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可以建立共产主义人间天国吗？
对很多革命者来说，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为人类提供的一个现世天国的理想。是“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可抗拒”的。新中国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
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顾准说：革命者本身最初往往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革命确实有理想性的一面，非如此不足以吸引民众的热情。但是，必须警惕理想变成空想，必须警惕官僚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获利，要求别人大公无私，好让自己大私无公。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主席就说过，社会主义也有商品经济，共产主义也有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任何事物本身都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亦即矛盾，因为矛盾而发展。在历史上，用以解决问题的手段，到头来总会变成问题本身。封建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很难想象共产主义会是个例外。如果说共产主义没有矛盾，那么事物就会停止发展了，这是不可能的。
主席在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中加写了两段话，是揭露《修养》一书描绘的假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中一段是：“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另一段是：“照作者（刘少奇）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种有实事、有分析、有理论的批判，就把这本书在全国、全世界的流毒加以肃清。
同时也必须指出，纵然革命者是理想主义的，但是，革命本身并不是理想主义的！２０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人间实现天国，而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的任务。
顾准自己也不否定革命。他说：那么，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
（二）共产主义与物质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就是“土豆加牛肉”！
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农村干部往往说：我们要奔向共产主义社会，要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这些，已经成了事实，但，远不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产品的极大丰富。今天的发展水平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能想象的，但是，我们离共产主义还远着呢。那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呢？
再说，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求是无限的，产品的极大丰富是永远不可能的。那么，共产主义不就成了幻想吗？
工业时代的马克思是乐观的，到了２１世纪，未来世界的图景却是一片黯淡。而中国尤其如此。
当前中国有四“最”。第一人口世界最多。国土面积虽然不小，但大半是高原﹑戈壁和沙漠，被最多的人口一平均，人均占有资源就最少，这是第二个最。
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不断的革命和外来文化冲击中被摧毁贻净，新的道德体系却毫无建树，形成全社会的道德真空，这是第三。
道德水准最低下，这是第四。当代改革家们认识到以信仰为杠杆﹑鼓励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道路已经走绝，便把刺激和纵容个人欲望当成改革的核心。欲望一时能推动经济增长，但穷怕了的中国人一旦瞄准了美国式生活，那种不可能弥补的差距便激发出第四个最──欲望最贪婪。
如果说全人类终将被自身欲望所毁的话，拥有这四个最的中国就将第一个毁灭。很简单： 最多的人口与最贪婪的欲望之乘积怎么用最少的资源满足？
人无法用劳动向自然资源索取满足，就会转向抢夺别人的资源份额。这种动物式的生存规律在最低下的道德状态中将使人际斗争分外残酷。中国社会已经充满由此产生的内压力。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展望人类前途，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以不断两极化的社会机制（即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淘汰和消灭一切失败者（物竞天择弱肉弱食的达尔文机制）。只让强者即精英活得好，只让精英活下去。不仅在一国范围如此，而且在世界范围也如此。其极端就是希特勒昨天做的，以及英美新殖民主义明天可能做的：淘汰和消灭地球上占８０%的那些劣等种族和文化（所谓“无赖国家”）。这也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所要我们接受的命运。在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全球精英们把未来简化为“２０比８０”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ｔｉｔｔｙａｉｎｍｅｎｔ）的概念。未来学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分析说，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一起，作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将不复存在。另外一位总裁直截了当地指出：将来的问题是“你去吃饭还是变成餐点被别人吞吃”？你愿意被别人吞吃或者吞吃别人吗？难道就不能够有另外一种前景吗？当人民越来越明显而且大规模地表示反对全球化，这不是恰好证明共产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发展趋势是正确吗？
