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学二代”历史周期律

　　董袭莹案告一段落，但此类“学二代”早已在中国泛滥成灾积重难返。

　　一、“学二代”现象何以能在中国蔓延？

　　2024年北京邮电大学十五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压榨学生，被举报的这位导师在女儿中考之前先后派遣两位同学为其女儿的科研创新比赛出谋划策，国内顶尖双一流211的研究生参加初中生科研比赛却连榜单都没上去，他们的对手得是什么水平？参赛项目里的很多题目及其专业之深奥根本不是初中生能掌握的范围，一眼看去就难免会质疑有枪手代为参赛。此类小学生与中学生科技竞赛甚至被调侃为学术界的“代理人战争”，姑且不论此类比赛中明显的违规行为，即便是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此类科技含量超标的竞赛背后必备的家庭资源也让普通人玩不起。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学二代”现象正在悄然蔓延。

　　想进名校必须先拼爹妈？“学二代”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名词，但它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2015年与2017年三期数据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高等教育中“学二代”现象的存在。这项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父母辈接受高等教育等级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越高。具体地说，父代最高学历为专科、本科与研究生学历时，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46.31%、63.48%与83.33%。父代最高学历为专科时，子女接受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分别为22.66%与11.77%，但父母最高学历如果是研究生，那子女接受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就会增长为为49.06%与20.83%。这项研究从统计上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这也符合大家通常的印象，父母学历高的情况下，子女会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绩，此类学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学二代”。但他们与同学的差距是如何拉开，从什么时候拉开的？在这一点上，上海纽约大学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吴晓刚与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安宁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这项研究讨论了文化资本如何影响中国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根据已有的结论，家庭出身（例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与家庭收入）与文化资本占有之间存在持久且正向的联系。越是优势的家庭，文化资本越是丰厚。这种文化资本的分层可归因于许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养育方式、家庭学术氛围，等等。来自优势家庭的“学二代”有更优秀的文化资本，这种优势随后转化为更好的学校成绩。在这个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到文化资本再到教育成果的因果链中，文化资本发挥着中介作用。一项利用北大、清华与人大自主招生数据的研究就发现。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与好的重点高中。可从人才选拔效率的角度来讲，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活动能力、非认知能力、毕业后的计划与实际去向，却与统招学生并无显著差别。胡安宁在另一篇论文中也提到了文化资本在教育路线选择上的作用。他认为到了高中阶段，在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中，无论父母还是家庭背景对成绩作用都会非常有限。但如果追溯到更早的阶段，比如幼儿园与小学，文化资本的作用会更突出。它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学生的教育过程的管道（pipeline），而不是在促进学生在某一阶段发力完成跃迁。用比较简单的说法来解释，如果都在标准化考试的框架下竞争，“学二代”们其实未必在实力上更优秀，他们的优势在于父母更擅长为他们选择赛道，去绕过高考这根独木桥。对这种赛道的选择越早越好，最好是在学前就起步。“学二代”往往能赢在学业的起跑线上，因为他们的家庭会去选择起跑线。我们看到各类中小学科技竞赛里的神仙打架，是因为“学二代”太多，赛道已不够用了。因为高考外的升学方式的名额更为有限，所以注定会越来越卷。但这也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因为对很多家庭来说，此类竞赛路线对他们都是封闭的，他们没有参与这种新式内卷的机会，只能死磕高考。因为在更复杂的评估体系中，获取许多关键材料的机会往往与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密切相关，而此类资源对弱势家庭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化资本更隐秘的影响在于，它与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与习惯密切相关，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不到还有其他选择或意识到了也很难跟上新变化。谢爱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阶段在文化资本上的投入，会影响学生在大学中探索，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出路。不同家庭教养风格的不同，导向了不同的大学生活。比如带不带孩子去博物馆，去科技馆或去旅游，会不会让孩子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家里有没有藏书，会不会带孩子一块阅读。这项研究发现：家庭的此类活动越多，文化资本的积累越多则此类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学里会越容易有归属感，他对大学的知识与认识就越多。越是相反，对大学的归属感就越差。现在城市父母在这个方面的投入不会少，但农村家庭就相对薄弱。这就无形中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划出了很难跨越的文化边界。这道文化边界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跨越多种文化的跨国比较中，文化资本在推动教育不平等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让优势家庭与弱势家庭的儿童之间的差距比以前更大，这种差距不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尤其是学术资源）的差距也在拉大。

