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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是被俄罗斯创造出来——准确来说，被布尔什维克，被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出来的时刻——开始讲起。这一进程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立即开始的。而且列宁和他的同伙用对俄罗斯来说非常粗鲁的方式——分离开，撕毁掉俄罗斯历史领土的一部分。当然，没有人向居住在那里的数百万人询问过任何事情。”
这是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的关于乌克兰历史的演讲片段，他直截了当地阐论了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伪合法性，并为俄军大规模进行去军事化行动做了理论铺垫。
俄军向被纳粹政府控制的乌克兰进攻，这一冷战结束后欧洲影响力最大的战事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同样存在历史延续，即普京单方面所做的史实科普。
然而，普京并没有正确的解读乌克兰历史。
在历史上确实不存在“乌克兰”这个国家，且乌克兰仅仅以地域范围自诩为“基辅罗斯继承者”同样是「伪合法性」。
真正的「乌克兰政权合法性」，只能是由1917年12月16日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统一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克兰社会民主”说起。
乌克兰与俄罗斯生长在一起，这是在苏维埃旗帜下的（1918年2月8日布尔什维克解放基辅），而当苏维埃在上世纪90年代被卷土重来的资产阶级白色力量推翻之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也就被打断了纽带。
此时，俄罗斯继续“团结”乌克兰将不再具有任何法统支撑。
甚至我们看到的历史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失去统一的红色旗帜庇护的俄罗斯其自身领土范围内都险些四分五裂、各民族主义自治国不断兴兵（直到普京上台依托武装力量强行镇压）。
乌克兰的所谓“独立自决”是建立在与俄罗斯共同处于“阶级同盟”的苏维埃旗帜下，而这种同盟关系又是超越“俄罗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元素的，即「苏联」国家的诞生。
1917年6月14日，列宁在《乌克兰》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我们主张各国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反对‘本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本家。”
因而，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拥有”，就必须恢复苏联的历史、恢复苏维埃政权的意识形态高地，否则一切说辞都只能被定义为政治借口。
这就是普京作为当今俄罗斯民族领袖，在两个月前、乃至多年来始终无法逻辑自洽的“政治失真”的缘由。
2013年3月，普京在会见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成立大会与会者时，不止一次将“十月革命”说成“十月政变”；
2012年6月，普京在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回答提问时说：“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因其卖国行径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2016年1月，列宁九十二周年忌辰前夕，在讨论国家科技发展长期战略制定和实施问题的总统科学与教育委员会会议上，在谈到思想方向控制问题时，普京突兀地把列宁的自治化思想作为批评的鞭子，指责它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子弹；
2019年12月，普京在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参加2019年度的大型记者招待会，又对列宁进行批评：“列宁可能不是政治家，更像是个革命者。列宁最大的失误是把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统一国家，改造为国家联盟。”
…………………
毋庸置疑，普京必须简单粗暴地攻击列宁、站在苏联的尸体上重新刻画政治与历史的光谱。
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调动俄罗斯军队时获得不止“泽连斯基政权是反人类的纳粹团体”、“北约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这么两个出兵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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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尊崇“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叙事系统，而不是共产主义的阶级叙事系统，必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遭到双戕。
正如毛主席曾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不要忘了，在那个被普京嗤之以鼻的列宁建立的联盟国家中，乌克兰与俄罗斯是没有战争的：
1975年乌克兰海报：“祖国，我们因友谊而团结”
不要忘了，在那个被普京作为最后一根外交稻草的卫国战争历史，并不是俄罗斯族一个民族打下来的：
苏联红军主要民族牺牲军人所占该民族总人口数比例
不要忘了，在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攻克柏林战役中那张著名的“国会大厦插旗”图，那个插上苏联国旗、标志苏联战胜法西斯的士兵，阿卜杜勒·哈基姆·伊斯梅洛夫，是达吉斯坦的库梅克族人。
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信仰，让他们曾经站在了一起。
从俄乌战争来看，我们可以再一次领会到一个历史事实：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攻势面前，民族主义是多么的脆弱。
因为很多时候双方使用的不过是同一套话术而已。
就好似1918年3月原本被苏维埃赶跑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竟然会和入侵的德奥联军合流、共同反攻基辅……
民族主义确实在历史上对反帝国主义贡献过突出力量，但是正如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中所言：“作为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的弱小民族，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
只有社会主义，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摧毁帝国主义堡垒的唯一正向政治势力。
也就是列宁的观点：“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下，依然要严肃而热烈地纪念列宁导师诞辰一百五十二周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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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的三年里，帝国主义集团得到了冷战之后最长久的一次喘息期和回血期，欧美诸国的工人阶级的财富再也没能回到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水平，但是垄断阶层的城墙却因新冠疫情的爆发蔓延实现了加固。
像列宁所说：“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
两年多的时间内，西方世界的首脑们、顶层财阀团体们，通过印钱放水顺利地在躺平共存的环境里收割金元——牺牲的代价则是超过六百万的死亡人口，且几乎全部是非白人族群和中低收入人群。
老弱病残穷的尸体在堆积，顶层犹太集团的财富也在疫情中堆积，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油头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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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疫情，帝国主义的垄断势力顺利地完成了“低端劳动力剥离”，减轻了财政社保压力，又“净化”了白人族裔，同时更深度地服务了金融化的产业格局（鼓吹“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早已被他们搞下台了）。
仅去年，全球5.1万人加入了“超级富豪”的行列，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的数据，资产超过三千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个人数量在2021年增长9.3%，超过六十万人；英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加11%，逾两万人；美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增长了13%，逾二十万人。
根据财富研究公司 Spectrem Group 的数据，在股市、加密货币和其他资产的推动下，拥有百万美元或以上可投资资产的美国人数量从2020年的1330万人激增至去年创纪录的1460万人。
正如前文有言，民族主义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是有功的，特别是在面对内部封建主义与外部帝国主义时，民族主义往往能够在某一阶段唤醒全阶级的力量。
但是民族主义终究是藏匿阶级斗争的一柄保护伞，垄断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封建团体当权派，极为善于使用民族主义的话术告诉被剥削者：你我的利益是一致的，维护我的利益就是维护你的利益。
麻痹轻易共情的受众，目的自然是为了实现去阶级化、去革命化、去社会主义化的诉求。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鲜明地揭露：“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这就是在帝国主义触角广泛遍布的过程中，帝国主义下游国家里不断涌现的“右翼爱国力量”、“资产阶级工业党”。
只有认清这些，才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团结起来”的政治前提。
否则，便是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案文：“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即列宁说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对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无限忠诚，它就没有具备完全战胜宿敌的一切条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