我们相信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在世界范围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民族与民族的和谐，文化与文化的和谐，不再有尖锐的社会分化，利用现代科技的力量，消灭体力劳动和雇佣劳动；消灭社会分工，最终使全人类普遍中产阶级化。我们把这条路称为共产主义。
仅仅靠市场或者自由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甚至光是改变所有形式也不行。还应该改造人——把人的私心转变成公心。很多人不了解，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需，不是按照需要来分配，即，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按照实际需求分配。
（三）六亿神州尽舜尧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人性异化的最终克服，是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最终回归。他说：“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制为自身前提的人道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性的真正拥有，是人向自身本体，即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整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支配着劳动，即所有高于所是；物支配生活——社会主义要颠倒这种关系。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复归。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个性而不是同一性，是把人类从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使物质目标成为生活的主要的关注对象，是使人体验到整体的和谐性，而不是使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操纵和支配。
马克思虽然谈到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却没有对具体如何决裂进行探讨，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决裂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
列宁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真是太多了”，因此而提出“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他提倡劳动竞赛和“星期六义务劳动”，也提出了“新人”概念和为造就“新人”而进行“文化革命”，但是却没有（或者是没来得及）在理论与实践上深入展开。
斯大林则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把社会交给了官僚和专家治理。只有到了主席，才把以社会为规模的全面塑造“新人”提上日程，并且成为一场依靠人民全力推行的大革命。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都是经济增长目标，而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目标却被人们遗忘了。它们不是超越资本主义，而是被资本主义精神所吸引。企业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实现，由官方委派的官僚来管理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不同于由不受官僚管理的工人来管理的社会主义的。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把自己的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他们的体制却彻底否定的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对个体性的肯定和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的道德观念如此之低，以至他们毫不脸地接受腐蚀，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他个人内心空虚，没有个性，完全靠外界来支撑。他的思想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物。他相信共产主义学说，可是他又表现出政客的奸诈和野心。他们个人同党的思想联结在一起，他们把党的指导思想当作高于个人的原则。他们经常说的话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党。他们甚至能够以党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却干罪恶的勾当而不认为是犯罪。在苏联随时都会遇到的官僚们，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设想毫无共同之处，倒是很像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的人物。他们高高在上，他们对排着队领取证书的愚民们傲慢，他们愚蠢无能，自命不凡。
而所谓新苏维埃人，大部分把政治和私人生活分开。他们形式主义地按照程序完成公共事务方面的任务，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然后他们便致力于自己的生活问题。对多数苏联学生来说，马列主义只是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同自己的信念毫无关系。他们往往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观点。
这和主席要建设的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主席在文革的纲领中提出：“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有意思的是，早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党内第二号理论家刘少奇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的复信，主席看后写了重要批语。明确指出：“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主席不认为“私”是人不可改变的本性。人只有社会性，那不过是社会经济结构影响的结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领人们头脑是可能的。
有趣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两人在决裂前，主席又提及这件事，写信向刘少奇要他给续范亭的信及他在信上的批注，刘少奇当天就送给主席。可见关于人性的争论并非寻常小事。