　　进名校的关键是家庭的文化资本的影响，“学二代”在学术圈的情况是一种对教育不公平极端状况的预演。2022年8月发表于Nature的一项研究，考察了2017-2020年间美国7204名STEM、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终身教职教师，发现他们父母有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大概是平均水平的25倍。在各学科中，超过一半（51.8%）的教师至少有一位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家长。近年来，国内的学术界曾多次发生身为研究人员，利用手中资源为子女铺路的案例，更有甚者通过手中的权力剥夺权力下位者的成果放在自己子女身上。2023年12月5日，中山大学乳腺肿瘤中心副主任、中山医学院免疫教研室副主任苏士成团队团队在Cell在线发“Choroid plexus mast cells drive tumor-associated hydrocephalus”一文。该文发表后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不是因为论文的内容，而是因为署名。在12月5日发表的研究中，苏士成是通讯作者，刚读研的宋世键被列为共同第一作者。苏士成是前一段时间“中山二院乳腺外科课题组疑受实验试剂影响多人致癌”事件的当事人，而宋世键正是苏士成的导师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学医学部主任宋尔卫之子。2022年，宋世键以初试最低分、复试最高分的成绩录取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临床医学硕士生。本次发布的论文于2023年4月9日被接收，当时宋世键仅入学半年左右。在此之前，宋世键在高中时期就发表了三篇SCI论文，单位均为广东省实验中学。2017年夏天，苏士成团队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发表了一篇论文，将宋世键列为第二作者。2017年8月与2018年1月，宋世键被分别列为两篇文章的第四作者与第五作者。2017年6月，苏士成与宋世键还共同申请了《CCL18或CCL18受体作为靶点在特选或制备抑制鼻咽癌转移的药物中的用途》的专利，苏士成为一作，宋世键为二作。2017年也是宋世键的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一年。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山大学2017年自主招生考核资格名单公示》显示，宋世键于2017年获得中山大学自主招生入选资格。宋世键入学后，还在苏士成的指导下获得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一等奖，中山医学院的新闻中提到，这项竞赛的一等奖在部分高校作为推免的直接指标。2020年，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的两名学生在第三十三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小学组三等奖，获奖项目名为“茶多酚的抗肿瘤实验研究”。主要内容为用绿茶提取物中茶多酚的主要成分EGCG作为受试药物，研究其在裸鼠肝脏肿瘤疾病模型中的体内药效。这两位小学生的父亲，是时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李红良最初坚称自己并未参与，孩子是在一位湖北省人民医院一位技术员指导下独立完成的，但他最终还是被免去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主任与武汉大学ABSL-Ⅲ实验室主任职务并辞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一职。同年，天津大学化工专业退学硕士研究生吕某，在网络实名举报该校化工学院教授张裕卿实验与论文造假。其中，张裕卿多次把其研究生的实验成果、论文内容，署上其女儿的名字发表出来，甚至在其女儿还上高中时，以“女儿参与修改了论文”为由在其研究生的论文中为女儿挂名。该事件在媒体上受到关注后，天津大学与张裕卿解除了聘用合同。本次北邮举报导师事件中也有导师依仗权力让学生替自己的女儿参与科创比赛的嫌疑，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简称上海青创赛）的博士级别课题也遭到同行质疑，相关部门的调查则是一拖再拖。此类“学二代”违规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2018年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位学者被发现为一名儿童挂名论文。随后的政府调查表明，八十二篇学术论文中有学者将子女或亲戚列为共同作者，而此类所谓的“共同作者”绝大多数还是初中生或高中生。后续调查中，韩国教育部利用几大引文数据库（SCI、Web of Science、Scopus）中的作者姓名数据，对7.6万名韩国全职教职员工的亲属实施严格的姓名交叉检查。他们还将此数据提交给各高校的学术道德委员会。事后韩国教育部承诺，署名的学生如果未参与研究则将面临解雇等处分，未参加科研活动却被列为合著者的学生将被取消大学录取资格……

