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峥嵘见高洁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手稿解密人

方志敏烈士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手稿解密，多亏了这个溧阳人!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烈士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不过，《可爱的中国》等文稿是由溧阳人解密的事却鲜有人知。记者从溧阳市委党史工委获悉，这些文稿是由鲁迅先生等人转手到溧阳籍革命者王尧山手上，再由王尧山及其夫人赵先用碘酒显现出来的。

王尧山

王尧山(1910—2005)，江苏溧阳人。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设立的中共党团成员、组织部长，上海“教联”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中共华中局组织部科长，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1955年因冤案影响遭迫害，1959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到淮海中学任副校长。“文革”中再遭迫害，被迫退休。1979年恢复党籍，后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5年退居二线，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005年因病去世，终年95岁。
那么，王尧山夫妇是怎么认识鲁迅先生的呢?
王尧山， 1910年出生于溧阳一户破落地主士绅家庭，家庭的没落迫使他早早辍学。1927年夏秋时节，他到上海当学徒。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王尧山与党失去了联系，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左联”。在“左联”，他与鲁迅、周文、胡风等一批文化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开始学习创作，发表反映社会现实、鞭挞社会黑暗的小说、诗歌和散文。让王尧山终身感佩的是，鲁迅曾为他逐字逐句修改文章、具体指导他写作。1934年秋，王尧山担任“左联”组织部长，经常组织成员深入工人、职员、学生、教师中，以文艺为手段，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也就在那时，他认识了同是溧阳人的赵先。赵先，1916年出生于溧阳县城南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4年3月根据省委指示，时任溧阳团县妇委书记的赵先和中共溧阳县委书记的宋书常(王尧山的哥哥) 等一起撤到上海。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做小学教师为掩护，在“左联”领导下的大众化文学园地里从事女工教育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王尧山和赵先联系较多。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1935年在上海戈登路(现康定路)一条小弄堂的三层阁楼上建立了小家庭。
那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王尧山家成了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点。鲁迅也曾到过他家。那是1936年春，鲁迅在阁楼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和地下党沟通情况。王尧山夫妇俩还亲耳聆听了鲁迅的警语：“我们在冲锋陷阵，但要警惕提防背后射来的暗箭。”

解密后的《可爱的中国》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在沪逝世。过后不久，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整理书稿时找到一本线装红格子作文簿。许广平记得鲁迅生前接待过一位客人，对方郑重交待：“这是狱中同志托人带出来的，请鲁迅先生交给党中央。”后来，本子由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转给党组织。当时，周建人的联系人是沙文汉(地下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拿到本子，火速送到作为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的王尧山家。

本子上一个字也没有，夫妇俩却心里雪亮：文字全用米汤密写。赵先熟练地用棉花球蘸了碘酒，轻擦第一页的第一行，文字显出来了。一行令人激动的字迹——“给党中央的信”。夫妇俩急于知道是谁写的，又用碘酒去擦最后一页，落款清晰地写着 “为革命牺牲的方志敏”。方 志敏给党中央的信和《可爱的中国》《清贫》就这样在他们面前闪耀着动人的华彩。
最终，方志敏极其珍贵的手稿交给党中央，传之后世，极大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和共产党人。

【附录】

　　岁月峥嵘见高洁

　　——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王尧山同志

　(作者：陈芳梅 王小虎)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1995年，时年八十五岁高龄的王尧山老人，以陈毅的这首诗来纪念他的战友潘汉年同志。而这首诗，也正是他自己一生的革命写照。

　　革命的一生

　　“我在党的培育下成长。1931年，我还是个二十岁的热血青年，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2000年，王尧山同志在他的文稿选里这么叙述自己。

　　王尧山同志，原名宋书模，1910年7月10日出生，江苏溧阳人。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至1935年任上海“左联”党团成员、组织部长。1935年至1936年任上海“教联”党团书记。1936年至1937年任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至194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1943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干部科长、组织科长。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1949年至1952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52年至195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影响遭到迫害，直至1959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到淮海中学任副校长。“文革”中再遭迫害，1974年被迫退休。1979年恢复党籍。1980年初至1984年任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成员、副组长、组长。1984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5年退居二线。1983年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直至2004年。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正如王尧山同志所说：“屈指数来，为革命工作、战斗了整整七十年。”(《王尧山文稿选》)可以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传奇的一生