大跃进的失败使主席更加坚定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还要“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消灭物质的私只算革了一半命，只有把精神中的私也消灭，革命才能算成功。这是主席为马克思主义增添的至为关键的一环——对实现共产主义，仅仅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要造就新人，通向共产主义的链条才会从逻辑上完整和贯通。否则，纵然建设起“流着奶和蜜”的共产主义天堂，也会为人的无限的欲望所炸毁。
面前的敌人不再是拿枪的敌人，那种敌人可以从肉体上消灭，杀一个少一个，不在话下，现在的敌人是汪洋人群头脑里和内心中存在的私欲，而且已经存在了千万年，化作与生俱来的本能。这种造就新人可不是造就几个，也不是几万几百万，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成为新人。主席写过一句诗——“六亿神州尽舜尧”，典型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舜和尧是远古传说中有大德的贤人，他却要让六亿中国人——那是他做此诗时全中国人口的总数——人人都成为舜和尧。
看起来匪夷所思，然而，在人类的孩提时期，人人不都是舜和尧吗？恩格斯说，在氏族制度下，“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也说明了，共产主义不过是人性的复归而已。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成德”之说，孟子早讲过“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佛教也有“普度众生”的情怀和“立地成佛”的期盼，这都是主席决心改造人性和培育新人的精神土壤。主席的“老三篇”，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新人”的纲领。他很早就要求他的部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张思德、白求恩那样的人。
（四）切的共产主义新人
在切看来，经济发达、产品丰富只不过是“猪的城市”的追求，他无意于完全使自己致力于这样的追求，因为这是连他所憎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达到的。他关注于更高层次的东西——人的解放和一个真正自由人的集合体。
切在许多场合表达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必须使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并造就新人的思想：
“我对乏味的经济的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同贫困作斗争，但我们也和异化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的是消除利益、个人利益的因素，并从人们的心理上找到发展的动力。如果共产主义没有这一点，那只是一种分配的方法，而不是一种革命的生活方式。”
“要同时建设共产主义和它的物质基础，我们必须造就新人。”
切相信，人的异化与失序是一切不幸的最根本症结所在，没有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革命，没有人类整体良知道德的提升，任何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建设是无从谈起的。而切心目中的新人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有自由意识的真正的人、一个融于广大人民中，与人民同在的人。在切的《古巴社会主义与人》中，切如此表达他的创造理念与对新人的期盼：
“我们不应该创造出官方思想的奴仆或靠国家预算生活的、只在引号中运用自由的‘奖学金得主’。革命者将到来，他将以人民真正的声音高唱新人之歌。”并且，这种新人是革命性的，是属于未来的，“这样的个人不应代表１９世纪的思想，也不应代表我们这个衰败的、病态的世界的思想。我们要创造的是２１世纪的人。”
切的新人革命的重点何在？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处理人与物关系的劳动革命，二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情感革命。
劳动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活动，是人类创造力与自觉精神的体现，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的本质需要，是人的创造过程。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中，劳动却发生了意义的扭曲，即异化。人不是他劳动的主人，反成为了机器的奴隶，成为了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劳动力商品，而丧失了他为人的尊严。人类的劳动也不再是意气昂扬的改造自然的神圣过程，而成为痛苦不堪的无可奈何的谋生活动，这是令人惊讶的“失序”。正如切在一次演说中引用一位西班牙诗人的诗中所说的那样：
“人是一个勤劳的愚蠢的小孩，
他将劳动变成了折磨自己的苦役。
他将鼓槌换作了锄头，
不是在大地上击出快乐的乐曲，
而是不断地挖土……
我想说没人挖土时伴着太阳的节奏，
也没人在摘棉花时带着爱与感恩。”
这种劳动是畸形的、奴隶般的，是意义的倒置。显然，切要求进行一次劳动革命，这是使人摆脱异化的关键所在。劳动要重新回复到它本身的“正常”意义，它应成为人类伟大创造力的体现，也就是人的体现。
“人开始把自己的思想从不得不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动物性需要这一令人厌倦的事实中解放出来。他开始在劳动中发现自己，在创造中体会到自己作为人的伟大。”因此，任何使劳动回到旧世界路上的方式，切都是坚决拒绝的，特别是在劳动中使用“物质刺激”的建议。切认为一旦使用“物质刺激”，就有使人堕落回旧世界中“幸福的猪”的龌龊处境上的危险，并且，切十分坚信，所谓的用“物质刺激”这种旧世界的方式来对抗旧世界的做法，是十分可笑的。
那么，对于一个新世界的新人，他的劳动的动力何在呢？在切看来，这种动力必然是来自精神层面的，是体现一个人精神高尚的。因此，他说：“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公斤的肉吃，一年有多少次去海滩游玩的机会，也不在于凭现在的工资能买多少好东西。问题在于，使个人感到更加完善、有更强的充实感和责任感。”