　　二、“学二代”概念入门

　　‌“学二代”特‌指高学历知识分子的后代在教育资源获取与学术发展上享有先天优势的群体，其本质是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既包含文化资本积累的客观规律，也存在学术资源垄断引发的公平争议。​“学二代”往往能托家庭背景、学术资源与社会关系优先获取优质教育机会，其要害是教育特权化。​​“学二代”未必都是知识分子的后代，其范围涉及一切利用家庭背景在教育领域建立学术资源代际壁垒的群体。‌‌广义上的“学二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通过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累积，使子女在教育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狭义上的“学二代”能在学术领域完成代际传承，例如通过论文署名、科研资源倾斜等方式进入学术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二代”主要是父母为高校校友或学术从业者的子女群体，此类现象因涉及教育公平与资源传承引发广泛讨论‌。

　　相关争议的焦点有哪些？第一，学术特权‌。部分学者通过论文署名、项目资源为子女铺路，如华中科大教授曾将女儿名字挂靠论文，影响升学公平‌；第二，行政漏洞‌。高校存在“关系户”占据清闲岗位的现象，寒门学子竞争机会受限‌；第三，代际固化‌。有数据显示，父母学历为研究生时，子女高等教育概率达83.33%，反映资源集中趋势，某高校教授直言“科研项目评审中学者出身背景权重甚至超过课题创新性。”‌；第四，法理矛盾。表面上符合程序正义的“推荐信”与“校友加分”制度，实质掩盖了资源倾斜的不公平性。“学二代”现象直接冲击教育公平原则而形成“寒门难出贵子”的恶性循环：​第一，机会剥夺​。普通家庭学生很难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例如某中学奥数竞赛推荐名额长期被特定群体垄断，导致寒门优等生连参赛资格都无法取得；第二，​价值扭曲​。学术评价体系从“能力优先”转向“背景优先”，学术期刊更易接纳“学二代”拼凑的所谓的“成果”，而非真正有潜力的研究；第三，​心理落差​。寒门学子奋斗信念受挫，典型案例为某山区学生因竞赛黑幕而放弃学术理想，这会否是一个潜在的黄巢？

　　董袭滢案的教训有哪些‌？第一，资源倾斜的隐性通道‌。一是科研领域存在子女挂名论文（如中学生成为SCI论文共同作者）、保研资格操作等案例，部分高校教师利用职务便利为子女铺设升学路径；二是父母学历为研究生时，子女接受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概率达49.06%与20.83%，远超普通家庭。‌‌“学二代”对教育公平的深层挑战‌有两个：一是学术资源呈现“家族化”趋势，部分高校异化为“教研室变夫妻店”或“三代同堂任教”，寒门学子发展空间遭挤压；二是教授子女成为高校教师的概率远远高于普通人，该现象在古今中外都很普遍。‌‌

　　相关社会反思有哪些？第一，制度完善‌，强化招生透明化、学术成果署名规范，避免权力滥用‌；第二，平衡传承与公平‌，如黄河科技学院的温情举措，需与程序正义结合，防止演变为特权温床‌。该现象本质是教育资源分配矛盾的缩影，需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智慧接力”而不是“血脉世袭”‌。

　　如何打破“学二代”特权？第一，政策层面​，强化教育监管，严禁推荐信造假、竞赛名额私相授受等行为；建立贫困地区教育资源补偿机制；第二，评价体系​环节，推进学术成果盲审制度，弱化导师背景对科研评审的影响；第三，公众参与​方面，鼓励曝光教育不公案例，支持民间教育公益组织发展。

