的组织形式也要加以改造，以适应工厂党委会的基础。党的地方组织的形式不能仅仅适应于搞政治宣传，而要适应于能够与工人群众建立血肉联系、能适应于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因此就不能仅仅按照地域原则来建立组织，而必须首先按照生产部门的原则来建立党的组织。斯大林在《党文》中建议：“党组织必须不忽略任何一个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部门。……例如把各种不同生产部门的工厂党委会按照生产部门分别组成各个不同的分区，再按照地区把这些分区联合为区等等。如果分区的数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党组织却能获得坚固的基础并和群众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3、主要依靠先进工人来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培养提高他们。1905年革命失败后，许多知识分子“同路人”经受不起考验而脱党，同时大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领导人流亡国外，而不能担负起国内的实际工作，这就凸显出由无产阶级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先进工人来掌握党的工作的重要性。而要建立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要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也必须主要依靠先进工人。因此斯大林在《党文》中提出：“必须让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跌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除了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先进工人外，斯大林还指出不能使先进工人仅仅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次，而是应成为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兼备的知行合一的革命领导者。斯大林在《党文》中提出：“先进分子……要有丰富的学识，而我国有学识的工人是很少的。这里就正用得着有经验而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必须建立一些高级的小组，即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即使每区建立一个也好，必须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切大可弥补先进分子的缺陷，而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演说家和思想领导者。同时先进分子必须在他们的工厂里经常作报告，‘尽量实践’，不要因为怕在听众前‘丢脸’而裹足不前。”这里斯大林实际上提出了党内知识分子如何更好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如何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并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的思路。
4、建立立足于国内的全国性报纸来统一全国党组织。针对当时的形势，斯大林坦率地批评了流亡国外的中央领导对国内革命运动领导不力。斯大林在《党文》中说：(由国外中央领导机关)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运到国内的数量很有限，而且落后于国内党的生活，不能及时觉察和触及工人所关切的问题，因此不能担负起把各地组织牢固地连起来的任务。斯大林指出：只有办一个在国内出版的全国性的报纸才能成为联系党的各种工作的中心。斯大林说：“只有在共同的党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来综合地方组织的经验，然后把已经概括起来的党的经验推广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而全国性报纸正可能成为这样的中心……必须使各地把各种询问、信件、通讯、控诉、抗议、工作计划、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等等源源不断地寄给它，使这个报纸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联系，从而使这个报纸掌握足够的材料，能及时觉察、初级并阐明必要的问题，根据这些材料做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号，并使这些指示和口号成为全党和一切组织的武器……”
斯大林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依托国内合法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建立党的国内中心，从而使党的领导中心从国外流亡集团转移到国内工作者中，以此来重新建立各地方组织的统一联系的建议。斯大林及巴库党组织认为流亡国外的党中央可主要担负在政治思想上和战略上的指导责任，而国内实际工作应主要由国内中心领导。当时俄国报纸出版具有一定合法空间，因此利用合法出版的报纸为掩护，可以组建国内中心的工作团队，可以建立与各地组织的联系，从而使党的各级组织重新联合、凝聚起来，开展统一的斗争。
以上就是斯大林“巴库倡议”的主要内容。“巴库倡议”实际上是俄国革命的第二次“怎么办”。如果说，列宁的“怎么办”是解决初步与工人群众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如何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如何把工人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的任务的话，那么“巴库倡议”要解决的就是在经过革命高潮考验后已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克服革命低潮期的危机，如何把政治斗争与群众日常斗争统一起来以恢复和扩大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把政治影响落实为群众基础，如何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如何把涣散的党的地方组织重新联合起来开展统一工作的任务。
三、“巴库倡议”的实践基础
斯大林的“巴库倡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斯大林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以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巴库地方组织开展巴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
巴库是当时世界石油工业重镇，也是俄国重要工业中心，在巴库聚集了近10万来自多个民族的产业工人。巴库也是俄国工人运动的重要中心。1901年巴库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到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03年巴库第一次爆发了全城总罢工。斯大林从1904到1912年，除了被捕流放之外，是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巴库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多年后，斯大林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期时说：“在石油工人中间的革命工作把我锻炼成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领导者。一方面，在和巴库先进工人如瓦泽克、萨拉托维茨、菲奥列托夫等的交往中;另一方面，在工人和石油业主最激烈的冲突风暴中，我第一次知道了领导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怎么一回事。……在巴库，使我(从革命学徒)成长为革命事业的一名帮工。”
