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中的左派幼稚病

　　民族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化差异或地域隔阂，它是根植于阶级社会中历史产物，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换着形态。在革命的浪潮里，总有一些看似激进的主张披着进步的外衣，却在民族问题上制造着分裂与混乱，这便是左派幼稚病的典型症候。这种病症的根源，不在于其革命立场出现了动摇，而在于认识论上的偏差，在于对现实流动事物的漠视，对历史阶段规律的无知。它以教条主义的僵化和经验主义的狭隘为表现形式，在民族工作中偏离革命的轨道，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全局。要分析和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场，循着阶级斗争的脉络，把握无产阶级政治的时代性与流动性，从实践出发廓清思想的迷雾。

　　民族作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共同体，其产生与演变始终与阶级矛盾的运动轨迹深度绑定。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分散的封建领主割据、封闭的地域经济和多方领地势力，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资本主义要实现自身的扩张，就必须打破这种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与劳动力集中。而要实现这一经济诉求，就必须构建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一历史任务的召唤下应运而生。此时的民族主义，承载着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政治民主化、整合地域力量的进步使命，它以民族共同体的名义，将原本分散在不同领主统治下的民众团结起来，为推翻封建压迫、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提供了思想旗帜和社会基础。在这一阶段，民族主义的进步性在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其阶级基础虽然以资产阶级为主导，但也包含了农民、手工业者等被压迫阶层的利益诉求，因而具有广泛的革命性。

　　然而，阶级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了任何历史现象都必然朝着自身的对立面转化。当资产阶级通过民族主义的旗帜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后，其阶级本性便开始暴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推动着资产阶级不断向外寻求市场和原料产地，原本用于打破封建割据的民族主义，迅速转向了对内压迫少数民族、对外推行殖民掠夺的反动轨道。在国内，资产阶级将主体民族的利益与自身的阶级利益捆绑，通过歧视性的政策、文化同化的手段，压迫和剥削少数民族，将民族差异转化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在国际上，资产阶级以 “传播文明” 为幌子，发动殖民战争，瓜分世界领土，将其他民族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通过暴力掠夺和经济剥削积累原始资本。这种转化并非偶然，而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当民族主义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需求时，它便从进步的思想武器蜕变为反动的压迫工具，民族矛盾也随之从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转化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

　　正是在这种反动民族主义的压迫下，无产阶级逐渐意识到，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正视民族问题，并赋予其新的阶级内涵。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而民族压迫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但无产阶级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既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也不同于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视野，构建起具有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其本质，是将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通过团结各民族的被压迫群众，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统一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不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成为了无产阶级联合被压迫群众的纽带，民族矛盾也被重新纳入阶级矛盾的框架中，成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动力。

　　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形成对民族问题的正确认知，关键在于它把握了无产阶级政治的时代性和流动性。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其表现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不断演变，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的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表现形式和斗争任务各不相同，民族矛盾作为阶级矛盾的具体表现，其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国家与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在帝国主义阶段，民族矛盾则上升为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矛盾；而在无产阶级革命阶段，民族矛盾则转化为各民族被压迫群众与本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这种阶段性的变化，要求革命力量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既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也不能落后于时代要求。

　　无产阶级政治的流动性，则体现在对事物发展辩证规律的把握上。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民族作为社会共同体，其内涵、边界和矛盾也始终处于流动状态。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文化的融合不断塑形；民族的矛盾也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不断转化，旧的矛盾解决后，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种流动性决定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能停留在静止的、僵化的层面，而必须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例如，在革命初期，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在革命胜利后，各民族则需要在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目标下实现联动，走向各民族针对各自历史条件下的消灭资本主义再生条件的工作。这种从自决到联动的转变，就是基于对民族问题流动性的正确把握。

　　然而，左派幼稚病的持有者恰恰背离了这种时代性和流动性的要求，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认识论误区。主观主义的本质是脱离现实，割裂认识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集中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变种。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在认识论根源上是一致的，都是缺乏对阶级斗争规律、民族问题本质的深刻把握，因而在革命实践中必然导致一系列错误。

　　教条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首要迷误，是将革命理论绝对化、僵化，无视历史阶段的具体条件，推行超越现实的 “左” 倾政策。这种错误的核心，是不承认民族问题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不理解民族矛盾的解决必须与当前的历史任务相适应。在一些革命实践中，部分左派力量无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将适用于先进地区的革命政策生搬硬套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宗教改革和习俗改造，把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污蔑为“折中主义”。这种做法看似坚持革命原则，实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忽视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超越历史阶段的政策必然会遭到现实的反噬，强制改造不仅无法消除民族差异，反而会激化民族矛盾，让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力量产生隔阂，最终削弱革命的群众基础。

　　教条主义的第二个迷误，是忽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将民族矛盾简单等同于敌我矛盾，急于推进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过程，必须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群众自愿为基础，而不能依靠行政强制或暴力手段。部分教条主义者将民族融合视为短期任务，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任意撤销或合并民族自治地方，漠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将其简单贴上 “落后” 的标签加以否定。这种做法的本质，是用主观臆断代替客观实际，用抽象的理论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分析。民族差异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文化根源，解决民族问题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用强制手段消除差异。历史上，一些革命政权因为急于推进民族融合，采取了文化同化的政策，结果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武装冲突，这正是教条主义危害的鲜活例证。

