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座精忠报国的丰碑。作为南宋杰出的爱国将领，他的文韬武略，他的高风亮节，他的浩然正气，几百年代代相传至今，早已家喻户晓，深受广大人民的敬仰。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岳飞能不能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竟然还被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各种疑义，掀起了一阵风波。
2002年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将原中学教材中“岳飞是民族英雄”的语句删除，其解释是：当时的南宋与金（女真族，即后来的满族）之间的斗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为了“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不宜把岳飞称为民族英雄。与此同时，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申报以南宋建都临安直至最后灭亡的历史为内容的创作项目，其中有不少严重歪曲、诋毁岳飞的情节。据创作者宣称，这样写是为了弘扬“民族融合不可抗拒”的主旨。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类言行一出，立刻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义愤，舆论一片哗然，以致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辩解词不得不从新闻报道里删除；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也出面明确表态，不能让有损民族英雄形象、引起思想混乱的作品流向社会。
为什么会引起社会如此激烈的反响？
能不能把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仅仅看作学术界的一家之言而任其传播呢？不能！
关键在于：一个尖锐的问题拷问着每个人及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那就是——面对外族的入侵，特别是在强敌的压迫置民族于危亡之际，是挺身而出，坚决抵抗，坚贞不屈，还是苟且偷安，卖国求荣，贪生怕死。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尊严、兴衰与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凡是在这个问题上颠倒是非的言行，都是直接挑战广大人民民族情感，突破民众心理底线的叛逆行为，是一切正义人士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大量事实证明，对待岳飞的态度，鲜明地检验一个政治人物的品格。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自小就对岳飞抱有深深的敬仰之心。他在家乡韶山冲读私塾时，就熟读《精忠说岳全传》，这本书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军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用岳飞等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来痛斥叛徒的“没有骨气”。1950年春，毛泽东访苏期间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共产党军队‘’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精神。苏联翻译费德林不明白其中“归”字的含义，毛泽东说，“归”字是“回到原来状态”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话出自中国古代名将岳飞之口。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毛泽东的这番解说令斯大林也深受感动。1952年，毛泽东视察河南途中，特地去参观汤阴岳庙和岳飞故里。当听到汤阴县长汇报说:“据我们所查，岳家后代没有一个当过汉奸的。”毛泽东饱含深情地感慨:“很好，很好，岳飞是个大好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 1954年春，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到了清明，他找来了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的王芳，自问自答地说:“你知道‘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是谁的话吗?这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接着，他请王芳替他给岳王坟献个花圈。就在当天，在绿荫环绕的岳飞墓前，出现了一只制作精美但没有标明敬挽人姓名的花圈。1963年2月，毛泽东听取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汇报，当听到解放军战斗中表现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大无畏精神时，他非常高兴地说:“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我们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岳飞还有两句话:‘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所以那时金兀术说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接着他加强了语气说:“谁要撼我们解放军，那就更加困难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毛泽东酷爱岳飞所写的《满江红》，不仅经常背诵，而且还手书了该词，可见两人精神上的强烈共鸣。
作为鲜明的对比，钉在历史耻辱架上的大汉奸汪精卫，在1932年日本占领东三省的历史关头，竟为杀害岳飞的奸臣秦桧辩解，他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可是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就是这样的角色。”后来的事实证明，持有这种观念的汪精卫必然走上叛国之路。当时他的那番鼓吹向外敌屈膝求和的说辞，连蒋介石也听不下去而加以痛斥。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岳飞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节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这是支撑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民族之魂。毛泽东这样概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任何一个民族，总要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承载这种民族精神。任何有影响的历史大国，必有伟大的民族英雄。正如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所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而鲁迅针对有人称中国人在日寇入侵前“失掉自信力”，铿锵有力地回应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特别体现这种情形的，是抗日战争中岳飞形象巨大的榜样作用和鼓舞作用。多少抗日志士，高唱岳飞的《满江红》，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
那种声称不能把岳飞视为民族英雄的论调，完全无视民族英雄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他们的种种辩词都是偷换概念。按照他们的这种说法，屈原也算不得民族英雄，因为他所在的楚国后来统一在秦朝之内；文天祥也算不得民族英雄，因为他所在的南宋后来统一在元朝之内。按这个逻辑推下去，一切反侵略的斗争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将来会有全人类世界大同那一天。
除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用意之外，这种论调的真正作用，就是通过否定民族英雄来颠覆民族英雄所承载的民族精神。而被阉割了民族精神的民族就只能是失去魂的民族，打断了脊梁骨的民族。
这就是人们所痛斥的历史虚无主义。
然而，“虚无”能概括这种思潮的本质吗？仔细想想，他们并不一切虚无，他们有自己的历史观，只不过是要用他们的历史观来取代人民的历史观。
果然，随着这些论调的出笼，有博物馆塑造秦桧雕像，一反传统，不再是西湖边上岳飞庙里长跪不起的罪人，而是挺直了身子，端坐了起来。为此辩解的人竟称此举是为了“尊重人格”，“跪像是侮辱人格”，其诡辩实在荒唐。与此同时，为汪精卫，周作人（抗战时曾撰文为秦桧鸣不平后投敌附逆的汉奸文人）之流辩解的文章也见诸于书刊。然而，秦桧坐起来了，全国人民就坐不住了。这些行为马上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声讨之声四起。原因很简单，秦桧，这个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的奸臣，被铸以长跪不起的形象来抑恶扬善，警示后人，已经成为与岳飞所代表的民族精神根本对立的一种历史符号。任何企图改变这个历史符号的做法必然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围绕历史上的岳飞引起阵阵风波的同时，也发生了围绕毛泽东的激烈争论。随着伟人的年代离我们远去，关于毛泽东的讨论却越来越热。随着讨论的深入，曾经泼在伟人身上的污水被冲刷干净，一个在强敌面前大义凛然，昂首挺立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真切地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更有一点越来越成为大众的共识 —— 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价值观和品格的试金石。
补充资料
毛泽东对屈原也同样深怀敬意。
1949年毛泽东访苏，在火车行进途中，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时任苏方翻译）谈起中国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毛泽东还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对屈原的《离骚》情有独钟。1958年毛泽东读屈原最勤、感受最多。这一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61年秋，正值新中国遭遇困难时期，面对国外势力的压力，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颂扬了屈原作品所体现的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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