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阶层的方面说，“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征就是“动摇性”。他们一方面极力想“上升到”有产阶级的位置，当这个上升通道顺畅的时候，他们就会倒向权贵阶级。如果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权贵压迫的时候，他们又会“骂娘”而倾向革命。无论是怎样左右摇摆，他们始终盯着的还是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希望能够在社会上保持住特殊的“精英”地位。
因此他们特别羡慕西方贵族的“精致生活”。就像我在小说中写到的那样，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偏私狭隘，对自己放纵无边；对别人、对社会尖酸刻薄、求全责备；表面上正人君子，一肚子男盗女娼；狐假虎威，虚张声势，孤芳自赏还没有真知识。”稍不如意就骂娘，长于捕风捉影、夸大其词、描绘苦难，哀兵动人。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统区发生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全国范围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运动和抢米风潮，各城市也普遍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处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也感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发出了“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呐喊。这时候知识分子普遍同情或支持共产党，其中的觉醒者毅然了脱离小资产阶级阵营而投身于革命。
历史进入新中国之后，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融入到了劳动者的队伍，积极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之中，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却也有少数“孔乙己”至死不愿意脱下那件长衫。这些人集中于教育和文学界一些只会“掉书袋”的人群中间。他们在与工农相结合的条件下同样会做出很好的贡献，而一旦脱离群众就会自我膨胀起来，又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我有一篇小说《把你真实的故事写出来》就描写了他们的这种特性。
莫言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善于用各种文学夸张的手法去揭露“社会黑暗面”却从来不会反省自己。他们念错字，那就归咎于“那个年代没书读”；他们朝三暮四玩女人，那也是因为“那个社会不好只能往女人身上靠”，反正他们总是常有理，需要什么就信口雌黄说什么，因此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百出。比如为了否定文艺创作要深入生活，他就说是“一条秋田狗”照亮了我的文学之路。你嘲笑他时他立马改口说“10个诺奖大师影响了我的文学”。
总之是一头大一头小。除了耍嘴皮子编故事，就是骂人、毁谤、自我粉饰、攀权贵。只要有利可图，啥话都敢讲。一肚子草包却要摆出一副真的穿上了“皇帝新装”的样子。
对权贵可以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转脸对老百姓就能抖出“君临天下”的威风。他们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却干不成任何实事；最善于讨论“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的学问，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煞有介事地杜撰出一个又一个新名词作为“理论”，乐此不疲。
这就是他们眼界——只盯着个人那点名利，为此可以不择手段。
这就是他们的格局——为了小集团利益抱团取暖，相互吹捧，共同提高。
这些人的中坚分子就是典型的“政治变色龙”。
（待续）
2022年12月11日星期日
【附录】
把你真实的故事写出来（小说）
颂明
一
我表面上很傲强，其实我内心深处很自卑。
我的自卑不仅仅是因为我家里很穷，更是因为我的家乡很穷。我的家在龙脊山，出门就得爬坡下坡，抬头掉帽子才能望得到天，就是挑担水也得翻到山后的泉眼去。我的视野最远也是从这座山看到那座山。
1968年，我们村里来了一个下放干部，名字怪怪的，叫林约翰。他是大学老师，在英国读过书，因为经常和学生讲英国如何如何好，被说成是“里通外国”，遭到批斗以后，就下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都喊他林老师。
这么个大知识分子到我们这个穷山僻壤来了，生产队像得了宝贝一样，给他腾出了村里最好的房子，找了一个五保户为他洗衣做饭，还在村里做了一个规定，林老师是公家人，他想到哪家吃饭就到哪家吃饭，想在谁家菜园里拔菜都得让他拔。其实根本用不着队里规定，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非常崇拜读书人。我们这里有个风俗，有字的纸是不敢烧掉的，否则死了以后阎王爷会让你认上面的字，你要是认不得就得下油锅。谁都想请林老师能来自己家吃顿饭，觉得这是非常荣幸的事。因此，只要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甚至家里杀猪宰羊都要争着去请林老师。请的人多了，林老师吃不过来，大家只好约定成俗地排好了队，轮流着请。