　　教条主义的第三个迷误，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当作僵化的 “本本”，生搬硬套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忽视具体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条件差异。这种 “教条主义” 的错误是最常见的，它的问题在于将理论扭曲成达成自己主观意志的工具，没有丝毫论证，全篇是观点口号的输出。一些教条主义者将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理论套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无视不同国家在民族构成、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还有一些人将某个国家的民族工作经验神圣化，盲目照搬其模式，结果因为水土不服而导致失败。更有甚者，将 “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 这一历史结论政治工具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民族问题简单政治化，用阶级斗争的标签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用看似革命的立场无视活生生的民族矛盾，用民族团结的口号抹煞现实中的民族矛盾和历史中的民族矛盾。这种做法不仅无法解决民族矛盾，反而会掩盖民族问题背后的复杂成因，导致路线的片面性和极端性，最终损害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利益。

　　与教条主义相对应，经验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同样源于认识论的偏差，其核心是将局部经验绝对化，用片面的、静止的经验代替理论指导和全局分析。经验主义者满足于自己在局部地区、特定时期的民族工作经验，将一时一地的做法当作普遍适用的 “真理”，而不懂得将经验上升为理论，更不懂得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调整工作方法。一些在汉族地区取得成功的革命政策，被经验主义者直接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无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一些人以个人的有限经验为依据，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认为 “实践出真知” 就是不需要系统的理论研究，结果在复杂的民族问题面前陷入盲目性。这种将局部经验绝对化的做法，本质上是割裂了个性与共性、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忽视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经验主义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缺乏革命的全局观念，陷入短视行为。部分经验主义者片面强调 “民族特点”，将某个民族的局部利益凌驾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之上，忽视了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趋势。在革命实践中，他们只看到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看不到各民族被压迫群众在阶级立场上的一致性，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还有一些人片面强调 “阶级领导一切”，无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经济状况、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将民族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矛盾，进行脸谱化分析。这种做法的危害在于，它要么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抬头，要么导致民族压迫的变相存在，最终都会破坏民族团结，瓦解无产阶级革命的统一战线。更有甚者，一些经验主义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缺乏长远眼光，不懂得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消灭资本主义再生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只应付着眼前的矛盾，而忽视了从根本上铲除民族压迫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根源，结果导致民族矛盾反复发作，成为资本主义再生的温床。

　　经验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结合，更使得其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一些经验主义者在面对民族矛盾时，不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采取敷衍塞责、简单粗暴的手段。他们要么将民族矛盾的责任推给群众，认为是群众 “思想落后”“民族狭隘”；要么将问题推到未来，认为 “等革命成功了自然会解决”；要么采取高压政策，用强制手段 “摆平” 矛盾，掩盖深层次的问题。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逻辑，本质上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它不仅无法解决民族矛盾，反而会积累矛盾，让群众对革命力量失去信任。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在民族工作中采取双重标准，对强势民族妥协退让，对弱势民族则简单打压，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的原则，加剧了民族之间的对立，为资产阶级利用民族矛盾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政治运动中，一些经验主义者为了迎合政治风向，随意改变对民族问题的立场，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团结的大局，这种缺乏原则性的行为，进一步削弱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其共同的危害在于瓦解了无产阶级的民族阵地。民族阵地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基础，失去了民族阵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支持，革命事业也就无从谈起。当教条主义者推行超越阶段的政策、忽视民族特殊性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将少数民族群众推向革命的对立面；当经验主义者陷入局部经验、缺乏全局观念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割裂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为资产阶级的分裂活动提供空间。资产阶级始终在觊觎民族问题这一突破口，他们善于利用民族矛盾制造分裂，煽动民族仇恨，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分化瓦解。历史上，许多革命运动的失败，都与未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失去民族阵地密切相关。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推行教条主义的民族政策，导致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被资产阶级利用，最终丧失了政权；还有一些革命政党因为经验主义的短视，未能团结各民族群众，在资产阶级的分裂攻势下节节败退。这些历史教训深刻表明，左派幼稚病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绝非单纯的理论偏差，而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实践问题。

　　在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的时代，民族的问题就不是本民族自身，而是与其他民族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这种斗争也就必然要突破民族地域的限制，并组织其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各个被压迫民族首先要认识到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哪怕是主体民族的革命群众，也能有参加这场统一战线的基础，因为他们面临着同一个敌人。而这在当前的斗争中显得尤为重要，革命者不需要通过否定民族主义来推动革命的发展，而应当通过解决民族问题，让群众认识到真正压制民族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资本家们。当革命者把一国的资本家阶级和本民族分离开后，民族主义的内核就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民族利益的代表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而作为这个代表，无产阶级更能妥善地将民族问题解决。当民族问题的消除后，代表着局限于本民族的民族隔阂就会以更快的速度走向瓦解。这时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联动其他民族的主义，它是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本民族的核心利益而表现的。它在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了国际主义。

　　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左派幼稚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根源在于认识论的偏差，表现出来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治时代性和流动性的背离。在阶级社会中，现有的民族矛盾一日不解决，民族的议题就会变着花样产生，这是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落在民族问题上的必然过程。在当代，民族问题仍然不能被忽视，它虽然在整体上不是主要矛盾，但是在局部地区，在边陲、在山区、在民族杂居地区这类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我们来说，若不正视民族问题，若将其遮遮掩掩，以一个定义将它封禁，那这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一定会成为瓦解自身的路径依赖。唯有将民族问题作为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的任务去解决，从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有牢靠的基础。

　　历史的进程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任何脱离现实、违背规律的幼稚病行为，都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而只有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把握时代性和流动性的辩证关系，才能在民族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成功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