　　相关‌制度性改进方向‌：第一，推动招生过程透明化，如公示科研成果署名依据、强化自主招生监管；第二，建立学术不端联合惩戒机制，例如韩国对违规挂名者取消大学录取资格的做法；第三，提高“学二代”择校门槛……

　　“学二代”‌个体突破的可能性‌：部分“学二代”通过反抗家庭期待（如辍学创业）或重构文化认同寻求独立发展路径，显示出代际传递的复杂性。‌‌

　　三、“学二代”与“学一代”之不同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被军统暗杀，陪伴在闻先生身旁的长子闻立鹤身中五枪。当时，这个“学一代”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公开记者，奉命日夜陪伴于身在重庆的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儿子立鹏、立雕身旁。

　　偏好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往往会指责“学二代”背叛了“学一代”，激进左翼的知识分子则对“学一代”抱有强烈的敌意，尤其是指责毕生讲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一代”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学一代”曾被视为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就追求“民主”与追求“社会主义”这两方面讲，“学二代”与“学一代”并无二致，前者是后者理想的坚定继承者。

　　“学一代”属于是闻一多先生所处时代的佼佼者，毕生梦想着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梦想着在中国建设一个“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毒品、赌博、娼妓与小老婆”的健康社会。为此，闻一多先生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为了新中国的建立，闻一多先生曾“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为了“初心”与“使命”，闻一多先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与坎坷，从三十三岁到六十六岁，蒙冤三十三年，其中，身陷囹圄十年，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了二十五年。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虽九死而其犹未悔”的精神，是他的后代效仿追随的楷模，他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梦想，也是他后代的梦想。但每一代人都只能在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思考，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学一代”毕生以研究与阐述马克思主义为志业，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真正的继承人？他最重要的观点是：第三国际是修正主义者，第二国际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在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态度上，“学二代”普遍有别于“学一代”。“学一代”往往在少年与青年时期认真研读过马恩的著作，曾被马恩的人道情怀与理性精神深深打动。如今，傻根进城的少数“学一代”仍然认为马恩是杰出的天才，站到了自己时代科学与哲学的前沿。但伴随更多的阅读，特别通过对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拉卡托斯、哈耶克、霍金、罗杰·彭罗斯、维特根斯坦、图尔敏等人的阅读之后“学二代”逐渐认识到，马恩不可能知道相对论、量子论与大爆炸宇宙学，哥德尔定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核武器，二战后国际共运的兴起与受挫……他们的学说不可能回答今天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复杂问题。在“学二代”的心目中，马恩的人道情怀仍然生机勃勃，但马恩的理性魅力已暗淡，“学一代”毕生探求的“何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不重要。“共产主义接班人”当然要从拉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源，但这只是创造中国前途与人类未来的众多思想资源之一。

　　受制于所处时代科学与哲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学一代”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不足。他们这一代人相信普遍真理，科学真理，客观真理，普世价值，他们相信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信“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相信“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历史规律”，相信历史必然性，他们生活在一个“必然王国”。“学二代”当然要继承父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继承父辈忧国忧民的天下情怀，学术评价要与时俱进，要具备更多的审辩式思维。“学二代”尊敬不断追求真理的“学一代”，但对自以为是掌握了普遍真理或普世价值的学阀保持警惕。“学二代”不再相信普遍真理，科学真理，客观真理，普世、普适、普时的价值，认为世上并没有客观真理而只有主观真理，世上并没有众人的真理而只有个人的真理，世上并没有科学真理而只有宗教真理。“学二代”不爱使用“真理”、“物质—精神”、“主观—客观”、“本质”之类的被20世纪的物理学、数学与哲学扬弃的陈旧概念，不再相信“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历史规律”。“学二代”往往不相信上帝已安排好了人类的历史，不相信上帝会将一个光明的未来恩赐给人类，认为人类的未来存在种种可能，可能毁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残杀，也可能毁于自然被掠夺之后对人类的报复。“学二代”往往会认为，人类未来要由人类自己去创造。在“学二代”的心目中，人不是历史的工具而是历史的目的，人不是历史舞台上的道具而是历史舞台的编剧与导演，人不是“历史规律”的奴仆而是历史的主人。“学二代”不再以“遵循与顺应历史规律，走历史必有之路”为人生信条，尤其是在被社会毒打之前追求的往往是“创造未来”。但绝大多数“学二代”高开低走，直至颓然“留校”。