林老师很感动，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大队就让他在村小教书。他好像什么都会，会拉小提琴，有时还能抱着提琴弾，就像现在的吉他一样。他会画画、会数学……这样说吧，凡是学问上的事情他似乎没有不会的。恰好那时我也在村小念书，自打他到村小之后，原来不想念书的孩子都跑来上学了，连邻村的孩子也纷纷来我们村上学，后来因为来的学生太多了，学校又太小，就改成半日制了，学生分成了上午班下午班两拨。
有一天，林老师给我们讲一种植物，叫蒲公英。他用粉笔三下两下就在黑板上画出了一株蒲公英。还写了一长串洋文。他说：“英国有一种植物，叫dandelion，中文翻译为蒲公英。它象征着无法停留的爱。”林老师说着说着，用英文朗诵起来：“The wind came, the dandelion with sincere love, across the river valley, across the sea ofclouds, to people far away pass sincere love.”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觉得黑板上的画很熟悉。突然我站起来大声说：“老师，你说的蒲公英我们这里也有，就是婆婆丁。”
“怎么可能？”林老师的朗诵被打断了，好像刚睡醒一般喃喃地说，“这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植物。你们这里怎么可能有。”
“我们这里就是有。学校后面的坡地边多的是。”同学们都一起嚷了起来，“不信我们带你去看。”
同学们簇拥着林老师来到坡地边，那里有一片碧绿的蒲公英，一根根长长的茎杆上顶着洁白的绒球。林老师弯下腰来，摘了一个绒球，轻轻一吹，无数小小降落伞便随风飘去。
二
林老师从此之后对我们这里的植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带着我和小伙伴们对山前山后的植物进行了普查，研究它们的习性和价值。我们每天陪着林老师跑前跑后，忙得可带劲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周围几座山的植物就普查完了。林老师一发不可收拾，想把整个龙脊山区的植物全部普查一遍。区里得知了他的想法之后非常支持他，给他拨了资金，还派了几个基干民兵保护他并给他当助手。经过了大约一年左右，他写成了一本《龙脊岭山区植物志》，很快出版了。
不久，林老师被调回省城了。临别时全村的人都舍不得他，为他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他在会上动情地说：“和乡亲们朝夕相处的这二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两年。这里的父老乡亲才是我人生的真正老师。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他即兴赋诗一首：“求学远赴西海岸，不识家乡植物名。换骨脱胎龙山上，亦师亦友亦亲人。”从他眼眶中包含的晶莹泪珠，我们知道他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林老师临走前把他的书全部送给了他带的学生。他和同学们一一握手，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努力读书。其实我们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宝贝，等你们将来有了知识之后，就会把它们都变成财富。”他特意把一本《英汉双解植物学辞典》送给了我，并在扉页上题词：苦钻苦学，终必有成。报效祖国，造福乡亲。
三
林老师走后，我便开始发奋读书了。我把他的话写在日记本里，把他送给我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考取了大学；再后来，我也公费去了英国伯明翰大学读研。那是林老师的母校。1982年回来以后，我要求去了林老师所在的省城农林学院工作。
我在第一时间拜见了林老师，向他表示感谢，并转达了乡亲们对他的思念。林老师现在已经是省科协副主席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对我说出了一番我很难理解的话：
“我的《龙脊岭山区植物志》三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如果不是被耽误了10年，我早就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了。往事不堪回首，龙脊岭是我的伤心地。我是被民兵押着坚持做完植物普查的。是时候对历史重新评价了。我现在还有什么话不敢说呢？我要把我经历的真实故事写出来告诉后人。你也要把你的真实故事写出来。我在那样艰难竭蹶的环境下还培养出了像你这样的人才。你说句实话，假如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吗？”
我沉思了很久，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一段长长的沉寂之后，我站起身说：“林老师，我真心感谢您，是您最早给了我自信。如果没有您，我恐怕至今也走不出大山，更别说后来的人生道路了。我一定会遵循您的教诲，把我的真实故事写出来。”
告别了林老师，一幕幕的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着。半个月以后，我终于完成了这篇《把你真实的故事写出来》。我打算先送给林老师看，我急切地想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2018年5月21日星期一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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