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

　　前言

　　我现在交给广大读者的这篇演讲是一九零九年四月四日我在阿姆斯特丹手工业者协会礼堂的一次集会上作的。集会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生社会研究会同阿姆斯特丹大学生联合会法学分会共同召集的。但是听众并不纯粹是大学生，除了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以外，还有很多荷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成员参加了集会。

　　这次是根据演讲的速记记录印刷成书的。我校阅和修饰了记录的文字，但在内容上未作任何更改。我没有完全删掉直接的演讲称呼，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了非人称的句型来代替它们。为了尽量严格地保证读者看到演讲的客观性，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根据同一理由，我将记录中有关听众对演讲的某些地方的反应和他们在结束时的情绪的夹注删去了。为了一目了然，还分成了若干小节。

　　在附录中，读者可以重新读到一九零九年三月底我在柏林市郊夏洛腾堡社会民主党选民协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演讲的提纲，它表明用我所主张的修正主义观点来论证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充分的。换句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中我所反对的那几点，不仅经受不住科学的检验，而且从鼓动的角度来看也是没有必要的。

　　爱·伯恩施坦一九零九年四月中旬于柏林市郊什恩柏尔克

　　一 修正主义的名称的由来

　　主席先生在他的友好的致词里提到了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我认为，这种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提法是不完全妥当的，在演讲中我将有机会对此作我认为必要的纠正。但是，我首先想从你们都知道的那一情况谈起：很久以来，在各个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内，事实上出现了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或者修正主义者的派别和分子。我故意说被称为，因为当事人决不是，至少决不是原来就自己把这个名称加在自己身上的。

　　修正主义者的名称是强加的、第三者编造的、并非自由选择的名称。不过我们时常在历史上看到这样产生的名称得到采用的例子。熟悉伟大人民党派和人民运动历史的人也会知道，恰好是这些强加于人的名称往往立刻被那些有关的党派——有的是出于赌气，有的是认为名称无关紧要——所接受，当作它们的运动的称号而被他们自己使用起来。用不着说古代的党派了，中世纪意大利改革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被它的反对者称作帕塔勒纳尔，意即捡破烂人的党[ 我国历史教科书上译为破衫党。——译者注 ]。宗教改革时期也一样：新教徒这一名称原来也是个绰号。在尼德兰的历史上同样有出名的乞丐[ 十六世纪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贵族革命派的别号。——译者注 ]这一别号的例子。在英国大革命的时候，举足轻重的教友派的名称起初是用来骂人的。就连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和托利两大政党的命名也是如此。托利本来是强盗的意思，辉格就是酸牛奶[ 根据另一种看法，辉格一名是从 whiggamore 赶马人转来的 ]。这两个党派起初用这些名字互相辱骂，但是后来它们却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对方给自己的称号，就这样叫了下去。当然修正主义这一名称还不像“酸牛奶”那样糟糕。在近代法国共和运动中，我们看到机会主义者这一名称起初是用来辱骂甘必大领导的共和党人的。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间法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的时候，有一派被另一派轻蔑地称为可能派，他们后来也泰然承受了这个被认为是骂人的名字。在美利坚合众国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有这样的政治家，他们起初被反对者称为 Mūgwǔmps（印第安人的酋长），后来就幽默地用来自称。总之，这些名称都是根据某种表面现象加上去的，后来人们就普遍承认了。

　　那么，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是哪些人，他们想干些什么呢？这个词儿还很新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次使用修正主义者这一名称大约才有七八年的光景，而且是同一个此后从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消失了的人当时发表的一本书相联系的。这本书是阿尔弗勒德·诺西希博士的《社会主义的修正》，它虽然有些在我看来是相当好的细节部分，却遭到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其中也有现在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人的拒绝。如前所述，诺西希博士从此以后退出了党，但是修正主义者的名称留下来了。后来它就被不加选择地用来称呼所有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理论进行批评的社会主义者，其中也有我自己。

　　但是从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它的解释进行批评的意义上来说，修正主义这一概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年代还要老些。早在一八九五年布勒斯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一九零二年去世的富有才能的布鲁诺·什恩朗克博士指出：“在党内进行着一场思想方式的修正。”他当时是指农业问题而言，而且要求党的态度同农业关系的已经改变了的发展情况相适应。然而，此后他就放弃了修正这回事。我不知道他怎么又离开了他已经走上的道路。

　　在这期间，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七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科学杂志《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我的几篇文章，它们对社会民主党内流传的一整套观点进行了批评。随后，一八九八年春天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关于一场预期的震动整个现代社会并使之崩溃的巨大经济灾变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我针对灾变论的一位辩护者（他当时指责卡·考茨基和我在我们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提过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顺便说了这样的话：“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这句话和作者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中的原话在文字上略有不同。——译者注 ]我补充说，我把运动理解为既是巨大的、一般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人阶级特有的运动。这句话由于某种原因被德国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抓住了，而当时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尤其认为可以利用它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但是我的文章在党内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尖锐批评，他们要求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对此表示态度。这就是一八九八年秋天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为了回答那些攻击，我给大会寄去了一份书面声明。后来我将这篇声明刊载在一本后面还要谈到的书里，我在其中相当清楚地阐述了我对主要的争论点的看法。为了不使这次讲演拖得太长，我不想在这里宣读那份声明了，我只是要指出，那时我写下的一切至今仍是我的信仰。那份声明在斯图加特遭到了一些反对。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当时的一些朋友敦促我将我的观点系统地写成一本书。于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就问世了。它是十年以前出版的，到现在已印过八版，而且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刊载了上述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在一定限度以内，可以认为这本书是在德国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个派别的其他重要著作中，我的同志爱德华·大卫博士的、在我看来是出类拔萃的著作《社会主义和农业》，可算是最有价值的。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泰然接受修正主义者名称的还有：约瑟夫·布洛赫博士，《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阿道夫·冯·艾里姆，一位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异常活跃的人物，曾长期担任国会议员，但最近一次落选了；埃德蒙德·费舍，也是来自工人阶级，迄今担任国会议员；保尔·康普夫迈耶尔，现任慕尼黑邮报的编辑，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保尔·勒贝，布勒斯劳的一位编辑；亨利希·波伊斯，德骚的一位编辑；罗伯特·施米特，编辑和国会议员，德国工人联合会全国执行书记；其他还有许多人。

　　我在这里列举的这些人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确定的纲领吗？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如此。如果对他们的观点作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我想举一个实践方面的例子来说明：有些修正主义者——我已经提到布洛赫博士，我还可以举出第二个十分勤奋和干练的人：理查·卡尔韦尔——认为目前德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没有某种保护关税是过不去的，而大卫和我以及其他人的意见是：现代工人阶级必须毫无条件地维护各民族间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且必须设法通过其他道路克服因为取消保护关税可能引起的困难。诸如此类的意见分歧目前在修正主义者中间还有不少。然而仅仅这一点绝不能说明这一派别不行。谁只要追溯一下政党的历史，就会碰到这样的事实，即凡是由爱好批评的人组成的党派，也就是把批评放在首要地位的党派，要死守一定的条文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修正主义在许多方面并不一致这一事实，也不能被用来证明这一运动是不高明的。

　　但是，有人会问：这些人之间至少该有一点是一致的吧。他们必须有一点是共同的吧，那么这一点是什么呢？这就使我想起我们可敬的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话来，似乎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是一方，修正主义者是另一方。这种看法甚至流传很广，但是我不能承认它正确。因为如果它是中肯的话，就要以一个修正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前提才行。然而我不知道有任何修正主义者可以安得上这一称号。