这种只重精神鼓励，不重物质刺激的劳动的最佳表现形式当然就是义务劳动。在这方面，切自身作了很好的榜样，他去甘蔗林砍甘蔗，去建筑工地搬运，完全像一个普通工人那样工作，并且不要一分多余的酬劳。他相信这种劳动给他带来的精神满足感是任何形式的货币所不能衡量的，并且，他希望这种劳动方式能推广出去，因为劳动创造了人，而义务劳动将创造新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义务劳动是一所培养觉悟的学校，它是个人或集体对于社会的贡献，并且它塑造高层次的觉悟使我们能加速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切最看重的就是人的革命，他热爱这千千万万的平凡且卑微的人民，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从自己懵懂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从物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完成自己的人，成为真正的人，而真正的人，并不单靠面包活着。因此，当有人向他提出他的人的革命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罗曼蒂克的幻想时，他热烈地反驳道：“让我们回答一千零一次吧！是的，这可以做到。我们是对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步，就像我们在四年古巴革命中那样，清除掉所有的人类的恶，每一天都取得进步。”
是的，人不单靠面包活着，但是，如果人民连面包都没有，又如何生存？更谈不上自我修养了！革命一旦脱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马上就会转到人民的对立面去。更为可怕的是，若这些高尚的品质被强行施加给这些不愿变得那么高尚的人们时，高尚不也将堕落为一种残酷的枷锁吗？为了摆脱异化而兴起的新人运动会不会变成另一种扼杀人性的异化？
而隐藏在切内心的最大担忧是，他担心自我革命能否坚持下去，那个在革命战争年代磨炼出的革命家切，是否会在和平建设中沦落为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僚？就在这种种疑惑、担忧中，此时的切，作出了他的选择：再次革命！
为了挽救真理，他必须革命，而这次革命将回到起点，他要进行又一场自我革命，因为他无法静待自我的堕落，而其他革命则是此时所不能展开的。他必须出去，去革命的烈火中锻炼他自己，正如他所说的：“这种斗争，使我们有机会成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品级，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合格的人。”他要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使自己这个２０世纪渺小的征人成为一个真正的２１世纪的新人，成为他的真理的最好证明，为此，他甘愿做一个冒险家，而这种冒险家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
也许有人相信，新人将不会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新世界不会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但即使是这样，也必定会在未来出现。而切所做的就是要燃烧生命在这个时代发出对下一个时代的召唤。召唤人们起来，为了新人和新世界而战斗，如果能这样，死亡又有什么值得畏惧呢？
“只要我们战斗的呐喊还能传到一只听得进的耳朵，只要还有人伸出手来握紧我们的枪，只要还有人准备迎着机枪的扫射声吟唱送葬曲，只要还有人响应新的战斗号召走向胜利，那么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突然死亡能在所不惜。”
（五）自私是人的本性吗？
列宁在十月革命立即提出，要将沙皇俄国侵吞的中国领土全部还给中国。正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卖国，使我们丢失了这一大好机会。北洋军阀不接受老沙皇侵占的中国土地，借口就是“人都是自私的，哪有到手的利益反而还给别人的”。
自私是人的本性——在“斗私批修”的文革失败之后，这不但成为了统治集团治国的基点，也成为一般群众头脑里不容质疑的铁律。如果同意人天生是自私的，那么也无怪主席改造人性的文化革命会归于失败，也无怪张五常之类的“大师”会斩钉截铁地写道：“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张大师所信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分析起点是经济人假设，无非也是讲人天生自私。范跑跑之流不就是经济人的杰出榜样吗？难怪他得到了国人的满堂喝彩！
可是，西方似乎并不相信人天生自私。有一部美国电影《地火危城》，在毁掉一切的地下熔浆涌来时，官员、专家（男女主人公）、医生、司机、工人、警察、消防人员、新闻主持人等等，乃至孩子都没有“首选”自己的利益而掉头逃跑。他们何止是尽职尽守，对于不少人来说，首先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别人的利益。在安装好了爆破的炸药后，一个队员受伤走不动了，他的一个同事，如再背着他走，时间已来不及，于是，后者自己也不再走了，而是陪着自己的朋友去死。当指挥员通过电话询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有时，为了不拖延时间而延误整体的利益，他们平静的回答：“完毕”……尤其是那位地铁负责人，多少人喊着要他丢下、他背着的那个奄奄一息，还不知能否救活的司机，那么他完全可以以自己高大的身躯跳过刚刚流到车边的熔浆，但是他却奋力把他背上的人抛过去了——对那个人来说、那是他自己已经不知道的极小的一点生存希望，而这位头头却把自己完全清楚的希望牺牲在他更清楚的熔浆中。
看来，美国也要宣传“大公无私”、“舍己救人”这些在今日中国被用作调侃嘲弄的精神，而且这类片子并不在少数（例如《铁达尼号》）。范跑跑之流，毕竟还只是中国的特产——这实在是人类之大幸。
北大历史系高材生范跑跑认为自私观念是古已有之的，看来他得跑回北大补习一下历史。在原始部落，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原始人并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也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这些都是所谓文明时代的产物。可以想见，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形下，人们的根本利益决不是相斥，而是相互依存的。这就是群体的整体利益。一个人脱离了社会和集体，就不可能生存。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这种无阶级的社会是注定要灭亡的，只要生产力超出部落的范围。一旦生产力容许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私有观念就产生了。只要实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还有必要，就会有私有观念发生，就会发生阶级分化，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社会革命。