　　王尧山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少年时期，他家境贫寒，读完高小后辍学，十六岁到上海，当过学徒、搪瓷厂工人、电汽公司职员。青少年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向往革命事业。

　　那时，作为“左联”的一般青年成员，一个城市贫民，王尧山每月的收入只有二十多块银元，但大部分都交了党费。由于他公开的职业在浦东，而党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为了节省来回路上浪费的时间，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间房。

　　“租房间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也因为形势非常险恶，住的地方常常要换。只要联系的人中有一个被捕了，就必须马上换地方。”王尧山同志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况。

　　在20世纪30年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前，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都设在上海。到了1934年，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撤退到苏区，江苏省委以及所属区委、支部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但王尧山依然坚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力量。

　　“那是1937年6月下旬，”九十一岁的王尧山老人这样回忆那段白色恐怖下的工作经历，“装扮成商人的刘晓夫妇，在秘密交通员熊志华的护送下抵达上海，在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迎接下，住进了约定的接头地点———福州路老振华旅馆。第二天，冯雪峰到旅馆与刘晓见面。第三天，冯雪峰陪刘晓到上海临委书记王尧山家接上了关系。”

　　王尧山同志后来回忆，在见到冯雪峰后，在听到了延安来的指示后，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都高兴得像是失散多年的孩子，又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刘晓全面主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王尧山协助工作，冯雪峰的工作重点转向中共上海办事处，协助潘汉年开展统一战线和文化界的工作。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这为上海党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王尧山同志推动救国会组织的建立，领导上海群众抗日救国运动;解放战争期间，他积极组织干部转进华中党校学习，保存了上海干部力量，并率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组成接管班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和接管上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左联”中共党团成员、组织部长，王尧山与“左联”的作家们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特别是和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

　　1936年春，党组织指示邓洁、王尧山和鲁迅会谈一次，希望党的文化工作能得到鲁迅先生的理解和支持。鲁迅先生同意了会谈，地点就在王尧山家中。在会谈过程中，鲁迅先生一边喝茶，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全神贯注地听着。他时而提问，时而点头，时而以目光质疑。王尧山的夫人赵先一次次地为鲁迅先生添茶加水。在临别时，鲁迅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在冲锋陷阵，但要警惕，提防从背后射过来的暗箭。”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突然逝世，当时王尧山正在西安执行任务，无法赶回上海给先生送行。但就在鲁迅先生逝世后，许广平几经周折，才将方志敏同志在监狱中的一份密件转达到了王尧山夫妇手中。

　　方志敏同志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给党中央的信和两篇文章。在英勇就义前夕，这些密件送交至鲁迅先生手中。由于当时的恶劣环境，这份密件一直保存在鲁迅先生手中。

　　王尧山拿到的密件只是一本空白的作文簿，翻开蓝色的封面，便是一行行红格子，一个字也没有。

　　“快拿碘酒来!”愣了一会的王尧山突然急切地对夫人赵先说。赵先用棉花球蘸上些碘酒，在第一行第一格中擦了一下，“给党中央的信”几个字显现出来……

　　密件中，有方志敏同志总结的工作经验，有他的诗集，还有后来激励了多少代人的文章《可爱的中国》、《清贫》。

　　这些珍贵的资料，就是在那个充满白色恐怖的黑夜中，由王尧山同志和赵先显影后，转交给党中央的。

　　忠诚的一生

　　在恶劣的环境中，王尧山同志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在和平年代，他又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忘我工作、尽心尽责。