民族主义者的诸多国家利益诉求、民生利益诉求，只可能通过阶级的崛起而实现，否则必然走向统治者利诱渗透、内部分崩离析的结局，这在历史上已经上演过太多次。
“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 ，这就是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给民族主义利益观开的改良方子。
在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曾深刻批判揭露“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反动口号的实质，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工具”。
在列宁的视角下，“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一些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机会主义者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是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有利于地主、神甫、资产阶级利用自己在文化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去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
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的用辞更为辛辣：“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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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这样批判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但是从1954年开始，列宁一手缔造的苏联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毛主席为什么会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是有着深彻历史背景的。
列宁当年在1919年革命看似确定胜利时就曾严肃警告：“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事情就告终结’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
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集团为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了差别极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且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经济收入。
下图是经过1956-1960年所谓的“工资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业领导人员的工资表。
1960年，苏联“体制内”法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是为27-35卢布，对比之下，经理、专家之类人员工资可高达十倍以上。
根据1970年苏联《经济报》的数据，企业经理(厂长)、专家等领导人的工资在250卢布以上，他们的人数占所谓“大生产集体领导人(车间主任以上)”人数的10.6%；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资在80卢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从事体力劳动或手工劳动的普通苏联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资在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
……………
新生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不过，苏联却通过冷战中的所谓“反美斗争”转移苏联工农阶级的视线，这同样是今天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压榨本国底层力量的伎俩（用“反俄反华”转移国内矛盾）。
苏联修正主义者们的“反美”，不过是一种粉饰变质肌体的颜料罢了。
这也就是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中说的：“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也是他在《资产阶级慈善家和革命社会民主党》点明的：“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是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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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列宁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举行的杜马选举有过深度的剖析，当时沙俄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召开所谓“国家杜马”。
但在列宁和诸多同志看来，杜马选举非但不是民主的，反而是“反民主”。
列宁针对选举出现的排斥穷人的状况，指出：“整个的城市工人阶级、所有贫苦农民、雇农和无家可归的农民都根本不能参加任何选举。”
这就让所谓的“民主选举”实际上成为地主、资本家和一小撮富农的“封闭游戏”。
而且，选民还被分成了四个选民团，即所谓的土地所有者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
在这些选民团中，地主和大资本家的代表对工农代表占了绝对优势。
这显然不是民主，更不是政治自由。
什么是“自由”？用列宁的话说：“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高枕无忧；而无产阶级需要自由，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列宁认为，仅仅在法律上保障人民享有集会和结社等自由是完全不够的，国家还应负有采取积极措施以确保这些权利的义务，包括允许自由使用集会场所、重新安排交通或针对政治反对者的干扰提供警察保护等。
他说：“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
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召开，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所谓“加强法制”，波德戈尔内随即发表电视讲话，说严格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首要义务”…
紧接着，苏联官方的报刊公开叫嚷：“要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加强劳动生产纪律上”、“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据《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载）。
大造舆论的目的，是苏修集团加强对苏联人民控制的诉求。
1966年，苏联正式设立所谓“社会治安部”，在国内各大城市增设摩托化民警部队；两年后又把“社会治安部”改名“内务部”，规定它的任务是对人民的反抗“组织坚决而及时的反击”。
当时，这个组织的秘密警察达七十万人之多。
1970年秋天，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恢复了司法部，并配合着发展了数以万计的所谓“人民纠察队”，在工厂、农庄、机关、团体设立了九十多万个监察组、监察哨，还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同志审判会”网，其成员约二十万人。
但是，这种背叛阶级属性、激化社会矛盾的统治方式，并不能阻挡苏联人民的觉醒，反而以一种狼狈且污化的形象于苏联存在的七十年时间里成为了一条主线，只不过在50年代末之后被人为地忽视。
单说罢工，仅60年代就有1962年的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1963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1965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1968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1968年至196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
至70年代，苏联的群众斗争态势进一步得到发展。
如1972年6月25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成万人参加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常有罢工发生。
相信那些无数揭竿而起的人们，心中都不会忘记列宁的话语：“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做奴隶。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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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列宁导师的五段话话为本文收尾吧：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 列宁《国家与革命》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袖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 列宁《国家与革命》
“在口头上你们都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你们恰好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把阶级斗争忘记了。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 ——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 ——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 列宁《新生的中国》
列宁主义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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