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辉“火箭提拔”引爆全网。他1980年6月生,2002年7月大学毕业,2008年2月升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省少工委主任,晋升为副厅职,用5年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莘莘学子到副厅职高官的华丽转变,且正处职务仅担任9个月,令人目瞪口呆,也让众多平民子弟唏嘘不已。其实,张辉“火箭提拔”的问题2013年曾被曝光,据说有人实名举报,最后却不了了之,但他的职务随后波澜不惊。
其实,“火箭提拔”“越级提拔”虽不是官场常态,却也屡有发生。
2002年12月,时年37岁的孙矿玲由镇长跨越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众多隐形台阶,直升白水县长,一时引起轰动,结果证明她是合格的县长、县委书记,现担任陕西省农业厅厅长。
2012年1月,年仅31岁的谭丹升任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成为重庆最年轻的厅职干部,也曾引起关注,其父谭栖伟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曾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后于2014年5月落马。
2012年9月,1982年6月出生的张宜霖,升任正处职的枣庄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年仅30岁,其父张建华时任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2015年10月,张宜霖被免枣庄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成为科员,后辞职,其父时任山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于2018年8月落马。
2018年6月,1989年6月出生的尤婷,被提拔为正处职的共青团西安市委副书记,时年29岁,目前仍担任该职务。
2019年2月,1990年出生的大专生杨沁(初中毕业后就读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通过“3+2”模式取得大专文凭,后通过函授取得本科文凭),在升任江西九江银行支行行长仅2个月后,挂任湖口县副县长,时年29岁,据说其父亲是2018年3月升任九江市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的杨勇;事件被曝光后,杨沁于2019年7月被免副县长。
2019年4月,1980年5月出生的孙枝娟以滁州市琅琊区区委副书记(正处)身份,连跨区长、区委书记、副市长等隐形台阶,直接升任副厅职的阜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时年39岁,一时舆论哗然,后有传言说她在某纪委有亲戚;该事件曝光1年后,她于2020年4月平调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
上世纪80年代,为满足干部年起化需要,“火箭提拔”“越级提拔”屡有发生。如1982年7月,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秘书的伍绍祖,被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直接从国防科委司令部科技局副局长(副师职),跨过正师、副军、正军三大台阶,提升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成为最年轻的副大军区干部,时年43岁;1983年1月,52岁的关广富由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正厅),直接升任湖北省委书记;1979年5月,曾任罗瑞卿秘书的陶驷驹还是公安部一局副科长,1983年7月即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4年多时间完成了由副科到副部的飞跃;1981年担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的田纪云,1983年6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年54岁,仅用不到3年时间,就完成了从正厅职到副国职的质变。
继续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类似事件也有发生。原中苏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孙玉国,1973年12月直接由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团团长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2月直接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时年34岁;1975年,解放军推行年轻化改革,独臂英雄、原54军“模范标兵”王英洲直接由副团长,越过团长、副师长、师长,连升4级担任54军副军长,时年36岁。
可见,有些“火箭提拔”“越级提拔”实至名归,如王英洲上世纪60年代就是小有名气的英模人物,孙玉国是1969年3月中苏冲突的战斗英雄,对这种拿命换的“越级提拔”,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27岁就升任副厅职干部,相信大家同样没有怨言,因为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毕业生,当时属“天之骄子”,又远赴条件极为艰苦的西藏任职,职务快一点无可厚非。
有些“火箭提拔”“越级提拔”是为满足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继往开来、推进干部年轻化的需要,同样能够理解,如田纪云、关广富等的“越级提拔”。
有些“火箭提拔”“越级提拔”则纯属高官提携子女亲信、布局官场的需要,破坏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且多有违规违纪发生,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体制内干部“内卷”的重要原因。(2023-4-18)
【文/时代尖兵,本文为作者投稿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