　　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反马克思主义者起初只是马克思理论的反对者的另外一种说法。但是，什么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什么是它的基本思想呢？区别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它对于发展思想、对于演变概念的比较根本性的实现，领会得比马克思以前以及和马克思同时的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更为透彻和深刻。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大都是空想主义者，或多或少是一些异想天开的人，总而言之是善于空想的人。他们在观念中描绘出一个比当前社会美好的社会。他们是一些将一个想像中的最完美的社会当作目的并且试图为此去奋斗的人。要不就是一些改良主义者，他们抓住任何一种看来是有机可乘的、广泛的社会改良，把它置于首要的地位，但是对于现存的社会缺乏深刻的基本的分析，他们不能把这种改良直接从已有的需要中诱导出来，他们没有问一下：改良同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同社会已有的存在条件和各种力量是否相适应？与此相反，马克思所维护的观点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既不能任意地加以改变，也不能任意地使它僵化，这个社会宁可说有自己的完全独特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是一切想对这个有机体进行改良的人必须仔细研究的。在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已经说出了这一伟大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一书的序言中才对它作了最系统的概括。同一年，达尔文的第一本关于有机自然界进化理论的巨著也出版了，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两本著作相提并论。人们可以将它们在同一年出版这件事看作一种巧合，但是它们之产生在同一历史时代和同一时期，这决不会是巧合。它们的基本思想表现了同样的精神。

　　达尔文的书阐发了这样的思想：生物的变化不能归原于创世主随心所欲的干涉，而必须根据这些生物的生存条件来说明其原因。如同达尔文详述了植物和动物的新的形态和品种的起源，马克思阐明了人类各个社会发展的历史。当然这两者的发展条件在主要方面并不相同，因为无论是植物界还是动物界的发展，整个说来是不自觉的和无目的的，而人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意识到自己的发展条件，也将日益更多地自觉到斗争目的。然而，甚至这种自觉性也不能帮助人们摆脱所有的约束。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它还不能使社会的发展成为随心所欲的事情。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依旧受到自己的生存条件的制约。换句话说：归根到底，经济即生活资料生产的方式方法（我要加一句话：因为自然界本身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的自然条件构成人类社会变化的历史中的最终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思想，虽然从前，即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有人发表过，却没有马克思所给予的那种严密的形式。马克思的功绩首先在于：他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家追溯到人类劳动手段的历史，把社会发展还原为生产工具——这一“人类器官的延长”的发展。

　　生产工具决定劳动的形态和生产率，并且通过劳动决定文明的水平。人们向自然夺取什么，人们如何耕耘土地，如何对农产品和地下矿藏进一步加工，从而使一定的空间里能有比从前更多的人生活，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要取决于当时人们所掌握的工具的性质。生产关系决定人类的交往、人类的定居方式、统治关系和人类社会内部的阶级形成，而生产、定居、交往和统治的发展又影响道德的判断。在生存条件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道德判断也随之改变，法权概念和司法机构同样要随之改变，因为产生了对于法权的不同的要求。同样地，如果社会的经济基础改变了，政治制度也必须改变。这一切都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到了阐明。如果由于工具的改变，社会内部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如果社会结构随着发生了变化，如果（起初是不自觉地）出现了新的阶级，后来它们变得强大起来而且带着日益增长的要求显露了头角，那么总要来到一个时刻，从那时起向前迈进的、新的阶级反对旧的、特权的、有产的和实行统治的阶级的斗争将变成一场夺取统治权的斗争。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部时时刻刻反复进行的、而且不断采取新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思想。

　　人们可能对此作了片面的解释。人们可能夸大了技术经济因素的决定力量；人们可能忘记了人类具有思维的头脑，忘记了思想和意识形态、道德和法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它们对于文化发展，甚至生产发展都是具有部分决定性的要素。人们可能十分片面地理解生产方式的概念，极其夸大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人们可能从另一方面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冲淡得黯然无色，把决定力量过多地归之于思想意识，过少地归之于经济因素。必须承认有这一切情况；然而这是，或者可能是一些错误和解释上的分歧，对它们进行反驳并不触及理论的核心思想。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是的，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多少比较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家不是在原则上接受了那一核心思想的。假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过错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这个理论。一种具有内在真理的理论将超越党派斗争之上以不可阻挡之势得到实现。而这里就是这种情况。尽管思想还有自己的如此强有力的生命过程，但一般的法权等等观点的根源最终还是在于经济关系、社会状态和构成社会的阶级的性质，这在今天的科学界中几乎是老生常谈了。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在政治上表现到什么程度，不妨从历史中，即从英国大革命的历史中举出一个小的例子。

　　英国大革命时期有过一个著名的激进民主派，它的代表被自己的反对者称作平等派，意即革命家，平均主义者。事实上这一派中除了单纯的民主主义者和激进派之外也有共产主义者。平等派在革命高潮中制订了一个他们称做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 people）的宪法草案。他们在其中说明要废除当时的一切阶级特权，他们要求平等的选举权——但是加了一个附注：“为一切不处于雇佣关系中的人。”如果当时曾有人用平等派自己的话对它的一个成员说：这种保留是不民主的，那末他就会十分惊奇而且不会同意这种非难。因为，到底是哪些人因此被剥夺了选举权呢？当时为工资而劳动的人的情况如何呢？对于英国革命的基础来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虽然革命按照惯例把社会的一切阶级一个接一个地推到了最前列，我们在这次革命的历史记载里却没有读到工人阶级的出场。我们固然读到了伦敦学徒的骚动，却没有读到工人的骚动或者其他举动：为工资劳动的社会阶层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在英国还处于十分不重要的地位，还没有发展起来。手工业工人在学会了他的行业之后很快就成为独立的工匠。对于他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考虑到七年学徒的规定，雇佣工人阶段在每一个工人生命中大都只是很短的时期。因此，他并没有把他的师傅看成阶级敌人。从社会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半成年人，在师傅那里住宿和吃饭，在政治上追随他的师傅，组织上属于他。当时的政治家根本不会产生给予像这种工人的人们以选举权的想法，工人自己也不想要选举权，而且他们根本不会理解这种要求。当时和后来在其他一些国家里也有过这种情形。只要雇佣工人的状态对于手工业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满师的工人来说还是过渡状态的话，雇佣劳动者就不会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因此他们也不会提出任何自己的政治要求。

　　三 修正主义和马克思的发展学说

　　在十七世纪，当时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是那一时代最激进的政治家也不能在思想上忽视的；同样，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另一些社会观点，即使没有任何理论家，甚至没有任何宣传者，这些观点迟早必然会到处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工人阶级，所谓工人阶级就是说，只要你一旦成了雇佣工人，那么你一生都是雇佣工人。这就是说，这是一个由并非暂时而是长期在经济上依赖他人的雇佣工人形成的阶级，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像中世纪、中世纪后期和资本主义前夜的手工业帮工那样算是未成年的公民，而是必须以雇佣工人的身份结婚，以雇佣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从而也必须以雇佣工人的身份享有和维护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广泛权利。过去的手工业帮工对于种种捐税有什么可关心的呢？这些捐税很少直接地，大多只是间接地通过他们的师傅同他们发生关系。现在的工人既是一家之主，一切贸易政策和税收政策就都直接同他发生关系了；现在一切使生活费用昂贵的东西都使他处境困难，因此他对一切国家大事的利害感就完全不同了，他必然会感到需要有人代表他参加制定法律，需要保持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影响。