1904年，在此前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斯大林领导巴库党组织，发动了第二次总罢工。这次罢工团结了全城近10万工人阶级，提出了符合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斗争目标，成立了全市罢工委员会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机关。经过半个月的斗争，迫使石油大亨们不得不与工人群众签订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劳资集体合同，同意了工人群众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扎根于工人群众，领导工人群众团结斗争，使得巴库工人运动始终较为活跃，在阶级斗争中保持了一定的力量优势。因此即使在1905年革命失败、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时，资本家的进攻仍无法完全剥夺巴库工人所争得的权利。斯大林在1910年向党中央汇报的《高加索来信》中描述了当时巴库工人运动的状况：巴库工人享有俄国其他地方工人所没有的权利。在各油矿-工厂普遍建立有工人委员会作为团结工人群众的基层组织，在全市有着比较强大的产业工会组织。工人运动享有一定的“合法机会”，比如地方自治机构中工人代表享有一定选举权，工人和石油业主之间有定期的“协商会议”，工人群众有权组织自己的医疗、文化、福利等活动。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充分运用、依托工人群众的各种组织，扎根于各个基层油矿、工厂，从而成为巴库工人阶级的强大核心，团结凝聚起全体工人阶级，形成了伟大的阶级斗争力量，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承认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各项权利。而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又充分利用各个“合法机会”(而又不依赖于此)，领导工人群众与资产阶级开展反复、细致的斗争，以进一步争取更大的权利、锻炼，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为下一次革命高潮做好准备。斯大林在1905-1912年的一系列著作，都反映了巴库党组织如何与工人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如何领导工人群众开展日常斗争捍卫切身利益，如何利用“合法”与“非法”两种手段与资产阶级开展反复斗争，以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捍卫并扩大工人阶级所争得的权利。斯大林在《党文》中提出的积极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以保持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以工厂党委会为党组织的基础、培养先进工人担负党的工作，正是对巴库斗争经验的总结与提炼。1913年，虽然斯大林已再次被捕入狱，但在他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巴库工人再次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发动了总罢工，这次罢工斗争坚持两个半月之久，最终粉碎了石油大亨们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攻倒算，又一次取得了巨大胜利，恢复甚至扩大了此前争得的所有权利。巴库工人在十月革命中建立了著名的巴库公社，从巴库工人以及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巴库倡议”的历史作用
斯大林代表巴库党组织提出的“巴库倡议”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作用呢?当代俄罗斯对斯大林采取比较公正态度的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这样评价“巴库倡议”的作用：“这是斯大林及其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发动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库倡议的贯彻，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领导中心从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集团手中移到国内先进工人及与先进工人密切联系的革命者手中，就是要使党更深入地扎根于工人群众中，使党更加无产阶级化。可以说，正是“巴库倡议”的贯彻，使得布尔什维克走出了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而在1917年能够担负起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当时，“巴库倡议”一定意义上是在与与列宁为首的流亡国外的党中央唱反调(这也是苏联时期，“巴库倡议”的历史作用一直未被充分强调的重要原因)。斯大林的《党文》以及他领导的巴库地方组织当时通过的一系列决议都表达了对党中央工作的不满：他们虽然原则上支持列宁与党内各错误思潮的斗争，但认为流亡国外的中央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过分重视在国外流亡者中的思想斗争，而领导国内革命工作不力。他们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不是在国外争论，而是要搞好国内的工作。当务之急要恢复党与群众的紧密联系，要使党能够在工人群众中扎下根，担负起领导工人群众斗争的责任;是要重建党在国内的领导中心，凝聚、恢复、壮大党组织的力量。
而列宁的伟大，就在于能够重视、接受来自基层、来自实践的批评。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及巴库地方组织“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批评中央而批判或处罚他们。而是接受了他们正确的建议，领导全党在实践中基本贯彻了“巴库倡议”。这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党把党的领导中心移回国内，选拔”巴库人”为代表的与工人群众有紧密联系、在领导工人群众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革命者和先进工人进入党中央领导岗位，在国内创办全国性报纸，重视扎根于工人群众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1911年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在国内的俄国组织委员会作为党领导国内工作的中心，在这个委员会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来自巴库党组织的邵武勉、奥尔忠尼启则等同志(斯大林因为被捕流放而未参加)，而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是在国内扎根工人群众开展工作的先进工人。俄国组织委员会把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重新联合起来，并以国内组织代表为主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党的领导中心移到俄国本土，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俄国中央局，其中来自巴库党组织的有3名(包括斯大林)。而在这次会议中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俄国中央局中都大大增加了国内先进工人的比例。随后又在1912年在彼得堡创办了全国性日报《真理报》，斯大林担任了首任主编。通过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各地方组织以及杜马党团又重现凝聚起来，开始了统一的全党工作。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也更深地扎根到工人群众中，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逐步恢复了与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
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整合与深耕工作，使得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始终保持较好的群众基础，能够锻炼出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革命干部以及一大批基层先进工人和群众领袖，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能够经受住世界大战的考验，在党的高级领导几乎全部被捕或流亡的情况下，仍能够保持基层组织的力量与群众联系，从而在二月革命后能够迅速掌握群众的力量，奠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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