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加强科学技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也就是说科技部今后的最重要职能是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而各种先进武器装备与大国重器的研制成功，既需要举国体制，也需要杰出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两者缺一不可。无论是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还是如今的新型举国体制均是如此。例如正因为有了杰出总师黄旭华在技术上组织指挥与总体设计的把控，我国在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上才能少走弯路，取得了多快好省的研制效果。所以只有举国体制与杰出总师两者紧密结合才能收到一加一大于二之效，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是这方面的成功典型。钱学森更是大家所熟悉的战略级与国家级杰出总师，他负责总体设计的重大项目全部成功，被誉为“总总师”。
祝榆生是我军第三代99式主战坦克总设计师，他在该型坦克研制中做出杰出贡献，本文回顾祝榆生总师的设计思想，是想说明在推行新型举国体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培养造就祝榆生、黄旭华那样的杰出总师，套用俗语“好马配好鞍”，好体制还得配好总师。这才能使新型举国体制如虎添翼，充分发其作用。除媒体所报道的祝榆生总师以系统取胜的设计思想外，笔者以为祝榆生总师的设计思想，至少还有以下三方面值得从事高端军用与民用高端装备研制的科技人员借鉴。
一 学学祝榆生总师“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祝榆生总师最被人称道的是“敢为天下先”精神，敢于破除洋迷信、打破洋教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的M1、德国的豹II、苏联的T-80等第三代主战坦克均已装备部队，而我国的第二代坦克还没有设计定型。整整领先我们两代！因此，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达了研制三代主战坦克即后来99式坦克的红头文件，文件明确要求“设计定型时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和国外装备的新型坦克相抗衡”。这里“相抗衡”目标正是考虑到当时我国坦克研发严重落后的现状，是符合实际的，至于超越西方与前苏联的第三代主战坦克是当时许多科技人员想都不敢想事，以当时中国十分落后科技水平与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实现“相抗衡”目标就很不错了。
祝榆生总师却不顾大多数人的质疑与反对，自我加压，高屋建瓴提出：“什么叫抗衡，你打个平手有什么用啊，我非得把你打掉。”从“相抗衡”目标到“我非得把你打掉”的新目标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跨越，这意味着自主研制的三代主战坦克应超越欧美苏（俄）三代主战坦克，成为世界上综合作能力最强的三代主战坦克。
设计目标是武器研发的龙头与方向，有什么样的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自主创新的武器与技术，如果祝总师仅满足于把红头文件规定的“相抗衡”作为三代主战坦克研制目标，那么最终研制出三代主战坦克在作战性能上就只能做到“相抗衡”，打个平手，这种三代主战坦克只能赶上或接近国外同类坦克的先进水平，但无法超越，其自主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很有限。
祝总师把自主研发三代主战坦克的设计目标提高为“我非得把你打掉”，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研制难度大大提高。99式坦克研制之初，西方和前苏联两种主要坦克研制思想在设计人员中交锋激烈，作为追赶者的中国，是要走苏制模式的老路，还是引进西方的设计理念，不仅是技术的选择，更是智慧的考量。对三代坦克的设计者来说，这是最为关键和艰难的一步。如果主要战术技术指标选择不当，将导致研制工作全盘皆输。
祝榆生坚持认为，“不管东方西方，只要能打得赢就行。搞技术不能先画个洋圈圈把自己套住，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无论国内国外，能参考的都要参考，但反对搬这个抄那个，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坦克。”
火力、防护、机动被视为坦克的三大性能。根据自身情况，不同的国家对三者优先次序排列不同。
祝榆生坚持把抢占火力打击制高点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力排众议、独辟蹊径地选择了当时世界并不看好的125毫米口径滑膛炮（当时西方坦克滑膛炮最大口径为120毫米），并对之进行改良和完善。正是靠这种大口径滑膛炮强大威力才能做到“我非得把你打掉”。如今，西方也开始向中国学习，打算把125毫米口径滑膛炮装配上自己的坦克。