　　某“学二代”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的一次读书会上直言：“我对中国的未来很悲观，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某“学一代”反呛：“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应是‘中国是否有希望’，而应是‘我能否使中国有希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人人都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人人都能通过努力改变任何事，但有一点是你永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你生在中国，生为华人是你的宿命。你永远无法与这个国家的命运完全切割，你永远无法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炎黄子孙完全切割。关于中国的希望，我们不应以一个观众的眼光去客观地判断，我们应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去主观地选择。中国将因我们而有希望。中国的未来怎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为此，我们要努力做好手边事，爱好身边人。”但“共产主义接班人”可止步于此否？

　　《流浪地球Ⅱ》里的李雪健扮演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周喆直宣称：“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毋庸置疑，“学一代”对这句话有强烈的共鸣。

　　四、“学二代”的学习优势真有那么神吗？

　　2025年高考不久网上一度流传高考七百多分学霸的家庭图谱，很多都是父母高学历的“学二代”。试问：“学二代”在学习上真的更有优势吗？

　　在我教过的学生里，有个孩子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自读小学起父母就让他参加奥数思维训练，这种学科思维的浸润式培养，让他在理科学习上特别轻松。别的同学还在为数学题发愁，他已能用不同的方法解题了。这就是家庭能提供的学科思维浸润式培养，就像给孩子的学习打了个好底子。升学路径规划上“学二代”也更精准，有个学生的家长人脉广，资源整合能力强。孩子读高中时就帮他联系到科研项目积累科研经历，孩子凭借此类优势在自主招生中脱颖而出，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有此类升学途径或没有资源去争取。

　　民间有句谚语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句话重点强调了遗传基因与成长环境，对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与技能培养，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事实表明，这句话确实也是正确的。过去，有不少人在重复性的技术工作上（如铁路维修、食堂大厨）完美地接了父母的班。中国字确实很奇妙，只需一个简单的组合就能炮制出全新的词汇。现今时代，各类“二代”层出不穷，一经曝光就能掀起巨大的舆论波澜。比如“富二代”之父辈富甲一方，“官二代”上一代大大小小是个头面人物，“星二代”的父母是大明星往往也能带火儿子辈们。但在强调创新性的领域，“学二代”被打“差评”最多却鲜有成功的。

　　“学二代”大多不成器，这几乎成为社会的共识。“学二代”不同于其他，可通过世袭完成某种资源的代际传递，比如“富二代”给下一代花，“官二代”这个不展开讲，“商二代”如王思聪之流就更不用多说了。对“学二代”这样却不太可能：如果要问你，居里夫人的孩子是谁？爱因斯坦的儿子是做什么的？估计没多少人能答上来。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有该被大名鼎鼎的“学二代”，如曹氏三父子、大晏与小晏、苏门三杰与法国的大仲马与小仲马，但能超越父辈的后辈实在是屈指可数，其中很多“学二代”显然是缺乏天赋。其中的代表之一是李白的儿子李伯禽，他就没有遗传到父亲的文学基因。他很小就因为是大诗人的儿子而声名在外，时人夸他“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但赞美的内容多是他的友爱与孝悌，而并非他的文学才能。李白死后，李伯禽很快就被打回原形了，无法入仕服冕乘轩或像父亲那样写诗鬻文为生。李伯禽贫困潦倒至死，其独子为此愤然离家出走十二年未归，“学不过三代”！