　　这样，即使完全撇开暂时的经济冲突不谈，在工人和他们的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师傅之间也自然会产生阶级对抗。工人们将会认识他们和主人之间的比较深刻的社会差别，他们的工资斗争具有了社会性质。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和中世纪后期的工资斗争中是没有的。当时的工资斗争大多只是为了零用钱之类的斗争，而不是为了生存条件的斗争。但是帮工的斗争通常完全不是围绕工资进行的。我们所知道的德国中世纪手工业帮工的一次最大的斗争即亚尔萨斯区柯耳马的面包帮工持续十年之久的斗争，是围绕着帮工在宗教节日仪仗队中应占据什么位置这一问题进行的。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这是可笑的，然而对中世纪的帮工说来，仪仗队中的位置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天主教在人民生活中起多么大的作用；仪仗队中的位置所反映的是有关社会地位的事情，但是这只涉及行业，不涉及阶级。

　　决定现代工人斗争的却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因素。现在，为了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权利的斗争是各种职业的工人运动的特征，并且正如现代生产把工厂和作坊中一切类型的工人团结起来一样，利害一致的感情也渗透了整个工人阶级。中世纪和中世纪后期的工人运动首先是个人的或分散的运动，或者一般的被压迫人民起义的一部分，现在则成了作为阶级的工人的运动，这一运动涉及终身雇佣工人的实际要求，他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他们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中的经济要求和希望被承认为成年人的社会要求。鉴于这一事实，卡尔·马克思及其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才可以就近代工人斗争的伟大社会目的发表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的一定不能发明出来，一定应当发现出来，这就是说，要在这一伟大的日益发展的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权利要求中去发现，它们已经初步存在于这一阶级的实际发展的条件中了。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为社会主义意向提供比过去所能想像出来的随便那一种基础更为牢固得多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由此把社会主义（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从架空幻想的领域拉到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坚实土地上来的，他们比任何一个先驱者都更大程度地把社会主义理论从思辨的演绎法的范围转移到现实的归纳法的范围。

　　然而在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很大的限制。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说他们的某种程度上正统的门徒（因为欧文、傅利叶、圣西门这时已经去世了），即那些创造了整套的社会体系、创造了异常美妙和完善的纸上社会的体系制造者们，以及自称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德国思辨哲学社会主义者们，首先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发现了社会主义极大程度的削弱。卡尔·格律恩（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者）有时甚至认为，要求把君主制国家变成立宪制国家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社会主义还深深地陷在空想主义之中，以致天才的德国工人社会主义者威廉·魏特林竟异想天开，认为必须召募囚犯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一切具有这种和类似想法的人必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贬低了通过空想获得的伟大思想，就算还没有把它抛弃的话。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表现。不久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柏林《前进报》的纪念专号上写道，那些在八十年代的俄国按照我在这里简单描写过的方式说明马克思学说的人，受到了民粹派和有空想倾向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被说成资本主义的助手或志愿仆从，因为他们像马克思也已做过的那样，强调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工人阶级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当时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况，还曾在许多地方出现。其中有一件事还是很典型的。当我发表上述有关最终目的的那句话时，同一个普列汉诺夫非常激烈地攻击了我，然而他并没有能逃脱被俄国革命者称为“俄国的伯恩施坦”的命运。把在这里阐明的那一马克思学说转化成实践，在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我的看法，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已在原则上推翻了关于最终目的的观点。对于一种以发展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学说，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目的，它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根据这个学说，可以有大的方针路线和目标，但不能有最终目的。即使人们能够称为暂时的最终目的的事情，也不应当从头脑里先验地虚构出来，而必须是从运动的实际斗争本身出发形成起来的。

　　人们当然会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指出过未来的图景。这主要是一八四七年已经写成的《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那里宣称，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改变整个现存社会并且建立一个协作性质的新社会。然而这只是描述了一个很笼统的轮廓，而且同工人阶级按照其生活条件必然形成并且在实质上也已形成的社会意识是十分适合的，因而人们不能把它说成是纯粹的空想。人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预言未来，也就是可以说：明显的发展趋势指出了事物的这种或那种未来面貌。这固然也只是推论，但并非以空想为基础，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尽管《共产党宣言》在一些细节上表现出很高的天才，尽管它已阐述了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但它毕竟不能算是表现马克思所达到的完满的思想顶峰的作品。不如说，马克思在英国（当时它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进行了研究以后所写的著作才属于这一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这一类著作的第一部导言，巨著《资本论》（它有一部分是上述著作的改写）则是它们的顶峰。在《资本论》序言中我们看到两条原理，马克思在其中特别尖锐地强调了有机的发展思想。第一条是：

　　“一个社会就令已经把它的运动的自然法则发现，它也还是不能跳过或以法令废止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它能够把生育时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 4—5 页。——译者注 ]

　　显然，这一原理又一次包含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假如愿意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削弱。它的意思是，工人阶级以及任何一个其他阶级都不能专横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幻想或者随便哪一个现成公式来改造社会。要想使重大的社会改革成为可能，社会的全部生活条件就必须改变，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成熟程度。

　　我想引用的第二条原理同第一条一样，也是一八六六年写成的，它这样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固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变化的且不断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 6 页。——译者注 ]社会主义变革的概念在这里同样有着十分确定的界限。

　　任何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的确，我乐于承认，修正主义者也许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它们的意义和效力，并且无论如何比一些属于马克思学派但是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形成了狭隘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人更为重视，这些人认为马克思根据一定的历史前提提出的原理有着持久的教条的力量，而不是承认它只有相对的意义。在我们看来，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不懂得，如果实际发展同毕竟只是由理论预示的发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是屡次发生的），那么以最初的假定为根据而得出的公式也必须改变。他们不主张这样，而是僵死地并且徒劳无益地抓住这些公式，并且企图用种种手段来维护它们，这些手段纯粹是在解释上玩花样，同真正的科学理论是完全不相称的。可以说，许多这类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宗派，因为他们逐渐回到《共产党宣言》的那些已经被马克思本人纠正的原理和思想，宁可依据《宣言》，而不愿依据马克思在发展最高峰时所写的著作。

　　四 马克思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有一个几乎可说是有机的错误，这是马克思也承认的，因此后来他根据事实自己作了纠正，恩格斯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它的错误在于远为过高地估计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和片面性。马克思流亡时的多年同志威廉·李卜克内西有时曾公开说过这一点，并且在私下对我谈过关于马克思在当时如何过高估计发展过程的有趣细节，但是对于马克思热烈的、革命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本质说来这是很可理解的。我们也不应忘记，当马克思写《宣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过英国，他只是从远方了解当时英国工人的巨大斗争运动，这个运动有时的确好像要以强大的原始力量推翻整个不列颠世界帝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纠正了许多他早先的假设。但是，在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发展速度仍旧作了过高的估计和片面的评价。因此，从马克思写作时依据的那些假设得出来的整整一系列结论固然是正确的，但另一些就是不正确或者不再是正确的了。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发展所费的时间，比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当时所假定的要长得多，它表明这一社会形态有着比他们所假定的更为巨大的扩展和改进的能力。因为发展延续得更为长久，资产阶级经济即自由交换经济的范围扩展得远为广阔，这一经济形态现在就完全不可避免地会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来，而马克思是不可能完全预料到这些形式的细节和充分估计它们的意义的。我们举一个事实作为例子，马克思虽然正确地预见了这个事实，却没有完全正确地估计到它的影响，而且没有超人的手段也是不可能精确地估计到的，这就是：资本主义所引起的世界交通的巨大扩展，海外国家不仅被卷入了世界贸易——这在从前就已经有了——而且被卷入了我们通常在欧洲也开采或制造的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与此相联的商品生产的巨大增长，只是在《资本论》已经写成、马克思已经从发达程度差得多的经济交流得出他的结论并作出了一整套推论（其中一部分现在已过时了）以后，才开始急剧地发展起来。