祝总师在国外三代坦克还没有主动防护系统时，却率先提出搞出坦克主动防护系统的想法，针对某些人质疑，祝总师却表示，国外没有的技术，国外搞不出的技术，我们也可以搞。国外最近几年才大量出现装有主动防护系统的新型坦克。这证明了他设计思想的超前与远见。又如，他曾提出，应该在坦克上装备多个摄像头，改善其态势感知能力。直到21世纪初，德国豹2才做了这样的改造。主动防护系统设计思想是祝总师首先提出的，可以说是他的世界首创，并成为其它国家主战坦克学习借鉴的对象。
从设计到定型，德国豹2用了14年，这有赖于该国近80年坦克发动机研制历史的积淀，我国三代坦克从初设到研制成功，只用了15年时间。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99式主战坦克成功？实现弯道超车，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中国科技界与企业界由于过于迷信西方，被洋教条、洋规矩牢牢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已经很长时间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敢为天下先”了，而是在技术创新中热衷于采用“追随模式”或者说“模仿模式”，西方搞什么，我们才敢跟着搞什么，西方不搞什么，我们也不能搞。总是沿着别人的老路，不敢创新与超越，这恰恰是中国当前自主创新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祝总师敢于把“我非得把你打掉”作为研制三代主战坦克奋斗目标，敢于把当时世界上并不看好的125毫米口径滑膛炮装配到三代坦克上，在全世界率先提出了坦克主动防护系统的设计思想，并使99式三代主战坦克成为世界坦克史上首次采用了主动防护系统的坦克……
祝总师的主持设计的国产99式三代主战坦克彻底摆脱了过去仿制思想，与欧美俄同类主战坦克从外观到作战性能均有明显的不同，即不同于俄式三代主战坦克，也不同于欧美三代主战坦克，是独具一格的中国三代主战坦克流派，也是当今世界上除欧美俄之外第四种三代主战坦克外的坦克流派。99式主战坦克威武霸气的外型与超强的综合作战性能，充分体现了中国三代主战坦克的中国气派、中国气势、中国风格、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信心、中国速度。中国99式主战坦克走出了有别于西方，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代主战坦克跨越式发展之路。西方同行除了叹为观止、目瞪口呆，就只有羡慕嫉妒恨了，即使那些极力贬低的99式主战坦克西方同行也无法说中国99式主战坦克是西方同类坦克的山寨版，并不得不把其视为最重要，也是最难对付的竞争对手加以考量。
自主创新最重要的恐怕不是人、财、物的大量投入，而是要有祝总师这种“敢为天下先”精神，要有敢于打破洋迷信、洋教条，走自己创新之路的勇气。如果一切都效仿国外，划“洋”为牢、亦步亦趋，不敢突破思想禁区，那就只能跟在
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而永远无法超越，这就是祝总师事迹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二 学学祝榆生总师的通才取胜之道
日本有一个专家，专门研究人的创造才能，他分四种情况统计，没有学过专业的；只学过一个专业的；学过两个专业的；学过三个专业的（学四个专业的是极个别的故未统计）。统计结果是创造才能与贡献最突出的是学三个专业的，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最出人意料的结论是，创造、贡献最小的是学一个专业的，没有学过专业的人创造才能与贡献比学过一个专业的还大，这不成谬论了吗？其实不然，尽管某人什么专业都没有学过，但他在工作岗位上边干边学，需要什么学什么，其知识面较广，往往几个专业知识都懂一些，在工作中就可能交叉运用几个专业知识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也就必然具有创造性。
其实祝榆生总师经历有点类似这位日本专家所描述的什么专业都没有学过的人，从媒体所介绍的祝榆生总师经历来看，他并非是大学理工专业科班出身，对武器完全是外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岁的银行职员祝榆生辞去工作，辗转来到延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使祝榆生痛感武器装的落后，尽管他对武器设计制造本是外行，却把目光转向提高武器装备的性能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刻苦钻研武器技术，创造和改进了20余种武器和战斗器材，其间一次试验让他失去了右臂。
并非是大学理工专业科班出身，对武器完全是外行祝榆生居然改进了20余种武器，堪称奇迹。在战争年代他没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只能是边干边学，自学成才，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祝榆生曾在多所军事院校任职，其中包括著名的哈军工。他既是领导，也当学员，他口袋里装了一张课程表，学员上什么课一清二楚。带着这张课程表，他旁听了很多课。他还定期到图书馆查阅最新科技资料，主动向每一位有特长的教授请教。