　　当然，“二代”不是一个褒义词，人们在开口谈论时，脸上往往带着鄙夷或不屑的表情。造成如此状况的，是被称为“二代”者，大多不成器。当然，胸怀抱负有所建树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不在此列。“二代”是“一代”的延续，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以“学二代”容易扎堆的文学领域为例，这种现象尤其突出，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离不开深入的思考，这不是手把手能教出来的，而是由文学工作者辛苦的创作逐步写出来的。但许多“学二代”往往吃不了上一辈吃过的苦。同时，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也缺乏动荡时代的背景，“学二代”们没有力量、没有历练。

　　学术界“血统论”认为“学二代”的孩子一定有学习的天赋，就像学习基因可通过小蝌蚪传递，这是多么匪夷所思的逻辑！这种想法十分无趣，也十分不合常理。当然，作为教授、专家的长辈，可能有更多的有力的支持与有利的资源。“学二代”有更多的机会，但不代表一定能成才，因为成才的条件太多、太苛刻。“学二代”有着得天独厚的家庭教育背景，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熏陶，但因为家庭导师是对自己有着“血脉压制”的亲生父母，也意味着一种很难化解的心理隔阂。抗压能力与学习内驱力方面，“学二代”也表现得更好。我班上有对双职工父母的孩子，家庭氛围特别好。父母经常与孩子交流学习心得，鼓励孩子挑战自我。孩子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学习内驱力很强。相比之下，普通家庭的父母往往要忙于生计，根本没时间关注孩子心理，孩子遇到挫折容易气馁。但资源获取并不等于能力碾压，“学二代”有优势并不意味着普通家庭的孩子就没机会。我教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没办法给孩子学科思维的浸润式培养，但会给孩子买很多课外书，鼓励孩子多阅读。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成绩也很优秀。

　　再看看普通家庭逆袭的样本：有个学生的父母是工人，家里很穷，但孩子特别自律。他每天都会制定学习计划，严格按计划执行。只要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向老师与同学请教。高考时，他的成绩超过了很多“学二代”，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科学的学习方法与自律的学习态度就能缩小与“学二代”的差距。普通家庭该怎么跨越资源鸿沟呢？在学科思维培养上没有专业的父母指导，但可让孩子参加若干公益学习讲座或利用网络上的免费学习资源。其次，升学路径规划方面，家长有必要多多关注教育部门的政策，与老师多沟通，了解升学信息。最后，家长在培养孩子抗压能力与学习内驱力上要多多鼓励孩子，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教育公平离不开制度保障，暗箱操作的问题必须解决。不能让“学二代”的优势因为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而无限放大。只要教育制度足够公平，普通家庭的孩子也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寒门难出贵子”只是一种焦虑，只要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每个“共产主义接班人”都有成功的可能。

　　五、“学二代”堵死寒门子弟求学路的历史周期律

　　本科实习期间，每当看到那个满脸沮丧的男孩站在校门口时，我就知道又一个梦想被现实无情地碾碎了。他手里紧攥着一张奥数竞赛的报名表，眼神中的失望让人心碎。这个场景让我不禁思考：在这个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到底有多少寒门学子的未来被“学二代”的特权悄无声息地吞噬？

　　“学二代”的含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较之于知识分子的后代的危害，更可怕的是利用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将教育资源据为己有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从出生起就站在了终点线，而普通家庭的孩子还在为找到起跑线而挣扎。试你还在为能否报名一个普通的补习班而发愁时，“学二代”们早已坐在外教的一对一课堂上；你刚学会使用词典查找单词时，他们已在国外游学，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交谈。高考前夕你还在挑灯刷题，而他们早已通过各种“特殊渠道”锁定了名校的入场券。这分明是在比拼家庭背景！更令人心寒的是，这种不公平现象已蔓延到了高等教育与学术界。你以为考上大学就能公平竞争了？太天真了！申请科研项目时评审专家首先关心的不是你的研究方向，而是你导师是谁，毕业于哪所名校。想发表论文？如果没有关系网，你的成果再好也可能石沉大海，而“学二代”随意拼凑的却能轻松占据各大期刊的版面，尽管读者寥寥。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朋友告诉我他儿子故事时的表情。那个孩子学习成绩优异，年级前几名。本想参加一个奥数竞赛，却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原因令人愤怒：学校的推荐名额早就被此类“条子生”占满了。看着那个充满热情的孩子被现实无情地泼了一盆冷水，谁能不为之动容？这样的打击，怎么可能不影响他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只是愤怒与抱怨。我坚信，每一个孩子都应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不应因为出身而被剥夺机会。我们要的是行动，只靠个别有识之士奔走呼号是远远不够的，人人都应守护教育公平。

