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育子女数量应当被纳入养老待遇指标和退休年龄计算

　　人口结构变化与养老金制度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型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5 年 1 月 17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31031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2.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023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6%。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联合国定义的 "中度老龄化社会"（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 14%）​。​

　　更为严峻的是，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预计到 2025 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人将达到 3 亿，占比 21%，65 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也将达到 13.7%，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到 2050 年，老年人口将接近 5 亿，占比超 35%，每三人中就有一位 60 岁以上老人​。与此同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跌至 1.09（2025 年最新数据），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2022 年开始出现负增长​。​

　　这种人口结构的剧变对现行养老金制度构成了严重挑战。2021 年，全国养老金支出约 5 万亿元，收入仅 4.3 万亿元，缺口约 7000 亿元，预计到 2035 年，累计缺口将达 8-10 万亿元​。现收现付制的核心是当期工作一代的缴费支付当期退休一代的养老金，当缴费者（劳动力）相对减少，领取者（退休老人）相对增多且时间延长时，维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难度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一、从人口可持续角度：

　　人口是养老金制度运转的核心基础，而当前少子老龄化已对制度可持续性构成根本性威胁。将子女数量纳入养老待遇指标，本质是对承担了社会生产力再生产义务者的合理补偿，是维系人口再生产的必要制度设计。

　　生育不仅是家庭行为，更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核心价值 —— 子女成长后会成为劳动力，为养老金资金池缴费、为社会创造财富，本质上是在 “延续代际养老的链条”。有子女的群体在养育过程中承担了额外的经济成本（如教育、医疗、住房）和精力投入，且间接为未来社会的养老保障、劳动力供给 “提前铺路”。通过提高其养老金待遇，相当于用社会福利的方式认可这种长期、隐性的社会贡献，符合 “多贡献多受益” 的公平逻辑，也能对生育行为形成正向激励，缓解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结构压力。

　　2024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 1.09，远低于 1.5 的 “低生育陷阱” 临界值，若不干预，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将较 2020 年减少 2.5 亿。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或延迟退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缴费者减少、领取者增多” 的矛盾。将子女数量纳入养老待遇指标，能通过 “后端激励”（养老倾斜）配合 “前端支持”（育儿补贴），形成生育支持政策闭环。参考法国经验，其通过 “多子女养老金加成” 政策（3 个子女家庭养老金替代率额外提高 10%-15%），使生育率长期稳定在 1.8，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证明该类政策是对冲少子化的有效工具。

　　现收现付制下，生育子女是养老金体系的 “隐性缴费”，当前养老金发放依赖在职劳动力缴费，而今天的 “子女” 正是未来的缴费主体。有子女家庭养育子女的过程，相当于为 20-30 年后的养老金资金池 “提前储备缴费者”，这种隐性贡献若不被制度认可，会形成 “生育 = 纯粹付出” 的负面预期，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

　　二、从代际公平角度：平衡 “责任与权益”，纠正现行制度的代际失衡

　　现行养老制度现收现付的设计，从代际角度上有一定公平性：

　　大多数父母在子女成长阶段，无条件承担了抚育、教育、医疗等成本，为社会培养了合格的劳动力；当父母年老退休后，子女这一代通过缴纳社保，为父母的养老金提供资金支持，本质是将 “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责任”，转化为 “子女对父母的养老义务”，形成了代际间的双向回馈，符合公平的基本逻辑。

　　这种模式下，每一代都无需为自己的养老储备巨额资金，而是通过抚育下一代间接 “储备” 养老资源，避免了个体因寿命、经济波动等风险导致的养老无着，同时让每一代都能共享当期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如养老金随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而调整），体现了代际间的利益共享。

　　养老制度的缺陷，更多集中在“代内公平差异”，其中就包括广受诟病的因“视同缴费”和双轨制，随着最近几年的改革，这两个差异正在被缩小。

　　不过现行养老金制度仍然存在显著的代际公平缺陷：有子女家庭在养育过程中，不仅承担了直接经济成本（如《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显示，养育 1 个孩子至 18 岁平均成本超 48 万元），还承担了机会成本（如女性因育儿中断职业导致的收入损失、晋升受限）。反观无子女群体，虽也为社会做贡献，但无需承担人口延续的核心责任，且其养老同样依赖未来劳动力（即有子女家庭养育的子女）缴费。若两者养老待遇完全无差异，相当于 “有子女家庭既承担养育成本，又要间接补贴无子女群体养老”，形成双重不公。