另一个关键节点是1975年。祝榆生调任兵器科学研究所。在这家陆军武器系统科研单位，他接触到了发动机和坦克装甲车辆等，在这里，祝榆生还参与了压制、防空、反坦克兵器等大型号武器的研制，“他把知识面从最熟悉的炮弹火工扩展到整个兵器系统”。
“一本活字典，永远在钻研”，是祝榆生给身边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他的桌上、床头摆满了各种军事装备书籍，最新的文献资料也总能在他那里找到。祝榆生终其一生从来没放弃过学习，钻研、好学、求知若渴、富有创造力是他的最大特点。
所以，祝榆生与科班出身，有某个专业技术背景武器研发人员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边干边学、自学成才、勤于钻研的祝总师对陆军各种武器系统技术与原理都熟悉了解，是位知识面广博的武器通才。用个通俗的说法，他是一位武器技术杂家，而不是仅熟悉某个武器系统技术的专家，而通才或者说杂家恰是总设计师最理想的人选。我军第三代主战坦克研制最需要两类人才，一类是专才，就是擅长某个技术领域攻关的专门人才即专家；另一种是搞总体系统研发的技术通才或者说技术杂家，需要对坦克的火力、火控、车体、炮塔等分系统技术与原理都有所了解，祝总师就具有这种素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没有将总师职位交给中青年帅才，而是三顾茅庐，力邀祝榆生这位技术通才担纲总师也就不足为怪。
正是祝榆生这位通才型总师在我军第三代主战坦克研制中，靠着他广博的知识面，带领他的设计团队攻坚克难，化解一个个难题，最终取得成功。
如今，专业化发展到了顶点，许多专业都出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需借助其它专业知识。而各专业知识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跨专业的横向间知识交流运用潜力很大，广博的知识面不仅是总师必备的素质，而且有助于创新。
大学教育本质是专业教育，但科技人员切岂死抱住自己学的专业不放而不愿意学别的专业知识，如学有机化学的，到了实验室，他就死抱有机化学不放，有机才分析，无机他不管。而很多事情不会那么单一，任何一个问题要多专业的知识才能解决。正如那位日本专家所分析的那样，死抱一个专业不放，就不会有什么创造。专业太窄，就会成为创新的最大障碍。
所以科研单位应创造条件，努力拓展科技人员的知识面，培养掌握两门专业，甚至三门专业的两专多能、三专多能甚至多专多能，类似祝榆生这种通才型科技创新人才。
日本一家公司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家公司从事机电、化学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内设立“电子大学”，依据各科目要求聘请大学教授来讲学，让从事产品设计开发的技术人员进行多学科的学习，培养出了一批融机械、化学、电子等技术于一身的“通用型技术专家”。这些专家毕业后，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从事新产品开发、设计，使该公司推出的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打破专业技术的单一局限，集中多种技术的综合优势，使其产品臻于完美，赢得了市场
曾有外国人评论，我国科研潜力是很大的，但由于中国科技人员专业面过窄，影响了科技人员的创造力。有的西方人对中国设立专门的社会科学院不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应分家。要解决中国科技人员专业面过窄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推进素质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拓宽学生知识面，教育部门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另一方面科技人员应效法祝榆生总师，在工作岗位上通过业余自学与边学边干方式，努力学习掌握其它专业知识，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使自己成为祝榆生式创新型科技人才。这方面，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也是一个典型。
钱学森教授知识面很广，精通多门专业，是一位以博取胜的通才。他在大学里学的是铁路工程机械，到美国学得是航空工程，设计飞机与火箭，后来又先后搞改气动力学、薄壳结构理论、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改革后，又根据国家建设需要，转向研究系统工程、人体科学、沙产业等。钱教授能在科学上取得丰硕的成果，是与他广博的知识分不开的。
总之，钱学森教授与祝榆生总师通才取胜之道值得广大国防科技工作者学习借鉴。
三 祝榆生总师的“鲇鱼效应”
祝榆生总师所率领的设计团队之所以能设计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我军第三代99式主战坦克，祝总师的特有“鲇鱼效应”功不可没。