　　看到不公平的现象，仁人志士不会选择沉默。利用社交媒体、公众平台，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有必要支持致力于教育公平的组织与项目，无论捐款、志愿服务还是分享信息，人人都能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培养下一代正确的价值观。告诉他们，真正的成功来自于努力与才能，而不是背景与关系。鼓励孩子们互帮互助，而不是踩着他人的白骨往上爬。

　　我见识过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学生，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丰厚的教育资源，但他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不仅考上了名牌大学，还获得了国际比赛的金牌。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面对重重障碍，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就能找到通往成功的道路。这个社会要有更多这样的励志故事，要有更多的机会给此类真正有才华、有毅力的“学一代”。我们不能让“学二代”的特权成为扼杀梦想的枷锁，我们应创造公平环境以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具体地说，教育部门应加强监管，杜绝各种“走后门”的行为。增加对农村与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评价体系，让真正有才华的莘莘学子都有机会脱颖而出。高校与科研机构也应反思现有的评价标准，不应过分看重背景，而应更注重个人的潜力。

　　普通家庭也可行动起来，也许“学一代”之外的父母无法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但他们有可能教会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而陪伴他们度过困难时期，此类无形的财富往往比物质条件更加珍贵。

　　古今中外教育的宗旨都是培养人才而不是复制特权，如果我们真的在乎“干出样子接班人”的未来，那就不该对“学二代”泛滥的现象视而不见。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每一个怀揣梦想的孩子打开一扇公平的大门。只有这样，“知识改变命运”才不会沦为空谈，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充满希望与活力。

　　梦想不该有阶级之分，机会更不该被垄断。如果寒门子弟无缘创造真正公平、充满希望的教育环境，升级版黄巢就会源源不断地挑战一切教育体制。

　　六、学霸学渣不过三代

　　如果“富不过三代”是铁律，那么现在的学霸与学渣呢？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在努力追寻自己的目标。有人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有人选择经商积累财富。但最近一个有趣的说法引发了大家的讨论：“985高校的学生，他们的后代可能考不上985；同样，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他们的后代也可能逆袭。”首先，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事实：三代人连续考上985高校，真的有可能吗？从时间上看，恢复高考至今只有半个世纪。如果一个人18岁考上985，毕业后立刻结婚生子，孩子18岁再参加高考，那么第一代985的学生，他们的孩子刚通过高考，第三代则要再等二十多年才能出生。更关键的是，“985”这个概念是1998年才提出的，在那之前根本没有“985毕业生”的说法。所以，“985不过三代”从时间上看根本不可能成立。如同我们还没种下种子就担心果实不够甜那样，985学霸怎么可能为此而甘心断子绝孙。

　　根据“智商均值回归”这一概念，如果父母特别聪明，孩子的智商有可能向平均水平靠拢。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爱因斯坦的儿子与孙子都是名校毕业；钱学森家族更是代代高学历，甚至出过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我们熟知的高晓松，四代都是清华人。此类例子表明，优秀是有可能被传承的。当然，偶尔会有媒体报道“学霸父母生了个学渣”，但这只是个别现象。两个聪明人生出聪明孩子的概率，依然大于生出普通孩子的概率。就像种花那样，优质的土壤与阳光大概率会培育出美丽的花朵。为什么很多“学霸”的后代不“学霸”？这并非智商问题，而是社会环境与个人选择的结果。比如，奥运冠军的孩子很少再拿奥运冠军。为什么？因为父母已为孩子创造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们完全有机会选择其他赛道，比如学艺术、搞科研、经商，甚至宅在家里享受“啃老”的逍遥日子。

