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程开甲，就是记住这一代人

　　“我在37年前，也就是1981年，曾经采访过程开甲院士。”寿登耄耋的本报老前辈郑重先生，日前在他的书房里对记者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记住程开甲，是为了记住他们这一代人，记住我们中华民族再苦再难，也不甘落后、要发愤图强的精神。”

　　程开甲是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在钱三强的指导下，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确保了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导弹核武器、首次平洞、首次竖井等几十次核试验，都取得了圆满完成，人称“中国‘核司令’”。

　　“当时，我国核武器的研发还没解密，您怎么采访到他的?”

　　案头，堆着几十本纸张已经泛黄的采访笔记本，“这些难忘的记忆，都藏在这些采访本里。近来，我正在整理笔记，将出版一部25万多字的《“两弹一星”采访札记》。”郑重说。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我采访了一多半。”

　　“在张爱萍的安排下，我们先是采访了研制运载火箭的老五院，又采访了主持过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等6种卫星研制工作、后来担任‘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的戚发轫院士。”

　　1980年5月19日，《文汇报》在头版右上角醒目的报眼位置刊发了新华社的一句话新闻。全文包括电头和标点符号在内仅52个字，却举世瞩目：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八日急电 一九八○年五月十八日上午，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以一名老记者的敏锐，郑重发现这52个字里包含着海量的重要信息：这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又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

　　此前，新华社就此发布的公告就引起了他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一九八○年五月十二日至六月十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七度零分、东经一百七十一度三十三分为中心,半径七十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中国舰船和飞机将在该海域进行作业。”

　　从我国西北地区的卫星发射基地到南太平洋海域指定海域，有大约9000公里之遥，无疑，这是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一次全程飞行。

　　运载火箭数据舱在大洋中溅起白色的浪花，也在郑重的心中激起了新闻冲动：“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媒体迄今为止没有深入报道过。我们《文汇报》能不能敲开这座宝库的大门?”

　　郑重找到了“画友”曹漫之，郑重其事提出请求：“曹老，您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李耀文，我们《文汇报》想采访一下‘两弹一星’事业。”

　　李耀文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而当年的“两弹一星”事业正归国防科工委管。李耀文和曹漫之又是什么关系?郑重告诉记者，李耀文、曹漫之和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的王一平等四人，史称“胶东根据地四大才子”，曹老当年还是李耀文的入党介绍人。

　　曹老欣然允诺。

　　即便如此，国防科工委严格的审批程序一样也不能少：政审，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出介绍信。

　　1980年7月，国防科工委的同意函直接发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决定，由郑重、水渭亭两位记者一同担纲采访。

　　“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在北京的黄寺，我们先去国防科工委见了李耀文政委，又见了时任解放军副总长的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将军。在张爱萍的安排下，我们先是采访了研制运载火箭的老五院，听专家讲述‘长征’运载火箭的研制历程;又采访了主持过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等6种卫星研制工作后来担任‘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的戚发轫院士，听他讲述我们的卫星是怎么上天的;再去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了解我们的原子能事业是怎么历经艰难、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

　　从1980年7月到年底，如此宏大的选题，郑重和水渭亭采访了三四个月，积累了大量素材。

　　“采访了那么久，您当时发了几篇稿子?”记者问郑重。

　　答案出乎意料：“一篇都没有发。”郑重说。

　　作为一名记者，采访三四个月不发一篇稿子，简直太难以想象了。

　　“不是我们不想写，而是当时的保密纪律太严了，不让提任何人的名字，不让写任何具体的事，实在没法写。我们心里积累了一肚子的材料，憋得太难受了。年底，我们回上海过春节，我就找到副总编辑陆灏。我说，这不让写稿怎么办?陆灏淡定地回答我，‘现在不能写稿，这事你不用急。你只管好好采访，你采访的材料将来总有用处的。’文汇报领导不同寻常的眼光，给了我很大激励，就是要坚信重大题材的价值。”

　　1981年开春，他俩又继续采访，先奔赴四川夹江、梓潼两地，采访了大山深处的国防科工委第九研究院;然后又赶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第一次见到了高耸在大西北荒漠上的卫星发射塔架。

　　“两弹一星”的艰辛和伟大让郑重激动不已，但保密的“禁令”仍一如既往，怎么办?这时，报社创办《文汇月刊》，又将水渭亭调去参与创刊工作，郑重再次找到陆灏：“‘两弹一星’的采访还要做下去吗?”