在生产力的一定历史阶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对社会与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人们就会去进行这种分工。这和农业与畜牧业对生产力发展有利后，人们就会去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一样，毫无神秘之处。
时代已经进步了，今天人们当然不会再相信一部分人是从造物主的口里产生，而另一部分人则是从脚的部分产生，因而要分出贵贱。但是由于认识的限制，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一分工的好处，把这一分工扩大到过分以至互相脱离。私有观念就是要求无限制地扩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观念，这种脱离造成了人们实践范围的不一致，从而认识上就不一致了。脑力劳动者脱离了体力劳动后就会发展到脱离群众，进而去压制群众，最后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贵族，成为剥削者。
私有观念历史上也起过进步作用，曾是进步思想。当然，即使在它最进步的时候也始终有消极的一面。而且常常发展成破坏性的纯属消极的思想。比如秦始皇功劳极大。柳宗元已说过，公天下自秦始。但他并吞六国出于极端自私的念头，要独霸天下作为一家产业传至万万世。最好能长生不老独自享用。修阿房宫、骊山墓，尤其秦二世根本不知权力是从哪儿来的，以至激起陈胜吴广起义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时期，脑体分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消灭社会分工的日子就会到来，私有观念也就会随着国家、阶级等观念放进历史的博物馆。像所有事物一样，私有观念是必然产生的，当然也会必然灭亡。
如果说自私即私有欲有其必然性，那么趋群性，对群体、组织、社会、公众生活的依赖即使在资本主义时代也无法抹杀。越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更不能像老虎那样，“一条好汉单打独斗闯天下”，就是一个家庭“单打独斗”也不会有多大力量。比如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个个都想快，结果往往谁都快不了。干革命的时候，必然强调奉献和牺牲，如果个个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革命根本无法成功。工人罢工是往往是出于经济目的即提高工资，但是为了罢工能够成功，工人往往会捐出部分工资用于工人组织。用经济人理论能解释吗？
把自私观念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是通过经济人假设摈除了应该涉及的人际合作视野，把个人动物化和原子化，而人际合作则是追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主要制度性安排。经济人假设为精英阶层的精英主义制造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同时还通过绝对强调个人对短期利益的关心，制造了决定性地解除弱势阶层合作竞争的思想武器，这个假设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意识形态工具。
我们也不主张“大公无私”，这只是虚伪的政治家和道德家压榨人民的工具而已。马克思说得好：“共产主义既不用利已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用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已主义。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已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Ｐ．２６５）。主席也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我们要求大公小私、先公后私。实际上，非自我性，利他性，公共道德的良知，在人性中具有与自私和私欲同样深刻的原始根源。这种对公众社会的依赖，共享性，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性根源。
共产主义只能产生于生产力内在的发展需求中，而不是产生于道德要求或者某些人的良好愿意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初期阶段，还不能使每个人“各尽所能”，这就是说尽他能力所及的和他愿意的去做工；也还不能使每个人“各取所需”，而不问他做了多少工作。为了增加生产力，这时还必须采取向来的工资支付方法，即按照个人劳动所生产的数量与品质来分配生活品。也就是说，我们还必须容忍资产阶级法权，但是，我们要限制它。这个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就是“社会主义”，以别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之物质的前提，是要人类经济能力的发展，达到一种高度。这种高度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的。我们并不像夸父逐日那样一定要追上太阳才罢休，我们只需要跑赢资本主义就行了，在高级阶段里，贫乏的最后阴影消失了，跟着物质的不平等也消失了。生产劳动不再成为一种重担，不再需要任何刺激，而经常保持十分丰富的生活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监督，它只需要教育、习惯和社会舆论来维持。如果要把这样一种实际并不过分的前途当作“乌托邦”，那么他是否只愿意接受人类的毁灭呢？
共产主义的实质是社会财产和公共资源的非私有化。也是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地扩张和发展了社会与自然资源--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经济不平等。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虑，这种不平等占有已经造成了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总有一天会被消灭。千百年前，原始社会的人类难道会有“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样的观念吗？它是历史的产物，就总有消亡的一天。私有观念不可能通过批判会和行政命令被消灭，但是，这不等于它是永恒的。只要社会分工消灭了，私有制、国家这些历史加在人类身上的紧身衣，当然也会因为人类的成长而崩断，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百韬网络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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