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字是个表意系统，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字是表音系统（记音符号）。
中国的语言（我指汉语，下同）与文字的耦合与表音系统与语言的耦合有着极大的不同，是两种截然迥异的模式，不同之一比如：表音系统与语言的耦合是先有语言然后有书面符号记录，中国上古自隋唐之际基本也按照这种耦合模式发展，但自隋唐特别两宋之后（大概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展有关），“大量”的发展出另种耦合模式，先有书面符号也即“词汇”，然后扩展出社会交流语言也即口头语言――所谓“先有书面语言”不必拘泥于形式，必须是纸笔之类的，可以是少数人口头“发明”，然后通过他的影响（包括纸笔书文介质）成为公众语言。
举个例子，我们大陆语言（也即社会交流的口语）原先是没有“嘉年华”这个词的，他是先有书面词汇（或者少数人的口头“发明”），然后才扩展成社会交流口语的。有本小册子（好象北大编的），专门统计过这类先书面后口语的词汇。
这是两种耦合模式，所谓“大量”也即未必全部，但也足够呈现出一种“文化样式”，绝对有别于表音系统的文化样式。当然各有利弊，不必妄自菲薄――比如中国周边许多非汉语民族（比如越南、朝鲜和韩国、日本等）虽然语言不通，但可通过文字与我们进行交流，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这就是非常大的“利”；但是“弊”也不少，许多无良文人生造词汇，并通过他们的特殊文化地位而流传天下，其中许多是文化垃圾，当然许多垃圾通过后世的文化纯化被吸收到社会交流语言――比如通过学术定义，比如人们口口相传。但总的来说，这种耦合模式对文化传播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不仅文化上，政治方面的负效应更是难掩，因为他是通过少数文人发起，脱离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必然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当然表音系统偶尔也会有“先书面后口语”的情况，比如西方语言中大量“IT”、“OTC”、“WTO”这类书面语言（其实他是一种“缩语”），然后成为公众交流语言。或者先从专业群体然后扩展为大众口语。这在西方越来越严重的文化现象――事实上他是一种世界文化现象，据说法国人不得不法律整治，可是几波下来归于无效，因为这由文化的内禀性决定的，外部强制总要归于无效的。
中国与美西方在意识形态等诸方面在争夺话语权，我们当然不能退让，要争取主动。如果涉关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动权都不能掌握，哪还有走向世界呢？但这应该诉诸理性，不能靠淫辞滥调、生造词语，专门摆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抖机灵式的去达到。
我今天讲的这件事，就是专讲他的“弊”处，望能有所启发。】
复旦大咖张维为先生，或许英语专业毕业之故，或许某要人贴身翻译之故，他对语言语句的把握程度和新概念新术语发明令人瞠目结舌、望尘莫及，我称量称量，大概每年365吨的速度，也即每天一吨的速度制造着！为海派城市上海带来莫大的荣幸和荣誉！
这不！《让“中国学”回到中国！》，这是他在《这就是中国》第223期的最新高论。
何谓“中国学”？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国家与中华帝国面对面直接接触，且大规模的接触，于是产生了一门学问，以研究中国为主的学问，研究中国的物产、器物、技术，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的文字、语言、风土人情、宗教思想，等等无所不包。早先“中国学”还未有命名，只在派来中国的传教士们与国内通信时传播，后来学派成形规模也变大，形成了几个中心，公认的中心有瑞典、荷兰、英国和美国――当然所谓“中心”，也是转来转去轮流转，当然万“转”不离其宗，他的中心一定不在中国。
这很好理解嘛，“中国学”的要义就是“站在西方人的视角研究中国”，如果遮蔽了这一要义，那就不能称其为“中国学”，而应该是其他称谓了，比如我们自己来研究的话就应该称“国学”――虽然这是最近几十年新出现的术语，比如日本人来研究就称“汉学”…等等诸如此类，这是约定俗成的么，你不这么说，人家多半也能理解，但就显得粗鲁，不讲职业道德，不讲学术道德。
这样看，“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真是莫名其妙，是否有点粗鲁？他的本意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本意是说，让中国人自己掌握中国问题研究的主动权，别让外国人掌握话语权，牵着鼻子走。这我知道，我也赞成，但你好歹也得遵守命名规范和语言规范，遵守约定俗成，不能过于粗鲁是吧？特别对他这位年逾古稀的语言系专家学者，应该把审慎用词看得更重，给后生有个示范，这也算一种师德是吧？
事实上随性乱造词语是他的德性和标签。一圆桌三角围坐三人，一位极致美女，阴笑阳媚，一位是他自己，负责造词，另一位极帅气年轻后生，看来要接他的班，场外排排坐着几圈十几、二十岁洗耳恭听的年轻大学生――通过这极富诗情浪漫和温馨的场景，将他生造的词语抛向天空。