　　陆灏的回答十分干脆：“怎么不做?我又没逼你写稿子。”他还特意关照郑重所在的工业经济部主任张煦棠说：“你也不要逼郑重写稿子，就让他先去采访。”

　　郑重单枪匹马再赴北京，采访了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原部长、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杰。刘杰告诉他，当初是怎么找铀矿、怎么拿着铀矿石向毛主席汇报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张爱萍在马兰基地现场指挥，刘杰是在北京等电话再向毛主席报告的。

　　之后，郑重又采访了曾担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当时刘西尧是教育部长。郑重说，我的采访是在他家里进行的。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我采访了一多半。”郑重说。

　　“程开甲喜欢数学，但那时手边却连一个最简单的计算器也没有，他只能在一块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写下一个又一个数学公式;他喜欢听交响乐，当时甚至没有一个砖头式录音机。”、，

　　经过历时一年多的采访，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案头，郑重写出3万多字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

　　就在写完稿即将回上海发排前，郑重有了难得的采访程开甲的机会。

　　“您采访了那么多‘两弹一星’的元勋，程开甲与别的元勋相比，个性有什么特点?”

　　“有的老科学家，接受采访时比较内向一点，但程开甲的个性非常爽朗。”他补充说：“程开甲是苏州吴江人，说得一口吴侬软语。”

　　1985年，已当了2年多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的郑重，获悉将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卫星，激动地向陆灏请辞部主任职务，然后激情澎湃地赶赴西昌采访发射。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个多月的采访中，郑重与同在西昌采访的军内作家彭继超引为知己。

　　彭继超在马兰基地工作近30年，曾多次采访程开甲。

　　彭继超说，1978年，在马兰基地程开甲的书房里采访过他。那是一座简朴的“干打垒”平房，房子旁边有一条无名的小溪，小溪周围是天山山脉一群无名的山峦，群山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当时，他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隐姓埋名十多年。

　　“程开甲喜欢数学，但那时手边却连一个最简单的计算器也没有，他只能在一块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写下一个又一个数学公式;他喜欢听交响乐，当时甚至没有一个砖头式录音机;他那年近花甲的老伴每天穿着带补丁的旧军装，扛着铁锹和随军家属们一起去开荒、翻地，种植土豆和大白菜;院子里，经常跑着几只正在刨食的老母鸡。”

　　在采访中，彭继超问程开甲：“您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

　　程开甲感慨地说：“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那我最多只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十分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1996年，在我国宣布实行暂停核试验后，彭继超又一次采访了程开甲。他问程开甲：“作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拓者，您参加了几十次核试验，最难忘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时，程开甲沉默了，久久说不出话来。彭继超看到，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眼睛中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程开甲说：“我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的滋味。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我们做到了……”

　　“您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记》后来发表了吗?”记者问郑重。

　　“因为保密原因，张爱萍没有批准发表。”郑重可惜地摇摇头说，“但我在西昌写的深度报道我国卫星事业的长篇通讯《天上人间》，在《文汇报》以二版连三版通版的方式一次推出。要知道，当时《文汇报》总共只有4个版啊。”

　　“没有《文汇报》的宽容和培养，我们这些记者不会成长起来。”郑重感慨地说。

　　正是文汇报社和文汇报老一辈的深情投入，文汇报人才得以走近当年献身“两弹一星”事业的那一代人，聆听他们伟大心灵的低语，见识他们不为人知的风采，感受他们谱写英雄史诗的情怀，开掘出不为时光流逝而褪色的精神价值。

　　让我们再次走近程开甲，走近那一代伟大的平凡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