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大国崛起”？

　　日不落帝国的商船横跨四海时，伦敦贫民窟的儿童正因佝偻病夭折；第三帝国的铁蹄席卷欧陆之际，德国主妇在寒冬中为半磅黄油排起长队。历史的悖论始终悬垂：国家力量的巅峰，未必与普通人的晨曦同步。大国崛起与人民解放，这两条曲线在时间长河中时而交汇，时而分离，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剖析这种复杂关系的解剖刀。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帝国，以其血腥叙事揭示了第一条真理：统治阶级主导的“崛起”，往往以多数人的牺牲为代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羊吃人”运动，正是大英帝国纺织业崛起的隐秘根基——无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工业城市的赤贫阶层。这种通过剥夺基本生产资料实现的“崛起”，本质上是劳动异化的加剧。国家财富的增长，反而意味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与自身类本质的疏离进一步加深。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钥匙。当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国家发展轨迹便可能发生根本转向。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虽经历曲折，却实现了全民扫盲和医疗保障，这正是将国家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福祉的实践。这里的核心差异在于——国家性质决定了“崛起”的受益主体。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基础，就是大规模工业符合人民利益。”当国家机器由人民掌握，经济增长才可能从资本增殖的工具，转变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梯。

　　人民幸福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精神解放与政治参与。法兰克福学派曾批判苏联模式中“物质丰富而精神贫乏”的困境。事实上，若国家兴盛仅表现为GDP增长，而文化创造、个体解放停滞不前，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便无从谈起。人民群众若不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便可能在新的形式下陷入“拜物教”的牢笼——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继续革命的根本原因。

　　纵观历史进程，大国崛起与人民解放的统一绝非线性进程，而是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经历劳动异化与人的碎片化，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则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核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衡量国家兴盛的终极尺度，不在坚船利炮或外汇储备，而在每个劳动者能否在物质充裕、精神丰盈、政治参与的统一中实现自身价值。

　　归根结底，大国崛起唯有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具有历史正当性。当国家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而是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国家兴盛与人民幸福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性统一。这条道路充满挑战，但正如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样——人类历史的进步，正是在这种自我超越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