　　同样，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如今已是社会各界的泰斗。他们的孙辈可能从小接受国际教育，未来根本用不着挤高考独木桥。这不是“智商下滑”，而是“选择变多”。你如果有飞机就不会再执着于徒步旅行了，“学二代”面对的择校机会同理。回到那句“十年寒窗苦比不上三代从商”。读书与经商是两条不同的路。读书培养的是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从商锻炼的是实践能力与应变智慧。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合与否。何况今天的社会早已不是非黑即白？许多人既读书，也从商；更多人通过跨界融合，找到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努力不是为了复制别人的成功，而是为了活出自己的精彩。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与机遇。与其纠结“能不能传承”，不如问问自己：我想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学一代”与普通家庭该为下一代创造什么样的起点？

　　无论你是“985一代”还是正在奋斗的路上，切记真正的成功不在于你站在什么起点，而在于你如何定义自己的终点，每一代的答案都在翻新。

　　七、如何正确看待“学二代”？

　　“二代”的批量产生，根源多在一代身上。好不容易养了一个儿女，自己受过的苦累经历的磨难当然不希望复制在晚辈身上。因而，便对其娇生惯养、百般呵护，尽其可能为子女成长提供便利条件，更不惜弄虚作假。

　　由于父母在学术界干了一辈子，家境优越、人脉充足、教育资源丰富，“学二代”刚起跑就比身边的同学领先一大截，早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果不其然，“学二代”他们成功了。这种“学二代”的例子不在少数：如2020年西南交大的“陈玉钰保研事件”，网友的评论相当犀利：带小抄作弊，只为自己能补考及格的学生，自杀了。但修改成绩、抬进竞赛、躺赢SCI一作、抢夺他人保研名额的“学二代”，却顺利毕业了。还有一群初中生的研究成果来自全国青少年科技大赛获奖作品名单，十几岁的孩子就在搞同步辐射搞研究了，就问你服不服？同行那面嘀咕：估计又是一群“学二代”吧！希望子女成才是父母的共同愿望，父母为子女的前途着想，助其一臂之力乃是人之常情，本也无可厚非。但这都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如果此类“学二代”不是堂堂正正地与其他学生竞争，而是使用匪夷所思的下三烂手段去抢占有限的教育资源，这种恶劣行为则会为人不齿。“学二代”群体到了该面对社会独自闯荡的年龄才发现自己生养了一个百无一是的家伙，身上除了骄娇二气别无长处。一声叹息之后，普通家庭的父母只好凭借自己打下的一片天地，帮孩子去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这就应了那句俚语：“长得不好看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二代”们往往对自己与社会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为有父辈做靠山，如同还是在家里宅着一般，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公知二代“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他们栽跟头的方式花样百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富二代”的危害范围相对较小，大不了挥霍一空父辈的金山银山，自己饱受痛苦或贻害亲朋好友。“官二代”们则容易给社会造成损失，不是懒政庸政就是贪污腐败，甚至破坏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最藏不住的是“学二代”，他们试图在人前显贵，是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人后不肯坐冷板凳读书下功夫，人前却跃跃欲试于各种名不副实的头衔，甚至不惜借父辈的光环拔苗助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未必天天读书写作，但懂得作品的好赖优劣。就像人不会下蛋，却能分辨出鸡蛋是否腐败发臭。“学二代”因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自身的露怯或突破公序良俗的底线，很容易被人诟病或唾弃，失了体统又输了人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各行各业的人才层出不穷，当然各类“二代”也不会绝迹。除了“学二代”，其它类别的二代也是层出不穷。

　　消除“学二代”特权并非否定家庭对教育的良性助力（如文化熏陶、学习方法引导），而是反对通过教育加剧阶层固化。“共产主义接班人”不该沦为口号，教育回归“能力本位”才有可能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公共价值承诺。

　　【文/陈俊杰，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