所谓“鲇鱼效应”来源于早年挪威的渔夫们把捕到的沙丁鱼运回码头时，几乎个个都肚皮朝天了。于是，怎样把活着的沙丁鱼拉回港以多赚钱，成了渔夫们梦寐以求的事。有一次，奇迹发生了：某位渔夫的一船沙丁鱼竟然全数活着到了港。大家好奇地探索着究竟，原来这艘船的鱼槽里除了那一大群沙丁鱼外，还游动着一条大鲇鱼！是渔夫有意放进去的，还是大鲇鱼不幸自己钻进了鱼网？不管它是怎么进来的，反正这船沙丁鱼活蹦乱跳地返回了渔港就是一个奇迹。从此以后，挪威的渔夫们都由于这个小小的“技术秘诀”而赚了钱，因为活鱼比死鱼值钱多了。
那么，大鲇鱼究竟是怎样使沙丁鱼们“延寿”的呢？从科学角度分析，对那么多的沙丁鱼来说，鲇鱼是一个不同种类的外来鱼种，有了这个新鲜的外来鱼种的进入，就会使沙丁鱼感到异样和紧张。沙丁鱼在大鲇鱼钻来钻去的剌激下，沙丁鱼原有的惰性被打破，沙丁鱼潜在的生命活力就被激发起来，寿命自然就延长了，人们就可品尝到新鲜可口的沙丁鱼。
沙丁鱼如此，一个科研团队人才构成也是如此。美国有位宇航局局长对此有个精彩的解释，他下台时记者问他，你从事多年的宇航事业，把人送上月球，你可有什么体会？他说，我的体会就是一句话，不要让一个专业的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他这句话要说明的问题是，一个专业的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是没有好处的，你搞这个，我也搞这个，都是彼此知道的事情，没有什么相互启发的知识可谈，而不同学科的人座在一块就不一样了，我听你的也新鲜，你听我的也是新鲜的，互相启发引导，容易形成新思想。
如果搞坦克的都是学坦克相关专业的科班出身的设计师，就如同“让一个专业的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特别是一个科研团队成员，如果都是学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同行，即使成员们很有水平，但由于所掌握知识和信息的雷同化，从知识结构到思维方式都大同小异，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共性多，个性少，彼此交流，就难以产生创新思想，科研团队创新能力就会降低。这也类似整个鱼槽都是清一色沙丁鱼，反而因缺乏活力而早死。
而祝榆生总师所领导的400多人坦克设计团队中，唯有他是非科班出身的总师，在一大堆搞坦克的科班设计师中无异是条外来“鲇鱼”，恰是他这“大鲇鱼”给设计团队带来以下两大“鲇鱼效应”。
一是从战争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坦克，确保打得赢
在99式坦克设计团队中唯有祝总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在实战中改进和设计武器，他自然有着与科班设计师不同设计理念。
比如坦克主炮口径。祝总师认为，在火力、防护、机动三大性能中，一定要抢占火力的制高点，最终选择了当时西方并不看好的125毫米口径。但也有人担心坦克火炮口径越大，火炮越重，在一定程度影响坦克的机动性与防护能力。而经过战场战火洗礼的祝总师却认为，在战场上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护自己，过度强调坦克防护能力有可能被动挨打，与其过度强调坦克防护能力，不如首先干掉敌坦克。因此祝老认为，在火力、防护、机动三大性能中，一定要抢占火力的制高点。
美国军事智库“战略研究机构”负责人詹姆斯·邓尼根称，中国99式坦克从理论上说应该强于美国现役的M1A2主战坦克，战场上如果这两种坦克迎头相遇，美国的M1A2坦克（注：其主炮口径为120毫米）要吃大亏。
正是出于对99式坦克125毫米口径坦克主炮强大火力的担心，如今西方也不得不“山寨”中国99式坦克，纷纷把125毫米口径坦克主炮装配到自己主战坦克上。
二是突破专业限制，拓展创新领域
科班出身的坦克设计师都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但如果就专业论专业，就坦克论坦克，有时专业知识也能束缚自己，即仅局限于专业范围内进行思考，不利于创新与突破。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而祝总师恰是非科班出身，他曾参与过多种陆军武器研制工作，没有明显的专业背景，但知识面广博，是位武器技术的通才。这样他就可摆脱专业限制，视野广阔，见解独到，能提出科班设计师想不到的新思路、新见解，用句老话讲是“旁观者清”。
祝总师在国外三代坦克还没有主动防护系统时，却率先提出搞出坦克主动防护系统的超前想法，这在在全世界尚属首例，可谓震惊世界。主动防护技术核心是在坦克装甲之外再外挂一层片状防护装甲对坦克实行双重防护，这已成为其它国家主战坦克学习借鉴的对象。为何他能想到主动防护技术，这与他非科班出身有关，他不会像科班出身设计师那样，把自己的思想仅局限于传统的增强坦克防护能力的思路上（如增加坦克装甲钢板厚度），而是另辟溪径，采用更有效的主动防护系统。
祝总师的两大“鲇鱼效应”“催生”出三代主战坦克传奇经历给我们启示在于，现在科研攻关很少靠一个人，基本上是靠团队，而一个研发团队要有创新能力，科技人员从所学专业到毕业学校、工作经历切岂单一化雷同化，而要做到多样化，最好要有祝总师那样各方面不同于常人，比较另类的科技人才，这样才有助于产生“鲇鱼效应”，提高科研团队创新能力。
作者刘云，电子信箱：liuyun767@163.com
【文/刘云，本文为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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