　　我自己的祖国——德国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今天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何等巨大，世界贸易得到了何等蓬勃的发展。一八八零年德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不到六十亿马克，一九零七年却已达到一百八十亿马克；也就是说，这项贸易的价值增加了两倍，同时期人口只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四十。对外贸易中的出口部分主要是德国工业品的输出。德国工业中的一些最大的工厂和企业简直可说是超出了简单的国有化的范围。它们不仅供应本国，而且供应世界市场。在我们德国，有些工业有多至三分之二的产品输往国外，只有不到一半的产品在德国本国销售。马克思逝世后四年，即在一八八七年，德国的铁路同国外的货物运输总计一千八百八十九万吨，十八年后，即在一九零五年，达到四千三百六十万吨。德国港口的海轮运输在一八八三年（以进口和出口的商船所载货物计）是一千五百五十一万吨，在一九零五年达到三千八百三十三万吨。

　　电力工业即电机制造、电灯厂和电力厂的建立和开工——这一完全现代的工业（马克思只知道它的萌芽状态）的图景提供了一个例子，表明已经发展了怎样的世界市场关系和为此形成了怎样的全新形式。德国这一工业最大的公司之一是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它在一九零七年共有股本一亿马克，这按照交易所的行情相当于二亿二千万马克；此外还有债务资本三千七百万马克以及四千七百万马克的储备金，由此可见，如果不管交易所的行情，它共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一亿八千四百万马克。但是，它的资本力量还不限于此。这个通用电力公司在柏林电力厂公司有股份，后者供应柏林绝大部分的电力并拥有共计一亿一千四百万马克的资本，而其行情价格也是很高的。此外，它通过控制股票的方式实际操纵了它所开办的电力企业银行。这个银行设在苏黎世，因为在那里可以付较少的捐税并逃避一些讨厌的监督。银行贷款给全世界那些向柏林通用电力公司购置机器等等的电力企业，并通过占有股票而加入了二十个左右的其他企业。其次，通用电力公司还有一个分公司——供电公司，此外，这个公司同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通用电力公司）订有互惠契约——人们也不妨选用一个包含较多恶意的名称来称呼这种契约。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公司可以说把世界当作它们的国外市场瓜分了：“你们拿这半个地球，我们拿另外的半个”。这一来他们在征讨略取时就通行无阻了。柏林通用电力公司后来又在它的活动范围内同德国一个仅次于它的大电力公司即把大发明家威纳尔·西门子的名字放在首位、现在却由商人们在那里占据首位的西门子与哈耳斯克公司建立了卡特尔关系。这个公司拥有九千三百万马克资本并同拥有一亿一千万马克资本的南德意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公司有密切的联系。西门子联合公司的另一个附属企业有一千五百万马克资本，它还控制了一个它所创立的《电业银行》，为它进行某些金融活动。最近这两个大联合公司悄悄地同仅次于它们的一些德国大电力公司缔结了关于在公开投标时采取一致行动的契约。这些公司中最重要的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费尔登—古依劳麦和拉迈尔公司，它的名义资本是八千万马克，但还要加上附属于这一公司的一系列工厂的资本。德国庞大的垄断公司现在就以这种方式难解难分地阴谋勾结起来，以便尽可能使不仅德国的、而且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全部电力工业屈从于自己。我们的大钢铁厂同这一现代工业的情况完全一样，它们联合成世界著名的钢铁联合公司，在纺织工业、造纸工业和印刷工业等等中也有联合公司，它们全都不仅为国内市场而且为世界市场进行活动，它们的网络远远超出了国界。于是，工人们的工作就落入了从前没有预料到的对于世界市场的从属地位。

　　总之，最近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还不知道而且还不能知道的工业和经济交流的组织形式。当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拥有一千至二千工人的企业已经算是异常巨大的企业了，而现在却有二万、三万、甚至四万工人的企业。观察一下这一事实在先进工业的工人们的思想领域中得到怎样的反映，会是十分有趣的。我们德国的官方企业统计把企业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它称五人以内的企业为小型企业，从六人到五十人的企业为中型企业，超过五十人的企业为大型企业。这是官方统计。现在看一看工人们的算法。七年前，即一九零二年，柏林的冶金工人自己进行了关于柏林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比例的统计。在这印成书发表的调查中同样可以找到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的区分。但是工人们把一百人以内的一切企业还都算作小型企业！他们的中型企业有一百零一到五百人，从五百人以上开始才被他们算成大型企业！这一情况以几乎是滑稽的方式在我出席的一次冶金工人会议上表现出来。这次会议在听了演讲以后讨论了各个车间的情况，一位工人在会上发言，描述某一企业中发生的事件。他做出了一种表示蔑视的姿态说：“你们可以想像得到，这是怎样的一家厂子，那里只有一百个工人干活。”一个拥有一百个工人的厂子的老板有时可以是百万富翁，但是在工人的眼里，“只有一百个工人的”厂子在冶金工业中的地位并不比从前的一家小杂货铺大多少。

　　事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一八五零年，工业中几乎只使用三十匹马力以下的机器，而现在大工业中采用了高达三万匹马力的机器。此外，现在还使用电来促进物质的转化，这就是创立了崭新的生产部门的电化学。虽然马克思没有能够事先描绘这一切，但是它们毕竟在原则上没有离开马克思的发展图式的直线，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乐于引用它们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但是，就其对于经济关系、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以及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形式的反作用而言，它们毕竟有马克思所没有估计到的意义。

　　能够对世界工业实行国有化吗？这将意味着什么呢？现代国家能够把那些大部分搞投机营业的工厂接收下来吗？——这些工厂用自己的产品和输出能力到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在争取销路和订货的斗争中全都发展了现代竞争的优点。如果国家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这样做，难道我们可以听凭那些在现代国民经济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了整批的工人大军，人民福利的很大部分取决于它们的繁荣——难道我们可以听凭它们（由于国家不能立即把它们接收下来）在一个社会大灾变中遭到毁灭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必须采用根本不同的手段和方法，逐渐把它们纳入比较严格的社会监督之下，这种社会监督只有渐次地才能做到完全控制它们。俄国工业中心的工人已经在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中深切地领会这一点。

　　如此声势浩大而又充满希望地在一九零五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关于这次革命我们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它当时所争得的成果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不管沙皇反动势力多么暴虐，至少有一部分是保存下来了——这次俄国革命曾经有一个时候在俄国的大工业中心哈尔科夫、罗斯托夫、莫斯科、彼得堡、华沙，特别是在罗兹（俄国的曼彻斯特）使工人成为工业中的统治力量。沙皇政权被打倒了；官吏和警察的全部威权动摇了；警察甚至向工厂主说：你们去想法怎样对付这些工人吧，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了！在罗兹的一些有七千到八千工人的工厂中，工人们一下子就仿佛成了主人。老板们逃到国外，把营业交给代理人或经理去维持。这些人有的被工人枪杀了；他们如果想逃命，只有干脆屈从工人的条件。但是这仅是比较短的一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时刻必然会来到，那时从前的工厂所有主会对工人宣布：“你们替我们维持工厂吧！我们经营不下去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在乎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考茨基在荷兰就革命后的前景所作的演讲中发挥了这个思想：工厂主自愿放弃工厂将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工厂主将会像上面描述的那样说：“好吧，把工厂拿去吧！但是让我们安静！”是的，这是非常可能的，而且我承认，用这种方式进行剥夺将是廉价的。只是问题在于：工人是否应当或者是否能够把国家不能接收的工厂自己接收下来并顺利地继续经营呢？根据我们迄今所见到的一切，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工厂的工人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把工厂接收下来。如此廉价剥夺的工厂在一次革命中将是一场空欢喜。俄国工人的统治到处都是以这样的时刻结束的，那时工人反过来对工厂主说：我们想通了，现在你们还是主人，我们俯首听从你们的指挥。[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切列万宁在《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一书中很慎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对于细心的读者这种慎重却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不过就连他也没有对于经济方面给以充分的估计。 ]工人的工业专政简直从来没有实现过。经济生活有着一些单凭人的愿望不能超越的生命规律。