　　解放初期，他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的干部路线，为恢复和发展上海经济，改造旧上海，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蒙冤受屈的二十四年间，他始终坚信着自己的信仰，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1955年4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因“内奸”罪被捕。潘汉年被捕后，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奉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命令，立即回上海安排追查潘案的工作。许一到上海先和市委秘书长王尧山研究潘在上海的工作情况以及潘的私人来往关系。柯庆施从北京返沪以后，马上召集小范围的会议研究潘案，并要王尧山谈对潘汉年的看法，提供潘的来往关系中的可疑之处。王尧山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后来，他被停职检查，并追查他与潘的关系。从此，王尧山被迫写了不少交代，但每次交代都没有说潘汉年是“内奸”、“特务”。以后又召开多次揭发批判王尧山的会议，有时会议有四五十人参加。1959年，对王尧山宣布了市委《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王尧山党籍的决议》。王尧山拒绝签字，并严正提出：“签字违反我对党忠诚的意志，我不同意市委的决议。”王尧山被降职降级下放到淮海中学。他的夫人赵先写了申诉信给中央，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销上海市妇联主任的职务，下放到长兴岛农场“劳动改造”。“文革”期间，王尧山又一次受到迫害，被迫退休，但是他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1979年王尧山同志恢复党籍后，在筹备和领导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期间，为党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上海的干部队伍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行不懈努力，为上海纪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他又兼任上海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解放前夕在上海的历史，是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为了把这段光辉历史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王尧山同志不顾年事已高，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部巨著的筹备和编撰工作中，一部长达一千九百六十五页共一百四十二万九千字的巨著，他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王尧山同志刻苦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他重视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他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严于律己，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美丽的一生

　　王尧山同志及其夫人赵先，一生都忘我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着，在他们众多的荣誉中，最让他们感到自豪的共同荣誉是：1989年获得全国金婚奖。

　　王尧山和赵先都是溧阳人，起初并不相识，是共同的革命志向将他们连在了一起。

　　1934年，溧阳县地下党遭到破坏，十八岁的共青团员赵先和几位党团负责人一起去上海投奔王尧山。经王尧山介绍，赵先到一家夜校教书。夜校离住的地方很远，要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赵先当时对上海非常陌生，王尧山不但负责把她送到学校，而且还准时地把赵先送回到住所。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畅谈人生理想，探讨国家民族的未来，在共同的崇高理想里，他们越走越近。

　　有一次，王尧山半夜发高烧，赵先赶紧让他躺在自己的小铁床上，给他盖上被子，出门去中药店买来紫苏给他发汗。他整整烧了两天，她就整整守了两天，直到他退烧。

　　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赵先独自守在租来的房子里又着急又害怕：同屋的两位女同志已经两天没有回来了，她们会不会被捕了?自己是不是该躲避一下?就在她焦灼万分的时候，王尧山一身湿透地出现在她面前……

　　也就是那段时间，爱情在他们身上开花结果。没有山盟海誓，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在共同的崇高追求下，他们结为夫妻。婚后，他们的家成了地下党的机关，她成了他的秘书，同时又是他的生活服务员、交通员、警卫员。当赵先追问丈夫为什么要娶她时，王尧山说：“你像杨秀琼。”赵先身材健美，一如当年的游泳名将“美人鱼”杨秀琼，而赵先就是王尧山的“美人鱼”。

　　在几十年的生活中，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情况多么复杂，他们始终坚持着那份美丽的爱情。在王尧山被打成“反党分子”后，赵先不顾丈夫的阻拦，坚持给党中央写信申诉，结果成了为丈夫鸣冤叫屈的“右派”分子，也受到了批判。整整三年，赵先被遣送到长兴岛劳动改造，每天干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却吃不饱饭，王尧山则被下放到基层工作。他常常节衣缩食，省下粮票和几两糖让妻子带走。一次，赵先回家探亲，王尧山见她又黑又瘦，既心疼又歉疚，赵先却微笑着安慰丈夫，说自己现在是“全能农民”。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还是和平时期政治运动的批判斗争，他们的爱情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让他们为革命奋斗的一生更加美丽。

　　1995年11月10日，王尧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五岁。在他病重期间以及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但历史是不能忘却的。”王尧山同志在他的文稿选里这样说。而历史，也永远不会忘却他——一个在峥嵘岁月里保持着高洁品格的、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