想想真后怕呀，当年他为要人翻译，是否也任着性子这样来啊！国家档案局真要好好复审复审呀，说他“每年365吨，每天一吨的速度制造”一定不夸张呦，比如最近网际又流传他发明的“清场式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意思我懂，这是句汉语成语，“清场式遥遥领先”意思大概也理解，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无非加重一下“遥遥领先”的语气；可又何必如此，显得粗鲁无教养。“清场”在中国政治术语中有着清晰又肃杀的含义，一般只在重要场合和严肃语境中使用，就好像“勿谓言之不预也”这类特殊用语也是这样，当然这也是约定俗成，你要任性随便用，也没人拦着你，说你“粗鲁” 至少这是没问题的。
中国与美西方在意识形态等诸方面在争夺话语权，我们当然不能退让，要争取主动，。如果涉关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动权都不能掌握，哪还有走向世界呢？但这应该诉诸理性，不能靠淫辞滥调、生造词语，专门摆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抖机灵式的去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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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分析东亚地区翻译人才走上人极之路的奇特现象，比如马英九先生原本是蒋经国先生的贴身翻译，后来竟然登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人极泰山，又比如胡志明也是个翻译，他后来领导越南人民打败法国，打败美国，赶走西方殖民势力建立了越南，被爱称为“越南之父”，再比如英文系高材生龙永图先生，竟然将死亡了一百年的死语言“刁民”复原，在九十年代后的中国大地广为流传，又比如马云先生，他只不过英文系毕业且成绩总不是那么好，可竟然带领团队创立了阿里巴巴，成为九十年代后中国企业家的翘楚；再看今天的复旦大咖张维为先生，他也是个翻译，竟能每天一吨的速度制造海量术语，横行中国。
这种种现象在世界其他文明地区是绝无仅有的，用数理语言表述说是“概率极低的”――因为人们理解中，翻译只是个工具（与我21岁手握的电焊枪没啥子区别）；竟有如此之能量，非一般天谴之人能比配，这只有到东亚东南亚这块文化土壤及其与西方文明的交媾关系中寻找解释。
下辈子不考其他专业了，只报外语专业，并且只报复旦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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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是个表意系统，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字是表音系统（记音符号）。
中国的语言（我指汉语，下同）与文字的耦合与表音系统与语言的耦合有着极大的不同，是两种截然迥异的模式，不同之一比如：表音系统与语言的耦合是先有语言然后有符号记录即“词汇”，中国上古自隋唐之际基本也按照这种耦合模式发展，但自隋唐特别两宋之后（大概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展有关），“大量”的发展出另种耦合模式，先有书面语言也即“词汇”，然后扩展出社会交流语言也即口头语言――所谓“先有书面语言”不必拘泥于形式，必须是纸笔之类的，可以是少数人口头“发明”的，然后通过他的影响（包括纸笔书文介质）成为公众语言。
举个例子，我们大陆语言（也即社会交流的口语）原先是没有“嘉年华”这个词的，他是先有书面词汇（或者少数人的口头“发明”），然后才扩展成社会交流口语的。有本小册子（好象北大编的），专门统计过这类先书面后口语的词汇。
这是两种耦合模式，所谓“大量”也即未必全部，但也足够呈现出一种“文化样式”，绝对有别于表音系统的文化样式。当然各有利弊，不必妄自菲薄――比如中国周边许多非汉语民族（比如越南、朝鲜和韩国、日本等）虽然语言不通，但可通过文字与我们进行交流，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这就是非常大的“利”；但是“弊”也不少，许多无良文人生造词汇，并通过他们的特殊文化地位而流传天下，其中许多是文化垃圾，当然许多垃圾通过后世的文化纯化被吸收到社会交流语言――比如通过学术定义，比如人们口口相传。但总的来说，这种耦合模式对文化的传播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不仅文化上，政治方面的负效应更是难掩，因为他是通过少数文人发起，脱离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必然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当然表音系统偶尔也会有“先书面后口语”的情况，比如西方语言中大量“IT”、“OTC”、“WTO”这类书面语言（其实他是一种“缩语”），然后成为公众交流语言。或者先从专业群体然后扩展为大众口语。这在西方越来越严重的文化现象――事实上他是一种世界文化现象，据说法国人不得不法律整治，可是几波下来归于无效，因为这由文化的内禀性决定的，外部强制总要归于无效的。
我今天讲的这件事，就是专讲他的“弊”处，望能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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