　　五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结构

　　我在这里阐述的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是一些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思想的结论，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一个社会的制度和习俗是建立在几千年之久的发展的基础上的，人们不能够从今天到明天一下子就改变它，使它按照另外的方向去发展。这特别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产生人们对它期待已久的后果：使社会的结构和机体简单化，普遍建立简单的关系。不，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化了，阶级结构变得更加多面了，它的分枝越来越广泛了。工商业中的小企业没有被消灭，只是被赶过了，它们的性质和经济地位被改变了。当然它们曾经整批整批地消失，被大企业消灭或并吞。但是资本主义本身又产生出新的小企业来代替它们。为了不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我举一个例子。旧式黑白铁作坊这种工业在现代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中几乎已经完全绝迹。黑白铁匠今天不再做锅、盆等等，这些东西今天是在工厂中制造的，他至多只是贩卖它们。旧的黑白铁作坊不得不放弃它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但是在从前的黑白铁匠的位置上，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大、中、小的电器设备装配匠。一门具有别种形式的小企业的工业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类似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在许多工业部门中看到。

　　农业中的小经营则更为顽强地保持下来。在农业中，小经营和中等经营已经证明它们的抵抗能力和生产能力远远超过社会民主党过去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影响下所作的假定。马克思也曾预言农业中的小经营的毁灭，因为在他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农业实际上大部分已在大地产的掌握之中。但是这种大地产是人为地造成并且通过英国法律的特点和英国的其他特殊条件维持下来的。此外也丝毫不容置辩的是：特别是当时在英国广大平原地区还占很大分量的谷物种植业保证了大经营对小经营的巨大的优越性。

　　我还要作进一步的论述，因为我不想为了随便一种先入之见的理论闭上眼睛不顾事实。我力图认识真理。只要我确信，我提出的任何一个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原理与事实不符或者不再相符，我就会立刻放弃它。因此我还要承认另外一点，我认为可以相信，甚至在小经营表现得最顽强的畜牧业中，合理的大经营所使用的人力的生产率是较高的。因此单纯从数学观点来看，这种大经营表明自己是优越的。但是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在现实世界中起着很大作用因而不容忽视的因素，即劳动中的心理因素。让我们举一个大畜牧场为例。在这里，别的时候不说，还必须在晚上对牲畜加以照料，必须根据情况在晚上做清扫工作、喂水和饲料，无论如何必须照顾牲畜。在大经营中，这些工作是由一个雇佣工人即雇工来做的。对他来说，这种工作是劳动，他把它看作并且算作劳动，本是完全正确和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他做这种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这里没有他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有牲畜的小农或中农的小庄园。晚上他也要再到自己的厩里去一次，去照料牲畜，但是他不再把这算作劳动，对他来说，这只是往往使他感到某种愉快的活动，因为这是他的牲畜，是他饲养和照料的。对他来说，他在这方面的不可否认的体力支出通过心理因素得到了补偿或者至少是大大减少了。这就是所有国家的畜牧业中的小经营能够顽强地抵挡住大经营、甚至从大经营那里夺得地盘的原因之一。

　　一九零七年六月十二日德国的行业和企业调查（其结果现在已由统计机关公布）证明，普鲁士农业中的中小农户增加了百分之十以上，德国其他地区的农户的数字增加得更多，并且这不仅是指户数，而且也指种植面积。确实，中小农户的种植面积比这类农户的数目增长得还要多，而大经营的户数和种植面积却减少了。[注1]但是工业的积聚（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连最顽固的保守派也不否认，因为事实太明显了），甚至工业的积聚也没有产生使社会的阶级结构简单化的后果。它没有减少资本家阶级的人数，不，它反而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加了。因为站在前面谈到的巨大工厂后面的不是一个超级资本家，不是一营或几营以大小股东形式出现的财产共有者，不是一个团或几个团，而是整个整个的军团。

　　[注1] 这里是官方统计中的有关数字：

　　从此看来，在这些集团中，只有极小的（工人份地等等）和中等经营的集团增加了——后者恰巧是小农和中农经营的集团。一个较详细的分类表（和上表同样也是在一九零九年三月三日普鲁士王家统计局的统计通讯中发麦的）进一步说明：在中等经营集团的两个相邻的集团中，接近中等经营的阶层得到了最有利的发展。虽然整个小经营集团减少了，它的上层（四至五公顷）却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九八。富农经营集团一共减少了百分之六点四五，其中的拥有五十至一百公顷土地的阶层减少了百分之十一点八七（从 31252 减少到 27542），而拥有二十至五十公顷的接近于中等农民经营的阶层却只减少了百分之四点三一（从 155439 减少到 143949）。就种植面积说，中等集团的变动如下：

　　由此可见，在这些集团的任何一个中，每一经营的平均种植面积都增加了。即使不应当忽视，这种结果一部分是普鲁士的向东部各省移民的政策——为了使德国农民移入受到波兰人威胁的各州而对大地产进行分割——和波兰人的对抗行动（他们同样也尽可能建立了农民庄园）所致，但是这一数字仍然响亮地驳斥了“农民经营的消灭”的理论。

　　关于畜牧业中的小农经营和大经营的生产力的比较，阿尔都尔·舒耳茨博士（他本人是一个实践的农业家）在《社会主义月刊》中报告了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见《畜牧业的大经营和小经营》一文，《社会主义月刊》，一九零九年第七期）。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已经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并且指出，美国非常有名的、确实吞并了几百个工厂的钢铁托拉斯，有将近五万个股东。我曾经说过，在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英国二十一个最大的细纱棉纺厂十年前联合成一个细纱棉纺托拉斯，固然因而在这一工业部门引起了相当巨大的积聚，但是并没有减少资本家的数目，因为这个托拉斯大约拥有四千五百个大小不同的股东。在工业中到处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非个人的所有制形式逐步增加了。就是在那些最初是由一个人创办的企业中，就是在那些企业中，所有权也是一代比一代更加分散，最初是在创业人的家庭内部分割，但是以后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也把股份转让给外人。为了替一种比股份公司更为严密的集体所有制找到适当的形式，人们终于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发展了有限公司这种机构。伦敦《泰晤士报》的历史是说明个别企业的所有者的数目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增加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有名的企业是在二十五年前由一个名叫约翰·瓦尔特的人在伦敦创办的，以后由他的后代和杰出的管理人员继承，股权越分越多，《泰晤士报》就这样三十二分之一地、六十四分之一地以至于一百二十分之一地从一手转到了另一手，直到前几年报纸成为一个有限公司的财产为止。许多大企业的发展是与此相似的。前面提到的西门子和哈耳斯克电力企业最初属于两个人，一个是有名的技师威纳尔·西门子，一个是有经商才能的机械师哈耳斯克。以后，由于西门子的几个儿子加入企业，财产所有者的范围扩大了，也有其他的人入股了，单纯的合资公司变成了合资有限公司。但是，随着企业的成长，即使这种所有制形式也嫌太窄了，现在它成了股份公司，股东即财产所有者没有几千也有几百。

