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经济学家可是个高大上的概念，了不得，尤其是40年前刚刚打开国门时候。
一堆人鼓噪，要“内行管理外行”，要“专业化”，仿佛经济学家一出，就可以拯救天下，挽狂澜于既倒，改天换地，带给全国人民一个空前的幸福生活。
一听说某某是经济学家，全国人民都是极度崇拜的眼神；经济学家啊，那都是神圣的，经济学家的话，那就是圣旨；谁敢不听，那就是大逆不道，那就是“土老帽”，那就是“逆天行事”。
尤其是国外的的经济学家，什么美国的，欧洲的，西方的，日本的、台湾的。一堆又一堆，个个赛过活神仙。
很快，国内也冒出了一堆“经济学家”。什么某链，什么某弑，呼风唤雨，呵斥天下，好不快活。
很快国际上出了大事，苏联垮台了，还给解体了。
最听经济学家的话的国家，尤其是最听丑国经济学家话的国家，恨不得政府高层全是国际经济学家国家，连政府总理都是国际经济学家的国家，什么切尔诺梅尔等等，服下了“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开的药方的苏联，经济崩溃了，国家解体了。
不但给解体了，而且还把苏联历年积累下的财富27万亿美元，那个年代的27万亿美元，全部被人给掠夺光了。
转瞬之间，苏联政府破产了，人民也成了穷光蛋。
于是在寒冷的冬天，苏联的战略空军由于缺油而全部停飞，苏联的海军由于缺油而全部停航，陆军停止了巡逻。
太空的宇航员回不到地面，再回来时，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军队的兄弟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四处去倒卖武器，军火库几乎被盗卖一空。
从飞机到军舰，从导弹到坦克，从AK47到核武器，没有不卖的。
几块面包可以更换一辆T72坦克，而一箱伏特加，竟然可以换一艘军舰。
教了一辈子书的退休老教师，在寒风中去捡拾烂菜叶儿。
得了无数勋章的苏联卫国老英雄，为了活下去，只好去摆地摊儿，卖自己的勋章。
无数苏联妇女，为了活下去，只好去做妓女。
而正在这一切进行的同时，丑阴的财团，丑国和西方高层，正在疯狂的欢庆，彻夜的狂欢。而出主意的“国际经济学家们”也在欢庆，因为他们体现了“自身的价值”，还得到了主人的赏赐。
经济学家，功莫大焉。尤其是“国际经济学家”，简直是一时风头无量。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就有人就对“国际经济学家们”予以了质疑，但是没有人关心，更没有几个人相信。
全国人民依然狂热的崇拜着“经济学家”，无情的嘲弄着那些质疑。
很快，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开始风光起来。
懂不懂，不要紧。只要敢说自己是经济学家，立刻就会有一堆人追捧。什么企业家、X员、电台、电视台、普通民众等等，实在太多。
尤其是能够跟国际、港澳台的经济学家拉上关系，哪怕是抄袭、剽窃都不要紧。CCAV这一档子著名经济节目，请了某链，也请了一台湾著名经济学家。结果被该台湾经济学家直接在节目里暗示某链在“偷窃”自己的观点。某链那是面不红，心不跳，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厚黑”才华。
某轼是学机械的，三十多年与经济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一夜之间，就能成为经济学家。
某轼提出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说：
“钓鱼岛不长粮食，应该送给日本”论
“中国穷人之所以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大学)收费太低”论
“耕地红线无用论”
“保耕地‘红线’会导致房价大涨”论
就连臭名昭著的小额贷款，这也是某轼最先提出并身体力行的；
以这二位为代表的称之为“一代经济学家”。
一方面社会确实在发展，国人确实开阔了一点眼界。
另一方面，有些国人在那些年确实也吃了点苦头。
于是部分国人开始质疑这些“一代经济学家”，渐渐的声音越来越大。
但是“一代经济学家”依然故我，观点越来越惊人，但是声音却越来越大。
丑国出了个次贷危机，“经济学家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立刻喊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丑国印了两万亿，蛊惑着印了4万亿，地方再印8万亿，那是立刻一片涨价之声，“输入性通胀”就此诞生。
丑国真是很感激呀，特别颁发“最佳友谊奖”。
但是不少人尝到了苦头，而且是真的感觉到了痛，尤其是青年们。
对着这帮“一代经济学家”那是一顿痛骂，而且痛骂之风开始蔓延。这帮“经济学家”走到哪里，跟着骂到哪里。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代经济学家”声名狼藉了，只好退出江湖。当然，在退出之前，肯定是取得了“财富自由”。
那么，既然“一代经济学家”落幕了，也就诞生了“二代经济学家”
比如说某某、某某某、某某平。
与“一代经济学家”不同，比如说这些“一代经济学家”竟然没有一个正规本专业出生，而且这些“一代经济学家”特别喜欢标榜国际观点，港澳台观点，标榜自己拥有国际背景。
这些“二代经济学家”竟然不少拥有正规专业学历，当然也确实有与该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的“江湖人士”。
这些“二代经济学家”不再强调自己的“国际背景”，但是却强调自己的“企业背景”。比如说是某某大企业的高级智囊、高级研究员等等。
但是，“二代经济学家”与“一代经济学家”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依然那么惊世骇俗。
比如说最近“二代经济学家”任某平就喊出了“多印2万亿，十年多生五千万”
确实，华夏的人口问题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出生率呈断崖式的下跌，几乎已经是全世界倒数了。按照这种出生率，一两百年过去，民族都不一定存在。