　　将子女数量纳入指标，是修复这一缺陷的关键路径，核心是让 “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群体获得更多权益”，让生育责任与养老权益匹配。

　　缓解 “政策代际” 的公平矛盾：70 后、80 后群体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多数为独生子女父母，他们为国家人口控制做出了牺牲，如今却面临 “1 对夫妻赡养 4 位老人” 的压力；而 90 后、00 后虽生育限制放宽，但高生活成本导致生育意愿低迷。将子女数量纳入养老待遇指标，既能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历史贡献进行 “补偿性倾斜”，也能对新一代多子女家庭进行 “激励性倾斜”，避免不同代际因政策差异陷入公平争议，维系制度的代际凝聚力。

　　三、从制度功能角度：完善 “多贡献多受益” 逻辑，增强制度适应性

　　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核心原则是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但现行规则仅衡量 “个人缴费” 这一显性贡献，忽视了 “生育” 这一隐性社会贡献，导致制度功能不完整。将子女数量纳入指标，是对这一原则的拓展和完善。

　　补充 “社会贡献” 的衡量维度：养老金制度的本质是 “社会贡献的延期回报”，而贡献不仅包括个人缴费，还包括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如生育、教育）。有子女家庭通过养育子女，为社会提供了劳动力、税收来源和文化传承载体，这种贡献的社会价值不亚于个人缴费。例如，一位教师虽缴费基数不高，但养育 2 个子女，其中 1 个成为工程师、1 个成为医生，两人每年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税收，远超教师个人的缴费金额。将子女数量纳入指标，能让制度更全面地衡量社会贡献，避免 “唯缴费论” 导致的公平偏差。

　　提升制度对家庭功能的支撑能力：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而 “生育 - 养育 - 赡养” 是家庭的核心功能，也是社会养老的重要补充。当前我国家庭养老占比仍达 78%（国家统计局 2022 年数据），有子女家庭的父母更易获得居家照料，减少对公立养老院、长期护理保险等公共资源的依赖，间接为社会节约成本。将子女数量纳入养老待遇指标，是对 “家庭养老功能” 的认可和激励，能引导更多家庭承担养老责任，缓解公共养老资源的压力，形成 “家庭 - 社会” 协同养老的良性循环。

　　四、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平衡

　　将子女数量纳入养老待遇指标，并非歧视无子女群体，而是要在保障居民基础养老的前提下，对有子女群体的额外贡献进行倾斜，促进养老金池子做大。

　　一方面，从待遇上进行倾斜：

　　例如，可设定养老待遇最低线，有子女群体则在最低线或自身缴费对应的待遇基础上，按子女数量增加。另一种相对更合理的方式是，养老待遇改为按贡献度划分。贡献度制度下，除上缴的养老保险可获得贡献度外，对有子女群体，按照子女数量(0-n)对每月养老金缴费进行系数为n*X的贡献度加成，实施过程中可根据社会人口目标对数量加成上限n和加成系数X进行动态调整。退休后，居民根据其养老保险贡献度计算养老待遇。

　　另一方面，可以按标准降低多子女家庭退休年龄。

　　子女数量的认定可依托全国统一的人口信息库（如公安户籍系统、卫健部门生育登记系统），实现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无需额外提交证明。对于收养子女、继子女等特殊情况，可通过法律认定标准明确范围，避免模糊地带。参考我国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 “子女教育” 项的操作经验，其已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精准识别，证明子女数量的认定具备技术可行性。

　　结语：将子女数量纳入养老待遇指标和退休年龄计算，不是对现有制度的颠覆，而是基于人口现实、代际公平和制度功能的必要优化。它既回应了 “生育贡献如何补偿” 的核心问题，也为养老金制度注入了应对少子老龄化的弹性，是实现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与 “养老保障可持续” 双重目标的关键制度安排。

　　【本文为作者投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