　　任何地方也没有一份关于股东的详细统计。但是股东阶级的增加表现在收入和财产的统计中。收入的统计不是表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数的减少，而是表明它们的增加，而且它们的增长显著地超过人口的增长。在我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据我所知，它也译成了荷兰文）里，为了说明这一事实，我从普鲁士的收入统计中引用了几个数字。这些数字遭到了非难，因为它们是以两种不同的估税办法为依据的，也就是从两个税则略有不同的时期引用来的。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想不完全忽视较近时期，或者要对过于相近的年代（因为彼此过于相近，很难表现出明显的变动情况）加以比较的话。然而，在一定限度内我接受这一批评：不能把那种对比看成绝对的，它的证明价值是有附带条件的。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就能够有更大的把握了。

　　普鲁士在一八九一年实行了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所得税改革，即所谓米凯尔[ 约翰内斯·冯·米凯尔（Johannes von Miquel，一八二八——一九零一），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一八九零年至一八九一年间担任普鲁士邦财政部长。——译者注 ]捐税改革，在这一次改革的基础上于一八九二年第一次提高了所得税。一九零六年这一税则略有变动，并且从一九零八年起在估税办法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拿米凯尔税则在变动以前的有效时期的第一年和最后一年即一八九二年和一九零七年的数字来看，那末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内，普鲁士的收入较低即每年在三千到六千马克之间的资产阶级的人数从 204714 增加到 369046, 也就是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点三七，年收入在六千马克以上的资产阶级的人数从 112175 增加到 190445，也就是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点五，而人口在同一时期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三。我还可以进一步举出数字和举出收入更高的阶级的各个集团的变动情况，这将表明，每一集团中的增长都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注2]。资本家人数是在增多而不是在减少。社会的基础是在改变，但是社会结构并没有变得更加简单。

　　[注2] 为了不使听众厌烦，在讲演时不可能宣读过多的数字，在这里不妨补充一下。收入在六千马克以上的各具特色的集团的人数表明了如下的发展：

　　可以被称为有产者的各阶层的财产税（“补充税”）在 1895 年（第一次征收）至 1908 年间表明了相似的发展：

　　所有集团的人数的增长都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后者只比百分之二十多一点。

　　就算纳税人的增加有一部分是通过比较苛刻地应用评税办法而得到的，但是这些阶级的人数是在增多而不是在减少，这仍旧是不容置辩的事实，现代生活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事实。

　　最初在社会党人中传播的关于收入同财产变化的见解和事实上的变化之间的差别可以用两幅图来说明。

　　上图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相符的。这个于一八九一年由卡尔·考茨基在我的合作下起草的纲领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者过去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我们以由底座和竖立在它上面的有规则的圆锥体组成的社会角锥为出发点。底座是雇佣工人阶级，中段或中间几段是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最上一段即尖端表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根据爱尔福特纲领，发展必然要导致或者已经导致这样的情况：角锥越来越接近在技术界称为瓶颈的形状，尖端膨胀成为圆头，中间越来越细而成为颈状，底座越来越厚实，就像上图的后两个角锥所表示的那样。一个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布勒斯劳的尤利乌斯·沃尔夫教授很得意地设计了一张图来表示这种理论的最终结论，这张图中只有上面的表示百万富翁的粗大圆头和下面的表示工人的巨大底座，中间阶层完全消失，连一根头发那样细的颈形都没有了。当然是永远不会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实际上，中段根本没有变细过。下图的一组角锥是以今天实际的阶级结构倾向为基础的，它虽然表明了角锥形状的变化，但是基本上保特了圆锥形的结构。最上一段不再是尖的，而是变钝了，大资本家阶级比以前更加强大了，此外则中间阶层的阶梯几乎是原样，在工人阶级和巨富之间的阶层中没有一个环节显著地缩小。

　　有人从这一事实得出了结论：在这样的发展中一切都很美好，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抱怨事情的进程。然而这是根本错误的。人们只要仔细地看一看第三个角锥的下端：圆锥体建立在其上的底座大为加强了，无产者阶级即为工资而劳动的阶级的人数大为增加了，此外还有第二点即上下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顺便说一下，我的图形只是提供一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倾向的图画，它不要求数学上的精确性。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悬挂着的手风琴来具体说明这种发展。我们把一个重量系在它的下部，同时用一个稍大一些的力量往上拉。最上面的部分即财主阶级上升得最快，越来越巨大的财富集中在个别人手里。中间部分跟着上升，没有一节落在后面，但是越往下，上升运动便越慢，最下面即在工人那里最慢。但是这里也还有某种程度的上升，最下面的一节没有下降，绝对地说来工人阶级的景况没有比以前更坏，但是上下之间的差距大大地增长了，并且增加了社会上的不满。处于较高等级的阶层即广大的资本家，不管他们作为人来说是什么样的，但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来，他们作为资本家来说，已经成了或者将越来越成为同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任何职能关系的寄生者，他们仅仅作为股东分享企业的赢利，但是在其他方面对这些企业并不负责。

　　六 崩溃论

　　但是在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假设在第二点上也没有实现。阅读爱尔福特纲领的人会在第一部分的第四段中碰到下面这句话：“然而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如果不是从道义上，而是从经济上理解这个词，那么还说不上有什么鸿沟——“将由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根源的危机而更加加深，这种危机将日益扩大和具有破坏性”。在制定爱尔福特纲领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这一点。我们曾经设想，就营业状况说来，经济发展会走上一条越来越狭窄的螺旋道。这是这句话的含义，它在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表述方式就是在这种假定下得出的。如果想用图表来形象地说明爱尔福特纲领的思想，那末我们将会得到一个下降线越来越长，上升线越来越短的曲线，而且繁荣时期的开始和新爆发的危机的开始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短。大致像下图所表示的：

　　这是一条径直下降的商情曲线。但是实际的发展是怎样的呢？危机的历史和统计数字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因此让我们来确定一下，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曾经经历过哪一些危机？一八七一到一八七三年是一个大高涨，这就是有名的，或者说是声名狼籍的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似乎遍地皆黄金，无数资金被投入不可靠的企业。然后，在一八七四年，随着一八七三年的大破产出现了一次危机和萧条时期，一直延续到一八八零到一八八一年间，几乎长达七年之久。这次危机的破坏性是这样大（我当时作为一个银行职员和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亲身经历了这次危机），以致当时的失业人数的比例和贫困程度都超过了后来的各次危机。只是到一八八一年才明显地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高涨，然而声势很弱，时间不长，到一八八三年就达到了最高点。接着又出现了一次萧条，一直延续到一八八七到一八八八年间，虽然不是完全和一八七四到一八八零年的那一次一样长，但也差不多。又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涨，结果带来了强大的工人运动，但是也不过短短三年，就是说，只维持到一八九零年到一八九一年间。一八九一年，好日子就过去了。这正是爱尔福特纲领制定的那一年。这是一直延续到一八九三年的新的营业不景气的第一年。但是接着又出现了一个不仅在声势上，而且在时间上都是人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高涨，因为它直到一九零零年才宣告结束。随后又是一个新的萧条时期，然而不十分严重，到一九零三年就又过去了。从此开始的好转又很强大，一直维持到一九零七年。现在，从一九零七年起，我们重新处于一个营业不景气的时期，但是我们不知道它要延续多久，因此还不能确定它的规模。不过只要我们能够让事实来说话，我们就会看到和纲领所描绘的完全不同的另一条曲线。正是从一八九一年起，与其说是一条下降的商情曲线，还不如说是一条上升曲线。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幅根据上述商情的实际过程画出的图，并且同纲领规定的图作一比较：