但是印点儿钱，就能把出生率搞上来，无异于天方夜谭。
几十年日复一日，360度无死角的强力推广，就连最偏僻地区的农村妇女也不愿意多生。
多年女拳、消费主义、自私自利思想观点的横行，电视、电台、报纸、杂志、自媒体，电影、电视剧全面强力洗脑，基本上已经把生孩子说成是自绝于人类社会、自绝于幸福、自绝于前程的低等行为了。
这种思想观念的不愿意多生，岂是仅仅这么点儿钱就能扭转过来的？
别忘了，当年正是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们，从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角度全方位地证明“生孩子不划算”，“坚决不能生孩子”，“不生孩子，才是对社会的贡献”，“人口是负担”。
当然这些“经济学家”们，在特定的时期就能摇身一变，又变成“人口学家”了。
本来，公众以为像这种正规出身的“二代经济学家”能够喊出什么像样子的高论。事实证明，这依然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解决华夏人口出生率问题，首要在于观念，而不是其他。如果不能把女拳、消费主义、自私自利等思想观点彻底解决，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只要你去看看那些90后，00后，还有哪几个愿意生孩子的？
解决华夏人口出生率问题，必须解决贫富差距，解决内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解决了，其实内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你想想王公子每天晚上都换不同的女人，而几千万的男青年却找不到老婆。这种情况下，华夏民族的出生率问题怎么可能解决？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解决华夏人口出生率的基础。
其实经济学家在上面这个问题上是能够大有可为的，不过当前的“经济学家们”如果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也就不是“经济学家”了。
按理说，新冠疫情下，全世界经济一塌糊涂，唯有天朝一枝独秀。天朝的经济是同比不如以往，但似乎尚未到了要滥印钞票的地步。
那么任某平这么急裸裸的要滥印钞票意欲何为？虽然打着提高民族人口出生率的旗号确实挺伟光正的。
我们看看丑国，丑国这两年确实印了不少，虽然瞌睡乔大骂特大嘴，但是瞌睡乔滥印钞票印得不比特大嘴少。按照这种印法，两年得快有20万亿。
这么多美元滥印出来，那是需要有人接盘的。
如果没有人接盘呢？那就会活活把自己淹死。你看那丑国物价一片暴涨，Cpi指数已经快达到历史最高点，就知道丑国快憋不住了。
如果这时候有能够拿出真金白银去接盘，丑国就可以过这一关，如同那2008年。
其实两万亿仅仅是前奏，只怕这2万亿一印，最终出来的也就远远不止是这两万亿了。
不过，任某平有一点说的是对的，过于紧张的流动性，对于经济也是非常不利的。就目前而言，我们建议可以适当的放宽流动性，但无需打着提高人出生率的旗号。尤其在疫情期间，对于一些民生行业，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龙头行业要适当扶持，否则一旦这些行业倒台，可就不是一点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是人口出生率就不重要了吗？恐怕解决人口率低的问题更为重要。
没有足够的人口，华夏这个民族都不可能存在。
我们认为，正常的人口从来不是负担，而是组成这个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在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所谓“农业社会人口是生产力，工业社会人口是负担。”完全是胡说八道。
实际上，这一观点正是造成现在人口出生率如此低恶果的罪魁祸首之一。
至少连任某平都看到了，人口不足，一方面会导致消费不足，任泽平服务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去？
另一方面，人口不足导致劳动力严重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成本却迅速的提高，企业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
上述这两条，可是任某平服务的企业极为切身的感悟。在实践检验中，一切的谎言、鬼话、考虑不足在这里都现出了原形。任某平及其服务的企业的实践，无非是给“人口是负担”这种观点一个响亮的耳光。
“多子多福”这一观点并不过时，反而正体现了华夏民族老祖宗几千年的生存智慧。这一点，尤其在全球竞争中，在民族复兴中予以强烈的证明和凸显。
不错，任某平喊出提高民族生育率实际上是为企业服务。但是，这一呼吁客观上是有利于华夏民族的，而且华夏民族的生育率确实到了极度危险的地步。
至于印钞2万亿，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如同丑国那样把通胀输出去，找到一个国外接盘侠。否则这种说法就如同永动机，违背最为基本的原理。
从前的“一代经济学家”把好端端的经济学家这个名词搞得声名狼藉。
以至于公众们一听经济学家来了，就如同听到一窝害虫来了。蟑螂，跳蚤，臭虫、老鼠，立刻跳出来人人喊打。
非要从国家、民族、公众的身上去吸血，迎来这样的待遇着实不冤。
当然，某某平们相比“一代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至少某某平还是服务国内企业的。
但是“二代经济学家”如果眼睛里只有企业，依然逃不出人人喊打的窘境。
如果哪一天，公众提起经济学家，不再联想到害虫，那就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但是从目前看，依然不太可能。
于是公众只好准备好灭害灵，随时准备灭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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