　　这是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前设想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情景，完全不同的商业情况发展过程。对抗力量削弱了危机因素的力量，而这些对抗力量从前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由于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和广泛散布，今天已出现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克服停滞危险的可能性。市场的大大扩大，创造了调节的可能性，这在以前虽然也存在，但从未达到同样的程度。工业卡特尔化同样使以前做不到的生产调整成为可能，这种卡特尔化以及种种其他的东西所起的作用，看起来将使营业活动中的危机和萧条比以前更快地得到克服。我不是说，这一切全都是对整个社会绝对有利的。卡特尔可以帮助某些工业摆脱危机，但它却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水平而加强了危机对其他工业的作用，而以前在危机中价格的降低通常是有益的。而且即使营业状况整个说来今天已有所好转，但是有一个情况毕竟没有改变（在这方面，爱尔福特纲领是正确的），这就是普遍的不安定今天并没有比过去减轻。各国工人阶级今天仍然听凭营业兴衰的摆布，他们受着不断进行的、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抛到总的劳动市场上去的工业改革的支配。这种不安定不仅是工人阶级才有，而且对于薪给阶级的其他成分中的多数人，对于商人，也同样起作用。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比做暴风雨在内湖里和大洋里掀起的波浪。如果暴风雨在湖里掀起的浪头很高，那就会造成一种可怕的景象：就湖的不大的面积说来，波浪和它所造成的破坏显得很大。另一次风暴在大洋里所掀起的波浪可能还要高得多，所造成的灾难可能要大得多，但是同大洋的全局相比，这就是微不足道的了。沧海中的一粟算得了什么呢？今天即使没有危机，工人也会在世界经济的大洋里被抛来抛去，个别人要在经济生活中生存，也变得更困难，更不安定，更加受到威胁了。波浪每天都在吞噬着大批牺牲者，可是世界经济的大海表面上仍在平静地流着。

　　如果说不应当从危机发展的旧公式已经站不住脚这一事实得出骗人的乐观主义，那末就不能忘记上述这一点。然而这个公式必定要垮台，而且以它为根据而提出的对于未来的一切期望，首先是关于将使现代社会遭到直接毁灭和完全崩溃的经济大灾变的思想，也必定随着它一起垮台。实现这种思想的可能性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越来越减少了。先前同这一危机公式相连的一切妄想，都已经摇摇欲坠，而且只能是有害的了。

　　七 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放弃灾变思想，那末不言而喻，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当前工作就会获得更高的价值。因为这样一来，当前工作就不是什么治标手段（这种手段的价值仅仅在于它们能使工人直到大灾变时都保持战斗力），而是成了重要的基本的准备工作。修正主义同别的观点即同社会民主党的旧观点相区别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对属于社会主义的当前工作的事情给以更高的评价。修正主义对议会工作的估价更高，并不是把它当做鼓动工作（虽然鼓动工作也有它的道理），而不如说是考虑到它的积极的立法成果，考虑它能争取一些法律，以便尽可能在法权和经济上引起深入的改变；更加重视社会民主党在地方自治机构中的活动，这也是不管估计得多高也不会过分的；更高地评价工会在经济生活中所能行使的全部职能的社会意义；更加关心工会组织的系统建设，同样也关心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推广和建设——如果人们抛弃了那一危机公式的思想和经济大灾变的妄想，按照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来设想社会，那末所有这类工作就都获得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更大得多的意义。

　　现在有人从另一面反驳这一论断说：作为必要的当前工作而提出的那些事情，全都已经在做着，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在做着！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说是对的，但是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差别在于，一项工作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当我的那本论述社会主义的前提的书出版并遭到激烈攻击的时候，一位波兰的社会主义者拉德·龚普洛维奇博士在伦敦的一次集会上说（这是对我能够说出的最有鼓舞力量的话）: “伯恩施坦所推荐的，我们以前就已经做了，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是半心半意的，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良心感到不安。伯恩施坦使我们转移到能够全心全意地无愧于社会主义良心地去做这些工作的地位。”这是否符合事实，我当然没有必要下判断。但它说中了我的意图。这句话对一个政论家来说是他所能受到的最高奖赏，它来自一个我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认识的战友。

　　事实上，我们在追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时可以看到，它已被它的斗争的实际条件和它本身的发展引导到这样的地步：先前的、还是在半空想基础上产生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起初，社会主义者认为，议会同工人完全无关，去争论它同社会主义的伟大目的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后来他们进入了议会，但是宣称，参加议会的各种委员会即使无害，也是毫无用处的。但是现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获得了重要地位，大家已习惯于这一思想了：工人阶级必须在一切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全力进行工作，必须设法使这些机构充满工人阶级的精神。事情就这样发展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要越过这些点和另一些点。修正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被传统势力打败了，但是在实践中却胜利地得到贯彻。

　　我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会跑来对我说：这些听起来都是非常悦耳的，但是在进行这种细小工作时，大的着眼点、大的概括思想就从眼界中消逝了。如果你还要从工作中去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那末在这方面就会越来越糟。

　　我对这种时常听到的责难的回答是，现代工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人们把月亮指给他们看，使他们欢欣鼓舞起来。现代工人阶级正在成熟着，而且它的广大阶层已经成熟了。它不需要空想，用不着这个毕竟是模糊的“最终目的”，去鼓励它为社会主义奋斗。为了向工人灌输争取伟大目的的热情和志趣，人们向工人指出的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一些东西。首先应该指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们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表现在：他们今天是对知识、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任何真正进步完全没有偏见的唯一阶级，他们的利益并不像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那样，同已经陈旧和正成为陈旧的东西联在一起，这些阶级中有些是反动的，想保持过时的东西，有些只是半进步的，因为在进步过程中，它们作为阶级一定会失去这种或那种东西。只有工人是一经作为阶级出场就在各方面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了。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最可靠的先锋队，就像拉萨尔在工人纲领中号召工人时用这样美丽的语言所表示的那样：“你们是岩石，现在的教堂应当建立在它的上面。”如果人们向工人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向他们指出了不断上升的可能性（这种上升也许进行得很缓慢，但是由于工人的社会重要性不断增长，只要他们能团结一致地前进，还是有把握实现的），那末，人们也就向他们指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这一目的是冷静的判断者也能相信的，因此，必然要起更强大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看社会角锥实际发展的图画。上部的圆锥体压迫着工人阶级的底座，妨碍它充分发展。圆锥体包藏着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寄生者是把这个底座压住的重物。但是底座日益增大，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增长得快，底座的大小日益接近圆锥体，它的抵抗能力也就越来越强大。这是应该向工人指出的。这样做并不会使他们丧失同我们社会主义者在一起工作的热情，这样做不会使他们丧失远大的眼光，只不过是向他们指出，事实上应该怎样在社会中进行斗争，并且激发他们的自信心。有了这种自信心，即使在缓慢的前进中，也能使他们精神奋发，把力量保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马克思关于社会崩溃的阐述向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知道，我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展示出的旧的前景是一支军队在作多次迂回进军的图画。这支军队越过巉岩，穿过丛莽，但是在前进中，这条路越走越往下去，直到最后来到一个巨大的深渊面前，所争取的目的即未来国家在彼岸招手示意，需要经过一片大海——按照许多人的看法这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才能到达那里。这个前景现在改变了，另一种远景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是工人的日常斗争（尽管有种种迫害，斗争还是在进行着，并且反复进行着）和工人在数量上、在一般社会势力上、在政治影响（任何政党都再也不能逃避这种影响）上的增长，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工人阶级的道路不仅是向前的，而且同时也是向上的，不仅是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是它的经济、道德和政治水平的提高，它作为参加国家和经济管理的因素的能力和活动的加强。社会民主党内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所信奉的那一流派有志于这一前景，目前正在极其坚决地进行活动，促其实现。

　　附录：社会民主党纲领理论部分的提纲

　　由于这次演讲是向一般群众作的，我不想拉得太长而使听众感到厌烦，因此它只涉及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基本问题，只阐明了从其中引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几个结论。其他结论只得原封不动地留下了。例如其中就有社会民主党对于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上的中间组织的态度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是应当基本上保持为工人阶级的党，还是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党。由于修正主义者特别强调发展思想，这已经部分地预先决定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于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把革命灾变当作运动的合于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后一政策至多能根据机会主义的功利原则区别对待非社会主义政党，但它在斗争中越是把灾变想像得很近，对待别的政党的态度就越是严酷和冷漠。改良主义则由于抛弃了灾变论，就已经达到下列情况：预见到同非社会主义政党屡次合作的理由和必要性，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依照这一点来调整自己的语言。仅就这一点说，改良主义也是节制的意思。但是，对于下面这种成见无论怎样严峻地反对也是不会过分的：这种节制意味着放弃强有力的斗争手段，意味着一种软弱的让步和掩盖对立的政策。“作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或者改良主义者，你怎么能赞成政治罢工、占领街道之类的事情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不止一次地回答说：“我赞成它们，因为我主张彻底的改良政策。越是把关于这一政策的思想放在突出的地位，这些手段就越有成效。”此外，彻底地强调改良思想，也使抹杀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成为多余的了。

　　我始终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坚持这种性质。它是那一社会阶级的政党，这一阶级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千丝万缕地依赖着作为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基础的经济进步——对于这一点的觉悟是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意志（这是统一行动的最可靠的因素）的唯一保证。这是对于社会民主党必须表示态度的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如农业政策、外交政策、商业政策、殖民政策等等的不可缺少的指南。工人阶级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同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绝对对立，但是它意味着不受其他一切阶级独特的特殊利益的束缚。例如，社会民主党可以执行一种也对农民有利的农业政策，但它不能执行可以称为农民的阶级政策的农业政策。因此只有当工人自己成为人民中起决定作用的成分，而其他的人民阶层作为基本上从属于它的成分团结在它周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能在意义和范围上成为“人民党”。职业和行业调查表明，社会民主党正在非常顺利地向此前进。

　　它向我们表明，雇佣工人和职员阶级是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阶级。如果说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企业同样也比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更为迅速地增长——在普鲁士拥有二人到五人的企业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零七年间从五十九万三千八百八十四个增加到七十六万七千二百个，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九，——那末不应该忘记，相当数量的这些企业是大企业的一部分，小业主中的很大的百分比今天愈加和工人相等了，因为，尽管他们的阶级还存在，但这一阶级中的各个人的生活大多建立在很不牢靠的基础上，这一阶级的成员进进出出的变动很大。如果说这不太符合农民的情况，那么，第二十一页上引用的统计资料仍然表明，甚至农户中最顺利发展的阶层在数量上也愈来愈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十九，中农户只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二九，小农户甚至减少了。农民没有在农业大经营面前覆灭，但作为社会阶级降低了等级。

　　应该根据这些见解来修正那些试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为范本而详细地描绘社会发展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党纲里不作任何这样的详细描写，而是在像马克思非常老练地为法国工人党最低纲领所撰写的那样的几句一般的导言之后，只在纲领中规定一些原则和要求，至于理论的论证则放在宣言里面，宣言比起必须写得简短的纲领来，有可能更为精确地探讨问题，但是如果人们想保持爱尔福特纲领的结构，那末在撰写理论原则时，必须不为修辞效果而牺牲科学准确性。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可能的，我为我在夏洛腾堡的演说（本书前言中曾经提到它）所写的提纲可以作为具体的例证。我现在把它写在下面，同时我仍然要强调，这对于我说来仅仅是思想内容的概述，而不是一个也考虑到形式的草案：

　　1.在现代文明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统治着财富的生产和交换。资金雄厚的企业特别在商业和工业中把小企业完全排挤在后面。由独立的小企业主、小农民、小手工工匠、小商人和其他小业主组成的阶层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缩小了。与此相反，受雇于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工人和领薪金工作的职员的阶级增长得愈来愈快。增长的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注定要落到长期的经济依赖地位。

　　2.对于受雇用的群众，特别是对于雇佣工人来说，资本主义除了意味着依赖性外，还意味着生活愈来愈不稳定。节省人类劳动力的技术革新一再把熟练工人从他们的队伍中抛掷出去，其次，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特性产生的生意兴隆和营业停滞的盛衰交替，对于广大工人和职员群众来说，意味着一再反复的体力过度紧张和失业的交替。但是工人阶级越是发展，失业现象对于整个经济生活就越起麻痹性的反作用，并且把数以千计的业主抛入破产的境地。

　　3.固然，现代资本联合——辛迪加和卡特尔企图对生产力加以一定的调整。但是它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和福利，而是为了在它们各自的工业中保持高价，保证尽可能高的利润。因此它不能消除周期出现的营业停滞的灾难，而只能改变表现形式，人为地保持高价则反而使停滞对于广大的劳动大众产生更加恶劣的影响。

　　4.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但是这一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只有一小部分流入劳动阶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占有者阶级通过各种形式的利润和地租取得了日益增加的大量剩余劳动。依靠财产证券不劳而获的人数不断增加，而他们的资本财富比他们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在个别人的手中积聚了过去从没有见过的大财产。为了工资或类似工资的薪金而辛勤劳动的广大群众的收入同资本家寡头——他们的奢侈在无限地增加并且在腐化着社会生活——的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到惊人的程度。

　　5.当生产和交换随着企业的扩展越来越具有社会性的时候，由于财产的集体形式——股份公司等等——的发展，企业的所有主同他们的工厂的关系就日益被转让出去。社会总资本中愈来愈大的部分成为股东的财产。这些股东对于企业没有任何职能上的关系，他们只关心工厂应当带来的利润，但对工厂并不过问和负责。在庞大的垄断性企业后面，有一大批股东，他们加强了这些企业的社会势力，但他们是不劳而获的，过着寄生于国民经济的生活。

　　6.对于这种寄生现象的过度发展，对于资本在工资和价格这两方面实行的垄断的压迫，单个的工人和职员是无力反抗的。只有通过政治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结合，他们才能够抵抗资本的压迫倾向。结社自由和普遍的平等民主选举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解放的必要先决条件。

　　7.在同资本权力相对立的一切社会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变革力量。别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或阶层不是想阻挡历史车轮或尽可能使它倒转的公开反动派，就是因为自己是中间阶层而在矛盾和犹豫之中仿徨。只有工人作为同资本主义对立的阶级代表了彻底进步的利益。工人作为阶级对于通过改进技术和征服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来增加社会财富有最大的利害关系；作为阶级，他们对消灭寄生的企业形式和剥夺寄生的社会成分有最大的利害关系。

　　8.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把经济垄断转交给社会所有，并使它的经营对社会有利，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把社会控制扩展到一切生产部门，把落后的企业纳入受社会管理的生产。但是，把工人组织成阶级，就是把他们组织成一个特殊的政党，而工人的政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9.社会民主党争取在邦、省、市镇中实行民主，把它当作实现人人政治平等的手段和使土地与资本主义企业社会化的杠杆。它不是只接受工人为党员这种意义上的工人党，谁只要承认并捍卫党的原则，也就是说，谁只要采取创造的劳动反对剥削占有的斗争的立场来对待经济生活问题，谁就可以参加它的队伍。但是，它主要面向工人；因为工人的解放首先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业。把这一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并且为了斗争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他们组织起来，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

　　10.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别的国家，而是包括进入现代发展的一切国家。社会民主党透彻地认识到，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创造了这一切国家的工人日益增长的团结，目前还谈得到的民族对立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所争取消灭的统治关系和剥削关系，因此它在经济斗争和政治行动中捍卫国际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目标是，在文明人类团结的范围内，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的自由联合。

　　根据阿姆斯特丹马丁·科恩公司一九零九年德文版译出。

　　译者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